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主题分析论文

1．《道士塔》 余秋雨在这篇充满了个人臆想、近似小说化了的散文中所写和表达的内容只消三个字即可说明，便是那带着琼瑶阿姨的粉泪声腔而仿佛在几卷线装古书前，对着死朽者的尸骨却竟把无缚鸡之力的臃肿全身绷紧，举轻若重、绘声绘色的泣涕道：“我好恨！” 他的“恨”一如他结尾处的虽说“默默地”但实际仍“好激动”一样，都对我够不成任何透彻肺腑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他的“恨”实在恨得肤浅，竟能把几乎所有毁损敦煌文物的罪过和仇恨的矛头都加诸于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道士身上？！余秋雨在百年之后裹着一身“文化学者”的知识优越感，坐在茶香四溢的书案前遥遥对视着世纪之初的暗夜里那焚尽生灵的硝尘，像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公子哥儿申斥着他从未真正了解、认识过的看门老仆——你为何如此败家？那时侯余先生从这老奴身上是颇找回了些道德优越感的自我满足的。《道士塔》的实质作用也仅限于此。 聪明的作者没有忘记在最后借某个日本学者的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来挽回中国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来，而以往那些他刚刚咬牙切齿描写的中国的愚昧、荒蛮、落后、病态都集中处理算在了王道士一个“个人”的身上，并且这本应该切入审思、深思中国各种根深蒂固之病态与愚劣以及展开对影响产生了像王道士这样“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深层文化传统的批判之可能，都在“过去时”与“现在时”的泾渭分明的割裂式划分中被完完全全的消解掉了；于是，中国只要一有了坏事，便据说总是因为某几个“小人”作乱的缘故，而中国一旦有了好事，便肯定是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向来优秀”的集体荣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上之“自尊”与“自信”便是这样得以实现和得到满足的。正是这种阿Q式的毫无自我批判、解剖与忏悔的“胜利法”，让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人与文化在矫柔造作的“痛楚”和自我麻醉式的超脱中无往而不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一副貌似自信的“胜利在握”的模样。但我知道，他心虚得紧。 但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愿意退回进所谓“灿烂文明五千年”的故纸堆里重拣起传统士人情怀的人格面具戴上，何况“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则更需要从尚未捂无热乎的“我们的文化”中找回鲁迅先生所讽刺的那种“合群的自大”式的“自尊”与“自信”来。余秋雨很好的为庸众们做成了此事，所以我认为他的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媚俗”，并不冤枉他，只不过他这回所卖的，乃是“文化”这剂高雅体面的春药。 2．《莫高窟》 《莫高窟所运的文字是唯美而稍显绮靡多姿的，辞藻富繁而无雕琢的赘感，将静态的敦煌壁画用活的线条和气势舞动起来，既合人与背景的内容，又能赋予横亘时空的强烈的生命与美学意义，人随画动，画从心转，幻境与当下交织，历史与色彩共升，细腻入微又磅礴挥洒，悄然无语而乐章交响。 作者的立意很清楚：想要追求一种超越了宗教、道德的敦煌艺术之“美”来。你可以取别的视角，但“美”这个视角是合适的，同时又兼顾到了莫高窟的多层意蕴，也就是“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像敦煌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是“说不能尽”的经典，余秋雨是在“美”的艺术心理观照下截取他想要和欣享的敦煌片段，从这一层面来讲，应该说作者的眼界不乏大气、开阔、高远，这是其独到的地方。但问题是，伴随着“多方面生命”的呈现、聚会、狂欢、释放，余秋雨渐渐走入了他实则认知较浅薄的“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叙述之中，“人性”“生命”“人格”都成了反复歌咏却苍白空泛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浓墨重彩的一幅幅曼妙醉神的画，却见不着更深厚的对生命或人性本身的诠释与穿越，最终，又是顶礼膜拜式的表达了对盛唐这一个时代的无限憧憬与自豪，于是说“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个体的生命艺术之美被宏大的历史主题与廉价的民族自尊遮蔽了，于是“我们曾经拥有”“我们一千多年层层累聚”，这中间只有机械的堆叠，大失立体多维度的穿越审思，所以余秋雨的审美只能浮在表面的装修上，却无法扣问灵魂，力透出生命的本色来。莫高窟的“美”，也因此减色不少，单薄不少。 3．《阳关雪》 阳关“终成废墟，终成荒原”。那么这原因何在呢？