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邦彦的研究综述论文

周邦彦(1057—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浙江钱塘人。少年时落魄不羁，曾沿江西上，客游荆州。后来在太学读书，因献《汴京赋》得官。徽宗时他先后在议礼局、大晟府任官，为王朝制礼作乐。又献诗蔡京，说他“化行禹贡山川内，人在周官礼乐中”。那正是北宋王朝临近覆亡的前夕。周邦彦早年曾经有过和柳永类似的生活经历，词也接受了他的影响。然而由于他的时代和后期的生活都和柳永不同，比之柳词，周词的浪子气息要淡些，而帮闲的意味更浓；内容单薄得多，而词句更工丽，音律更严格，章法的变化也多些。艳情与羁愁几乎占了他的《清真词》的全部内容，包括那些咏物或咏节令的词在内。这些作品既流露了他自己的生活情趣，也迎合那个腐朽王朝里纵情声色的士大夫们的胃口。由于内容的单薄与无聊，周邦彦就只能在艺术技巧上争胜。他喜欢用代词，如用“凉蟾”代月，“凉吹”代风，“翠葆”代竹等。喜欢运用古辞赋家的手法来练字琢句，如“梅风地溽，虹雨苔滋”(〈过秦楼〉)、“稚柳苏晴，故溪歇雨”(〈西平乐〉)等。喜欢融化前人诗句入词，如“一夕东风，海棠花谢，楼上卷帘看”(〈少年游〉《荆州作》)，用韩屋《懒起》诗，“凭阑久，黄芦苦竹，拟泛九江船”(〈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用白居易《琵琶行》。他还善于通过种种回忆、想象、联想等手法，前后左右、回环吞吐地描摹他所要表达的东西。这些手法本是魏晋以来“为文造情”的辞赋家的长技，周邦彦用来写慢词，把那些艳情内容妆饰得更华美。因此他的词不仅受到当时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从南宋以来，在封建社会的士大夫阶层里也一直有它的市场。周词中较为可取的是少数表现羁旅行役、怀古伤今的作品，如〈兰陵王〉、〈西河〉《金陵怀古》等。周邦彦所做的，其实暗合着文艺发展的规律，从重内容到重形式。身为婉约词人的他，词的内容既被东坡翻新到极致，他必然要在形式上出奇制胜。他本人精音乐，又搞过“专业创作”，因此能精雕细琢，研音炼字，在审订词调方面做了不少精密的整理工作，扩展了音乐领域，在填词技巧上有不少新创举。他更能自己度曲，创造了《六丑》等新词牌。总之，他继承了柳永、秦观等人成就，开了格律派的先河，为词的艺术形式作出了贡献。

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 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约1155--1235)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 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 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诗歌的地位仍然是最重要的。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魏晋之交，随着世风的变易，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西晋太康时期诗歌繁荣，诗人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但多数作品流于华采繁缛，唯左思的诗歌骨力遒劲，承传建安文学的精神。其〈咏史〉诗开启了咏史和咏怀结合的新路子。东晋在玄学的影响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泛滥一时，能够超越流俗的大诗人便是陶渊明。陶渊明的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因贫而出仕，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也表现了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喜悦和辛劳。创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归园田居》、《饮酒》是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陶诗的风格自然冲淡为主流，但《读山海经》(“精卫填微木”)、《咏荆轲》等也显示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并不静穆，他没有忘怀世事。