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层面经济伦理研究论文

亚当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及当代思考

论文关键词:斯密问题经济伦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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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斯密问题”自德国的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提出，已争论了二三百年，至今尚无定论，但如果把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结合起来考虑，把他的哲学和经济学思想看作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来探讨的话，“斯密问题”其实并不存在。本文对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进行梳理，分析“斯密问题”的源起及存在的意义，指出其对我国构建市场经济伦理制度方面的启示。

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之父，他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杰出贡献是他在1776年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简称为《国富论》，而在此巨著出版前的1759年他的《道德情操论》出版了。这两本著作凝集了斯密一生的心血，被认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两部伟大著作。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国富论》可说是家喻户晓，而他的《道德情操论》远不如《国富论》普及。其实，斯密本人把《道德情操论》看得远比《国富论》重要得多，他一生的大部分心血都倾注在对《道德情操论》的修订和完善上。从1759年首版到1790年去世，斯密对《道德情操论》先后进行了六次修改，而《国富论》恰恰是在对《道德情操论》修改的过程中完成的，我们没有理由推崇《国富论》，而忽略《道德情操论》，而应把两本书一起来解构。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斯密的《国富论》是他的《道德情操论》的哲学课题的继续，《道德情操论》为《国富论》奠定了心理基础。没有《道德情操论》作为思想之根，是不会结出《国富论》这个丰硕之果的。本文追本溯源，把二者结合在一来探讨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

1.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体现在他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两本著作中，集中概括，就在于他对道德人和“经济人”的论述。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论述人性原理。他认为，作为生物的人类，是由感情驱动的，是利他的，他把利他界定为“同情心”，这种“同情心”“来自人们的冲动和情操而不是来自其理性。”他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在的我”，起着“公正的旁观者”的作用，用一种不容忽视的声音去赞成或谴责我们自己的以及他人的行为。在这里，斯密把利他看成人性的特点，是与生俱来的。同时他论述利他心是人所共有的。“同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样，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即使是“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他论述所谓的“同情”，不仅包括为他人幸福而感到高兴的情感，同时包括当看到或想象别人的不幸时所产生的“哀他人之所哀”的感情。“正是这种多同情别人和少同情自己的感情，正是这种抑制自私和乐善好施的感情，构成尽善尽美的人性。”他把作为人的本性的这种同情心，看成是人类社会赖以维系、保持和谐的奥秘。斯密认为，人类社会由于人人具有利他的本性，会自发协调人们的行为，调整社会秩序，从而利他主义成为整合道德世界的统一原则。他认为，在自由的市场经济社会里，“‘个人’这一概念是随着相互的权力、责任和义务才形成的。道德规则不仅承认个人的尊严，也承认其相互关系。如果人类没有基本接受的道德规则的话，社会将会崩溃。”。由此，道德规则对整个社会秩序发挥着重要的制约作用，从而成为自由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和前提。

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经济伦理思想管窥

论文关键词:《1844年学手稿》经济现代启示

论文摘要:<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批判了“国民经济学”中劳动者非人化的观点，揭寡了“国民经济学”与时立的假象，强调了劳动者物质与精神需求的合理性，进而肯定了经济发展对道德进步的促进作用。该经济伦理思想对于克服当下的拜金主义与物欲膨胀的道德困境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经济伦理—以特殊的视角解读《手稿》

经济伦作为一门学科具有双重含义，既有经济学视野中的伦理研究，也包括伦理学角度下的经济研究。在这里，经济伦理主要指调节经济生活中人与人关系的道德规范，以及对经济制度、经济秩序、经济范畴、经济活动的合理性、正当性进行评价的道德价值观。马克思的是对斯密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超越，在他分析研究经济的一系列著述中蕴藏了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本文试图就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经济伦理思想谈谈一孔之见。

《手稿》是马克思第一次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批判性考察，并初步阐述自己新的经济学、哲学观点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一部早期文稿，在形成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以往对《手稿》的研究大多注重于其的研究，而对其中经济伦理思想解构不多。马克思在《手稿》中，主要从异化概念入手，系统考察与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阐述其经济观，从而反映了其对经济研究取得的成果。《手稿》虽不是一部专门的伦理学著作，但马克思的经济伦理思想在其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流露出来，并表明了马克思最基本的伦理诉求。经济伦理视角的圈定，会有助于对其研究的深化，并彰显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手稿)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体现

