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老头人性异化论文参考文献

于连和拉斯蒂涅形象比较分析1830年这一法国历史上重要的年份，复辟王朝的统治使社会矛盾尖锐。小资产阶级和平民反抗强权，要求取得更高社会地位的呼声空前高涨。法国两位著名的作家司汤达、巴尔扎克、分别写出了他们的传世之作《红与黑》、《高老头》、二部作品以鲜明的艺术形象在世界文学名著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和巴尔扎克《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作者赋予一定的思想性格特征，具有了充实的社会含义，成了那个时代的代名词。一方面，于连和拉丝蒂涅有很多共同之处。于连和拉斯蒂涅两人本性都是善良的，都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奋斗理想，是法国王朝复辟时期探索自己的前途、寻a找自己的地位、期盼成为“豪富和伟人”的青年，两个人都试图努力从社会底层爬进上流社会。都尚存着一些平民意识。于连于连曾经自诩 “高洁。”他声称：“我出身低微……但是我并不卑贱”，正是因为如此，尽管他知道特赦以后他仍然可以得到财富和美人，他还是义无返顾地拒绝向“资产阶级贵族” 控制的法庭求饶。而阿斯蒂涅拉斯蒂涅这样一个极欲向上爬的穷大学生，他成功地取了姑母和妹妹的钱财。当他读完母亲的信后泣不成声，他想起了高老头扭掉镀金盘子，卖了钱替女儿还债的情景。“你母亲也扭掉了她的首饰!”他对自己说，“你姑母卖掉几件珍贵的纪念物时也一定哭了!你有什么权利诅咒阿娜斯达齐呢?她为了情人，而你模仿她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你的前程，你又比她强到哪去呢?”大学生感到五脏六腑燥热难当。这些都表现了拉斯蒂涅人性泯灭过程中尚存的一点平民意识在发光。另一方面，他们的形象又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向上爬的奋斗目标不同。阿斯蒂涅的个人奋斗动机更多在于对上流社会奢华生活的向往，对物欲与虚荣心的满足。拉斯蒂涅出身于外省破落小贵族。生活的贫穷与家庭的义务，使他“对于权位的欲望与出人头地的志愿增加了十倍”。于是，他来到灯红酒绿的巴黎，实现爬到社会的顶层的梦想。起初，他是想通过勤奋地读书一步一步稳稳地向上爬，然而身边的现实，一次又一次地使他清楚地看到金钱血淋淋的效力：子爵夫人的情人为了20万法郎利息的陪嫁而抛弃了她，米旭诺为了3000法郎的赏钱去揭穿伏脱冷的真面目……这一切都使拉斯蒂涅看清社会的本相：财产就是一切。从此，他开始了追逐金钱的旅程。他不断地盘算从哪去弄钱，怎样去挣钱，“奢侈的欲望象魔鬼般咬着他的心，攫取财富的狂热煽动他的头脑，黄金的饥渴使他喉干舌燥。”最终，对金钱、权势的崇拜成了拉斯蒂涅追求的人生目标。然而，于连的个人奋斗动机则侧重于实现自身的价值，于连这个19世纪20年代法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性格中最特质的东西是自我奋斗，具有积极向上的进步意义。然而，究其本质，其深层结构依然是平民意识，自我意识，这个于连的出身和启蒙教育有关。渴望靠才能创造一番伟业。于连作为维里埃尔市里一个已经发迹的锯木厂主的儿子，低下的社会地位与家庭环境的歧视与压抑给了于连奋斗的决心，对舒适奢侈生活与高贵社会地位的向往也是于连奋斗的动力。但是,他有更高的奋斗目标，那就是他的“价值”与“荣誉”。启蒙教育使于连接受了朴素的“自由”“平等”观念以及对拿破仑这一偶像的崇拜，这些都促使于连走上奋斗之路，这举动具有进步意义，这是主要方向。于连想干一番拿破仑式的大事业。于连曾满腔热情地说:“拿破仑啊，在你的年代里，是怎样的善良，人们从战争的危险里才能取得富贵，而不是从贫贱人的痛苦里卑鄙地从事掠夺。”他的奋斗从某些方面是带有积极意义的，他们俩的形象因此有了本质的区别。第二，向上爬的奋斗过程不同两位主人公为各自不同的目标奋斗着，但是各自的路线和结局却不相同。