陶渊明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受其直接影响。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辞赋，数量虽不多，却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等。 南北朝时期，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南朝诗歌在谢灵运手上山水诗大放光芒，其后谢眺的山水诗写得清新圆熟，世称“大小谢”。诗人鲍照出身寒微，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北方文苑稍嫌荒寂，但散文方面也不乏名篇，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最有成就的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他的诗赋集南北文学之大成，将南方精美圆熟的艺术技巧和北方刚健爽朗的精神融合，成为唐代诗风的先声。这一时期骈文统治着整个文坛，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是非常优秀的作品。总的来说，南朝作家们对形式声律的追求，为唐代文学、尤其是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和成熟，作了充分的准备。 此外，南北朝乐府民歌也足以与汉乐府诗前后辉映。南朝的吴歌、西曲明丽柔婉，北朝少数民族歌曲则多刚健亢爽，风格各异，但都情意真切。 从我国古代小说体裁的形成和发展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阶段．出现了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其中晋干宝的《搜神记》和南朝刘宋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最值得重视。《世说新语》记载了自汉至晋不少上层士族人物的轶事言谈，写人气韵生动，记言简约精妙，实开后世笔记小说之先声。 由于文学意识的渐趋自觉，这一时期出现了探讨文学观念、分析创作过程、批评作家作品的文学论著，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蝾《诗品》。后两部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堪称划时代的巨著。

[摘要] 孙虹《清真集校注》是部厚重扎实的著作，然未尽之处在所难免，如考周邦彦始知明州在政和六年，实应在政和五年。周邦彦工书法、风格近蔡京等生平资料遗漏失收，其词的评论及版本资料也都有可补之处。书中所录宋毛幵《樵隐笔录》，实无此书，其中资料始见于清冯金伯《词苑萃伯》所引。 [关键词] 清真集校注 周邦彦 生平考订 宋词名家别集的笺注，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已是硕果累累，但周邦彦和吴文英词集始终没有新注本，因为这两家词各有特殊的难度。而孙虹博士迎难而上，花去十多年的功夫，撰写成《清真集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这部厚重扎实的著作，令人敬佩。 说这本书厚重扎实，一点不是恭维。周邦彦存词不过180多首（孙注本收词185首，《全宋词》收186首。吴则虞校本《清真集》收词206首，然不尽可靠），按照一般注释本的份量推算，清真词的注本有20万字就算充实了。而孙注本却多达42万字，字数多出常规注本的一倍，可以想见此书收搜资料的丰富翔实。字数的多少当然不是衡量一部著作学术含量的主要指标，但像笺注类型的著作，字数的多少却是可以看出它搜罗资料的完备程度的。举凡词作本事、词作评论和作者生平资料，此书无不网罗。有此一册在手，研究清真词的原始资料，基本上就不须另作他求了。 如果仅仅是资料的丰富完备，那还不能算是最好的笺注本，此书的另一贡献是注释的详赡准确，对作者生平事迹、词作系年考订的精审扎实。注释纠前人之失，发前人未揭之秘，所在多有。我最欣赏最佩服，也最见著者功力的是其考证部分。书前有对周邦彦生平事迹的考证，书中有对作品创作年代的考证。其中《清真事迹新证》，尤为精彩，是继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之后又一篇大有创获的考据力作，解决了一些疑案，澄清了一些误解。书中对相关词作系年的考订，也同样精彩，发明甚多。 