作者极其隐晦的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当权的统治者似乎没有给艺术家们以足够的地位和尊重，所以限制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然而艺术家们可是足够优秀足够天才足够好的。 “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这句话很有意味，很能够透视出余秋雨在拿着古代知识分子暗中自比的同时，他的双眼始终没离开过“长安的宫殿”为其所开的“门”，余秋雨性格中深刻烙印着对“权力”的心理依附，在此文中已有较深隐的体现。他通过对古代文化名人的悲叹、哀痛、伤悼乃至鸣不平，甚至常常要挤出几滴酸度超强的枯泪来，其实正是欲寄托他自己希望当权者能施舍给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以生存的空间甚或重用之的企望，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的情结，是没有或缺乏独立人格，始终活在权力话语的阴影下谋求自我的定位，余秋雨借此将他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荒原？千万别侮辱艾略特的经典大作，那不过是无奈的看着自身终入尘土的垒起的坟而已。 余秋雨仍没忘了拿唐代的造像去向文艺复兴时的西方艺术大师那里寻回一点可怜的“骄傲与自豪”，但他却不愿也不肯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如此辉煌的唐朝艺术却无法避免走向退步衰落的宿命？而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却偏偏能开出一个史无前例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呢？ 那些至今依然坐在“四大发明”之类国故上高唱凯歌颂谣的孝子贤孙们，自然是想不明白的。 4．《沙原隐泉》 此文的文笔流畅，余秋雨的文字工夫确是很强很吸引人的，其叙事往往带有鲜明的戏剧性，这是他行文的优点。有论者因此批评他在散文里“编故事”，走金庸小说的套路，已经偏离了散文“真我”“写实”的文体要求等等，我以为这种局限性很大的批评并没有多高的价值，文学艺术上的打破文体自身或先前的定义要求与局限而进行创新、开拓、尝试是一件更应该注目和鼓励的事情，在形式上我对余文没有多少批评，尽管他自己后来把自己的拓展写作给模式化了，为人所诟病。但是艺术上你可以做不到或者不去做“事实上”的真实（其实我们传统所谓“真实”也并不真的真实，也只是心理认识的结果），但我一直认为写作的主观“态度”必须是真诚的，失却了真诚则一切休论。 努力攀爬着才刚刚自比“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旋即“哑然失笑”，竟以所谓“康德所说的滑稽”作评价，康德讲了那么多精深的哲学，他偏要选用这个“滑稽”。我的感觉是，余秋雨不具备真正的悲剧精神和意识，虽然他最会煽情掉泪。 述老尼处简直是文人式的矫情造作，一个老人几十年的生存经过和精神情感历程竟被“眼光又转向这脉静池。答案应该都在这里。”一句轻轻作结带过，那这是怎样“神奇”的一脉泉啊，竟然超过涵盖了一个衰老生命的丰富与厚度？！ “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但不知余秋雨本人愿不愿意也这样“很有道理”的活着，尊重不应只是一种浅薄的认同，更需要一种穿透人生苦难的愿力与慧力。 5．《柳侯祠》 倘若读懂了作者“借古人的尸，还自己的魂”的深隐之意，便会觉得这是一篇作呕指数很高的“文化散文”，与其说通篇都在兜售着“文化”这个已被其弄得俗得不能再俗的空泛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人急于想做官的心灵告白，整篇文字都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甚至十分露骨的用“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这样肉麻的话来直接会通今古，就差从棺椁中拉出柳宗元来现场讲几句了，并且说“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的乃是因了“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柳州当代的开放和崛起是否真是“从根子上”靠了千年之前的南下贬官们的文化遗产，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余秋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没忘记格外强调了这位副市长“也是个文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余秋雨也是个“文人”，而且是级别更高的大文人，那么中国若想“从根子上”好起来，实在只有起用这群大文人、小文人们来做大官、小官这一条不二法门了？可以说透过此文，我们完全看得出余秋雨骨子里几乎全然未消化现代法治社会、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他或许知道一些理论，但他接受的却是比当代新儒家还要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样的结果，是做官的附庸风雅操控着文化，文化人附势权力卖弄着文化，可笑的是余在文中竟还哀叹柳宗元失去了“个人的意义”，在官本位的专制体制下，个体当然无法独立或倍受压制，余既然看到了这点，却不向制度问责，而把希望寄托在“文人作官”的“人治”上，殊不知他岂是真在替古人鸣冤？