拉斯蒂涅的奋斗过程可以概括为反抗一妥协。拉斯蒂涅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完全腐化。他的世俗化的追求只属于经济范畴，没有触犯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于是他成功了，终于爬上了欲望的顶峰。拉斯蒂涅妥协的过程实际上是人性中善的泯灭的过程，正如书中所说：“拉斯蒂涅在埋葬高老头的同时，埋葬了外省青年的最后一滴眼泪。”这实质上是一个人格沦丧，人性异化的过程。拉斯蒂涅不断向上爬的过程，也就是道德良心不断沦丧的过程。于连，拉斯蒂涅的悲剧表明在王朝复辟时代，一个平民青年凭个人奋斗去实现个人名利欲望，挤进上流社会是完全不可能的，也是行不通的。于连的奋斗历程是妥协一反抗，他在不断追求政治地位的过程中，彻底醒悟，认清了残酷的现实，终于对复辟社会深感绝望，悔恨自己为了虚荣而放弃真理。在法庭上，他有力地控诉了上层社会对平民青年的压制和摧残。被判死刑后，他拒绝上诉、营救和赦免，以死相抗，决不妥协，这是他平民意识和反抗性格发展的高峰。展示了法国复辟王朝时期整整一代青年苦闷、追求和厄运；它在于连悲剧命运的背景上真实地反映出法国复辟时期的广阔社会画面，照见了反动统治阶级的丑恶卑污，深刻地揭示了这一时期法国历史的本质特征。第三 奋斗的手段和途径不同因为奋斗目标不同，他们的奋斗途径也各不相同，拉斯蒂涅和于连都生有一副漂亮的外表,常受上流社会女子的青睐。拉斯蒂涅在不断向上爬的过程中懂得凭自己的热情和才气,加之风流倜傥的仪表,去征服几个可以做他后台的妇女,就可以投身于上流社会了。与这些贵妇人交往过程中,尽管他一再地使用“倾心、着迷、心醉”等字眼,却很难说他对她们产生了真的“爱情”,然而勿庸置疑的一点是:他把她们当成进入上流社会的跳板。对于女性，他更多地使用引诱，是利用不断更换目标,达到利用女性爬上高位的目的。伏脱冷曾说,“年轻人”的成功之路既不靠美德,也不是靠才能,恰恰相反,是靠丧失美德和浪费天才。拉斯蒂涅放弃了通过努力学习的方式，利用倾心于他的女子一步步地“爬”上去。而于连在追求女人的动机上与拉斯蒂涅有着很大区别。因为于连认为:自己从小就有远大抱负,并且不愿做出低三下四的事来糟蹋自己，如果自己都瞧不起自己，那他什么都不剩了。在《红与黑》中,司汤达描写了于连三次与贵族女子的爱情生活。除装腔作势的元帅夫人是于连的可笑工具外,于连追求市长夫人的最初动机是为了减轻她对自己会有的蔑视或为了嘲笑堂堂的市长大人,而追求侯爵小姐的目的是为了挫败贵族青年,获得和他们平等的地位。他的这两次爱情更多的是出自心理征服的满足,而非想借助她们青云直上。第四，本身的性格就不同拉斯蒂涅是复辟王朝时期为资本主义社会金钱所腐蚀的贵族子弟的典型。起初，拉斯蒂涅心地善良，也有着是非善恶之心。同时，对金钱与地位的渴望又时时召唤着他。这就使得拉斯蒂涅的思想性格、行为举止常出现矛盾的地方。为了一套漂亮的衣服，拉斯蒂涅写信给母亲和妹妹告急，回信来了，虽说他责备自己不该这样狠心利用至亲骨肉的感情，但转眼之间想到能够穿上新衣出入交际场所，他又得意非凡。面对伏脱冷提出的谋害维多利哥哥的建议，拉斯蒂涅一方面拒绝了这个罪恶的计划，但同时又没有停止和维多利小姐谈情说爱。高老头的死以及两对女儿的无情无义让他明白了这个社会的本质。让他把为人的最后一点良心与正义埋葬了。司汤达自己对于连的评价：“我们的主人公缺的就是敢于真诚”，于连只是不停地为自己戴上假面具，在“利”与“欲”的大磁场上扭曲自我，否定了自己的原则，在短短的一生中为自己设定了许多角色，诸如“拿破仑的副官”、“代理主教”、“司令官”、“指导教师”，甚至“风月老手”，为了野心，他幻想、设计出种种伪装。事实上，在他所处的那个环境中他不能不虚伪。他不得不先把自己变成虚伪的人，以虚伪狡诈来掩饰自己的真实目的。于连奋斗的一生一切与他的内心世界有着激烈的矛盾冲突，因此他总是处于草木皆兵的紧张状态，以至于形成于连勇敢与怯懦、骄傲与自卑、狂热与郁闷的性格上的矛盾综合体。我跟谁一起吃饭?”他还常说“我虽然卑微但不卑贱。”总之,他处处要求平等。于连在其人生的关口，内心总是充满着矛盾。他时常想：“用受侮辱、出卖良心来换取自己的目的？”值不值得？