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投稿经验

一用手写，二用脚写，可以的话，嘴写都行。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和教训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经历了20多年，取得了巨大成功，对它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是很有价值的。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基本经验和教训或值得反思的地方。s0100 一、基本经验 1、以产权制度改革和产权关系调整为核心和主线。 改革者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最初的，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当时也没有产权理论作为指导。但是，这场改革实质上就是权利关系的调整。这种选择也许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力量的推动和人们的本能选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关的改革，都是以责权利关系及其制度的调整为核心和主线。农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农业产业化等。考察这一过程，我们发现每一步改革的实质都是“产权制度改革”或“产权关系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因为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质上都是调整企业和政府的产权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质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界定和调整。 2、以旧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强烈的环节——农业制度为突破口。 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制度变迁首先发生在农村？我们认为这是适应客观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价格剪刀差以及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名为集体经济，实为变相的国营经济。与城市的集体和国营经济不同的是，国家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管而不包”。这样农村改革的机会成本很低，农村对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强烈。因此，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旧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产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发生之后，更能够得到政府的迅速认可和支持。 3、允许旧体制外生产新体制，即体制增量调整与体制存量调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进后者。 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确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体制外突破来改革经济体制的结构和促进或倒逼旧体制的变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经验之一，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持续增长靠的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无论体制改革还是经济增长，都是“两条腿”走路。公有制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体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要早。对集体农业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对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而且，在强调体制外改革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决不应当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这固然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克服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导向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国有经济实际上也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承担着成本。我们假设：国有经济体制一开始就彻底变革，那么，非公有制经济能否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要改变。 4、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初始主体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但是在制度的设计和变迁过程中，是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并不断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其中，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在体制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农村改革为例。前面已经分析，农村经济体制变迁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股份合作制和与农业产业化相适应的正在进行的制度创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主体扮演不同角色，起着不同作用，不同阶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变化的。政府虽然不是在每一项改革或改革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充当主角或领域者，但是，它作为重要的制度变迁主体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制度创新在很短时间里向全国推广，则属于新制度的扩散。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它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认可、支持极大地打消了广大农民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顾虑，使新制度以尽快的速度扩散。