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人物艺术研究论文大纲

读罢《水浒传》，每个人的脑海里难免会留下几个鲜活的形象，这一方面是由这些人物的悲剧色彩造成的，另一方面则归功于作者特殊的人物描写艺术。典型化的人物如林冲，生活化的人物如武松，个性化的人物如杨志，多重性格的人物如宋江。金圣叹曾说，《水浒传》“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所状，人有其声口”，茅盾先生说，“善于从阶级意识去描写人物的立身行事，是《水浒》人物描写的最大一个特点”，“《水浒》人物描写的又一特点便是关于一切人物的一切都是由人物本身的行动去说明，作者绝不下按语”，①大师们总要概括了《水浒传》人物描写的艺术，本文则从小的方面来分析人物描写的艺术。（一） 典型化人物林冲林冲这个人物形象典型地反映出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展示了梁山英雄“逼上梁山“的全部过程。《水浒传》写农民起义，其领导成员不止是农民，它吸纳了各方面的叛逆人物，包括来自统治阶级中的人物。林冲说是一个由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而投奔到农民队伍中的人物，他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在他的性格中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能忍，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不敢反抗。他出场的穿着打扮所体现的身份、风度，说明了他是一个有相当地位的人物，接着就介绍了他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妻子，日子过得很美满，这就跟没有家室，“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鲁智深截然不同。林冲一出场，作者就将他置于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展现他的思想性格，他跟妻子一起到岳庙烧香，自己正看着鲁智深打禅杖出神时，妻子就被高俅的养子高衙内调戏了。一个军官，老婆在光天化日之下遭人调戏，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但当他得知此事正要对那个人下拳时，看出了不是别人，原来是那个在“东京倚势豪强，专一爱淫垢人家妻女的高衙内”，此刻书中写到：“当时林冲扳将过来，却认得本管高衙内，先自手软了。”所谓“本管”，就是顶头上司，“先自手软了”这五个字，不单纯是人物神态动作描写，而是挖掘了林冲的内心世界。当鲁智深便带了二三十个人来帮他撕打时，林冲与鲁智深有两句简单对话，林冲说：“原来是本管高太尉的衙内，不认得荆妇......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权且让他一次。”而鲁智深却是这样说：“你却怕他本管太尉，酒家怕他甚！俺若撞见那鸟时，且教他吃酒家三百禅杖了去。”请看：一个忍辱怕事，一个嫉恶如仇；一个自己受*也能忍，一个看见别人受*都不能忍。两个人的性格的鲜明对照更突现出人物的典型化。林冲所感受到并且非常不满的黑暗社会势力，不断地向他紧逼而来，使他想苟安而又不能苟安，想忍也忍不下去，无路可走的时候，才最后走向反抗，走向梁山。水浒英雄中，有很多人走的是林冲的路。那是一个是非颠倒的社会，林冲的遭遇是领导者走向农民起义的典型代表，在那个受人逼迫的社会里，曾经软弱的林冲被迫走向坚强，走向反抗。作者在塑造林冲这一典型形象时，突出了林冲从逆来顺受到彻底反抗的性格，以自身的遭遇展现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具《水浒传》人物描写的一大特色。（二） 生活化人物武松张恨水评武松说：“有超人之志，无过人之才；有过人之才，无惊人之事，皆不足以有成。何以言之无其才而不足以展其志，无其事又不足以应其才之用也。若武松者，则于此三点，庶几乎无遗憾矣，”“天下有些等人，不仅在家能为孝子，在国能为良民，使读书必为真儒，使学佛必为高僧，使作官必为纯吏”。②张恨水的观点代表绝大部分人对武松的看法，他们几乎把形体武松看成了传奇式的英雄人物，而我们认为，从作者对武松的倾情刻画来看，武松其实被作者刻画成了生活化的英雄人物。