《手稿》是哲学手稿，又是经济学手稿，是对“国民经济学”的专门批判，在此过程中就自然涉及了道德与经济的关系，因此，其经济伦理思想便集中表现在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资产阶级实质和伪善面目的揭露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与道德的矛盾对立的批判。

(一)对国民经济学的道德批判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经济问题的分析是和对国民经济学的道德批判交织在一起的。所谓国民经济学，马克思指的是站在资本家立场上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和生活的经济理论，同时包括从道德方面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理论。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把劳动看作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并把这本质归之于人本身是对的。但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劳动者的非人化状况理应如此，因为人只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资本就是人的生命，而资本的本质在于追求利润。国民经济学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科学，它在发展过程中必定抛弃“承认人、人的独立性、自我活动等等”的伪善性，而把工人变成没有感觉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国民经济学”是敌视人的，是以符合私有财产及其增殖为标准的。

“不言而喻，国民经济学把无产者即既无资本又无地租，全靠劳动而且是靠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仅仅当作工人来考察。这表明，在国民经济学的视野里，人不是有着肉体和精神双重需求的自然人，而只是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利润的“工人”，除了有以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为限度的物质需求外，别无所求。“国民经济学不知道有失业的工人，即处于这种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人。小偷、、乞丐，失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都是些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并不存在，而只在其他人眼中，在医生、法官、掘墓者、乞丐人等等的眼中才存在的人物;他们是一些在国民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幽灵。所以，“对人的漠不关心”是国民经济学最本质的特征。马克思在此从“国民经济学”对人的态度揭示出它是违背人性的、不道德的。

马克思还尖锐地揭露了“国民经济学”与道德对立的假象:“国民经济学和道德之间的对立本身不过是一种假象，国民经济学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表现着道德规律。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表述了“国民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反映这一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另外，马克思批判了“国民学”即资产阶级经济观在财富增长与消费的奢侈和节约问题上的禁欲主义以及服从于资本增值的实质。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是一门关于财富的科学，同时又是一门关于克制、穷困和节约的禁欲主义的科学，它告诫资本家如何增殖财富，但对只是机器的工人来说则是如何节约资本的问题了。“国民经济学”对工人进行说教，在它看来，工人是没有感觉、没有需要、也不需任何享受的存在物。“工人完全像每一匹马一样，只应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工人的任何享受要求，任何奢侈都是不可饶恕的。马克思嘲讽这种所谓的道德的科学:“国民经济学，尽管具有世俗的和纵欲的外表，却是真正道德的科学，最最道德的科学。它的基本教条是自我克制，克制生活和克制人的一切需要。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的这种关于禁欲主义的道德说教不但是对工人的非人化状况的肯定和确认，同时也是对资本家非人化的肯定和确认，资本家的生活活动和人性被资本剥夺。它要求资本家要尽量少花钱只是为了更好地发财，更多地占有。因此，在异化劳动下，“挥霍和节约，奢侈和困苦，富有和贫穷是划等号的。“国民经济学”关于奢侈和节约的争论实质上都是在道德上为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作辩护，二者本质上是相同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节约和挥霍都是受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制约的。

(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的矛盾对立

关于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的关系，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经济发展对道德进步的促进作用。在《手稿》中，他热情洋溢地赞美了的力量:“只有通过发达的工业，也就是以私有财产为中介，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才能在总体上、在其人性中存在;因此，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自己的实践活动的产物。这就是说，经济本身的发展并不会阻碍道德进步，并且，只有通过经济的发展，道德进步才能获得相应的物质基础。但是，马克思转而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存在着不可克服的悖论。“这种经济制度注定人们从事如此低贱的工作，处于如此悲惨和痛苦的境地，相比之下，野蛮状态也犹如王公的生活了”。

