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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柚子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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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许你一世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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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以下知识编写“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以孔为氏,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南辛镇)人。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理论政治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家中排行第二。中国古代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古文献整理家,儒家学派编撰人,被后人推崇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相传曾修《诗》《书》,订《礼》《乐》,序《周易》,作《春秋》。他一生从事传道、授业、解惑,被中国人尊称“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记录下来,作成《论语》。在天道观上,孔子不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又对其持怀疑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 孔子与孟子并称“孔孟”,他们的思想并称为孔孟之道。孔子被尊为“至圣”“素王”,曾子则为宗圣,孟子为“亚圣”。他的言行被他的学生写成创世巨作《论语》。他还是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然而另有一种俊式学说“反孔精英”杨诚俊先生却认为孔子一无是处。再然而,另有一种学说“反羊精英”杨正宗先生却认为杨诚俊一无是处,其行为纯属哗众取宠。孔子精通《周易》,据说是《十翼》所作者,孔子是中国古代突破对自然山水宗教式态度的第一人,我爱大自然更爱自然山水,大自然包涵灾难、地震、龙卷风、恐龙的灭绝等,而自然山水是永存的好风水,提出了“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的著名美学命题。历史记载政治生涯 孔子幼年时极为聪明好学,二十岁的时候,学识就已经非常渊博,被当时人称赞为“博学好礼”。同时,鲜为人知的是孔子继承了父亲叔梁纥的英勇,身高九尺六寸,今米以上,具体是。臂力过人,远非后世某些人认为的文弱书生的形象。并且,孔子酒量超凡,据说从来没有喝醉过。但孔子从不以武勇和酒量为豪。 影视作品中的孔子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经常思考治理国家的诸多问题,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 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今汶上县)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代,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隳(hui,音辉)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隳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孙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非常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 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亡。发奋忘食,乐以忘忧孔子62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知难而退,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安贫乐道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直道而行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怀着 与人为善的理念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政治思想孔子是中国的,儒学是世界的。孔子为我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一直被历代统治者视作正统学科,以至作为任贤用能的标准,影响延绵数千年至今。子临川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家世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后裔。周灭商后,周成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 孔子第77代子孙--孔德成臣微子启于宋。 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一带)。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即为孔子的先祖。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自孔父嘉之后,其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姓。