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观本体论研究论文

法哲学是应用哲学部门哲学和理论法学的一个门类，是运用哲学思维对法律现象进行抽象而形成的最一般、最基础的法学理论，是法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西方法哲学研究前沿述评

法哲学是应用哲学部门哲学和理论法学的一个门类，是运用哲学思维对法律现象进行抽象而形成的最一般、最基础的法学理论，是法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法哲学在法学知识体系中处于最高层次，为各部门法学提供理论根据和思想支援。法哲学论题范围广泛，涉及法学中最具基础性、根本性的问题，如法的本质、法的起源、法的价值等等。西方法哲学历史悠久、学派林立、观点各异，为西方法学建构和法治实践提供了思想资源与理论指导。当代西方法哲学吸收和运用当代西方哲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论题范围和研究深度进一步拓展，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可以为我国法哲学研究与法治实践提供启示和借鉴。

“语言学转向”

在历经本体论中心、认识论转向之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重心转向语言问题。受其影响，当代西方法哲学也发生了“语言学转向”，先后出现了语义分析法学、新修辞学法学、符号法学等流派。尽管这些学派使用的方法和论述的内容侧重点不尽相同，但其探讨的核心问题都与语言有关。其中，以英国法哲学家哈特为学术代表的语义分析法学、以比利时法哲学家佩雷尔曼为学术代表的新修辞学法学被认为是当代西方法哲学“语言学转向”的佼佼者。

法律与语言关系密切：法律必须借助语言文字来表达，语言文字赋予法律以具体内涵。当代西方法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转换了人们对法律的视角，使关于法律语言的研究从工具论地位上升到本体论地位。从这个角度说，法学可以被归结为法律语言学：当我们思考法律的时候，实质上是在对法律语言进行思考。正如哈特所言，当我们思考法律本质的时候，事实上是在思考法律这个词本身;对法律概念的认识，其方法就是对法律这个词的意义不断进行挖掘，并从语义分析学、修辞学、符号学等角度对权力、权利、义务等相关概念进行分析和解释。

由于法律所采用的日常语言具有模糊性、多义性、歧义性等特征，西方传统法哲学理论所认可的法律客观性、准确性、含义唯一性等受到了语义分析法学、新修辞学法学等当代西方法哲学的挑战。在后者这里，法律不再被看作由一系 *** 定无疑、不可变更的原则和规则组成，而被认为是人类进行语言交流和司法解释的一种手段，依赖于不同的语境，具有开放性、论辩性和创造性;同时，法律原则和规则并非因此就丧失了确定性，而是可以通过法官的司法解释以及法官和听众之间的辩论达成共识。语义分析法学、新修辞学法学、符号法学等当代西方法哲学流派运用跨学科、多向度的研究正规化，对传统法哲学中的 *** 、怀疑论等进行了批判和消解，为当代西方法哲学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启发人们重新思考法律原则和规则等的普适性、可操作性和具体运用问题。

法律诠释学

法律诠释学也是受当代西方哲学尤其是当代欧陆哲学的影响而产生的，其哲学根源和理论基础是哲学诠释学。在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所创立和发展的哲学诠释学影响下，法律诠释学颇为兴盛，成为诠释法律的一种重要方法。德国的考夫曼、哈斯默尔、拉伦兹等一批法哲学家，都在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哲学诠释学方法以证其说。

受哲学诠释学的启发，法律诠释学把法律看作文字，把立法者看作作者，把执法者看作读者，这样三者之间就构成了文字、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诠释关系。法律诠释学认为：理解法律的含义，必须通过文字及读者的诠释进行，而带有“偏见”的读者在诠释时所面对的文字是历史的，作者也是历史的。因此，读者对文字的诠释主要在于克服“时间间距”，努力促进现实与历史的沟通，实现读者与文字、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视域融合”。

法律诠释学以哲学诠释学为理论依托，把法律看成诠释的产物，或者说法律本身就是对世界的一种诠释，从而使法哲学研究的重心从立法领域转向司法领域、从单纯的法律文字注解转向对法律文字与法律事实互动关系的研究，以消解抽象法律与具体事实、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对立关系。它试图通过诠释的方法获得法律的“真理”，为当代西方法哲学研究提供了新视野，为法律论证和法律推理提供了新方法。但它在法律精确性、科学性问题上的诠释学立场，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