当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变革除了触犯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外，于农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属于帕雷托改进，所在大家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改革的。 家庭联产责任制也有局限性。还是农民自己在实践中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创造了一种扬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无疑问，广大农民自己是主角，他们是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认可、顺应、引导。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拉开了帷幕。农民现在已经意识到家庭小规模经营对他们的种种不利。因此，农民们自己又在探索，他们仍然是创新的主角。 乡镇企业的发展既是中国农村的产业革命，又导致了整个农村经济体制的重要创新——可以与农业中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提并论的制度创新。这一创新有一个过程，在过程的不同阶段，创新的不同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是有所变化的。几乎在家庭承包制刚刚全面实施的同时，“社队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队包给一些“能人”。这些“能人”都是农民，是农民中的“基层干部”或原来就是“社队企业”的经营者。第一步制度创新，是由“基层干部”唱主角，集体代表——公社、大队、生产队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广大农民共同参与的，几乎没有反对的主体，因为它对任何一个群体或阶层或国家，都是有益无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显然支持，但不是创新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不是主角。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些大胆的农民开始投资办企业了。有些单独办、家庭办，有些是农户合伙办，这就使乡镇企业自身的组织也出现了新形式——家庭企业和合伙企业。非公有的乡镇企业取得了超常发展。农民自己仍然是创新的主角。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起了一个“放”或“允许”的作用，即所谓“给政策”，例如国务院1984年的4号文件认可、允许个体或联合投资。当然，“放”本身也是一种对创新的“参与”，它与阻挠或观望是不同的，与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也是这一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体制创新，目标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特别是县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创新主体”行列。因为经过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乡镇企业走上了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道路。在政府跟乡镇企业没有产权关系，乡镇企业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权、给什么政策的情况下，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就显得没有什么可为了。进入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从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化的演变，都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投资者和广大农民自己的事情，他们顺应市尝产业变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产权关系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这是由他们的产权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他们有产权，从而有谈判实力，能够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而且也必须左右，以维护其产权收益。 国有企业至今为止的制度创新，尽管地方政府、企业及企业员工等主体在不同阶段的角色或作用在变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创新初期很短时期外，一直都是创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导，它决定创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组织试点和推广。 5、从制度变迁的规律和中国实际出发，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对于体制转轨，理论上存在多种途径或方式。在实践中，也有多种方式，人们把20世纪开始、持续至今还没有完成的许多国家的改革，大体上划分为两种方式：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或“休克式疗法”。从改革的效果来看，比较多的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标志是，在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连续20年经济平均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物价上涨率限制在公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从1979年至1999年，社会零售物价上涨率平均为％（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从1985年至1999年平均为％），没有到两位数，从而没有危及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张卓元，2000）。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物价上涨率总的来说处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围内，全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实惠。 