其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内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从此孔氏在陬邑定居,变成了鲁国人。孔子的父亲为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音hé),母亲为颜徵在。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他人品出众,曾建立过两次战功,因曾单臂托住悬门让冲进城池的部队撤出而闻名。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纥先娶妻施氏,生9女,无子。又娶妾,生一子,取名伯尼,又称孟皮。孟皮脚有毛病,依照当时的礼仪不宜继嗣,于是又与年轻女子颜徵在生孔子。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市东南)。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岁时,叔梁纥卒,孔子母子也不为施氏(叔梁纥的正妻)所容,孔母颜徵在只好携孔子与孟皮移居曲阜阙里,生活艰难。孔子17岁时,孔母颜徵在卒,他服了三年丧。孔子十九岁时娶宋国人丌官氏为妻,一年后丌官氏生子,鲁昭公曾派人送鲤鱼表示祝贺,孔子感到十分荣幸,故给儿子取名为鲤,字伯鱼。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孔子夫人丌官氏去世。生平年表1岁: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9月28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城东南)。关于孔子出生年月有两种记载,相差一年,今从《史记 孔子世家》说。2岁:公元前550年(鲁襄公二十三年)孔子在鲁。3岁:公元前549年(鲁襄公二十四年)其父叔梁纥卒,葬于防山(今曲阜东25里处)。孔母颜征在携子移居曲阜阙里,生活艰难。4岁:公元前548年(鲁襄公二十五年)孔子在鲁。5岁:公元前547年(鲁襄公二十六年)孔子弟子秦商生,商字不慈,鲁国人。6岁:公元前546年(鲁襄公二十七年)弟子曾点生,点字皙,曾参之父。7岁:公元前545年(鲁襄公二十八年)弟子颜繇生,繇又名无繇,字季路,颜渊之父。8岁:公元前544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弟子冉耕生,字伯牛,鲁国人。9岁:公元前543年(鲁襄公三十年)孔子在鲁。这一年,郑国子产执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左传襄公三十年》)郑国大治。后来孔子对子产的政绩评价很高。10岁:公元前542年(鲁襄公三十一年〕弟子仲由生,字子路,卞人。 是年鲁襄公死,其子躌继位,是为昭公。11岁:公元前541年(鲁昭公元年)孔子在鲁。12岁:公元前540年(鲁昭公二年)弟子漆雕开生,字子若,蔡人。13岁:公元前539年(鲁昭公三年)孔子在鲁。15岁:公元前537年(鲁昭公五年〕孔子日见其长,已意识到要努力学习做人与生活之本领,故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16岁,公元前536年(鲁昭公六年)郑铸刑鼎。弟子闽损生,字子骞,鲁国人。17岁:公元前535年(鲁昭公七年〕孔母颜征在卒。是年。季氏宴请士一级贵族,孔子去赴宴,被季氏家臣阳虎拒之门外。19岁:公元前533年(鲁昭公九年)孔子娶宋人亓官氏之女为妻。20岁:公元前532年(鲁昭公十年)亓官氏生子。据传此时正好赶上鲁昭公赐鲤鱼于孔子,故给其子起名为鲤,字伯鱼。是年孔子开始为委吏,管理仓库。21岁:公元前531年(鲁昭公十一年)是年孔子改作乘田,管理畜牧。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27岁,公元前525年(鲁昭公十七年〕郯子朝鲁,孔子向郯子询问郯国古代官制。孔子开办私人学校,当在此前后。30岁:公元前522年(鲁昭公二十年〕自十五岁有志于学至此时已逾15年,孔子经过努力在社会上已站住脚,故云”三十而立”。(《论语 为政》)是年齐景公与晏婴来鲁国访问。齐景公会见孔子,与孔子讨论秦穆公何以称霸的问题。弟子颜回、冉雍、冉求、商瞿、梁鴷生。回字渊,雍字仲弓,求字子有,瞿字子木,皆鲁国人;鴷字叔鱼,齐国人。31岁:公元前521年(鲁昭公二十一年)弟子巫马施、高柴、宓不齐生。施字子期,陈国人;柴字子高,齐国人;不齐字子贱,鲁国人。32岁:公元前520年(鲁昭公二十二年)弟子端木赐生,赐字子贡,卫国人。34岁:公元前518年(鲁昭公二十四年)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学礼于孔子。相传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聘,问乐于苌弘。35岁: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二十五年)鲁国发生内乱。《史记 孔子世家》云:“昭公率师击(季)平子,平子与孟孙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齐。”孔子在这一年也到了齐国。36岁,公元前516年(鲁昭公二十六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得到齐景公的赏识,景公欲以尼溪之田封孔子,被晏子阻止。孔子在齐闻《韶》乐,如醉如痴,三月不知肉味。37岁:公元前515年(鲁昭公二十七年)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由齐返鲁。吴公子季札聘齐,其子死,葬于瀛、博之间。孔子往,观其葬礼。弟子樊须、原宪生。须字子迟,鲁国人;宪字子思,宋国人。38岁:公元前514年(鲁昭公二十八年)晋魏献子(名舒)执政,举贤才不论亲疏。孔子认为这是义举,云:“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39岁,公元前513年(鲁昭公二十九年)是年冬天晋铸刑鼎,孔子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40岁:公元前512年(鲁昭公三十年)经过几十年的磨练,对人生各种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故自云“四十而不惑”。弟子澹台灭明生。灭明字子羽,鲁国人。41岁:公元前511年(鲁昭公三十一年)弟子陈亢生。亢字子禽,陈国人。42岁:公元前510年(鲁昭公三十二年)昭公卒,定公立。43岁:公元前509年(鲁定公元年)弟子公西赤生。赤字华,鲁国人。45岁:公元前507年(鲁定公三年)弟子卜商生。