“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 6．《白莲洞》 “桃花源”千百年来竟成中国人时时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之所在，“桃源”所乐者何？无战乱与征赋，平等而富足，如是而已矣，并无精神之超越，无对人性本具之罪恶与生命本有之苦难的复杂性之认识，“桃源”人也是人，就算避世再远，也逃不开罪的钳制。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么向王权低头，要么就隐遁超脱，并无为爱为公义为超越性之真理而独立奋争的精神。不是遮与盖，就是逃与避，在苦与乐之间徘徊不止，走向“桃源”的同时，也走向了精神价值的虚无，难道这竟是陶渊明和千百士人所向往的乐土？ 7．《都江堰》 这依然是一篇借着都江堰写李冰，借着李冰写“官本位”的文章，我在《柳侯祠》的评述中已有所论，只不过此番他给“官本位”注入的不是碑文诗赋而是专业的科学技术，都江堰的伟大被浓缩在了“李冰的精魂”里，作者所盼望的乃是这样的人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于是对李冰的充满民间宗教色彩的膜拜和人而神的民间戏剧中很作了一番文章，颇为赞赏，并且说“轰鸣的江水”便因此成了“至圣至善的遗言”。 余文惯于在对山水的膜拜式夸大定位和抒写中行矫情与煽情，但他肯定不是真的要跪倒在山水文物前，他不过是做这么一个虚假的姿态而已，他的重点仍是利用这种情感的煽动去消弭理性的冷峻思考，从而使读者认同他、跟着他的观点走。此文对“能臣干吏”的崇拜与对“清官”的崇拜一样，都是“人治”思路的认识，要知道仅凭“清官”“能臣”是无法帮助中国摆脱“人治”带来的历史循环的，但这种理性认知在作者故意营造的宏大主题与取媚民众的民粹主义气氛下，被抽空殆尽了。 余秋雨在文中说：“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我虽不知道这是否为其真心话，但通览整部《文化苦旅》，你都能感受得到这种甜腻腻的肤浅的“乐”观，而书名竟贯之以一“苦”字，什么叫做惺惺作态？什么又是矫情？看罢。 8．《三峡》 李白的诗飘逸灵动、超拔纵横、吞吐山河有余，而沉郁练达、忧患深情、悲心苦难不足，读其作品如阅其人，羽化超脱而心向隐遁的仙道气始终伴随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在世事的艰辛、恶劣和仕途的坎坷不顺中他选择了以桀骜不逊的风骨出入自我精神的狂欢，这与杜甫的始终不弃不舍，执著当下，痛入心髓而犹深怀抱负与忧悲进入民众、国家的苦难大有不同。中国的多数人可能大抵都更爱读李白，因为从李白那儿能读出一种速度和快感来，但我却偏爱老杜，老杜的字句不止是用灵气泼洒的音符，更是一种血泪沉淀的生命的精魂。他不超脱，所以他超越了那时代的每一个神往超脱的诗人。 9．《洞庭一角》 “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很重的一笔，贬官们仕途兴隆、官运亨通时不见有特别优异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贬外放了，才“只好与山水亲热”，有了悲戚哀愤的常情，文采竟也飞扬起来，“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可见贬官们的写作与抒情岂能不暗怀着盼主上查阅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既被“贬”了，就无奈的写写东西，这写出的东西便恰好印证了贬官的“文品”，既是别有深意和目的而写，则这制造出的“文品”确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虚伪得紧。那么，倘若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笔竟是如此被文化官员们弄出来的，就不晓得到底是中国的贬官们太有才了，还是中国文学创作的自我评价“太有才”了。 不过文学在此文只是装裱，重要的是“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的“声名”效应，贬官们都化了灰，山水亭阁也仍是这样的山水亭阁，还理会他什么“文学”作甚？重要的是靠文章赚得的“声名”才是眼睁睁的取之不竭的实利，文学既“帮衬”了贬官的官运又“帮衬”了旅游景点的声名，大约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读懂了余秋雨的“帮衬”，也就读懂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半。10．《庐山》文人因其对山水景致的吟咏而招引来世俗的拥挤，从而失去了此山此水，于是“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但中国文人真的有叙述的这么高尚超拔吗？“苦旅”之“苦”会因为“世俗的拥挤”而消失飘散？其实，恰恰是世俗的打破山水原貌才能使精神贵族们感到苦涩，而文人在面对山水世俗化后反觉其“不苦了”，欲别寻苦境，这说明无论“苦”或是“乐”实际都未进入文人的精神深处，皆非精神加工品味后沉积转变成的苦与乐，而停留在感官层面；倘若不是这样，进入了精神层面而犹言世俗化的“不苦”与原貌之“苦”，则说明中国文人的精神较之我等俗辈凡夫实也无特异超绝之处，可以不必扬起文化优越感的架子，要独占这山那景观的，而且非得和“大官人”“大商贾”站成一线凑这很抬身价也很势利很虚荣的热闹。