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经济制度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逐渐地改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体现在许多方面：从农村改革开始，然后扩展到城市；先着力发展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国有制经济，而后重点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先发展商品市场，然后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先调后放，调放结合，并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相联系；生产、流通、价格等都出现计划内外双轨制，然后向市场单轨制过渡；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内地推开，实现全方位开放等等。在改革推进的方法上，也是这样。先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步实行相互协调、相互配套的整体推进；还有是先易后难，先改革那些比较容易改的领域，最后搞攻坚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牵涉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社会成员的就业与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改革。为了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对企业的迅速改革可能导致的生产下降，失去社会大众对制度变迁的支持，同时又要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中国企业制度的变迁实际上是通过体制外变迁和体制内发展相结合的道路来推进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两条腿”走路。 当然，我们只能说，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较成功。但是，它同样有其局限性。而且，我们也不能认为或断定激进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长时期的时间去检验。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制度变迁所面临的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选择也可能不同。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或教训 1、对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状况重视不够，造成的后果将是深刻而长期的。 我国在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也在收入分配领域进行着相应的改革，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实际情况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1）从基尼系数来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1978年我国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这说明我国当时属于个人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而到1995年基尼系数已达到，1998年上升到，不仅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而且超过了美国1990年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2）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调查，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为∶1，1985年为∶1，1999年为∶1；从这三个比值上可以看出，1978年至199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又扩大的趋势。（3）从地区收入差距来看，1980年东部地区职工的收入要低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收入水平最低。大约到1989年前后，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基本持平。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收入差距逐渐拉开，到1997年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比达到∶1；农村收入差距则从1980年的∶1扩大到1997年的∶1。（4）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据统计，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和水生产供应业，职工平均工资为850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为392元，二者绝对差距是458元，相对差距为∶1；到199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为金融保险业，职工年均收入为10，633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农林业，职工年均工资为4，528元，二者绝对差距为6，015元，相对差距扩大到∶1。（5）从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来看，据温州的一项调查，在一般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21倍，在具有百万资产以上的私营企业中，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79倍。而据湖北省统计局、劳动厅、计委联合调查组对湖北省50家停产半停产企业的1258名职工的调查显示，他们的平均月工资只有66元，仅相当于私营企业主月生活费元的％（韩留富，2001）。 目前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已经导致了严重而长期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虽然有许多种，但是大多数居民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多数居民虽然有强烈的需求冲动，但是没有购买力，无法形成有效需求。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而且随着我国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政策的实施，这种收入差距还会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2、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经济体制改革有时难以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从现实中可以看出，后者是滞后于前者的。