应该说，武松深受人们喜爱的根本原因在于作者对武松的生活化描写，生活化描写实质上是一种现实主义手法，它把人物放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以其自身的行动来展示自己的性格，作者在《水浒传》中多次运用生活化描写手法，武松是其中刻画得最成功的一个人物。作为一个生活化的英雄人物，武松有优点也有缺点，作者在刻画这一人物时，紧紧抓住了他的优缺点的彼此消涨过程，让人们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认识武松。武松赤手空拳景阳冈打虎，为他赢得了深广的声誉，也为他赢得了都头的职位，在他送税银出差时，武大郎被西门庆与潘金莲毒死，在去县衙告状不准的情况下，借谢邻请酒取得真实口供，手刃潘金莲，斗杀西门庆，然后到官府自首，被断配孟州。这段时期的武松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偶尔还有那么一点儿虚荣，但他的英武刚强却永远刻在读者的脑海里。在孟州，武松帮对他有恩的施恩夺回了被蒋门神霸占的快活林，因而得罪了蒋门神，蒋门神的后台张都监、张团练设计将他当贼捉了。这时的武松虽然也很勇猛，但毕竟有些媚骨，不分青红皂白的知恩图报让人感觉武松似乎分不清是非。但血的教训让他走向成熟，怨怒之情化作了惊心动魄的反抗行为，他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杀了蒋、张等十几口，蘸血在墙上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生活让武松认清了现实的社会，他不再向官府投案，而是先上二龙山，后归梁山泊，投身武装反抗的行列。武松被动或主动地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也被生活改变了自己，作者抓住了这一点，才更深入地塑造了武松的光明形象。在反抗官府围剿和攻城夺府的战斗中，武松勇敢坚定，是义军的主要将领之一。他反招安，指责宋江“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后来他在征方腊时被包道乙砍右臂，他不受封诰，在杭州六和寺出家。这就是武松，一生光明磊落，敢作敢为，富于正义感和反抗精神，尽管也曾被人利用，但终究从残酷的现实中，从迷失的自我中醒悟过来，一步一步地克服自己的弱点，渐渐地走向成熟。这要归功于作者对武松的生活化描写。我个人认为，武松是《水浒传》中刻画得最成功的人物，因为这是一个生活味十足的人物。我想，只有有生活气息的人物才能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三） 个性化人物杨志应该说，作者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勾勒了许多有个性的人物，个性化人物应该不仅仅只有杨志一个，事实确实如此。施耐庵善于抓住人物的人性，这也是《水浒传》人物描写的艺术之一，在这里，我仅以杨志为例来阐述这一观点。对于杨志，茅盾先生也有一段精彩的评论：“杨志呢，因为失陷花石纲而丢官，复职不成，落魄卖刀，无意中杀了个泼皮，因此充罪，不料因祸得福，又在梁中书门下做了军官，终于又因失陷了生辰纲，只得亡命江湖，落划了事”，“杨志一心想做官，‘搏个封妻荫子’，结果是陪尽小心，”，“对于杨志，我们虽可怜其遭遇，却又鄙薄其为人”。③茅盾先生对杨志的评价应该是既爱又恨的。事实上，对于杨志这样一个人物，不同的人几乎都有不同的看法。施耐庵对《水浒传》中英雄人物的描写是被后人称道的，这归功于他抓住了人物的个性，比如杨志，施耐庵就抓住了他是个“官迷”的个性。抓住了个性，才能塑造丰满鲜活的人物。从杨志的“官迷”个性出发，施耐庵留给我们的有个性化的语言、个性化的行动、个性化的生活态度。在语言上，可看杨志杀了泼皮牛二后所说的话：“不关列位的事，洒家杀此泼皮，你们随洒家到官府出首。”虽然落魄卖刀，但他身上的那种凛凛然的不俗气质，依然列列可现，难怪他总以“三代将门之后”自称，毫无疑问，他有着将相的风范，敢作敢当，大丈夫也。杨志的行动更能说明他是一个“官迷”。杨志曾做过殿司制使官，因失落花石纲逃避在外，后收得一担财物，回京谋求复职，路过梁山时与取“投名状”的林冲杀斗，不分上下，王伦欲邀他上山，他不肯玷污“清白姓字”，拒绝入伙。到东京后，由于高俅作梗，财物用尽而流落街头，又因卖刀杀了泼皮牛二被刺配大名府，得梁中书赏识做了提辖。他尽心尽力地给梁中书押送生辰纲，尽管他精明强干，洞悉江湖情形，但仍败在晁盖、吴用手下。