11．《贵池傩》“迷信”这个词本身充浸着一种粗暴的判断情绪，也交织着从中古甚至原始文化向祛魅的现代理性文化过度的激烈挣扎和矛盾心理。尊重一种哪怕是荒蛮的文化是否就真的可取呢？谈尊重的大抵都是置身于其外的人，而为此荒蛮文化所深深影响的族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也许才是更大更需要思索的问题。价值真的可以是多元的？诚如文中所言，今日乡民的重演傩戏究竟还保留几分诚意？或许内里都怀着现代商业功利的心思罢。而这种“诚意”的保留真的需要吗？传统文化在现代性中的融解是一个大智慧的疑难问题，我个人相信真理一元，“多元”只能是形而下的多元，无论如何，“迷信”的文化不该是用强制暴力去推倒砸烂的，因为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谈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何况人类尚有太多的未知，尚需更广阔的胸襟，透过一个傩戏，可以窥视当下整个中华民族转捩期的文化困境。12．《青云谱随想》徐渭诸人的“狂”和后来“扬州八怪”的“怪”都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中所特有的。鲁迅先生曾谈到魏晋时的“竹林七贤”大抵并非出于对儒家礼教的不满，乃恰恰是出于对儒家礼教被当权者虚伪利用而导致的名存实毁的现状的愤懑。像“狂”与“怪”的文人究竟是欲反叛主流统治的文化还是变相的守护文化“真义”而仅针对当权者呢？倘若“狂”与“怪”之士果真超越了传统儒、道、释文化，则他们所藉靠的精神资源是什么？还是走向了更为肤浅颓废的虚无主义？在我看来，这些“狂”“怪”之士就像拔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大地飞天一样，仅仅是做出了一种姿态而已，他们的无力被掩饰起来了，其实“狂”“怪”们并未真正超越甚至割断他们表示憎恶、鄙夷、轻蔑的东西，他们的血液里何尝不流淌着文化传统的因子？而且恰恰可能因为他们的资质而更深的植入。“狂”“怪”们走入了一个他们跳不出的文化怪圈，就像如来手掌心的孙大圣，到头来反而因其独异、新奇的个性和渊博的学养而被传统文化掩埋得更深，最终却可能熔炼成了文化传统“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被数百年后的“文化学者”们反复玩味、擦拭，然后借以大作文化保守主义的文章。“狂”“怪”们是在轮回里寻找精神突围，事实证明他们失败了，又走了回来。对于一个没有神也没有救赎的古老民族来说，精神突围只能是又一次的“以自我为义”的自以为是。13．《白发苏州》“吴侬软语与玩物丧志同义”正可印证中国文化传统的虚伪，苏州“缺少金陵王气”并非仅仅因为“缺少”，而是在表面上它正好走到了“王道”“王气”的反面，化成了旷世美人西施兼亡国亡君之地，女人的成为“祸水”和女性的“软语”情貌根本是男权话语制造出的结果，却反过来把罪加诸女性身上，明明是女性被动的给男性玩弄，却要代替男性承担“玩物丧志”“祸国亡君”的沉重指责。要读懂中国的事，就不能单去领会“王道”“圣言”的妙理，而要看到底是谁是哪些人在操纵着“王道”说话，中国的道理本身其实毫无道理可言，重要的是权力在谁的手里，谁就是“王道”，谁就能较为长久地讲出“道理”来。14．《江南小镇》“大隐隐于市”，江南小镇成为文人“最佳的隐潜方式”，之所以是“最佳”，因为佛道寺观的出家和结庐荒山、独钓寒江的生活太清苦，太“麻烦”了，那么说，文人且不必理会精神上的诸多博弈，最要紧的是“把日子过得十分舒适”，“文革”来了，就归隐；苦难来了，就“好生休息，把休息地搞好”，至于此后之种种，文人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之种种，全可以托付给“小桥流水人家，莼鲈之思”这一种“宗教性的人生哲学的生态意象”的超然享受中了，当然，余秋雨把这叫做“宗教性”，其实不如说是“解脱”，而且是在物质条件充分保障下的精神上之禅道行旅，一切都归于文雅体面的“隐潜”，说白了就是“逃避”，请问我们多一个如此善于营造“逃避”之所的文人究竟有什么意义？这就是作者心向往之的文人生活，还要使劲用“宗教性”“人生哲学”这些词来为其脸上贴彩补妆。我不懂得余秋雨口中的“宗教性”是个什么东西，但我知晓当耶稣基督背负起十字架时，“隐潜”与他的圣爱无缘，他的身体在到处流血，伤痕累累。15．《寂寞天柱山》“山水化了的宗教”既不是山水也非宗教，它只是“能使那批有悟性的文人畅意适怀”的文化而已。天柱山有这有那，但还远远不够作中国文人的“家”。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家，圣经是基督徒的家，天柱山？说到底，它的“宗教、美景、诗文”不过是构成了一个很好玩的旅游景区而已。16．《风雨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这是余秋雨对中国历史黑暗的又一盲点，本文中提出了所谓“健全人格”，后来这个可笑的词又被他送给了康熙皇帝。中国文人好讲“健全”“圆满”，也擅长把这些完美的修饰词留给自己和捧送掌权者。“健全的人格”服从着包括“禁止妇女登楼”的封建族规，“健全的”皇帝及其继承者也开始了漫长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这是怎样畸形的“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连阿Q这种瘪三都晓得要在纸上很认真的画一个完满胜利的圆圈，何况中国的文人呼？