在《手稿》中，马克思以其异化劳动理论从宏观上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全部经济生活的非人化和反人道性质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他认为，劳动异化不仅使工人非人化和不道德，也使资本家不道德和非人化。资本主义社会道德的最重要的价值观念与道德原则除了个人主义之外就是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它使资本家的人性也异化了，因为他们的生命和人性被发财欲全部夺去，使人成为物的奴隶。一切行为、需要的满足与享受都要服从于资本和利润，因此必然带来禁欲主义的道德说教。这不仅不能使人生获得幸福，更是不人道的。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使得人的需要异化为对货币的需要，使人的道德水平滑落到了谷底。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是追逐最大的利润，搜取最大数量的货币。因而，人的丰富多样的需要被简化为货币的需要，“对货币的需要是国民经济学所产生的真正需要，并且是它所产生的唯一需要。有了货币就有了一切，所以，人的一切道德都荡然无存。“货币的特性就是我—货币持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因此，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决不是由我的个性来决定的……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所以，其持有者也受尊敬。货币是最高的善，所以，其持有者也是善的。此外，货币还使我不必为成为不诚实的人伤脑筋，我事先就被认定是诚实的.。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货币这种颠倒黑白的力量的描写，尤其生动地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性和腐朽性。总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存在着不可克服的悖论。

三、(手稿)经济伦理思想的现代启示

马克思的学说之所以经久不衰，既取决于其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又取决于它回答的问题的普适性。勿庸讳言，当代经济发展现实中，物的异化以及人的伦理因素未被充分尊重甚至缺失的现象仍未根本消除，科学的人“物”观仍未得以完全树立。在我国初级阶段经济条件下的拜金主义，在利益驱动、金钱诱惑下人的行为被其支配而作出诸多违反人性之举，实质也即是物对人支配的表现，而我们必须警觉这种无形的支配，否则，货币一旦成为最高的善，成为一切人与生活、社会、自然界的一切纽带的纽带，成为社会普遍的化合力，整个自然与社会也就必然地被货币加以普遍的混淆与颠倒。另外，全球的经济发展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伦理道德困境。比如，人的欲望在随着物质的丰富而无止境的急剧膨胀，在物的诱惑下，人某些应有的道德属性逐渐沦落散失。那么，究竟如何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营造理想的经济伦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手稿》仍有借鉴之处，如马克思提到的类本质思想就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面对经济发展的伦理负效应，人类必须意识到要有全人类的意识并以此来约束经济发展，把经济发展成为一种伦理性经济或道德性经济，让人类的经济进步不至于以牺牲人的道德发展为代价，而是追求在经济与伦理领域共同发展、和谐发展的人类进步。