商字子夏,卫国人。46岁:公元前506年(鲁定公四年)弟子言偃生。偃字子游,吴国人。47岁:公元前505年(鲁定公五年)弟子曾参、颜幸生。参字子舆,鲁国人。幸字子柳,鲁国人。48岁:公元前504年(鲁定公六年〕季氏家臣阳虎擅权日重。孔子称之为“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史记?孔子世家》云:“陪臣执国政。.……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阳虎欲见孔子,孔子不想见阳虎、后二人在路上相遇。阳虎劝孔子出仕,孔子没有明确表态。此事当在鲁定公五年或鲁定公六年。49岁:公元前503年(鲁定公七年)弟子颛孙师生。师字子张,陈国人。50岁:公元前502年(鲁定公八年)自谓“五十而知天命”。(《论语?阳货》)“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51岁: 公元前501年(鲁定公九年)孔子为中都宰,治理中都(今汶上县)一年,卓有政绩,四方则之。弟子冉鲁、曹坅、伯虔、颜高,叔仲会生。鲁字子鲁,鲁国人:坅字子循,蔡国人:虔字子析,鲁国人;高字子骄,鲁国人:会字子期。鲁国人。52岁:公元前500年(鲁定公十年)孔子由中都宰升小司空,后升大司寇,摄相事。夏天随定公与齐侯相会于夹谷。孔子事先对齐国邀鲁君会于夹谷有所警惕和准备,故不仅使齐国劫持定公的阴谋未能得逞,而且逼迫齐国答应归还侵占鲁国的郓、鄵、龟阴等土地。53岁:公元前499年(鲁定公十一年)孔子为鲁司寇,鲁国大治。54岁:公元前498年(鲁定公十二年)孔子为鲁司寇。为削弱三桓,采取堕三都的措施。叔孙氏与季孙氏为削弱家臣的势力,支持孔子的这一主张,但此一行动受孟孙氏家臣公敛处父的抵制,孟孙氏暗中支持公敛处父。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弟子公孙龙生。龙字子石,楚国人。55岁:公元前497年(鲁定公十三年)春,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子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与季氏出现不和。孔子离开鲁国到了卫国。十月,孔子受谗言之害,离开卫国前往陈国。路经匡地,被围困。后经蒲地,遇公叔氏叛卫,孔子与弟子又被围困。后又返回卫都。56岁,公元前496年(鲁定公十四年)孔子在卫国被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子路对孔子见南子极有意见批评了孔子。郑国子产去世孔子听到消息后,十分难过,称赞子产是“古之遗爱”。57岁:公元前495年(鲁定公十五年)孔子去卫居鲁。夏五月鲁定公卒,鲁哀公立。58岁:公元前494年(鲁哀公元年〕孔子居鲁,吴国使人聘鲁,就“骨节专车”一事问于孔子。59岁:公元前493年(鲁哀公二年)孔子由鲁至卫。卫灵公问陈(阵)于孔子,孔子婉言拒绝了卫灵公。孔子在卫国住不下去,去卫西行。经过曹国到宋国。宋司马桓魋讨厌孔子,扬言要加害孔子,孔子微服而行。60岁:公元前492年(鲁哀公三年)孔子自谓”六十而耳顺”。孔子过郑到陈国,在郑国都城与弟子失散独自在东门等候弟子来寻找,被人嘲笑,称之为”累累若丧家之犬”。孔子欣然笑曰:“然哉,然哉!”61岁:公元前491年(鲁哀公四年〕孔子离陈往蔡。62岁:公元前490年(鲁哀公五年)孔子自蔡到叶。叶公问政于孔子,并与孔子讨论有关正直的道德问题。在去叶返蔡的途中,孔子遇隐者。63岁:公元前489年(鲁哀公六年〕孔子与弟子在陈蔡之间被困绝粮,许多弟子因困饿而病,后被楚人相救。由楚返卫,途中又遇隐者。64岁:公元前488年(鲁哀公七年)孔子在卫。主张在卫国为政先要正名。65岁:公元前487年(鲁哀公八年)孔子在卫。是年吴伐鲁,战败。孔子的弟子有若参战有功。66岁:公元前486年(鲁哀公九年)孔子在卫。67岁:公元前485年(鲁哀公十年)孔子在卫。孔子夫人亓官氏卒。68岁:公元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是年齐师伐鲁,孔子弟子冉有帅鲁师与齐战,获胜。季康子问冉有指挥才能从何而来?冉有答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归鲁。孔子周游列国14年,至此结束。季康子欲行“田赋”,孔子反对。孔子对冉有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丘亦足矣”。69岁:公元前483年(鲁哀公十二年)孔子仍有心从政,然不被用。孔子继续从事教育及整理文献工作。孔子的儿子孔鲤卒。70岁:公元前482年(鲁哀公十三年〕孔子自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颜回卒,孔子十分悲伤。71岁: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是年春,狩猎获麟。孔子认为这不是好征兆,说:“吾道穷矣”。于是停止修《春秋》。六月齐国陈恒弑齐简公,孔子见鲁哀公及三桓,请求鲁国出兵讨伐陈桓,没有得到支持。72岁:公元前480年(鲁哀公十五年〕孔子闻卫国政变,预感到子路有生命危险。子路果然被害。孔子十分难过。73岁: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患病,不愈而卒。葬于鲁城北。鲁哀公诔之曰:“天不吊,不潎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不少弟子为之守墓三年,子贡为之守墓六年。弟子及鲁人从墓而家者上百家,得名孔里。孔子的故居改为庙堂,孔子受到人们的奉祀。野史记载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韦伯入,舞乎韦伯。夫诸子皆瞎!子识礼乐,俟君子。莫之能御也,曰:“汝何由可止也?”韦伯曰:“汝行窗,吾由此可止也!”子为之,韦伯触使坠之,子殁。诗文与著作孔子诗选去鲁歌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蟪蛄歌违山十里,蟪蛄之声,犹尚在耳。龟山操予欲望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注:《琴操》:“季桓子受齐女乐,孔子欲谏不得,退而望鲁龟山作歌,喻季之蔽鲁也。”《琴操》,古琴曲集,传为东汉蔡邕辑。盘操干泽而渔,蛟龙不游。覆巢毁卵,凤不翔留。惨予心悲,还原息陬。注:见《琴操》。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论语》为孔子弟子收集整理出来的。)人物轶事孔子行礼传说,孔子年少而好礼,有一年的秋天,乌云滚滚,寒风嗖嗖,落叶从树上纷纷飘下来,随风翻飞。