尽管我羞于承认，但我又不得不承认初读余文恍若发现了新大陆：浓郁的文化气息，或壮丽、或隽永、或苍凉、或迤逦的景观，各路秦汉雄魄，唐宋风范，明清居士，让我能够“站在一个或高或低，或远或近的角度，俯瞰，仰视中国文化，或高屋建瓴，或精雕细刻地谈论中国文化”。初出茅庐的我旋即被他身为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所打动，被他的见多识广、博闻强识、旁征博引所折服，被他奢华的文字，巨大的闻所未闻的词汇量，汪洋肆意的想象力，或豪迈或柔情或悲凉的笔调以及他所征服，抑或是蛊惑。

后年岁渐长，对余文也有了更理性的认识。相较于文化散文，余文更接近于媚俗文学。“媚俗”这个字眼用于评价散文或许有些刻薄，但不乏其道理。在上海的一次扫黄行动中，公安在一位小姐的手袋中发现了三件东西，口红、安全套和《文化苦旅》。当然，每个人都有阅读的自由，性工作者也不例外。但余文被冠上“文化口红”，“文化安全套”也是不争的事实。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所谓的“文化散文”其实质更接近一种速食文化，功用文学。其速食程度之深，功用之大足以让一名性工作者在上班时依然带着它。

其实“文化苦旅”最开始是上海《收获》杂志上的一个栏目，在受到读者好评，又经过市场的反复测试之后才集结出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身处在一个“精英不再引领大众，反而是大众支配‘精英’”的时代，余文更像是一种充分熟练掌握了大众口味的快餐，或者说是能够犀利地洞悉、追踪大众趣味和市场走向的猎狗。对余而言，媚俗不再是一个刺耳的贬义词，反而是一种文化营销策略，可以从大众口袋中赚个盆满钵溢，赢个德艺双馨的好名声。

