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为主题的论文2000字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原称《太史公记》。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司马迁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著有《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就开始撰写《史记》。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直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得以完成。 作者年表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生于龙门。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6岁，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建元五年），10岁，在夏阳耕读。《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11岁。窦太后死，汉武帝罢黜黄老之言，发动尊儒。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12岁。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20岁，开始外出游历，回长安后，为汉武帝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36岁。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病死洛阳。司马迁到泰山参加封禅。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38岁，正式做太史令，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42岁，《太初历》完成，开始编写《史记》。 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47岁，汉武帝攻打匈奴，骑都尉李陵投降。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遭宫刑。(不过《史记》一半左右都是在他入狱的时间中完成的) 公元前96年（汉武帝太始元年），50岁，汉武帝改元大赦。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史记》全书完成。[编辑本段]【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编辑本段]【最激动人心的思想】 表现进步的民族观 进步的经济思想 强烈的民主性批判性 贯穿全书的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编辑本段]【创作态度】 严谨实录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客观公正 司马迁坚持“实录”精神，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司马迁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汉武帝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评价分明 项羽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编辑本段]【内容体例】 内容结构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重要人物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文章内容 《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编撰主旨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是探究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 “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参考内容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司马迁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史记》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体例结构 本纪 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 “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 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孔子世家 是记载诸侯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分封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 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 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 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 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 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 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 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编辑本段]【全书篇目】 本纪

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论文2000字

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论文2000字，我们要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命令承担，我们注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力军，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论文2000字。

摘要：

进入近代以后，中华民族经历了一段曲折屈辱的历程，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则成为历代仁义之士一直努力探索和奋力追寻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带来了希望，也在其执政过程中勤恳执政，历创佳绩，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一项需要全民参与的艰巨工程，长期以来却并未被民众乃至部分执政人员深入了解和参与。在众多民众和部分执政人员心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尚停留在口号阶段，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造成了巨大障碍。面对新世纪，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涵，清楚认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意义，广泛了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途径和方向，将大大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民参与，实现复兴进程的迅速发展。

关键词：

正文：复兴、探索、希望、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探索过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更是全国人民需要共同努力完成的一项重大工程。因此，从历史的角度审视这一庄严使命，有助于深刻认识其科学内涵，增强在党的领导下实现民族复兴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明确未来努力的方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念解析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指恢复中华民族古代在世界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使中华民族重新站在世界各民族前列。

首先，“复兴”是相对于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和阶段而言的，是在低迷期后重新实现曾经的辉煌。中华民族秉承其勤劳勇敢的传统，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创造了辉煌业绩，为世界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推“三个盛世”：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清代“康雍乾盛世”。三大盛世时期的均表现出以下特点：社会生产力增长较快，国家统一、政局稳定，科技文化繁荣昌盛，国际交往领先一时。此后，西方国家依借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增长，与此同时，清王朝采取闭关政策，使中华民族百年盛世逐渐转入低迷。此后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等事件更是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从此，寻求民族独立、实现复兴，努力使曾经在古代有过辉煌灿烂历史的中华民族彻底改变近代落后挨打的地位，重新以巨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即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性任务。

其次，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非颂古非今、重新回到古代。再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和平条件下的自我崛起，而非传统意义上的霸权强国。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描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目标，但同时也是一个需要扎实推进的工程。若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首要工作即是明确界定和描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表现，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使其为民众所接受，并成为全民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行动指南。我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包括以下内容。

从国内来看，至少应体现为经济发达、政局稳定、政局清明、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且共同繁荣、人民富裕、民气旺盛、祖国统一八个方面；从国际上看，应体现为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国际影响力明显加大、拥有良好的国际环境三个方面。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意义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以超过人类总数五分之一的人为主体的伟大实践和历史运动，必将成为21世纪对人类世界产生巨大、全面和深刻影响的一件大事，其所带来的影响无论是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都将具有极大的穿透力和超越性，具有极其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

第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再创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奇迹。

第二，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其本身即对人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三，“复兴”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将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最后，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实现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促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途径

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道路。

二、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制度保证。

其一，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强的领导核心。其二，多党合作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制度机制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要制度保证，在未来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应当继续坚持。

四、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群众基础

五、和平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途径

首先，中国选择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再次，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也是符合和适应当今世界时代主题和潮流要求的。伴随着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和平和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和潮流。这一世界潮流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任何国家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都必须顺应世界发展大势。我国采用和平发展的战略，将实现对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题和战略机遇期的充分利用，大大推动我国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总之，中国坚定不移的沿着和平发展的战略路径发展，必定能够使中国继续扩大其国际影响，凝聚民族活力，塑造稳健进取、温和友好的国家形象，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六、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选择。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为了加快发展步伐，单纯追求生产力发展的做法多次出现过，试图仅仅通过思想领域的“革命”推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尝试也有过，但都没有成功。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国情和时代背景，能够有效地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种科学的发展观，从宏观上讲，就是坚持经济、政治和文化协调发展，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当前的实践要求来看，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从而达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为现实的道路。