作者研究周邦彦，不回护周邦彦人品上的弱点，而力图还原历史的真相。自王国维以来，一般认为，周邦彦人品清高，于新旧两党都无依附。而孙注则指出，周邦彦为了个人的升迁，曾攀附祸国殃民的蔡京及其死党。虽然周邦彦没有做出多少助纣为虐的坏事，但跟当时自觉与蔡党划清界线并与之斗争的清流相比，周邦彦的人品就显得有些低劣。周邦彦自号“清真”，人品实际上有些不“清”；他在作品中高自标榜，说是“不能俯仰取容”，实际上又有些不“真”。由孙著我们才知道，周邦彦的为人实际上有点不“清”不“真”。这对我们了解周邦彦及古代作家人品与词品的背离，是很有价值的。 我读完此书后觉得，在20世纪以来百馀年间所出版的宋词别集笺注类著作中，孙注本应是最好的注本之一。不过，我这篇小文，不准备将主要的篇幅放在具体评述该书的特色、贡献上面，而是想作点补订。即使是一部经典性的著作，也不大可能尽善尽美，故不揣翦陋，对其中《清真事迹新证》（以下简称《新证》）所考和注释集评未尽之处聊作补充，以供著者修订时参考，同时也就正于方家读者。 一、清真任太学正的具体时间 《新证》页45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四，谓清真任太学正是在元丰七年三月辛酉。年月确切不误，唯日期提前了一天。《长编》原载在壬戌（二十三日），而非辛酉（二十二日）。另有两则史料可佐证，原未征引，兹补录如下：宋王应麟《玉海》卷五九：“元丰七年三月壬戌，以太学生周邦彦为太学正。邦彦献《汴都赋》，故擢之。”元佚名《宋史全文》卷十二下：“（元丰七年三月）壬戌，诏太学外舍生周邦彦为试太学正。邦彦献《汴都赋》，文采可取，故擢之。邦彦，钱塘人。”二书亦载是在壬戌日，而非辛酉日。 二、清真知明州的时间 关于清真知明州的时间，《新证》据有关资料，定在政和六年六月，离任则在政和七年。其实，周邦彦始任明州的时间应是在政和五年，离任是在政和六年。《乾道四明图经》卷十二《太守题名记》明确记载周邦彦是政和五年到明州任，并且记载有其前任与继任者： 蔡肇，显谟阁待制，政和年。 李图南，显谟阁待制，政和年。 吕淙，曾任军器少监，政和年。 周秩，集英殿修撰，政和年。 周邦彦，直龙图阁，政和五年。 毛友，显谟阁待制，政和六年。 楼异，徽猷阁待制，政和七年至宣和四年 李友闻，直龙图阁，宣和四年。 《新证》断然否定此条记载，有失审慎。太守题名是太守到任后亲自题名记录，不可能有误。而且《宝庆四明志》卷一《郡守》也有同样的记载，兹将原文录之如下： 蔡肇，显谟阁待制，政和年。 李图南，显谟阁待制，政和年。 吕淙，曾任军器少监，政和年。 周秩，集英殿修撰，政和年。 周邦彦，直龙图阁，政和五年。 毛友，显谟阁待制，政和六年。 楼异，徽猷阁待制，政和七年知。异，明（州）人也。任满，命再（任），睦寇猖獗，蹂践邻郡。异备御有方，六邑无犯。 李友闻，直龙图阁，宣和四年。 《延祐四明志》卷二所载与此完全相同： 蔡肇，显谟阁待制，政和年。 李图南，显谟阁待制，政和年。 吕淙，曾任军器少监，政和年。 周秩，集英殿修撰，政和年。 周邦彦，直龙图阁，政和五年。 毛友，显谟阁待制，政和六年。 楼异，徽猷阁待制，政和七年知。任满，命再任。 李友闻，直龙图阁，宣和四年。 以上各知州题名都是按其到任年月先后排列，虽然蔡肇、李图南、吕淙和周秩四人到任的具体年份残缺，但其先后次序不会有错。而且自政和元年到四年，正好是四人，每任仅一年。周邦彦政和五年到任，六年离任，也是一年。《新证》未注意到这几种方志的明确记载，以为周邦彦的继任者是楼异，故据楼异的其他行踪推知其政和六年始任，因而进一步推断周邦彦离任是在政和七年，实则周邦彦的继任者是毛友，而非楼异，楼异是毛友的继任。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本有考订说明；陈思《清真居士年谱》也已引录《乾道四明图经》和《宝庆四明志》，但不知何故，却将周邦彦知明州的时间提前到政和四年。《新证》或一时疏忽，没有特别留意宋人三种方志的记载，可谓千虑一失。如果据宋人方志所载周邦彦知明州的时间，就不必绕一个大弯，兜一个大圈子了。 《新证》之所以否定《乾道四明图经》关于周邦彦政和五年知明州的记载，是因为山西出土的周邦彦所撰《田子茂墓志铭》谓墓主田氏政和四年卒，而“择以政和六年五月初三葬”。《新证》遂据此推断政和六年五月周邦彦尚在山西隆德府任。其实这“择”字值得注意，可以理解为它是写墓志时预定的日期，而不是落葬后的日期，也就是说，“政和六年五月初三”应是政和四年田氏卒后其家属请周邦彦写墓志时选定的吉日，即周邦彦写此墓志铭是在政和四年，而非政和六年。 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唐宋人写墓志时，下葬日期常留作空白，只说“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到下葬时由墓主亲属填上落葬的具体年月日及葬地。