目的与手段、观念与行动之间发生的冲突常使他不安，罪恶的现实对他人格的扭曲使他在伪善的道路上经受着矛盾与痛苦。于连的社会成功从未给他带来过幸福，这反而淹没了他真实的自我，他为表面而牺牲了本质。然而，于连的本性毕竟是善良的，这使他的伪装总是露马脚，他的计划总是漏洞百出，他的做作总是泄露真情，他的趋炎奉承总是引起别人的怀疑，最终使他永远被视为异类。是悲剧的一生，他的悲剧一生是生不逢时的悲剧。巴尔扎克曾经说过：“对于某些生不逢时的人来说，他们所需要的不是天堂就是地狱”。其实，于连和拉斯蒂涅二人均属于生不逢时，于连不管时代如何变革，他对拿破仑式理想的信仰始终是坚如磐石，他骨子里的秉性丝毫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因此社会自然不会接纳他的生存，于连最终只能选择死亡地狱。而拉斯蒂涅就显得比于连聪明、机灵，更善于察言观色。当拉斯蒂涅意识到时代在变化了，使自己的思想很好地与当时的社会潮流相融合，学会了生存于当时社会的游戏规则，所以他为社会所接受，能够顺利进入富贵的天堂世界。

典型环境巴尔扎克非常重视详细而逼真的环境描绘，一方面是为了再现生活，更重要的是为了刻画人物性格。作品围绕拉斯蒂涅的活动，描写了巴黎不同等级、不同阶层的人们的生活环境；拉丁区的伏盖公寓，形似牢狱的黄色屋子，到处散发着“闭塞的、霉烂的、酸腐的气味”，塞满了肮脏油腻、残破丑陋的器皿和家具，这是下层人物的寄居之地。唐打区内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家里，虽有金碧辉煌的房子、贵重的器物，但“毫无气派的回廊”，挂满意大利油画的客厅却“装饰得像咖啡馆”，这显示了作为新贵的资产阶级暴发户们俗不可耐的排场。圣日尔曼区古老的鲍赛昂府则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气派，院中套着精壮马匹的华丽马车，穿着金镶边大红制服的门丁，两边供满鲜花的大楼梯以及只有灰和粉红色的小巧玲珑的客室，这些精雅绝伦的陈设、别出心裁的布置都衬托出上流社会贵族“领袖”的风雅超群。这些精细而富有特征的环境描写，有利于展示其对人间性格形成的影响。当拉斯蒂涅从雷斯多夫人和鲍赛昂夫人两处访问后回到栖身的伏盖公寓时，作品写道：“走入气味难闻的饭厅，十八个食客好似马槽前的牲口一般正在吃饭。他觉得这副穷酸相跟饭厅的景象丑恶已极。环境转变太突兀了，对比太强烈了，格外刺激他的野心……”已经享受过上流社会生活的拉斯蒂涅再也不肯自甘贫贱，最后，他决心弄脏双手，抹黑良心，不顾一切地向上扑。拉斯蒂涅的堕落是这种特定的典型环境所决定的。 人物性格巴尔扎克不仅塑造了高里奥、拉斯蒂涅、鲍赛昂夫人、伏脱冷等典型形象，而且在其他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也做到了共性与个性的统一。雷斯多伯爵夫妇和纽沁根男爵夫妇虽然有贵族的头衔，实际上都是资产者。他们既有追求个人私利的共同特性，又都是独具个性的典型。银行家纽沁根心目中只有金钱，他对待妻子寻求外遇的态度很明朗：“我允许你胡搅，你也得让我犯罪，教那些可怜虫倾家荡产。”雷斯多伯爵对妻子的美着了迷，虽听凭她和玛克勾搭，却有一定限度，这和他的贵族门第观念有关。他知道妻子偷卖祖传钻石后，想方设法赎回，让她戴着参加舞会，以维护门第的尊严。阿娜斯塔齐和但斐那都是高老头的女儿，但两姊妹各有自己的个性。前者身材高大、结实、黑发，眼睛炯炯有神，进宫谒见过皇上，不把妹妹放在眼里。后者娇小、金发，极有风韵，自知社会地位不高，陪嫁被丈夫侵占，又遭情夫遗弃，性格忧郁善感，经常怀念童年时代的幸福生活。但她们俩都是虚荣心极强的利己主义者，为了满足欲望，不惜榨干父亲的积蓄。阿娜斯塔齐向父亲要钱，往往用勒索的方法，但斐那则用撒娇哄的办法。结构精致小说以高老头和拉斯蒂涅的故事为两条主要线索，又穿插了伏脱冷、鲍赛昂夫人的故事。几条线索错综交织，头绪看似纷繁而实际主次分明、脉络清楚、有条不紊。作品以叙述高老头被女儿榨干钱财遭抛弃为中心情节，以拉斯蒂涅为中心人物，通过他的活动穿针引线，将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联系起来，将贵族沙龙与资产者客厅连结起来。