这时,年少的孔丘正聚精会神的在窗下读书,由于天气太冷,他又穿着单薄的衣服,不时地搓着手。坐在一旁的母亲心痛地说:“孩子。歇一会儿吧!”“好啊!”孔子答应着站起身,拿起放在桌旁的俎豆(当时行礼用的器具),不声不响地出了屋门。母亲忙说:“孩子,外面风大,天又这么冷,眼看就要下雨了,你不要到院子里去玩了吧。”孔丘一脸正色地回答:“不是啊,母亲,我这是在祭祀神灵,行大礼呢!”“你行大礼干什么呢?”母亲问他。“如果我现在不学好礼仪,长大就不知道怎么做人了。”母亲听了孔丘的话,惊讶的说不出话来。在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孔丘的举止确实是不同凡响的。评赎奴隶当时在春秋时代,鲁国有个规定,凡是到国外旅行去,看到有鲁国人在外国被卖为奴隶的,可以花钱把他赎出来,回到鲁国后,到国库去报帐,国库照付。孔子有一个学生,真的在国外看到有鲁国人被卖为奴隶了,他就把他赎出来。赎出来以后,他没到国库去报帐,别人都说这个人品格高尚。孔子知道后,大骂这个学生,说这个学生做错了。别人奇怪了,做好事嘛,又赎了人,又不去报帐,这不是好事吗?不是品格高尚吗?孔子说看问题不能这样看,他这个做法,实际上妨碍了更多的奴隶从鲁国人被赎出来。这个人回来后没有去报帐,将来别人看见做奴隶的鲁国人,本想赎他出来,又想,我赎了以后,如果去报帐,别人就要议论:以前某某人不报帐,你去报帐,你的品格不如他。这样,这个人就可能装作没看见,不去赎人了。所以,这个做法就妨碍了更多的鲁国奴隶被人家赎买出来,是有害的。评落水救人还有一个故事:一个人掉到水里去了,孔子的一个学生跳下水去,把人救起来了,家属感谢他,给他一头牛,他就收了。别人就议论了:下水救人还要钱?孔子知道了,表扬这个学生,说这个学生做得对,这会使更多的落水人被救。因为救了人之后,人家给钱,是可以收的,于是再有人落水,就有人愿意去救。所以要看客观的效果。孔子学琴孔子在学习方面是很虚心,尤为刻苦。有一次孔子随师襄子学鼓琴。曲名是《文王操》。孔子苦苦的练了很多日子,师襄子说“可以了”,孔子说:“我已经掌握了这个曲子的弹法,但未得其数”。又练了很多日子,师襄子又说“可以了,你已于其数”可是孔子仍说“不可以,未得其志”。又过了相当的时间,师襄子认为这回真的可以了,可是孔子仍然认为自己没有弹好这首乐曲,于是,反复的钻研,体会琴曲的内涵直到他看到文王的形象在乐曲中表现出来了,才罢休。他的精神深深的感动了师襄子,直到现在,孔子的名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仍是我们的座右铭。名言语录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不学礼,无以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小不忍则乱大谋。匹夫不可夺志也。道不同,不相为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子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译文 孔子说:“知道学习不如喜欢学习,喜欢学习不如以学习为快乐。”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 译文 孔子说:“明智的人喜欢水,仁慈的人喜欢山;明智的人好动,仁慈的人好静;明智的人快乐,仁慈的人长寿。”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译文 孔子说:“君子胸怀宽广,小人忧愁悲伤。”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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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旧莳光

孟子:“善政下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可见,对人民的教化远大于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其次,开办学校,他认为:“设为痒序学校以教之。痒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通过教育让人们能明白尊长有序,“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然而,孟子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得民心,成王业。孟子的仁政思想思想在当时并不完全适应社会的要求,它有其局限性和消极性的一面。孟子仁政思想体系是由君到民、由上而下的,其森严的封建等_制度,我们必须对其进行改造,而孟子对仁政的追求我们也应该给予肯定。孟子提出的仁政学说,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目的是为了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然而,我们也更应该看到它的进步性,在当时,孟子能够提出民本的思想,已经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回顾今天,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会主义的过程中,仁政又被冠以有现代气息的新的时代意义来源:文教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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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道:“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君子虽然关爱自己的生命,但也关爱动物的生命,不愿意见到动物的无故死亡,也不忍心听到动物的哀嚎。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君子远庖厨”,但不等于“君子废庖厨”。之所以是“远”,而不是“废”,是因为君子有恻隐之心,这种同情心是人性善的基础,如果不加以保存和扩充,就会失去人性,无异于禽兽。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这所存的就是恻隐之心。因此,君子需要远庖厨,需要对动物抱有同情,但孟子并不主张因为同情动物就废除肉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肉食在当时并不是常见之物。孟子所处的时代,肉食并不像现代社会这样普及。孟子说:“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孟子·梁惠王上》)七十岁以上可以吃到肉,这是社会安定富足的表现。如果处于乱世,那么老百姓就是“老弱转乎沟壑”,年老体弱的便被弃尸山沟,所以,能够吃到肉食是比较稀少的情况,既然如此,自然谈不上忧心动物走向灭绝的情况。来源:鄱阳湖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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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乾蓬装饰