生辰纲被劫后，他与鲁智深双夺宝珠寺，占据二龙山，走上反抗道路。三山聚义打青州时，他提出与梁山泊联合，后同归水泊，做了梁山马军八虎骑兼先锋使，全身心为招安做准备，受招安后，于征方腊途中病故。杨志一生的追求就是做官。他身为军官，又是将门之后，渴望在边庭建功立业，为祖宗争气，“搏得个荫妻封子”。他的生活的改变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清白姓字”时要做官，落草为寇时依然想做官，等到招安后，他还是兢兢业业地为大宋打天下，直至病故。施耐庵关于抓住人物性格的关键点，并以此为中心塑造人物。杨志便是这些人物中的一个比较成功的典型，他的成功也证明了施耐庵个性化人物描写艺术的成功。（四）多重性性格的人物宋江宋江历来是争议颇多的一个人物形象，也有学者因为宋江性格的矛盾性而否定施耐庵的写作才能，我对此不以为然。茅盾先生曾经说过：“人物的性格必须通过人物来表现。作者在构思过程中，人物的形象和做事安排好像是同时成熟的；但事实上，一定是心中先有了呼之欲出的人物，这才组织起故事来。如果不是这样，作品就难免（甚至一定会）是概念化”。④我对这一论说深信不疑，而且，我还认为，施耐庵在写《水浒传》时心中一定已经有了各个英雄人物的形象。至于宋江，我想施耐庵也一定看到了他的矛盾性和多重性，他把这个有着多重性格且矛盾重重的人物写下来，让读者去读去说去评，也未尝不是另一种高明。施耐庵塑造的宋江是一个多重性格的人物。但他的一生中，我们会时常看到他身上的矛盾性，但他的一生中，我们会时常看到他身上的矛盾性，施耐庵抓住这一系列的矛盾来刻画宋江性格的多重性。一般读者都认为宋江是个忠义双全的人。《水浒传》中也用了相当多的笔墨塑造宋江的“忠义”。但实际上，宋江在相当于现在的县政府当一般干部时，便有意放走官府要捉拿的晁盖等人，并继续与那些人保持良好关系，甚至还上过梁山，单纯从这几个方面看，我们可以讲宋江很够“义气”，但讲宋江忠，就有些难为情了。而且，放走晁盖后，宋江似乎不讲忠，也不讲什么“国家法度”，而发配江州时，梁山好汉劫得他，欲放下他的枷锁时，他却说要不得，“此乃国家法度”；江州酒楼的反诗，更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宋江笑黄巢，造反心态跃然纸上，等到上了梁山，他又一心忙于招安，还说“宁可朝庭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庭”。《水浒传》写宋江“仗义疏财”，很讲义气，但遍览全书，并没有几个穷苦人家得到宋江救济。倒是许多贪官强人，土豪劣绅笑纳过宋江奉上的大绽银两，铁牛初见宋江时，曾受过他几绽银子，但那银子却似乎整整管了铁牛一辈子。宋江好几次讲要取铁牛的头，铁牛却并不跳将下来，两板斧下去，到后来被宋江害死，也心甘情愿。以上所述正是《水浒传》中宋江的矛盾性所在，这些矛盾其实源于宋江性格的多重性。作为封建社会不得志的文人，宋江有着满腔报负却无处施展。他疏财仗义、济弱扶贫、孝亲敬友，这是他性格的温柔敦厚的一面，他孝忠皇帝，讲义气，这是他性格中正统思想的一面，他明处为大家办事，暗处结交江湖大盗，这是他性格中虚伪狡诈的一面，他聚众反国，题诗言志，这是他性格中反叛的一面......施耐庵通过描写宋江充满矛盾的行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多重性性格的人物。

最近，随着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重播，我对小说中那位没有血性、卑恭屈膝，且颇有将帅之才的郓城小吏黑三郎宋江，不知不觉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时看电视，有时读小说，并不停地思索着：虽然宋江是被逼上梁山的，但既然他时时刻刻、口口声声地说“兄弟们的情义为重”，为什么一心为求得皇帝老儿的招安，竟无视众兄弟的仇怨（如置林教头的深仇大恨及生命不顾，放走奸佞高俅；不顾众多兄弟的反对，杀友求全；为招安多次忍气吞声，奴颜媚骨，甚至不惜巴结奸佞、妓女等）？如此，岂不违背梁山“聚义”——“替天行道,死生相托,患难相扶……”的宗旨？即使他采取“高压”政策,众兄弟也不会全部折服,为何没有另谋他路之徒？带着百思不得其解的淤结，我开始搜求有关宋江的史料，欲对这一矛盾的统一体作全面阐释。小说与历史毕竟不同。宋江起义的故事得以广为流传，也许应该得益于文人“忠君”思想的庇护。而历史上的宋江，无论是性格，还是结局，都与小说迥然不同。历史对宋江的身世有不同的记载，一说“宋江，生卒年不详，宋郓城人。徽宗时为盗，侯蒙知亳州，上疏请招抚之，未成而侯蒙先卒。