当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才考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往往是推而不动或大推小动，甚至越改越令人不满意，例如，机构改革，越改越臃肿。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 3、对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重视不够，技术创新落后于制度创新。 这里所谓的“技术创新”是指直接生产领域的技术发明、创新、运用，不是科学家的实验室或档案柜里的“科研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不断进行，可以说制度创新是明显的。但是，技术创新相对于制度创新是严重滞后的。技术创新滞后于制度创新的后果就是当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效率完全发挥出来之后，经济发展的动力就趋于消失。 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来看，从1978年开始的农民自发改革，到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农业技术基本上没有创新，甚至有倒退。即使到现在，农业技术也没有太大的、普遍的进展。国有企业主要强调进行经营管理体制和产权改革，技术领域的改革和创新、设备的更新和改造、员工的技术培训等，都没有明显的进步。在调查研究中也发现，同一个地区的不同企业在面临相同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下，在制度变迁发生后，虽然在短期内都促进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好转，但是过几年后，却出现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差异。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技术进步的作用。这也说明了技术创新在制度创新后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当然，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互动的，技术创新的相对滞后，也与制度有关。说明制度安排对技术创新、推广和运用没有足够的激励。因此，我们应该从技术创新的相对不足反思我们的制度创新——它的不足和不配套。 4、渐进式改革的累积成本或后摊成本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易到难，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这实际上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所导致的。渐进式改革强调在不改变宪法、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从另一角度来看，制度的适应性总是有限的，任何一种制度只能适应特定的环境，而且这种适应也只能够在短期内适应，可以说适应是相对的，而不完全适应是绝对的。例如，价格双轨制是渐进式改革的最主要表现之一，但是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腐败”问题，则可以看作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在旧体制外生长出新体制，旧体制的改革则逐步进行，这种渐进性确实既依靠新体制的外力推动旧体制变革，又不至于使因旧体制的突然崩溃而导致巨大的社会震荡。但是，它却产生了新旧体制之间的摩擦和摩擦成本，而且，对旧体制内公有经济形成巨大冲击，境况相对恶化，导致旧体制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目前国有企业的效益不断下降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国有企业大量下岗职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渐进式改革的后摊成本越来越大，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 【参考文献】 〔1〕张卓元，2000：《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经济思考》，经济管理出版社。 〔2〕韩留富，2001：《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成因及调控措施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第2期。

三、政治政府总统内阁制。总统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总统的行政命令与法律有同等效力。总统通过间接选举产生，任期四年。政府内阁由各部部长和总统指定的其他成员组成。内阁实际上只起总统助手和顾问团的作用，没有集体决策的权力。2001年1月20日，乔治·沃克·布什宣誓就任总统，2005年1月20日开始第二任期。副总统理查德·布鲁斯·切尼（Richard Bruce Cheney），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 宪法1776年7月4日制定了宪法性文件《联邦条例》。1787年5月制定了宪法草案，1789年3月第一届国会宣布生效。它是世界上第一部作为独立、统一国家的成文宪法。两个世纪以来，共制定了27条宪法修正案。重要的修改有：1791年9月由国会通过的包括保证信仰、言论、出版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在内的宪法前10条修正案，后通称“民权法案”（或“权利法案”）；1865年和1870年通过的关于废除奴隶制度和承认黑人公民权利的第13条和15条修正案；1951年通过的规定总统如不能行使职权由副总统升任总统的第25条修正案。宪法的主要内容是建立联邦制的国家，各州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包括立法权；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立法、行政、司法三部门鼎立，并相互制约。 国会国会是最高立法机构，由众议院、参议院组成。两院议员由各州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参议员每州2名，共100名，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1/3。众议员按各州的人口比例分配名额选出，共435名，任期两年，期满全部改选。两院议员均可连任，任期不限。参众议员均系专职，不得兼任政府职务。本届国会（第107届）于2000年11月7日与总统大选同时通过选举产生。参议院三分之一席位（34席）和众议院全部435个席位经过改选。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新一届国会参、众两院的席位对比分别变成50：50和221：212（众院中另两席为独立人士）。由于副总统切尼依法兼任参议长，在参院拥有可打破平衡的投票权，因此共和党仍掌握对两院的控制权。参议院临时议长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多数党（共和党）领袖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少数党（民主党）领袖托马斯·达施勒（Thomas Daschle）。