故此“政和六年五月初三”也可能不是周邦彦所写，而是下葬时由墓主亲属所填。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 而罗忼烈先生更怀疑此文不是周邦彦所写，而是由别人代笔。其说云：“颇疑兹篇非清真自制：文词庸俚，与清真他作之高华者相去不啻天壤，一较便知，此其一。其人名位不振，事功不称，谀墓之文，虽据死者后人所作行状，亦不当猥琐至是，又况为属僚而作？此其二。墓志作者所署官衔，通例当以现职，政和六年，清真已任秘书监、进徽猷阁待制，而此志犹署知隆德府事，是可疑也。此其三。然其时清真尚在世，自非伪托，或由他人代笔耳。”（《周邦彦清真集笺》之《田子茂墓志铭》附记，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版，第461页）也可备一说。 然无论如何，仅据墓志一孤证，难以全盘否定《乾道四明图经》和《宝庆四明志》等方志言之凿凿的记载。 《宝庆四明志》卷十一和《延祐四明志》卷十六曾载周邦彦捐资建青莲阁事，兹录以博闻：“白衣广仁寺，在西北隅广仁坊。唐长兴元年建，号浄居报仁院，俗呼白衣观音院。清泰二年为浄居（院）。续因祈祷灵应，加报仁。宋治平元年赐今额。初节度使钱公亿廨宇之梁，见白光绶纹脉，有观音相，乃易其木，刻观音像寘于寺。郡守周邦彦捐金，建青莲阁。建炎四年火。至皇朝至元十九年复火。僧道全重建。（据《延祐四明志》引） 三、周邦彦工书法，风格近蔡京。 周邦彦工书法，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和《新证》均未述及。陈思《清真居士年谱》据《书史会要》谓清真“又工书，真行皆善”。而未详征载籍。兹将有关著述录之如下，以见清真多才多艺，不仅妙解音律，也工于书法。 宋董更《书录》卷中：“周邦彦，字美成。谷中云：周美成正行皆善，有词稿藏张宫讲宓家。” 元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六：“周邦彦，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人，官至秘书监。尤长于歌词，正书行书皆善。” 明郁逢庆《书画题跋记》卷一录邦彦真迹云：“邦彦顿首启，前日特辱降顾，闲冷之中，倍增感激。负痾屛迹，造谒不逮，苐深悚惕。邦彦顿首启（又见明汪砢玉《珊瑚网》卷六。罗忼烈《周邦彦清真集笺》据真迹已录入，题作《屏迹帖》）”又谓：“邦彦者，周美成也；摅者，林彦振也。二公书俱类蔡元长，岂气类相似耶！”按，郁氏说周邦彦的书法与蔡京风格相似，大可玩索。究竟是气质禀性相近，还是周邦彦为亲近蔡京，有意模仿其书风以期赢得蔡氏的好感和认同？令人生出许多联想。 明张丑《清河书画舫》卷八下载周邦彦《李伯时归去来图跋》：“韩退之云，昔疏广受二子，辞位而去。公卿祖道，都门外车数百两，道路观者多叹息泣下。汉史既传其事，后世工画者又图其迹。至今昭人耳目，赫赫如前日事。龙眠居士尝以陶靖节《归去来辞》形之图画，家宝戸传，人人想见其风彩。二疏以知足去位，亮以违已弃官，皆不为声利所汩，世外人也。龙眠用意，至到依辞造设，若亲见其事云。政和二年九月望武林周邦彦跋（真迹）。” 此篇佚文，罗忼烈《周邦彦清真集笺》亦未收录，故录出备参。岳珂《宝真斋书法赞》卷二一另载有周邦彦《友议帖》，因《周邦彦清真集笺》已辑录，故此不赘录。 四、周邦彦的交游者 《新证》考索了周邦彦的交游，然有一人遗漏，即许彦国。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云：“《许表民诗》十卷，右皇朝许彦国，字表民，青社人。周邦彦称其‘宽平优游，中极物情。惜乎留落不偶，故世人知之或寡也。’” 《全宋诗》录有许彦国诗十一首。《竹庄诗话》卷十八引《夷坚庚志》云：“许彦国字表民，青州人。进士高第。工为诗，客游河朔，尝撰《燕蓟余民思汉歌》，首叙石敬瑭割燕地以赂契丹，次叙耶律德光犯汴京，次虏去严峻，燕人思汉之意。词情凄楚，近千言。……” 五、周邦彦词“集评”补： 笺注汇录有前人各种评论资料，然偶有遗漏，兹补录如下： 页20《风流子》（新绿小池塘）纪事可补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六七《泛舟游山录》： 癸亥，早饭毕，至溧水县。知县王彦平及主簿张修职思新、主簿王廸功尚之、尉张廸功南仲相候于门，入泊中山驿。绍兴戊午李朝政修登登为之记。赵倅分路赴阙，殊愧前失。而仆未尝过之也。晚赴王彦平饮，后圃有池，周美成作邑时短句云：‘新绿小池塘。’谓此园。无花而多古木，有连理。 