后现代法哲学

后现代法哲学发端于20世纪下半叶，是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与文化的影响在法哲学领域形成的“新说新论”。后现代法哲学以后现代主义为思想武器，对西方传统法哲学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

后现代法哲学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否认理性的权利主体存在。后现代法哲学否定西方传统法哲学对人的基本假设，认为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人只是社会结构的附属物，并不存在“真正的人”。因此，权利主体只是法学家虚构的一个神话，权利概念乃是现代人自设的陷阱。第二，否认法律的统一性、确定性、普遍性、客观性、自洽性、历史进步性。后现代法哲学认为：根本不存在法的本质问题，法的本质只是一个虚构的神话。法的理念、原则、规则等，都只是特定时代人们的一种认识论建构，处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法律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规则，也不是一定社会的客观必然。在西方社会，法律不过是 *** 官员推行政治理念的一种工具，在审判中则体现为法官的行为本身。

根植于西方传统法哲学中的法律至上性、自洽性、一致性等，在受到后现代法哲学的猛烈抨击之后开始发生动摇，法律制度的重心也随之发生转移。原来被公认为属于私法领域的法律，如财产法、合同法等，开始转向公法领域;自由主义和个人至上的法治理念和制度，随着西方国家职能的扩大而逐渐遭到侵蚀。后现代法哲学的思想无疑是新潮的，它对西方传统法哲学和法治实践的批判也是深刻的，有振聋发聩之效。但由于后现代法哲学没有构建自己的体系，致使其中的一些思想和观点最终走向法律虚无主义。

随着学科分立与交叉趋势的不断增强，当代西方法哲学的新流派也层出不穷。除了上述流派和思潮之外，以美国学者罗尔斯、德沃金等为学术代表的规范性法哲学、以美国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为学术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分析等，都是新近发展起来的西方法哲学流派。总之，问题多元性、学科交叉性、方法多样性构成当代西方法哲学研究的总体特征。

在我国法治程序不断加快的同时，法哲学研究也日益成为热点，并取得了可喜成绩。然而，当前我国法哲学研究还存在问题意识不强、理论基础薄弱、研究层次浅等问题。如何吸收当代西方法哲学研究的有益成果，研究解决我国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哲学体系，是我国法哲学研究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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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世界观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多么奇特！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从知道，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只要从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我们的幸福全部依赖于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其次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的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是以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为基础的，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我认为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后所凭借的是以暴力为根据。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强制，而且要适应内在的必然。叔本华说：“人虽然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这句格言从我青年时代起就给了我真正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的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是宽容的持续不断的源泉。这种体会可以宽大为怀地减轻那种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它导致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 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些理想，这些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生活目的本身——我把这种伦理基础叫做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我总觉得，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都是可鄙的。 我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但我又明显地缺乏与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要求，这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为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一定距离而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值得惋惜。无疑，这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会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避免那种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的诱惑。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政体。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被崇拜的偶像。我自己一直受到同代人的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于人们有一种愿望，想理解我以自已微薄的绵力，通过不断的斗争所获得的少数几个观念，而这种愿望有很多人却未能实现。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能够选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的，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总强烈地反对今天在意大利和俄国所见到的那种制度。像欧洲今天所存在的情况，已使得民主形式受到怀疑，这不能归咎于民主原则本身，而是由于政府的不稳定和选举制度中与个人无关的特征。我相信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选出了一个任期足够长的总统，他有充分的权力来真正履行他的职责。另一方面，在德国政治制度中，为我所看重的是它为救济患病或贫困的人作出了可贵的广泛的规定。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群众生活中最坏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使我厌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的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鄙夷不屑。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光是骨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的这种罪恶的渊薮，应当尽快加以消灭。任人支配的英雄主义、冷酷无情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的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憎的勾当。尽管如此，我对人类的评价还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没有遭到那些通过学校和报纸而起作用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蓄意败坏，那么战争这个妖魔早就该绝迹了。 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谁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便是模糊不清的。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惧——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接近我们的心灵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我无法想象存在这样一个上帝，它会对自己的创造物加以赏罚，会具有我们在自己身上所体验到的那种意志。我不能也不愿去想象一个人在肉体死亡以后还会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可笑的唯我论，去拿这种思想当宝贝吧！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倘若真能如此，即使只领悟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