除此之外《文化苦旅 》的媚俗之处还体现在何处?答曰：过度的煽情。可以说余是一个合格的文匠，但绝不是一个思想者。过度的渲染夸张让余文的思想性支离破碎，而生搬硬套的博闻强识让余文丧失了基本的逻辑性。

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都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有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地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腾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浑沌地交融在一起，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余秋雨在自序里如此写道。我们似乎看到这样一幅画面：文弱多情的余秋雨，在断垣残墙或莽莽苍苍的人文山水前，一会儿静静沉思，一会儿喃喃自语，欲步却又停留……他惊叹、震憾，他婉惜、叹息。他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行状：我就这样边走边想，走得又黑又瘦，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洗去了最后一点少年英气，疲惫地伏在边地旅舍的小桌上涂涂抹抹，然后向路人打听邮筒的所在，把刚刚写下的那点东西寄出去……我想，古人读书时所崇尚的那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生境界，也定然会使他心旌神摇、羡慕不已。他从祖国大西北的甘肃敦煌起步，转向大西南四川的柳候祠、都江堰，再到东南的吴越春秋，最后写至境外南洋的叠叠从冢。他写下了《道士塔》、《莫高窟》、《五城记》、《夜航船》、《酒公墓》、《家住龙华》、《华语情结》、《这里真安静》。至此，《文化苦旅》真正诞生了。《文化苦旅》无疑是极为成功的。它有着低徊与感伤的历史氛围，有着散文创作中的戏剧性表现，有着雍容、典雅而抒情的文字描写。文学的历史情怀，是作家自身生命与历史的对晤，他要寻找自己与浩瀚历史长河的关系，因此不得不在历史中寻找合乎自身生命结构的底蕴，寻找那些与自己有缘的灵魂。这种情感愈来愈深，一旦有机会诉诸于文字，则必然将历史和生命混同一体。余秋雨创作的历史并不是抽象的历史，他试图与历史对话，与历史共鸣，在自身与历史的对话中形成他独特的历史语境与历史情怀。当他厌倦了枯燥的学术生活，便想着离开案头，换一身远行的装束去旅行，他并不同一般人那样是为了轻松，为了猎奇，为了开阔眼界，而是在“寻找一所横亘千年的人格学校”。他不是为了旅行而旅行，而是在于和历史、文化进行对话。余秋雨的远行不愿意去找旅行社，写出一些市面上充斥的旅游观感的文章，他觉得，那种扬旗排队的队伍到不了他要去的地方。由此，便决定了他这次的文化旅行活动成了一种“苦旅”。当他浪迹天涯，一站又一站地去访“人文山水”，行行止止，风尘仆仆，劳苦了四肢筋骨，也有了不少苦涩的感想，故谓之“文化苦旅”。然而，书名所隐含的深层的意义，才是最重要的。观照人体生命，余秋雨这一旅程，是他本人对于人类的生命，以及文化走向的问题，由困惑而至感悟的心路历程，这历程相当辛苦，故谓之“文化苦旅”。再观照中国文化的生命，这是辛苦的旅程，不再是作者的旅程，而是中国文化的旅程，我们中国文化，在时间的长途中，已跋涉了上千年的路，其间所见证的天灾人祸、沧海桑田，岂是言语所能说尽。而数千年所累积下来的包袱，变得如此沉重难荷，今后还走得下去吗？……故又谓之“文化苦旅”。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的沧桑感更能引发出人生沧桑感，在山水历史间跋涉的时候，便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生体验与回忆，其实中华文化并不像当时哄传的那样顽固和腐朽。它确实步履艰难，却来自于历史意志和文化伦理之间的深刻冲突。历史意示要求强蛮、突进、超越，文化伦理则要求端庄、秩序、和谐，两者都有充分的理由却方向相反，互相牵制，谁也无法实现自己，结果成了千年厮磨的生死冤家，“苦旅”之苦，即来自于此。“我无法不老，但我还有可能年轻。我不敢对我们过于庞大的文化有什么祝祈，却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急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正是这样的创作翼求，形成了《文化苦旅》中那种特有的低徊、感伤的历史氛围，在余秋雨如数家珍般的历史描写与山水文化临摹中，笼罩上了一层淡淡的感伤气息，这种感伤来自于对数千年历史文化的清理和总结，从而有了一种悲剧的味道。当这种感伤、悲剧的气息，在《文化苦旅》中升腾与散发时，便让我感觉有种妙不可言的美感和阅读效果。我几乎可以看到一个哲人瘦瘦的影子，背着手，低着头，皱着眉在慢慢地踱着，我也与这位哲人一起品味历史，体验文化，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拂拂地吹过多情而脆弱的心灵。尽管余秋雨的散文创作是他厌倦了戏剧研究之后的产物，然而，一个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的事实是，他在《文化苦旅》中有意或无意地融入了戏剧艺术的表现手法，在散文中制造出惊险曲折、绚丽多变的剧场效果。“我不是天才，因此，我的灵感并不呈现为波澜壮阔的状态，而只是片断闪光。”余秋雨是有自知之明的，他不是天才，他缺乏如郭沫苦那样汪洋恣肆的才情，他也不十分深刻，缺乏如鲁迅那样入木三分的眼光，但他那片断闪光的灵感，通过生命潜藏的唤醒，倒不愧为一种创作散文极佳的境界。我读《文化苦旅》，是将它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然而脑海里闪现出的却是不同画面的剪辑，好像自己置身于一个个时空交错的舞台之中。