众所周知,孟子的仁政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孔子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孟子将孔子所倡导的仁之爱亲、爱人原则及自己主张的人性善理论用之于现实政治领域,把根置于血缘亲属关系中的仁爱原则推之于整个社会,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果说孔子的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还只是一些语录式治国原则的话,那么,孟子的仁政理论则具有了相当系统完整的内容表述。孔子虽然从各方面对“仁”加以阐释和规定,但更多是局限于道德伦理、人生哲学领域;由于孔子罕言“性与天道”,从而使其仁的论说缺乏终极价值依据。为了使孔子之仁具有本体论依据,孟子着重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从内在性(心性)与外在性(天命)两个层面为“仁”寻找终极的价值依据,在其仁政学说与人性善理论之间建构起了密不可分的内在逻辑联系,为其仁政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人性论基础。孟子的仁政学说,无论在儒家政治思想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后世的政治理论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对孟子仁政学说中的两项主要原则即经济原则和道德教化原则做一番阐释。 孟子的仁政思想有两个必然之前提,此两前提互为补充说明,缺一不可。一前提为井田经界之准确划分(“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另一前提为百姓民众生无衣帛渔肉之忧,死无送终厚敛之虞(“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认为,实施仁政一定要从正经界开始,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1]经界不正,就会导致各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滋生及暴君污吏胡作非为、无是非曲直价值标准等混乱局面的出现。若井田之经界划得准确,皆为百亩之田,“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因此,正经界是实施仁政之第一要务。经界既正,孟子设想的西周时期实行过的井田制便有了实施的可能[2],正经界是正井田的基础,正井田是正经界之必然。“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3]孟子所说的“耕者九一”具体说就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家,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4]。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与西周初年实行的井田制已大不相同,带有理想化的成分在内。孟子设计的井田制是以一家一户小农生产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制度,其政治目的就在于使庶民百姓都能牢牢扎根于土地之上,从而达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5]的目的,百姓民众才会无衣帛渔肉之忧,送终厚敛之虞。做到了“正经界”和“养生丧死无憾”,只是孟子实施仁政王道的开始。春秋战国时期,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解体,对社会政治秩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形成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的社会风尚。孔子曾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6]在孔子看来,只有解决了庶民百姓的生计问题,消除了社会贫富不均现象,才能使社会达到稳定和谐的局面。可见,关注庶民百姓的生存条件、生活状态一直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孟子在其仁政思想体系中同样把儒家的这一鲜明思想主题作为自己的题中应有之义。孟子针对当时社会上兵燹不已、战乱不断,庶民百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7]的悲惨局面,指出要让百姓做到“养生丧死无憾”,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制民恒产的问题。如果说“正经界”与“养生丧死无憾”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基础的话,那么,制民恒产就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的第一步。所谓“制民恒产”就是为百姓提供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孟子的政治逻辑就是,治民之要在民事,民事之重在民生,民生之保障在民产,有民产之结果是民心向善,民心向善之结果是便于实行仁政。故使民有固定之民产(恒产)便成为孟子推行仁政的当然要务,这就是孟子所强调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8]实行仁政必须从解决棘手的经济问题入手,从解决老百姓的实际生活需要入手。