页139《秋蕊香》（乳鸭池塘水暖）集评可补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下： 周美成有‘曲里长眉翠浅’之句，近读李长吉《许公子郑姬歌》中有云：‘自从小靥来东道，曲里长眉小见人。’乃知古人不容易下字也。 页202《拜星月慢》“小幽曲坊”注或集评可补明顾启元《说略》卷二十： 唐世妓女所居曰坊曲。《北里志》有南曲、北曲，犹今之南院、北院也。宋陈敬叟词：“窈窕青门紫曲。”周美成词：“小曲幽坊月暗。”又：“暗暗坊曲人家。”谢皋羽《天地间集》载孟梗《南京诗》云“愔愔坊曲傍深春”是也。今称妓居犹曰曲中。 页281《满江红》（昼日移阴）集评可补录宋程大昌《演繁露》续集卷四《诗事》：核 蝶粉蜂黄，尝有问予周美成词曰“蝶粉蜂黄都过了”用何事？予曰：记得李义山集有之，李《酬崔八早梅》曰：“何处拂胸资蝶粉，几时堕额藉蜂黄。”又《赠子直花下》曰：“屏绿蝶留粉，窗油蜂印黄。”周盖用李语也。 页290《西河》词集评可补宋王楙《野客丛书》卷二九： 有两石城，一在金陵，一在竟陵。在金陵者，即左思所谓‘戎车次于石城’者也。在竟陵者，即莫愁所居之城也。而周美成词乃以金陵石城为莫愁事用，无乃误乎！ 按，竟陵，指今湖北钟祥。 六、引书出处补正 页37集评引毛幵《樵隐笔录》云：“绍兴初，都下盛传周清真咏柳《兰陵王》，西楼南瓦皆歌之……。” 此则史料，广为人引，《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321页、蒋哲伦先生《周邦彦选集》（《兰陵王》词后）俱曾引录。其实世上并无此书传存，历代公私藏书目亦未见著录。所谓《樵隐笔录》云云，始见于清人冯金伯《词苑萃编》卷二十四引录，冯氏所据何本，已无从考证。此则资料，当注明是据《词苑萃编》引录。 七、版本补录 书中取校之本，未详予列目。有关清真词传存的版本，也未一一交代，只是让读者参看附录八吴则虞《清真词版本考辨》。而吴先生的版本考辨也未将清真词现存各本尽予采录。其中明代版本所列仅五种，清人版本只录八种。而明紫芝漫钞《宋元名家词》本、明石村书屋钞《宋元明三十三家词》本《玉片集》，未曾提及。孙注本似亦未曾取校。紫芝漫钞本有毛斧季、陆贻典等名家校跋，于版本校勘，甚有价值，倘能取校，自更完善。其本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至于清传抄刻本，可补其未备的有：羊复礼批校圈点清钞本《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湖北省图书馆藏），朱祖谋校清钞《清真集》二卷本（藏浙江图书馆），谭献撰《片玉词考异》二卷补遗一卷稿本（藏浙江图书馆），道光二十五年（1845）王氏活字印本《清真倡和集》之《清真词》二卷（上海图书馆藏本有吴昌绶跋）。 另外，罗忼烈笺注《周邦彦清真集笺》（香港三联书店1985年版），孙注似亦未提及和参考。此书用力甚勤，多有创获。挖掘出不少新资料，如清真知溧水县的时间，相关论著都定在元祐八年春，固然不错，然具体到任日期，《景定建康志》卷二七《官守志四·诸县令·溧水县》有明确记载：“周邦彦元祐八年二月到任。”而诸家考订俱未征引，唯罗笺曾引录。 八、引用书目分类可作调整 书末所附“引用书目”，仅列书名，而无版本，读者无从知悉本书所据为何种版本；又无编著者的说明，一般读者也不知道各书是何代何人所撰。而书目分类有的不尽妥当，分类不当，会误导读者对原书性质的了解。如《太平寰宇记》是地理学著作，本应列于第六“天文地理部”，而列入第五“小说异闻杂部”。第五类所列《冷斋夜话》、《诗话总龟》和《苕溪渔隐丛话》是诗话著作，《本事词》是词话著作，《草堂诗馀隽》和《古今诗馀醉》是词选，应列入第四类“文学艺术部”。又书名之排列，杂乱随意，既不按成书之时代先后，亦未按书名的笔顺排列。 以上所补，限于个人见闻，未心尽妥，敬请著者与读者指教。 （原载《中国韵文学刊》2005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2005年9期）

楼上的，看清楚了，是南北朝时期，还要是外国所做的研究，你搞那么多关于诗歌的又不是海外的有什么用啊？

《四库提要》云：“词至晚 唐五季以来，以 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 ” 关于宋词宏观的变化，一直有学者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梳理、把握其脉络，以期呈现“历史的真实”。在这个问题上，以下诸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王兆鹏《宋词流变史论纲》（《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以作家为纲、以人系史，对宋词的发展流程进行概括和。