七、加强先进文化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有强盛的经济、昌明的政治和繁荣的文化。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必将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复兴。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的复兴及其所达到的高度和成就，较之于经济和政治更具有持久的竞争力和永恒的生命力，因而其地位和作用更显得尤为重要。在加强先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出了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和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外，还应做到以下方面：加强先进文化建设，要始终保持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必须博采众长，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创造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新文化；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必须创新我国的文化发展体制，增强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乃至每一个中国人的历史使命，我们坚信，在科学发展观等先进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全民参与、努力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将不再遥远。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文化古国，中华的文明源远流长，尤其是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四大发明以及无数个世界首创，有力推动着人类文明进化。在历经数次磨难后，中国以自强不去的脊梁高高屹立在世界东方。我们骄傲，我们自豪，我们为有这样一个伟大的祖国而歌唱。

记得抗日战争时期 ，有多少人因为没有一个好的武器而丧命，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当时有三分之一日本的技术，中国才不怕呢。的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中国不会被一个【小小的】日本打的遍体鳞伤的。今天，就以日本侵略中华为例子，谈一谈复兴中华，从我做起。 同学们，你们还记得1860年10月6日吗？那天，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城，闯进了圆明园，让这座世界上最辉煌壮丽的建筑顷刻间变成一片焦土和瓦砾,哪里的,有多少奇珍异宝，被他们抢的抢，摔得摔,那天,估计是那些强盗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个个都是大丰收;你们还记得,1874年，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残酷杀戮高山族同胞;你们还记得,1894年，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而且给了日本3000万两白银。你们还记得，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士兵失踪为借口，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你们还记得,1937年12月13日日本在南京的那场屠杀，30多万人顷刻间消失了，全城几乎变成了一座空城,多悲惨呀。这是作为中国子民一辈子的耻辱。与外国的一个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 使我国逐渐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社会，领土主权遭到严重的破坏 。从此，中国人民走上了艰难的抗战征程。还有1860年10月6日的圆明园，，甚至还放火烧了圆明园。还有我想我说的这些事例，一个中国人应该都知道。

那还在等什么，复兴中华，从我做起。

1949年10月1日, 毛主席站在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从此，我们抹去了黑暗的阴影，迎来了辉煌的荣耀！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一步步升高;外国为中国一个个先进的武器装备而感到惊叹;一座座现在化的城市迅速崛起，一个个商厦、工厂、高科技企业正遍地生花;一个个曾经看不起中国的国家，有的悄悄的低下高贵的头;在奥运会，一个金灿灿的奖牌挂在运动员的胸前;在学校,宽敞明亮的教室,美好的学习环境;在农村，一个个农民，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楼房，生活越来越好，走向了富裕，实现了小康。但是，我们还要努力，比如中国与日本的钓鱼岛问题，中国与韩国的苏武岩，中国与韩国的南海问题，东盟之间的南海岛礁问题，还有与菲律宾黄岩岛的问题，关于领土问题还有很多。。在元朝的时候中国疆土面积达到2848万平方公里，再到中华民国1147万平方公里，最后到现在，才960万平方公里，虽然现在的中国是世界第三大国，但从2848万平方公里减到960万平方公里，几百年就减了1888万平方公里，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中国当时不够强。以前,日本攻击美国珍珠湾,美国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立即俯首称臣,现在日本做什么事,都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这不是实力的体现吗。如果中国强大一个【小小的】日本怎么可能会和强大的中国叫死劲,

这不是明显的给自己找难看吗,所以,在外国人心中,他们是不怕中国的,所以我们要提高自己的自身素质，要具有创造意识，进取精神，科学精神，民主法治观念，劳动观念，自主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全面提高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精神素质！让上一代没有完全完成的使命,在我们这一代完成。为了复兴中华,就要从我做起。为了受辱已久的`中国,为了中国所有的人民,为了你自己的荣誉与自尊