后张叔夜擒其副魁，江乃降。”一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宋史·徽宗本纪》）然而，不管是此宋江还是彼宋江，看来历史上是确有其人的，并且他领导的义军起初聚义梁山，后以流动作战为主，没有固定的地点。（据《东都事略·侯蒙传》载：“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投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此外，李埴的《十朝纲要》，宋代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和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也都有类似的记载。）正所谓“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在施耐庵的笔下，宋江起初是一个仗义疏财、施恩举孝、重友轻法的江湖侠士，虽身为卑微小吏却胸怀大志，因误杀婆惜，酒后失言，终至报国无门，无奈被逼上梁山。即使在上梁山之前，他都无时不在梦想着皇帝老儿能够赦免他的罪行。逼上梁山之后，他千方百计地采取屈迎朝臣，买通妓女的方式，接受皇帝招安，充当了大宋皇室的走卒，最终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曾引元人陈泰《所安遗集·补遗》中《江南曲序》，云：“余童迫时，闻长老言宋江事”，“宋之为人，勇悍狂狭”。可能当时正是因为宋江“勇悍狂狭”，才出现了《张叔夜传》中所说得“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的局面。固此，侯蒙才上书皇帝老儿： “……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 （《侯蒙传》）。 《宋史》卷《侯蒙传》和《东都事略·侯蒙传》中也说：“侯蒙字元功，密州高密人,……罢(中书侍郎)知亳(音bó博)州，旋加资政殿学士。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东都事略》作“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也。’命知东平府，未赴而卒。年六十八。”）”据此而知, 侯蒙虽然曾上书皇帝，招抚宋江，但只得到皇帝老儿夸奖他在外不忘朝庭，忠心可嘉的奖励，并未做招抚宋江之事。事实上，即使宋徽宗派他去做招抚之事，一方面是他还没到任就有可能死了(到底已经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一方面即便等他到任，再去招安，方腊起义也早已平息下去了。再说，当时，正值宋江鼎盛势大之机，他也绝不会因为皇帝的一声招令便屈膝投降，成为朝庭走卒（史书有载）。后来，宋江正式起义后，不久便离开梁山泊，转战山东、河北、河南之间，“横行河朔、东京，官兵数万，无敢抗者。”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宋江率领起义军由沭阳乘船到海州（今连云港），海州知州张叔夜派上千名官兵埋伏在海州城郊，用轻兵临海挑战，引诱起义军弃船登陆。义军登陆后，旋遭伏兵包围，张叔夜派兵烧了义军的船只。起义军陷入重围，退路已断，损失惨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宋江率众投降了宋朝官兵，并接受朝廷的招安，成为宋军中的一员（《宋史》卷三百五十三《张叔夜传》记载：“……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音chān搀)所向①，贼径趋海滨，劫巨舟十余，载卤(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加直学士，徙济南府。”这一段记载说明：张叔夜是在连云港南面的海州当知州的时候，在海边逼降了宋江，然后升为济南府知府的。）。史载宋江被逼降后，加入了征讨方腊的队伍，与河东名将折可存等同归童贯调遣(史书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杨仲良的《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三朝北盟会编》、《皇宋十朝纲要》都明确记载宋江投降后随官兵前往镇压方腊起义，宋江从农民起义领袖变成了屠杀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五二引《中兴姓氏奸邪录》：“宣和二年，方腊反睦州……东南震动。