王文认为，柳永发展了词体，以其创调之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苏轼则进一步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开拓了词的艺术境界；周邦彦注重词的章法结构，使词的艺术规范性得以提高，南渡前后女词人李清照异军突起，用日常生活中的平常语言表现复杂微妙的情感心态；而辛弃疾以其杰出的创作成就，使词体在文学中的地位得以确立；比辛弃疾略晚的姜夔移诗法入词，使词的语言风格雅化和刚化。而王洪《试论唐宋词发展史上的五个里程碑及其词史意义》（《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以温、柳、苏、周、姜五人为基点，对唐宋词史流变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以为温庭筠奠定了诗庄词媚的分野，其词可称“听者之词”；柳永偏于俚俗，为“歌者之词”；苏轼以诗为词，称“雅词”；周邦彦以赋为词而趋工艺化，谓“赋者之词”；最后，辛弃疾独成一派，姜夔将词推向工艺、高雅、朦胧化，可称“清客雅词”。与上述两文思路相似，梅大圣《论词的传统与东坡词定位及创作动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对词史发展的梳理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认为早期的隋唐民间词以较强的社会功能与诗骚传统相承，至晚唐五代侧艳新风始取代了早期传统；北宋初中期，欧阳修始有闲适旷逸之作；至东坡藉词为“诗之裔”理论表现庄严人生与冷酷现实，复早期传统之“古”，从而给词以新的生命力。张雁《从（花间集〉到〈花外集〉——从词集名称看宋人词学观念的演进》（《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则从词集的具体名称和变化入手，描述了宋人词学观及其变化轨迹。词由花间尊前的歌词走向社会，走出儿女之情的狭窄空间，在词集名称的发展变化上得到了直接明显的体现。而蔡义江《从花间尊前到慷慨悲歌——词的特点及发展》（《文史知识》1998年第3期）以词的形式结构特点、发展历程和重点作家为线索，也清晰勾勒出了词的发展脉络。除了词史的宏观研究以外，对于词史阶段性和横截面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篇文章：王洪《论东坡词的“雅化”及其对词史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剖析了东坡“雅化”对词史的重大影响，认为苏轼“以诗为词”本质上是引诗之雅以改造词之俗。“雅”的内涵已由言志变为宋士大夫以归隐为中心的精神宣泄。苏词以题材、境界、艺术手法三者之雅完成了这一改造。其影响自秦、周而达姜、吴。邹志勇、韩晓东《论北宋前期词的过渡意义》（《晋阳学刊》1997年第2期）分析了北宋前期60年中词人不同的身份、地位和生活经历以及由此引起的词作的个性色彩和对现实的关注，指出60年词史对于宋词的过渡意义在于：一是宋词繁荣的先声；二是对提高词体的地位功不可没。董希平、刘尊明《宋初五十年词坛岑寂探因》（《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第6期）则分别以“汴都不唱江南词”、“江南才子江南老”、“艳风虽发归寂寥”为题，对宋初50年词坛创作不振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指出宋人对亡国之音的警惕、对南人的歧视以及对媚软艳风的排斥、抑制，压缩了词的生存空间，造成了宋词50年的岑寂局面。乔力《主体意识的高扬：论北宋中后期词的两种艺术精神及创作特征》（《齐鲁学刊》1998年第1期）对北宋中后期到南宋前期这一词史巅峰期的艺术精神及创作特征进行了考察，认为苏轼变词为陶写之具、弘扬主体意识、提高词的文化品位和周邦彦专心词法、建立规范、示人门径是本阶段词史的重要特征；而这一时期的艺术精神则可以表述为：本体意识强化和主体自觉性的高涨、新旧传统错综融汇、多种风格竞艳并驰及艺术水准成熟完美。至于南宋词，陶尔夫《南宋词与清代词学研究中的困惑》（《求是学刊》1998年第3期）描述了自宋至清的尊南宋与尊北宋之争的过程及清代长期存在的尊姜夔、张炎与尊辛弃疾之争，指出南宋词思想内容的高、阔、深，艺术技法的精、新、美，风格体式的丰富、齐备，已达历史极致，而清人面对南宋词所表现出的困惑迷失，实是对南宋词的历史评价和整体观照存在欠缺和失误，这一点，在现在和将来都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