孟子所主张的“制民恒产”的内容非常丰富,它往往突破了孟子仁政思想体系的框架而蕴涵着宝贵的思想资源。具体说来,孟子所主张的“制民恒产”大致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主张给民众百姓以足够的维持生产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使民众百姓能够自觉地依附在土地上,“死徙无出乡。”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做保证,才会在此基础上产生良好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从而保持社会处于和谐与稳定的状态中,若百姓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满足和保障,就会铤而走险,“此惟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义哉!”[9]民众就会做出危害社会、危害道德的事情,“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善之,故民之从之也轻。”[10]孟子试图从经济生活中去寻找和解释道德意识和观念产生的原因,肯定人们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要求的正当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庶民百姓的愿望,是一种正确的政治思维方法。孟子的这一表述是在继承其前辈思想家特别是孔子先富后教思想及管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升华出来的,是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一种真实朴素的反映。孟子得出的结论就是:对广大民众百姓来说,有无恒产至关重要,它是决定国家之兴衰、社会之治乱、政治之是非、政权之安危的最重要前提。因此,如何使民众能够拥有恒产就成为孟子实施仁政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制民恒产”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在满足民众百姓维持生产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实行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具体说就是:(1)养老政策。孟子为有恒产者老有所养描绘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美好蓝图:“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1]孟子还以文王善养老为例来说明:“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也。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实,老者足以无失肉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12]这可以说是孟子理想中的大同社会,与《礼记》所描绘的大同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孟子对养老政策的描述是中国早期思想家对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一种有益探索,对我们今天所实行的养老政策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2)土地政策。所谓土地其实就是孟子所谓的“恒产”。在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土地无论对广大民众还是对国家来说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孟子把土地与人民、政事并列为诸侯的三宝,足见孟子对土地问题的重视。孟子主张“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13]。孟子认为,为政者只有制定相应的土地政策,才能使民众能够世世代代安心于土地劳作,有了充裕的物质财富,国家才会稳定,君主地位才会巩固。(3)渔业政策。春秋战国时期齐文化最重要的经济特征之一就是倡导渔盐之利。孟子长期游学于齐国,深受齐文化重商思想的熏陶和影响[14]。像充分利用土地一样,孟子主张开放湖泊河塘,“泽梁无禁”,任人捕捞,百姓就会增加渔业产品。为了避免竭泽而渔现象的出现,应制订禁渔措施,如在规定的时间里禁止捕渔,不得用密网捕渔等,如果按照这一措施执行,则“鱼鳖不可胜食也”[15]。(4)林业政策。与土地政策、渔业政策一样,在林业上,孟子也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在以(土葬)棺椁为主要安葬材料的古代社会,拥有一定数量的林木就显得非常必要。在孟子的意识中,林木并非永久性资源,不可任意无节制地砍伐,而是按照一定的时令进行砍伐,“斧斤以时入山林,”只有做到循序渐进,林木才有再生长的时间,长此以往,“材木不可胜用也”[16]。材木不可胜用,百姓才能得以厚葬其父母以尽孝道。因为在孟子看来,“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谓当大事。”[17]孟子“制民恒产”的几项政策措施可以说是对孔子重民富民政策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化。“制民恒产”的第三层含义就是主张发展流通型商业经济和商业生产。显然,这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耕社会里也是一种非常有远见的思想,同时也表明了齐文化对孟子思想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农耕社会,对商业生产一直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早期法家尽管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促进社会进步的措施,但在对待商业问题上却是相当保守落后的,认为发展商业生产势必会影响和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如商鞅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目的就在于逼迫百姓弃商返农[18]。