以贯为江浙宣抚使，领刘延庆、刘光世、辛企宗、宋江等军二十余万讨之”。卷二一二引《林泉野记》：“宣和三年，方腊反，（刘）光世别将一军自饶趋衢、婺，出贼不意，战多捷。腊走入清溪洞。光世遣谍，察知其要险，与杨可世遣宋江并进，擒其伪将相，送阙下。”” 毫无疑义，贯是童贯，至于“宋江”是不是梁山宋江？李埴《十朝纲要》卷一八： “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出降……六月辛丑，辛兴宗、宋江破贼上苑洞。”据此可知，宋江确实参与了征剿方腊的战斗。然而，又据折可存（与宋江、方腊同时代的宋廷的一位将军，曾奉命镇压方腊起义。）墓志铭记载：征方腊战事结束，“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宋江应为他所捕。可历史明明说的是宋江是被张叔夜逼降的，为什么又被折可存所捕呢？由此，我继续搜寻相关的史料，以求得可靠的线索。在这一点上，我国的一位史学家（邓先生）颇有研究：看到美籍学者马泰来的《从(北宋末年人)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讨论历史上的宋江》一文揭出李诗中有“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等的记述得出，宋江等人曾经投降，是确有其事的。他在对《捕盗偶成》一诗进行详细的考释后，得出的结论是：宋江等三十六人确曾一度接受过北宋王朝的招安，然而确实不曾参加过北宋王朝镇压方腊的战役。在接受招安至少过了一年以上的时光之后，宋江再度反叛，所以宋廷才在折可存等人镇压了方腊的起义而班师经开封时，颁布了“捕草寇宋江”的命令，而在不出一月的时间内就把他擒获了。宋江 论文 一个个的话 保证再也没人敢答了

《水浒传》中女性地位的下降——从古代文学作品中妇女地位看《水浒传》中的女性[摘要]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女性, 挣脱开现实社会奴役和束缚着的枷锁, 在各类文体中大放光彩, 其社会地位堪称“巾帼不让须眉”, 而《水浒传》中本来就为数不多的两类女性, 重新回归现实的牢笼, 地位遽然下降, 在构建名著的过程中仅仅充当着陪衬和附庸, 造成文学中女性形象描写的倒退。[关键词]文学作品; 水浒传; 女性形象[中图分类号] I207. 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2234 (2006) 06- 0041- 02“女人能撑半边天”是当代女性地位大大提高的时代音, 以舒婷为代表的女性文学作家为男女平等高歌“我必须是近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树的形象, 和你站在一起。”而在封建社会里, 历代王朝的统治交替者一直是延续着男性的血种, 而女性即使一时“垂帘听政”,“专权”或荣登皇位, 终逃不过昙花一现的命运。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说,“在一切蒙昧人中, 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的低级、中级阶段、部分出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 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 而且也处于高级尊敬的地位。”〔1〕穿越洪荒, 进入文明, 随着母权制的没落, 社会呈现另一种态势,“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 而妻子则被贬低, 被奴役, 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 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2〕从此女性的命运和地位一落千丈!不同的是,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 许多女性的光辉形象是晶莹夺目的, 直可压倒须眉。进步的文学作家们, 其五色之笔描绘出优异女性的风采, 在黄袍紫衣的单调中融入色彩斑斓的生动。