我们要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命令承担，我们注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力军，伟大的使命鼓舞起无穷的力量，召唤我们高扬起民族精神的旗帜，准备着，时刻准备着去谱写中华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部教科书。从1911年秋天武昌城头震惊世界的一声枪响，到今天中国大地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图景，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巨变，蕴含丰富历史启示，具有深刻现实意义，标明了走向未来的前进方向。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站在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高度，回顾百年波澜壮阔历程，深切缅怀孙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和崇高精神，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深刻阐述辛亥革命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重大意义，深情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必将极大地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百年回眸，我们更加真切地认识到，辛亥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永远是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以辛亥革命为起点，作为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开展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

从危亡到复兴，从古老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忘记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学习和弘扬其“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的奋斗精神，继承和推进其现代化国家理想，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建设成就，谱写了中国发展的辉煌篇章。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深切夙愿，辛亥革命先驱的美好憧憬，今天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百年来的探索与奋斗、苦难与辉煌，无不向我们昭示着这些基本历史结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沿着正确道路顺利前进；必须坚定不移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巩固和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才能广泛凝聚中华民族一切智慧和力量共同奋斗；必须坚定不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才能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站在辛亥革命百年的历史新起点上，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们距离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仍有不小差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依然任重道远。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并切实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现代化事业。

回首百年历程，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两岸中国人面临着共同繁荣发展、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根本利益，是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景。

历经百年奋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成为不可逆转、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面向未来，全体中华儿女应当更加紧密地携起手来，汇聚在民族复兴旗帜下，砥砺奋斗精神，共绘发展蓝图，共襄振兴大业，努力作出无愧于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无愧于我们伟大民族的历史贡献。