试想一下，如果余秋雨没有在戏剧方面的长期积累和薰陶，便不可能有《文化苦旅》中如此的写法，他也就不可能于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说古道今，娓娓而谈，兴趣盎然。余秋雨放弃了戏剧，然而他不曾料到，戏剧却不自觉地成就了他的文学。

就文笔而言，《文化苦旅》中的散文，是一篇篇的美文，是一篇篇经过精心打造的文化佳构。文辞雍容、典雅，而又不显出雕琢的气息，在淡淡的叙述中，又蕴涵有浓浓的抒情意味。

在《五城记》中他如此描写广州：“广州历来远离京城，面对大海，这一方位使它天然地与中国千年封建传统构成了逆反，千里驿马跑到这里已疲惫不堪，而远航南洋的海船正时时准备拔锚出发。”对于远处南疆的广州市来说，用这样一段话来形容，真是既准确又极富想象力。

如果没有阔大的胸襟，如果没有游历过祖国的大山大川、名城重镇，如何能写得出这样的奇句。而在《西湖梦》中，作者则是如此点染苏小小的心灵世界：“由情至美，始终围绕着生命的主题。苏东坡把美衍化成了诗文和长堤，林和靖把美寄托于梅花与白鹤，而苏小小，则一直把美熨帖着自己的本体生命，她不作太多的物化转捩，只是凭借自身发散出生命意识的微波。”

无需寻寻觅觅，在《文化苦旅》中几乎到处都可以找到这类精雕细琢的文字，既有特定的历史氛围作为烘托，又有类似小说情节的剧场效果作为主干，因而，其中配以雍容、典雅而又抒情的文字的描写，并不会让读者有过于雕琢之感，反而会让文章增添一些诗意，增强一份艺术的魅力。

悠远的历史便如一条缆索，余秋雨便是这样依稀走来，又于秋风秋雨中渐行渐远，虽征程漫漫，寒窗数载，却终究走出了他的“文化苦旅”。

《文化苦旅》是余秋雨的第一部散文合集,所收作品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历史、文化散文,散点论述,探寻文化；另一部分是回忆散文. 《文化苦旅》是作者的一部文化散文集.其中有些文章曾在各类文学评奖中获得首奖,全书的主题是凭借山水风物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真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其中《道士塔》(选入人教版中学教材）《阳关雪》等,是通过一个个古老的物像,描述了大漠荒荒的黄河文明的盛衰,历史的深邃苍凉之感见于笔端.《白发苏州》《江南小镇》等却是以柔丽凄迷的小桥流水为背景,把清新婉约的江南文化和世态人情表现得形神俱佳.《风雨天一阁》《青云谱随想》等直接把笔触指向文化人格和文化良知,展示出中国文人艰难的心路历程.此外,还有早已传为名篇的论析文化走向的文章《上海人》《笔墨祭》以及读者熟知的充满文化感慨的回忆散文《牌坊》《庙宇》《家住龙华》等.作者依仗着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所写下的这些文章,不但揭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而且也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