《诗经》作为古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 开篇《关雎》以“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展现了优雅、美好的女子可以征服男子; 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在《离骚》中以“香草美人”的自喻, 写尽女子的高洁、清纯和神圣, 在《九歌》的《湘君》《湘夫人》《山鬼》中更是把女性神化, 在虚拟中幼想真挚的爱情。南北朝时被称为“乐府双璧”的《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刻画出贤妻和女英雄的典型, 前者的爱情感天动地, 后者的忠孝不让须眉。众多的妻子在丈夫的心目中的地位崇高而永久, 潘岳的《悼亡赋》, 杜甫的《月夜》, 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对待爱人的真情荡气回肠, 令人叹腕。后来武则天做皇帝一扫男尊女卑的风气, 虽不可遗存千古, 但宋代词坛宗主李清照却以她的绝世才华让婉约词流芳万年。近代鉴湖女侠秋瑾的《满江红》词云:“身不得,男儿列; 心却比, 男儿烈。”又有诗云:“漫云女子不英雄, 万里乘风独自东。”更是唱出了民主革命的时代女声的最强音。其他诸如小说戏曲等文学样式中的女性形象不胜枚举,百花齐放, 色彩各异。文学随历史的演进而逐渐接纳女性进入各个领域, 而女性的地位也不能不为之逐渐升高,“半边天”的趋势表现得愈加明显。作为“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 把女性只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上, 是不是一种文学创作思想的倒退?《水浒传》中的女性大致分两类, 一类是女英雄, 一类则是平民女子。可这两类女性均没有逃过处于男性附庸的卑微地位的命运。《水浒传》中的女英雄是一百单八将中仅有的三个女性将领, 人数少尚且不论, 三个人物从外到内已经显现一种男性化, 仿佛只有性别才能仅仅将她们与男性相区别, 这在阳刚之气弥漫整部著作的氛围里, 女英雄是已经被同化了附产品。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子这三位“女英雄”: 她们是“一丈青”扈三娘、“母大虫”顾大嫂、“母夜叉”孙二娘。仅从绰号上来看, 就可嗅到她们身上浓重的汗臭味, 她们的强壮、骠焊、凶狠, 像“母夜叉”—— 夜叉, 原为梵文, 也译作“药叉”,“夜乞叉”, 意思“能啖鬼、捷疾鬼, 是一种恶鬼。”〔3）在三位女英雄中, 最漂亮的要属扈三娘了, 她“天然美貌海棠花”, 但美丽并没有给她的武功打折扣, 其武艺远在孙二娘和顾大嫂之上——在与宋江大军交战中, 先擒王英, 后平欧鹏。但美丽加武功高强的的扈三娘, 在相对具有女人味的三女豪中根本没成为作者着力塑造的女英雄, 形象的鲜明性较那两位逊色很多。“母夜叉”孙二娘是《水浒传》中塑造最为成功的女强人, 她是“十字坡酒店”的女店主, 一出场的风姿颇引人注目:“门前窗槛边坐着一个妇人, 露出绿纱衫儿来, 头上黄烘烘的插着一头钗环, 鬓边插着些野花”“下面系一条鲜红生绢裙, 擦一脸烟脂铅粉, 敞开胸脯, 露出桃红纱主腰, 上面一色金钮。”在一身红的花、绿的衫、银钗、金钮的装束中人们仿佛看到一位艳丽的妇人。再看这相貌:“眉横杀气, 脸露凶光。辘轴般蠢岔腰肢, 棒槌似粗莽脚。厚铺一层腻粉, 遮掩顽皮; 浓搽就两晕胭脂, 直侵乱发。金钏牢笼魔女臂, 红衫照映夜叉精。”这哪是一女子, 典型的一凶神恶煞, 其绰号真是起的恰到好处。即使她“淡妆浓抹”总不相宜, 本来生就粗俗, 打扮的朴素利索可以令人感觉质朴可亲, 平易近人, 偏偏涂脂抹粉又过于妖艳, 先天不足外加后天“毁容”, 这身“行头”给女英雄的英姿大打折扣。这样的形象也是对女性精神的一种侮辱,“如果扼杀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女性美和女人柔韧温婉的天性, 无异于扼杀我们的生命。”〔4〕作者似乎在有意抹杀女英雄的可爱这处, 难道只有让她们近似男儿方显英雄本色? 那还不如直接描写男子来的痛快! 但这种性别气质的转变却使她们的命运不至于特别悲惨。当代女作家张洁她的小说《方舟》中说过,“因为你是女人, 你将格外的不幸”。而下面的女人是因为更加女性化才格外不幸的。第二类女性, 是平民化的。