我这里有篇原创的。正好是我们前几天的考试题目。史记，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反而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做了预言。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鲁迅先生誉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入木三分。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史记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 近代中国救国强国的思潮非常多，为什么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救国强国的梦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如何看待历史研究中的假设？没有革命，中国是否会发展得更好？“十个结合”与中国特色是什么关系？如何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近日，记者就读者提出的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颜晓峰，请他们对这些问题作深入解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问：在近代中国，救国强国的思潮非常多，为什么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救国强国的梦想？张海鹏：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的确，在近代中国，各种救国思潮很多。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道德救国等等，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实业家那里是十分笃信的；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等等，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一定市场；君主立宪、共和制度，也经过长期的辩论。国家主义、好人政府、联省自治、乡村建设等各种政治主张，有人提出，有人实践，但很快就烟消云散。最重要的思潮或者主义是两种：三民主义，社会主义。这两种思潮的传播和实施，都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20世纪初的国际国内情势下提出来的政治思想主张，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这种主张或者纲领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过孙中山的重新阐述，反映了当时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的要求。基本上说，反映孙中山社会改造思想的是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思想。民生主义思想首先来自19世纪末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启发，在一定意义上还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又结合了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孙中山在阐述他的三民主义理论时，内心中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好感。孙中山去世后，随着中国国民党的分裂，三民主义思想也被不同的政治家所篡改。篡改后的“三民主义”违背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学说，反对并屠杀共产党，镇压工农运动。国民党、蒋介石脱离人民大众的利益，违背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终于在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大决战中彻底败北。三民主义不能救中国，就在这样的大决战中被证实了。能够救中国的只能是经过大决战检验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明确规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是经过历史实践检验过的。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历史必然性吗？张海鹏：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不是个别现象，不是偶然现象，也不是可有可无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换句话说，它是资本主义成熟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工人运动成熟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推动了欧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还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第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迟早都要发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在清朝的最后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观点已经出现在中文刊物和著述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大大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的思考；加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推动，中国人进一步思考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的历史发展道路，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就是说，五四运动后或者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考虑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已经成为历史的趋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这个历史必然性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建立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上的，是建立在由于帝国主义侵略造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力量弱小、资产阶级政党力量弱小的基础上的。而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这个政党的理论终于掌握了人民大众，掌握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方向。颜晓峰：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曾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作过精辟的阐述。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充分暴露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没落，也充分促进了民族先进分子救亡图存的觉醒。中国封建文化不能成为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思想武器，于是就转向西方寻求强国崛起之道，形成了西方各种思潮纷纷涌入的局面。经过历史检验，这样那样的学说和观点都碰壁了、破产了，因为它们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来考察国家发展之道，应用于中国，就是只有人民起来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和人民民主国家政权，才能解决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问题。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回答和解决近代中国主要矛盾的正确理论，毛泽东等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的汇合是历史的必然。历史是不能随意假设的问：有的人认为，假设中国当初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或许会发展得更好。请问专家，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假设？张海鹏：首先必须指出，后人对历史发展过程所做的随意假设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允许这种假设，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将变得毫无意义。以前就有人说过，中国如果当上300年殖民地，早就现代化了。这样的说法如同梦呓。说者至少是出于对近代中国国情的无知，也是对现代中国国情的无知。假设中国当初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暂且认为这样的假设有某种意义，中国是否会发展得更好呢？我看也不尽然。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从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事实中来求证，因为中国发展道路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看地球上类似国家的状况。首先看日本。日本在140多年前实行明治维新，走了“脱亚入欧”的发展路线，是继欧美国家后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可是日本却是一个靠军国主义、靠战争、靠掠夺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国和亚洲国家吃它的苦，还需要在这里细数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占领日本后，如果不是出于冷战需要，扶植日本作为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基地，日本的战后发展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再看印度。印度早于中国差不多200年成为殖民地，其独立时间和中国差不多。印度是一个大国，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国家，今天被称为“金砖四国”之一。这60年来，印度的发展状况和人民的富裕程度，是不是比中国更好呢？这是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再看俄罗斯。俄罗斯是最先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搞社会主义搞了70来年，1991年选择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俄罗斯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军事、经济实力均可抗衡美国，而今天的俄罗斯在综合实力上与美国却是相差甚远。亚洲的菲律宾、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拉丁美洲、非洲大陆等许多国家，走的都是资本主义道路，今天的情况如何，恐怕不需要多加引证了。环顾世界各国，相比较之下，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国家的整体发展，对人民生活的改善，对综合国力的提升，对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不是更好些呢？如果中国当初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假设可以成立的话，我们也不难想象，在列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榨下，在内部四分五裂下，发展状况还会好吗？问：中国是通过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进而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有人认为，近代中国如果没有革命，也许会发展得更好。应该如何看待这种观点？革命与社会主义以及现代化之间是什么关系？张海鹏：说到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是可以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作出合理解释的。一般来说，当旧的社会制度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革命，以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而这样的障碍一旦扫除，社会就会获得大的发展。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起到了推动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美国在18世纪发动北美独立战争，取得了国家独立，才使生产力获得解放，进而在19世纪末以后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中国则是在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获得国家独立之后，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有人认为近代中国如果没有革命也许会发展得更好，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10多年前，有人发表“告别革命”的说法，就提出了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首先，这是一种随意的假设，假设者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证明。换句话说，你用什么材料来证明你的观点？历史不能重头来过一次，否则还可以检验一下你的观点是否有可行性。其次，任何社会的革命都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而是客观环境逼迫出来的。有一句话说，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大众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就可能发生。这时候，革命党振臂一挥，人民就会跟从，革命就会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如果没有这样的客观环境，任何人、任何政党凭空呼唤革命，是制造不出革命来的。第三，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统治形态基本上是封建主义的。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不断侵略，用战争、不平等条约等多种手段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中国政府，操纵了中国经济。在这种政治和经济条件下，从晚清政府到民国政府都面临着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局面，人民群众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因而革命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这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历史事实。我们怎么能不顾这样的基本史实，而假设中国如果没有革命会发展得更好些呢？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我们党提出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是否可以认为，“十个结合”就是中国特色？颜晓峰：从方法论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关键在于“结合”。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贯穿始终的一条基本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也使这一结合进入新的阶段。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有了新的内容和形式。正是在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紧紧围绕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新矛盾新问题，探索结合的新对象新内涵，逐步形成和发展出“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法论的精髓是“结合”，这是由我国国情和历史发展的状况决定的。在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照搬本本。因此，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与中国国情有机结合起来。表现在政治原则上，就是既不能僵化也不能西化，既不能“左”也不能右；表现在实践关系中，就是这种结合是统筹协调、把握平衡的结合。结合是不同方面、不同要素、不同取向的结合，是整合优势、产生新质的结合。这种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创造。一些原以为绝对对立的事物有效结合起来了，发挥了极大效能，如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一些原以为顾此失彼、替代选择的价值在结合中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如效率与公平的结合。“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扎根于当代中国的实践土壤，同时又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是反映这三大规律的综合成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寻找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得以实现的特殊形式和特殊途径。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任何一种发展道路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一成不变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需要借鉴资本主义的一些做法？如果要借鉴，应该借鉴一些什么东西？这个度如何把握？颜晓峰：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关键看其是否适合本国国情，是否促进社会发展，是否得到人民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当然，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封闭发展，都要在和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包括资本主义的有益成果中得到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对资本主义为人类文明作出的历史性创造给予高度评价，同时也对资本主义带来的罪恶和社会不公进行了严厉批判。借鉴什么，就是要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为标准，解放思想、为我所用，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包括一些思想理念和具体制度。必须指出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不同的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在交往、借鉴中不能没有原则。一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就要动摇社会主义的基础；二是要适合中国国情，不符合中国国情只能在实践中导致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