众议院议长丹尼斯·哈斯特德（Dennis Hastert），多数党（共和党）领袖理查德·阿米（Richard Armey），少数党（民主党）领袖理查德·格普哈特（Richard Gephardt）。 司法机构设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法院、州法院及一些特别法院。联邦最高法院由首席大法官和8名大法官组成，终身任职。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宣布联邦和各州的任何法律无效。现任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 政党美国有多个党派，但在国内政治及社会生活中起重大作用的只有共和党和民主党。 （1）共和党（Republican Party）:成立于1854年。1861年林肯就任总统，共和党首次执政。此后至1933年的70多年中，除16年外，共和党一直主政白宫。1933年至2001年之间，曾有艾森豪威尔（1953年1月至1961年1月），尼克松、福特（1969年1月至1977年1月），里根（1981年1月至1989年1月），布什（1989年1月至1993年1月）执政。该党领袖为总统或落选总统候选人，主席现为吉姆·吉尔摩（Jim Gilmore）。一般而言，在总统大选中投票给该党候选人的选民即为其党员。 （2）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1791年成立，当时称共和党。1794年改称民主共和党，1828年改为民主党。1861年南北战争前夕，民主党内部分裂，该党的南方奴隶主策划叛乱。南北战争结束后，民主党在野24年。1885年克利夫兰当选总统。此后该党又大部分时间在野。1933年开始，民主党人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卡特、克林顿先后当选总统执政。该党领袖为总统或落选总统候选人，主席现为特里·麦考利夫（Terry McAuliffe）。一般而言，其党员是大选中投民主党候选人票的选民。 （3）第三党有绿党（Green Party）和改革党（Reform Party）等。 四、军事总统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掌握最高指挥权。进攻性战略武器和核武器的使用权集中控制在总统手中。国家军事指挥系统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组成。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最高决策机构，由总统领导，成员有副总统、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参联会主席作为军事顾问、中情局长作为情报顾问列席。国防部是总统指挥全军的办事机构。参联会既是总统、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军事咨询机构，又是向各联合司令部发布总统和国防部长命令的军事指挥机关。参联会和三军参谋部负责拟定作战计划并具体实施作战指挥。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进一步调整军事战略，加快建立由核与非核进攻性打击系统、导弹防御系统和能迅速应付恐怖威胁的国防基础设施构成的“新三位一体”战略力量组合。美军曾在南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以及1948年至1973年期间实行过义务兵役制。1973年，时任总统尼克松废除义务兵役制后，美军一直实行志愿兵役制至今。美国是世界第一军事大国，美军现役部队人数约140万人，其中陆军50万人，海军和空军各35万人，海军陆战队18万人。陆军分为10个战斗师和4个独立旅及装甲骑兵团；海军编制为5个舰队，共12个航母战斗群、12个两栖戒备大队、57艘攻击潜艇、116艘战舰和10个舰载机联队；空军编制为20个飞行联队（每个联队约72架战机）；海军陆战队编制为3个师和3个勤务支援大队，装备3个飞行联队（约21个中队）。美国在世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设有数百处军事基地，海外驻军约为万人。美国的海外的军事基地大致划分为欧洲、亚太与印度洋、中东与北非以及美洲四大战略区。2004年8月，布什总统宣布，美国将在未来的10年内把驻欧洲和亚洲的军队削减6万至7万人 。2007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说，为了“反恐战争”的需要，他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美军现役部队的人数增加万人 。美军在全球设有五大战区司令部，分别是北方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中央司令部、欧洲司令部和南方司令部，分别负责全球几大区域的事务。2007年2月，布什总统批准军方关于组建一个专门负责非洲事务的司令部的计划。五、经济美国有高度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其国内生产总值和对外贸易额均居世界首位。20世纪90年代，以信息、生物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蓬勃发展，受此推动，美经济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增长期。2001年美经济陷入短暂衰退，之后逐步复苏。2004年美国经济复苏步伐加快，GDP全年增长。2004财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继续扩大，达4123亿美元。2004年外贸逆差为6171亿美元，创历史最高。 2008年，美国经济再次呈下滑趋势。美国的经济体系兼有资本主义和混合经济的特征。在这个体系内，企业和私营机构做主要的微观经济决策，政府在国内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较为次要；然而，各级政府的总和却占GDP的36%；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社会福利网相对较小，政府对商业的管制也低于其他发达国家。 在全国各地区，经济活动重心不一。例如：纽约市是金融、出版、广播和广告等行业的中心；洛杉矶是电影和电视节目制作中心；旧金山湾区和太平洋沿岸西北地区是技术开发中心；中西部是制造业和重工业中心，底特律是著名的汽车城，芝加哥是该地区的金融和商业中心；东南部以医药研究、旅游业和建材业为主要产业，并且由于其薪资成本低于其他地区，因此持续的吸引制造业的投资。 美国的服务业占最大比重，全国四分之三的劳力从事服务业。美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包括了黄金、石油和铀，然而许多能源的供应都依赖于外国进口。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业出口国之一，主要农产品包括了玉米、小麦、糖和烟草，中西部大平原地区惊人的农业产量使其被誉为“世界粮仓”。美国工业产品主要包括了汽车、飞机和电子产品。美国也有发达的旅游业，排名世界第三。美国也是飞机、钢铁、军火和电子器材的主要输出国。 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毗邻的加拿大（19%），中国（12%）、墨西哥（11%）和日本（8%）紧随其后，每天大约有价值高达11亿美元的产品流经美加的国界。美国经济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经济体。美国经济高度发达，全球多个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而美国的证券市场被认为是世界经济的晴雨表。 