比如潘金莲, 林冲娘子, 阎婆惜, 潘巧云, 王婆等等, 而这些人中, 又以潘金莲这一人物形象最为饱满。这些人身份更为卑微。阎婆惜、潘巧云死了, 是罪有应得, 在宋江等梁山好汉的眼中犹如踩死一只蚂蚁, 封建道德观早已给她们定了死罪, 即使现在不死在宋江们手下也是早晚的事, 妇女之命被视为草芥, 根本不用绳之于法便自有天命之刀夺其不洁之躯。林冲娘子死了, 在封建统治官大一级压死人制度下, 屈从忍辱的林冲“不怕官, 只怕管”, 不能保护履受高衙内调戏的妻子, 封建道德又用一根“从一而终”“好女不适二夫”的贞洁观的准绳勒死了一个善良柔弱的女子。《水浒传》的确是男人们的世界, 就连封建道德, 也往往是男性制造出来供女性遵守的行为规范。女子终其只能是男人们的陪衬、附庸, 去留、杀剐的大权都掌握在男性的手掌之中, 而女性的命运也就仅仅是旦夕间的事情。潘金莲的死, 便是最典型的一例。潘金莲首先是可爱的, 她的可爱从二十四回出场开始,潘金莲的身份是使女, 地位本就低下一层; 在主人要缠她不服从的情况下惹主人生气, 又被动了一层; 被主人赔钱卖与武大郎, 身价之贱, 更是跌下一层。如此这般, 潘金莲是以其极低微的身份与武大开始这桩婚姻的, 面对年龄差距大, 外貌悬殊, 感情基础缺乏等种种不公平, 他仍选择了“宁做小贩妻子, 不做主人妾”, 其骨气和婚姻自主的追求, 是值得肯定和尊重的, 所以她可爱。事实上直到潘金莲遇到英武的小叔武松, 按捺不住春情萌发, 欲结美女、英雄之缘也是一种可爱的表现。她的可爱在于敢爱敢恨的真实, 温柔体贴的细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面对武大与武松的强烈对比, 虚伪和无所偏爱并非理智和道德, 勇敢的追求也不见得不守妇道和淫荡。而面对这种人之常情, 作者对潘金莲的态度依然是否定的, 因为女性还在封建社会中“承担了等待及抵抗的角色, 一方面由于社会道德的压力, 另一方面也由于她自身的羞耻感。即使是为了吸引她的意中人, 也不能将感情溢于言表, 而只能伪装成一件猎物。”〔5〕如若把潘金莲换成一个男子, 描绘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的倾心相慕, 肯定不会遭到她的下场, 这便是所谓的封建道德。由此可见, 潘金莲, 潘巧云与阎婆惜的死还说明了一个共同的问题, 那就是“在性道德上, 存在着社会的双重标准: 一方面对男人的放荡不羁持宽容态度, 而另一方面对女人的性解放却持谴责态度”。〔6〕在社会结构不平等的基础上,《水浒传》宣扬的是性别歧视的观念, 使全书中女性处于男尊女卑的传统中难以解脱。潘金莲的美丽可爱的褪化是从与西门庆勾结成奸开始的。武松的拒绝, 西门庆的引诱, 王婆的教唆是外因, 而她自身婚姻的不幸和抵制诱惑的意志力薄弱是内因, 内外交迫导致了她的堕落, 从偷情到暗算丈夫, 最终惨死于武松利刃之下, 形象由可爱变为可憎, 落到可杀的地步。潘初始的美丽、可爱、自尊、不屈、精细、温柔、体贴等优点, 都是一名女子非常女性化的表现, 而就是这样一位女子仍不免一死, 沦于封建制度的屠刀之下, 不能不算是可悲的, 这种可悲与低下的地位不无渊源。比之三位女英雄, 潘金莲起码的人权和人欲都没有追求的自由。综述可知,《水浒传》所树立的是一种英雄传奇美, 形成的是英雄传奇小说雄豪刚健, 气势浩瀚的审美风格。小说所塑造的是英雄豪杰的群像, 构建了光彩夺目的英雄画廊。所以英雄们是小说着力塑造的形象, 女英雄的命运相比平民的命运要好很多。《水浒传》作为一本“忠义传”, 以忠义号召天下归心, 本就与女性的关系不大, 对女性形象塑造的忽视也就不可避免, 但凡是所设计的女性形象均无好的命运, 与整个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主流趋势相照应, 也就体现出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的局限性。[参考文献]（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43, 52.〔3〕沈伯俊. 水浒研究论文集〔C〕. 北京: 中华书局,1994: 531.〔4〕张抗抗. 我们需要两个世界〔J 〕. 文艺评论, 1986(1).〔5〕〔6〕〔法〕吉尔·里波韦兹. 第三类女性—— 女性地位的不变性可变性〔M 〕. 田常晖, 张峰, 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0: 36,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