随着高老头之谜在拉斯蒂涅眼前展现、解开，情节步步推向高潮。伏脱冷被捕、鲍赛昂夫人被弃、高老头惨死，拉斯蒂涅都是目睹者、见证人。社会的丑恶证实了他接受的反面教育，高老头埋葬之日，也是拉斯蒂涅的青年时代结束之时。几条线索紧密交织、环环相扣、步步深入，起着互相深化、互为补充的作用，从而深刻地表现了作品的主题。对比手法艺术上的对比手法在《高老头》中运用得十分广泛。伏盖公寓与鲍赛昂府的强烈对比，不仅促使拉斯蒂涅个人野心的猛烈膨胀，而且表明不管是赫赫声威的豪门大户还是穷酸暗淡的陋室客栈，一样充斥着拜金主义，一样存在着卑劣无耻。高贵庄重的鲍赛昂夫人与粗俗强悍的伏脱冷形成鲜明对比，一个文质彬彬，一个直言不讳，但不同的语言却又揭示了同样的道理，而他们两人看透社会的理论又与自己生活中的惨败成为反衬，更加深了悲剧的意味。此外，还有高老头女儿的穷奢极欲与高老头的贫苦窘困的对比，鲍赛昂夫人退隐时热闹的场面与凄凉心情的对比等等。这种鲜明对比的手法，使作品的主题更加鲜明突出。 比喻修辞《高老头》中的宏观故事情节对读者极其具有吸引力。然而，小说微观部分对于理解小说主题的作用也不容小视。其中—个鲜明但易被读者所忽视的特征就是动物性比喻的广泛使用——以动物为喻体的比喻在小说中反复出现。这些动物包括野兽，如狮子、狼、狐狸等；也包括飞禽，如蝙蝠、黄雀、鹰、燕子等；还包括家畜，如狗、马、驴子、骡子等。这些动物性的比喻将人物性格刻画得人木三分，推进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深化了小说主题。作家通过运用动物性比喻思考和探索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并为人性的异化唱了“一曲无尽的挽歌”。作者在《高老头》中多处使用动物性比喻，其目的除了讽刺人性中的兽性，更是为了反映残酷的社会事实。19世纪的法国正是金钱成为主宰的时代，贪婪的拜金主义者不借一切代价去追逐可以证明自身的价值和地位的财富，他们对金钱的贪婪就犹如动物对猎物的追逐。在金钱面前，人的善心和良心最终被贪欲、名利和地位所吞噬。上层社会对金钱极度狂热：高老头的两个女儿为了满足自身的贪欲和虚荣，不惜压榨干可怜的父亲的最后一滴血；银行家纽沁根先生为了夺得妻子的钱财，丝毫不在意妻子的背叛；阿达侯爵为了巩固自身的身份和地位，不惜抛弃爱情。下层社会对金钱的欲望也极其强烈：伏脱冷为了赢得金钱，甚至怂恿拉斯蒂涅接近泰伊番小姐，并谋杀泰伊番小姐的哥哥，以获得其家里财产的继承权；而米旭诺小姐为了金钱而出卖良心成为众人咳之以鼻的对象。巴尔扎克通过运用这些动物性的比喻来反映人性的堕落和腐化，并揭示社会的腐朽和黑暗。 与《欧叶妮·格朗台》这个爱情悲剧相比，《高老头》的家庭悲剧显然更加富有戏剧性，内容自然也更加丰富多彩。我想，这首先是因为这场悲剧发生的地点是在巴黎，这座大都市的社会舞台当然应该比被人们视为乡下的外省要开阔得多，在这座舞台上登场的人物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形色色，无所不包，而由这众多人物演绎出来的各种故事自然也就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高老头》是巴尔扎克试图让他笔下的人物反复多次出现在他的许多作品里的第一部小说，换句话说，从《高老头》开始，巴尔扎克开始构筑他酝酿已久的鸿篇巨制《人间喜剧》。也正因为如此，《高老头》里的许多人物，以后又在巴尔扎克的其他作品中反复出现，成为《人间喜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因此，这些被作者精心安排、着意刻画的人物形象不仅更加充实，更加生动，而且更有深度，也更有光彩。巴尔扎克在《高老头》里叙述了一位痴心父亲高里奥的可怜的一生，这位老人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的两个宝贝女儿—这是两个毫无人性、甚至可以说毫无廉耻之心的女人——一点一滴地榨干了自己的心血，直到身无分文，然后悲惨地死去。