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社区治理一体化研究论文

提纲如下: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性分析城乡融合发展案例分析-以某城市为例（需要反馈过程）城乡融合发展的结果分析（需要分析问题）城乡融合发展的策略

可以写《以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等等，比如以写《以统筹城乡发展》为例，统筹城乡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是党中央从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全面落实中央一号文件部署，对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加快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正文：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的变化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一阶段的政策特点是以农补工，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沉淀在土地上。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必然性，但也导致城乡二元体制逐步形成并不断强化。

二是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六大前。逐步放开农产品市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大量转移，城乡经济的关联度显著增强。

三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确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强农惠农政策体系不断强化，初步搭建起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制度框架。

国家实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面，全面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不断扩大；逐步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居住的限制，推进城乡平等就业，积极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等等。

在充分肯定城乡关系发生积极变化的同时也应看到，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社会结构加快转型、利益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增收困难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扩大的势头仍未得到遏制，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这主要表现在：

农村资源要素流失问题仍然突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资本的趋利性使金融机构从农村吸收的资金大量流向城市，在农村形成巨大资金缺口。土地征收征用对农民的补偿标准不合理，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明显向城市、向非农部门倾斜，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缺乏保障。农民工工资依然处于较低水平，与城镇职工同工不同酬、工资与实际劳动贡献错位的问题依然存在。

公共资源配置不利于农村的问题仍然突出。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但由于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底子薄、投入欠账多，目前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和深度还不够，公共品供给偏向城市，造成城乡居民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差距过大。财政支农力度与国家财力的增长状况还不相匹配。

市管县体制从资源配置上强化了市级政府的调控能力，出现了地级市本级与县级争利、财富日益向市级集中、财政投放日趋集中在市本级的现象，带来县及县以下政府促进发展和提供服务所需要的公共资源严重不足问题，加重了“城市偏斜”。

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相脱节的矛盾仍然突出。农民工进城就业，不仅希望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而且强烈渴望融入城镇。但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下，他们仍被视为城镇的“过客”。

城镇对农民工“经济性接纳，社会性排斥”，“要务工不管安居”，农民工进城落户门槛高，不能享受同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稳定就业的农民工不能在城镇落户定居，长期奔波于城乡之间。这种不彻底的转移方式起不到稳定减少农民、使土地向务农劳动力稳定流转集中的作用。

农民市民化是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创造条件，让农民在城镇安居乐业；又要允许农民继续享有对土地的权益，以此作为应对不确定性及各种风险的生存保障。这是保护农民利益的.需要，也是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需要。

县域经济和小城镇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环节。应扩大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在实行财政“省直管县”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县级财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加快建立县乡政府基本财力保障机制，保障基层政府履行基本职能。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依法探索在行政上省直管县的体制。实行有利于小城镇发展的投资和土地政策，加大国家对小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投资，增强小城镇的吸引力，把县城和中心镇建设成为生产要素集聚和承载农村人口转移的重要区域。

协调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重要特点，应从战略上协调好二者的关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我国不能像西方一些发达国家那样，待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后再去推进农业现代化；也不能走一些发展中国家那种大量进城农民沦为城市贫民的发展道路，不能在城市周边形成大量贫民窟。

必须立足国情，确保在农村不凋敝、农业不衰退、农民不破产的情况下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应深化农村改革，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进程，加快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步伐；加强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和新型农民培养，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加强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努力把现代文明引向农村，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

1992年，深圳宝安桃源居社区在深圳航空东区五座荒山野岭间开始了规划建设。由于地处偏僻且紧邻深圳最大的垃圾填埋场，政府公共服务难以到位，先期入住的小区一度陷入缺水、缺电、垃圾污染严重以及社区治安混乱的困境。公安部首次披露中国足球赌球假球黑幕然而，17年后的今天，这里不仅获得联合国“国际适宜人类居住社区建设范例奖”等各种奖项，还在本月刚刚被民政部授予“全国和谐社区”。据介绍，社区成立8年来，这里无一例业主刑事案件、无一例邻里纠纷告上法庭，无“黄赌毒”及未成年人犯罪与吸毒情况。桃源居社区的变迁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8日，桃源居社区自治模式的座谈会在中央党校举行，吸引了国家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中央党校、北京大学等多家研究机构的学者到会。座谈会上，中央党校赴深圳桃源居社区调研课题组还对外发布了课题报告。报告称，桃源居的转变归功于其逆境中自救自治探索出的一种服务型社区自治新模式，即在早期政府公共服务缺位的情况下，通过依托各种社会组织并激发社区民众的普遍参与热情，最终实现了基层民主协商和社区居民的自我治理。伴随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社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政府、企业的社会性职能均向社区转移，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日趋集中在城市社区，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新型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培育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自治意识和参与意识。“在深圳市桃源居社区的建设实践中，各种社会组织以服务社区居民为核心，立足公共服务的需要来定位和调整自身角色，不断提高社区组织化程度和水平。同时，各种社会组织以服务社区居民为纽带，相互之间建立起分工、合作、协商的伙伴关系，建立起一种新型的社区组织关系。”中央党校副校长石泰峰说。中央党校赴深圳桃源居社区调研课题组成员向春玲教授指出，桃源居社区服务和管理走的是一条由下而上的路子，其核心内容是居民自治、企业补位、政府到位。据了解，面对社区入住之初生活不便、治安不稳、公共服务设施缺乏等困难，桃源居社区自发组建了众多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公益性服务组织开展自救自治，包括桃源居社区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清华学校、幼儿园、老年大学、志愿者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等，涉及居家养老、便民利民、邻里互助等多个方面。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创始人李爱君告诉记者，社区拥有各类义工组织13个，义工人数达4000人。通过开展各种公益和福利活动，为社区提供多元化服务。为鼓励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业主共建家园活动中，桃源居还首创社区义工“银社一卡通”，居民的每一份贡献和爱心都会以积分形式记录在卡上，然后通过这张卡以物质资助、奖励等形式兑现权益。到2008年，桃源居居民参与社区组织的比例为67％，人均参与1．64个社区组织活动。向春玲说，在桃源居群众和社区组织自我服务的基础上，随着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和相关公共服务到位的要求日益紧迫，从2004年开始，政府的管理和相关公共服务机构逐步进入社区，2005年8月，桃源居社区党委成立，随后区政府在社区设立工作站。“融合政府、居民和开发商各自作为的桃源居社区服务型自治模式由此产生。”“桃源居的社区服务不是政府包办，而是形成了从政府到企业，到社区非政府组织和居民的多元化服务格局。”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南岭表示，这一社区服务模式的创新不仅减轻了政府负担，也使政府意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府职能必须加快从管理向服务的转变，推动公共服务走上可持续发展轨道。据悉，目前，深圳桃源居开发项目即将结束，为实现社区服务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桃源居集团已于去年7月捐资1亿元创立了中国首家社区公益基金会，主要用于培育和扶持社区组织和社区服务。李爱君透露，下一步计划将“桃源居社区模式”复制到重庆、天津等有条件的地区。“桃源居模式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示范样本，”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副司长王金华说，无论是农村的村民自治探索，还是桃源居服务型自治的创新，都是基层民主进步的表现。下一步应结合立法采取更多措施，将基层民主的探索和创新向全国推广。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司长孔径源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正面临由过去吃饭穿衣为主的民生需求，向以社会公共服务包括社会管理水平为主的服务需求转变，公共服务面临管理创新的问题。“桃源居多元化的服务模式启示我们，自治和民主是公民社会最主要的标志，今后公共服务将不再由政府一家包办，而应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通过探索和创新更多发挥社会团体和基层民众的作用，从而推进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孔径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