孟子认为,商品只有在流通交换中才能实行其商品价值,这与孟子的社会分工思想是相一致的。孟子认为,对贩运中的商品不必征收关税,“去关市之征”[19],而对欺行霸市的奸商行为,则必须征之关税,“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焉。”[20]这个主张除了有利于发展工商业外,同时也减轻了对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的征税,维护了他们最基本的权益。针对农家学派代表人物许行提出的“市价不贰”的主张,孟子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给予了批判。许行的一系列理论是以原始公有制社会为基础提出来的,是不切实际的理论空想。尽管孟子的理论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对许行辈的批判却击中要害,具有非常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孟子对流通型商业经济和商业生产的强调,表明在孟子时代,儒家思想已不再是纯粹的不受外在思想影响的儒家,而是熔铸了各家各派思想精华的儒家,是为了摆脱困境而不得不调整和改变自身发展方向的儒家,同时也使儒家在与各家各派的争鸣中有了更大的包容性。民有恒产只是从经济制度上解决了百姓的生产生活资料问题。因为没有恒产,其他一切就根本无从谈起。但如果给了百姓足够的土地,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社会就可以太平无事,就可以顺利推行王道仁政,在孟子看来,这也是不可能的。在制民恒产的同时,还要辅之于取民有制,这一点非常重要,制民恒产与取民有制不是分离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合则美,分则伤;两者共同构成了孟子仁政思想中的经济利益原则。怎样做到取民有制?孟子有非常明确的主张。首先,孟子反对横征暴敛,滥用民力,主张省刑罚,薄赋税。他希望统治者要“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21],“明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22]。具体措施就是实行什一税制度,孟子认为最理想的赋税当以古代圣君尧舜所实行的十取一税率为法度标准,“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23]在三代时期,土地归国家和王者所有,不准买卖,即《礼记·王制》所谓的“田里不鬻”制度。自春秋以来,铁器的广泛使用使私有土地的存在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各国统治者不得不制定和出台对私有土地进行征税的管理办法。这样一来,实际上是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论语》中就记载了春秋末期鲁哀公与有若的一段对话,“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24]可见,在土地私有制实行的早期,国家收取十分之二的税率是很高的。孟子反对什二税制度,并从历史上的先圣先王那里寻找历史根据,他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25]十分之一的税率比鲁哀公时的税率降低了一倍,这在孟子看来是合理的税率。税赋征敛关乎国计民生,为各国政治家、思想家所关注。孟子反对重赋,反对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徭役赋税之征用征收对于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收入,徭役赋税之轻重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若徭役赋税过于繁重无度,就会造成“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26]的社会恶果;若赋税太低,虽能减轻百姓负担,但却难以支付国家机构庞大的经费开支。因此,孟子并不反对民众对国家应承担的正常的赋税义务,并不认为赋税越低越好,他主张征收赋税应保持适中适度的原则,要有节制,要合理、适度,以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为最终依据和标准。因此,当白圭提出“吾欲二十而取一”时,孟子认为这种税率太低,不可取,并斥之为“貉(貊)道”。孟子认为,二十取一,放之貉之国则可,放之中原华夏之地则不可。若一概以二十取一征之,则是“貉(貊)道”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27]可见,孟子是主张把税率限制在民众能够接受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使百姓能够满足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以达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28]的目的。孟子还指出,征收赋税的方式有三种:即征收布帛、征收谷米及征用劳役。贤德之君一般只用其中的一种,若同时用两种,百姓便有冻馁之虞;若同时采用三种,即使父子之亲也难以相顾惜[29]。从孟子仁政思想中所设定的经济利益原则可以看出,孟子不但为统治者在大政方针上设计了一套治国方略,而且在具体措施上也设计了一系列的治国步骤,不论其所设定的政策原则可行与否,至少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孟子的仁政思想在维护现存政权统治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考虑到了民众的利益,真正体现了“民为贵”的思想,即使在大力提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仍具有其恒久的思想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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