高里奥的死的确值得同情，然而他活得又实在太窝囊!作者通过这个人物的身世向人们展示了这个社会和人性中极其阴暗、极其丑恶的一面：所谓温馨、和谐的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全是靠着金钱来维系的，一旦没有了钱，这种关系就会一下子变得冷冰冰，甚至是非常残酷的。巴尔扎克叙述的这个故事直到今天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警世作用的，因为类似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依然经常出现，只不过悲剧的程度深浅不一罢了。不过，如果巴尔扎克的描述仅仅到此为止，那么《高老头》也就很难说是一部杰作了。事实上，高里奥家中的所有“变故”都是在这部小说里的另一个人物拉斯蒂涅克的身边发生的，拉斯蒂涅克把这一幕幕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从而完成了他在进入社会角斗场之前人生哲学的第一课。这就是说，高里奥的家庭悲剧不过是作者为拉斯蒂涅克的登场和演出所作的铺垫，拉斯蒂涅克才是这部小说的第一主角。拉斯蒂涅克是一个来自外省的青年，他到巴黎是为了攻读法律，然后谋个前程。然而，他一旦进^这个花花世界，经过社会这个大熔炉的一番磨炼之后，他身上原有那点儿纯朴、善良的天性便一点点地消失殆尽，从而使自己彻底地转换了角色，从一个良知未泯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不择一切手段向上爬的野心家。而在完成这一转变的过程中，有两个人物值得注意，一个是他的表姐鲍赛昂夫人，另一个是他的邻居伏脱冷。这两个人的共同点就是，他们使用最直截了当的方式、最赤裸裸的语言不厌其烦地对拉斯蒂涅克进行 “如何踏进上流社会”的“引导”和“教诲”：“现在，我全明白了。您越是有心计，您就越高升得快。您要毫不留情地打击别人，人家才会怕您。您只要把男男女女都看成是驿站的马，把他们骑得精疲力竭，每到一站您就可扔下不管，这样，您就能达到欲望的最高峰。”“总之，为了个人的乐趣和利益，私下里干的各种丑事，您以为这合乎信念、希望和慈善这三大原则吗？为什么一个纨绔子弟一夜之间使一个孩子失去了一半财产只判了两个月的监禁？而一个可怜虫偷了1000法郎却要加重处罚判他服苦役，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你们的法律，没有一条法律条款不是荒谬的。戴着手套说漂亮话的人可以杀人不见血，但的确是杀了人；普通杀人犯用铁棍撬门入室，是要加重处罚的……”鲍赛昂夫人和伏脱冷算得上是绝顶聪明的人，他们对这个表面上风光体面、骨子里肮脏不堪的社会可以说是洞察一切，而且又能够把其中的奥妙说得清，道得明，他们是拉斯蒂涅克当之无愧的“导师”，没有他们的这一番苦心，拉斯蒂涅克这个乡下年轻人是不可能这么快就“觉醒”的。不过，最终使拉斯蒂涅克大彻大悟的，除了这两位“导师”的言传之外，还要归功于高老头的“身教”。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把高里奥看作是坏人，或者说他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高里奥的那点可怜的积蓄被他的两个女儿榨得干干净净之后，最后孤零零地死去，拉斯蒂涅克是这一悲惨事件整个过程的见证人。正是从这里，拉斯蒂涅克看穿了这个世态炎凉的社会，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所谓正义、亲情、友善等等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于是抱定决心以一个挑战者的姿态杀进上流社会的角斗场。果然，经过几番挣扎、搏斗之后，当我们在巴尔扎克的其他作品中再见到这位青年时，他已经混出个人样来了。自然，这是后话，它已经不再属于《高老头》这部作品的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