自从1980年代隆纳·里根的总统任期以来，美国增加了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运用，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减少福利制度的规模，抛弃了自经济大恐慌以来长期实行的、偏向干涉主义的凯恩斯派经济政策。也因此，美国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提供的服务比其他工业化国家都要少，降低国内的税赋，并更依赖于自由市场和私营的慈善机构上。 交通运输美国拥有完整而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运输工具和手段多种多样。2000至2003年产值分别为3137亿、3061亿、3104亿及3178亿美元。与运输业相关的产品和服务约占美经济总量的3%，吸纳了1/8的就业。 由于汽车产业在美国的发展相当早（比较起其他西方国家），美国许多城市的发展都提前顾虑到了将城市和住宅区搭配道路网络的设计。为了连结广阔的国土，美国设计并建造了高通行量、高速度的高速公路，美国的国家交通系统主要便是依赖这些高速公路网。当中最重要的是州际高速公路系统的建设。这些高速公路在1950年代经由当时的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授权建造。根据2004年的数据，美国的公路总长为6,407,637公里，名列世界第一。 大城市里也有建设公共交通的系统，纽约市的地铁网络是当中最大的，也是世界上载客量最为沉重的捷运网络之一。而区域铁路和公共汽车网络则延伸至长岛、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都成为了世界上载客量最大的交通网之一。但是普遍而言，美国城市的公共交通相对其他发达国家较为薄弱，人们出行更多的使用私人汽车。 美国建造了横贯大陆的铁路网络，用以在48个州之间运载货物。美国铁路公司（Amtrak）所建造的铁路网也横贯了48个州中的46个，专门用于客运用途。美国的铁路货运系统是世界最繁忙和先进的，且美国的铁路总长度位居世界第一。然而美国铁路的客运并不如西欧和日本那般发达，部分原因是出自美国国土的辽阔；若要到达数千英里以外的大城市，搭乘飞机会比搭乘铁路还要省时。美国政府的分析便认为空中客运是导致客运铁路公司在1970年代接连倒闭的主因。 空中运输是长途旅行的更好选择。以乘客量而言，在2004年全世界前30个最繁忙的机场中就有17个位于美国，包括了排名第一的亚特兰大哈兹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以运货量而言，在同一年里，全世界前30个最繁忙的货运机场就有12个在美国，包括了排名第一的孟菲斯国际机场（MEM）。 许多世界上主要的港口也位于美国；最繁忙的是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港和长堤港，以及纽约港，它们全都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五大湖也有许多船运交通，每大湖都与密西西比河的河网络广泛连接，河的最下游直通大西洋。而第一个连接五大湖与大西洋的伊利运河（Erie Canal）则促成了美国中西部的快速农业和工业发展，并使得纽约市成为美国的经济中心。 财政金融20世纪60至70年代，美国政府奉行“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大幅增加社会福利和军事支出。80年代，里根政府一方面减免税收，另一方面扩大政府支出特别是军费开支，导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急剧扩张。1992年，美联邦财政赤字达到2904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峰，占当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高达。1993年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将“减赤”作为施政重点之一。90年代美经济持续增长使税收收入大幅增加，同时克林顿政府加强了税收征管，美联邦财政于1998年财年转亏为盈，出现692亿美元的盈余。布什政府2001年1月上台后，面对经济颓势，力主通过减税刺激经济复苏，加之反恐及军费开支大幅增加，2002财年美联邦财政重现赤字，达1578亿美元。2004财年美财政赤字达412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004年底，美国公债总额为75962亿美元，公众持有额为44084亿美元。（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 银行 近年来，美国政府逐步放宽对金融业的管制，金融业兼并重组加剧，商业银行总数已从1985年14000多家减少到2002年的7887家。1999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金融服务现代法》法案，进一步取消了证券、保险及商业银行混业经营的限制。美主要商业银行有： 1、花旗集团（Citigroup）1955年纽约花旗银行与纽约第一银行合并，改名为纽约第一花旗银行，1962年改为第一花旗银行，1967年改为花旗公司。总部设在纽约市。1998年与旅行者集团合并组建花旗集团，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 2、摩根大通公司（J. P. Morgan Chase & Co）2000年12月由J．P．摩根公司和大通-曼哈顿公司合并而成，总部设在纽约。 3、贝尔斯登公司（Bear Stearns Cos.）成立于1923年，总部位于纽约，是美国华尔街第六大投资银行，系全球500强企业之一。4、美洲银行公司（Bank of America Corp）美洲银行于1904年成立，总部在旧金山。1998年与国民银行合并为美洲银行公司，成为横跨东西两岸的全国性银行。 5、第一银行公司（Bank One Corporation）1957年成立。1998年与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合并。总部在芝加哥。 此外主要商业银行还有：第一联合银行、美林银行、威尔斯·法格银行、美国银行、美国国民城市银行、美怡银行等。 对外投资和外国资本2004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为2258亿美元，高于2003年的1518亿美元。截至2004年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约为23674亿美元（以2004年价格计算）。2004年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为1049亿美元，远高于上年的298亿美元。截至2004年底，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总额约为17088亿美元（以2004年价格计算）。对外援助美国会2005财年批准用于发展援助的资金（包括伊拉克减债和重建计划）共计约170亿美元，其中“千年挑战帐户”（MCA）占15亿美元；“关键发展援助”（Core Development，含发展援助基金、“转型计划”以及儿童和健康项目等）占30多亿美元。 以色列和埃及仍为美最大受援国，2005财年美对以、埃援助额分别为亿美元和18亿美元。此外，2005财年美对阿富汗援助额为亿美元（含由国防部支配的亿美元的紧急拨款），对巴勒斯坦援助额为亿美元。（数据来源：2004年美国会研究服务部（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