当今经济伦理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新的挑战还远不止如此，因而，我们更应该深人研究《手稿》中的经济伦理思想，搞清思想内涵，借鉴与汲取其思想精髓，努力把握与领悟其厚重而深 邃 的精神实质，以求科学的当代及未来的经济伦理建设的实践，使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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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有没有基本问题？如果有，是什么？对此我国伦理学界一直存在分歧。 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观点认为，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是，道德意识与物质利益谁决定谁的问题。这个问题决定着对道德本质、规律、作用等问题的回答。也就是说，决定 着伦理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的问题。第二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谁服从谁的问题。这个问题决定着伦理学所建构的道德规范体系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的问题。（参见罗国杰主编：《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2页）但也有人提出，善与恶的关系问题才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因为善与恶是道德中的特殊矛盾，也只有伦理学才研究善与恶的矛盾；善与恶的问题也是古今中外一切伦理学家、学派都要研究的中心和重点问题；善与恶的矛盾也是道德和伦理学发展的动力，并贯穿在人类生活的始终及其一切领域；善与恶也是伦理学范畴的核心。（参见魏英敏：《当代中国伦理与道德》，昆仑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78~85页）另外，也还有人提出，道德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关系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道德的性质、起源和标准问题；伦理学的根本问题是科学的说明什么是善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上述五种观点中，前两种观点都有合理性，只是还不够全面。后三种观点都已经部分地包含在前两种观点中。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应该能涵盖道德现象的各个部分，而不应该只涵盖道德现象的一部分内容。伦理学所研究的道德现象包括了道德理论、道德规范、道德活动、道德心理四个基本部分。那么，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也罢，善与恶的关系也罢，都不能涵盖道德现象的这四个基本部分。所以，我们应当从道德现象的四个基本组成部分中分别找出各自的基本问题，这样一来，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就必然有四个，而不是只有一个，即善与恶的关系问题是道德理论的基本问题；义与利的关系问题是道德规范的基本问题；知与行的关系问题是道德活动的基本问题；荣与辱的关系问题是道德心理的基本问题。总起来说，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善与恶、义与利、知与行、荣与辱的关系问题。 善与恶的根源、性质和标准等问题，是道德理论的核心问题。人类道德观念起源于善与恶的现象及其矛盾。要是生活中没有恶的危害性，人类也就不会去追求善。没有对善的追求和对恶的斗争，也就不会有道德问题和伦理学的存在。正如罪与非罪是法律意识的核心问题一样，善与恶是道德意识的核心问题。但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级，往往有不同的看法，伦理学就是要科学揭示善恶标准的性质及演变规律，努力促进人们形成较为统一，且与自己所处时代相适应的道德认识。 善恶标准同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有直接关系。在一定范围内，人们通过正当手段追求自己的利益，就是善的行为；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去追求利益就是恶的行为。那么，这个范围的界线在哪里？什么样的手段才是正当的？这就需要用道德规范来规定。世界上恶的表现有多种多样，其中大部分同人们对利益的不正当追求有关。为了减少恶的现象发生，就必须对人们追求利益的行为进行规范。道德就是要通过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信仰的关系来扬善抑恶；就是要通过调整现实与理想或实有与应有的关系，来引导人和社会向着更加进步、文明和理想的方向发展。所以，道义与功利，即义与利的关系问题，是道德规范体系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道德理论和道德规范的实践性都很强，如果脱离道德实践，再好的理论和规范也没有价值。道德修养、道德教育、道德评价等道德活动现象的核心，就是要解决知与行的问题。“知”，就是道德知识；“行”，就是道德行为。伦理学不仅要帮助人们提高道德认识，形成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念，还要培养人们的良好品质和习惯，指导人们进行正确的道德行为选择。知行关系，既是哲学认识论问题，又是哲学价值论和伦理学问题。在中国哲学中，许多哲人曾就知与行的先与后、难与易、分与合等问题进行过长期讨论。无论知识论还是道德论，都强调行的重要性。古人说行是知的前提，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古人说知行合一，不能行就不是真实的知，就是在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的意义上说的。只有道德的理论和规范，而不能付之实践，见诸行动，就等于什么也没有。因此，伦理学的任务不能只是帮助人们认识道德现象，还必须深入研究知与行的关系，特别是要研究知向行转化的机制，以便引导人们把道德理论和道德规范付诸实践。 荣辱观念是将道德之知引向道德之行的心理机制。以守德为荣，以失德为耻，这是人类普遍的道德心理，也是人之为人的底线，是人格的基本点。人有耻感或羞耻心，是保持做人尊严的自因。一个人如果恬不知耻或不以耻为耻，就是自毁人格。人格就是做人的尊严、资格和价值。违背道德，自毁人格，就等于丧失了做人的尊严、资格和价值。正是这种荣辱信念，支撑着人类的道德实践。早在春秋时期，管子就提出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牧民》）的思想。孔子也提出“行己有耻”，（《子路》）认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如果说“耻感”是对善的否定性把握，那么“荣感”就是对善的肯定性把握。有耻感就表明对善的认同和追求。没有耻感就不能具体把握善，因而也就不能具体感受到为善的光荣和高尚。如果一个社会不以恶为耻，没有对耻的厌恶和鄙视，没有对恶与耻的处罚，则既无耻，也无荣。由于荣与辱的重要性，决定了其必然成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之一。 探讨伦理学的这四个基本问题，是为建构完善、成熟的伦理学体系服务的。换句话说，评价一种伦理学体系是否完善、是否成熟的标准，就是要看它对伦理学的基本问题解决得怎样，看它是怎样回答善与恶、义与利、知与行、荣与辱的关系问题。这几个基本问题解决好了，其他问题才有可能解决得好，伦理学的意义和价值也才能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