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论文格式

内容提要：本研究通过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时间序列下的上海和周边区域间经济关系的起伏过程的分析，揭示出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认为，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是由于区域内部各次区域间商品和要素流动密度不断增加而产生的区域整体化趋势增强的过程和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由改革开放和区域经济发展内生出来的产品和要素的跨次区域流动是最主要的因素。产业集聚、产业转移、产业分工以及空间距离、要素流动网络和制度成本是影响要素流动并和其形成互动格局的主要解释变量。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于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进程，并与之形成互动，由此认为：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应该更多的依靠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和民间力量，政府部门的工作则因放在弱化乃至消除各种阻碍要素流动的区域行政壁垒和强化区域一体化公共产品的供给上面。关键词：区域经济 一体化 要素流动 产业分工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之一，这一问题的提出将从两个层面上对中国经济全局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通过加快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中国经济的核心区域实现“强强联合”，产生具有国际意义的产业经济集聚效应，进而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激发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地位；第二，解决现实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分割、地方保护主义问题，推进政企分离，加快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步伐。那么，为什么是在长三角，是在江苏、浙江和上海之间，而不是在其他地区首先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这样一个带有中国经济全局意义的问题?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是什么?什么力量推动着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本文将以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和江浙之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为例，从历史分析的角度，尝试着回答这些问题。—————————————————— * 本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整合研究——以长江三角洲为例》(编号03BJL010)和浙江省重大社科基金项目《浙江与上海区域经济联系的新特点与定位研究》的资助。一、改革开放前的长三角次区域间的经济关系——垂直分工的一体化体系长三角次区域，我们指的是江苏、浙江和上海具有一体化自然倾向的区域经济关系可以上溯到上一个世纪。在前近代时期，上海无论在地理空间上还是在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序列中都处于边缘的地位，那时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是苏州和杭州，上海的崛起主要得益于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对外开放，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上海在鸦片战争以后很快成为西方各国进入中国的桥头堡，从积极意义上说，上海也就成为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枢纽。以此为契机，国际资本和上海周边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产业基础的江苏、浙江民间资本以及居民大量的涌入上海，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上海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近代产业的形成和江苏、浙江有密切的关系，如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上海主要产业的棉纺织工业就和江苏南通、无锡地区，以及松江、太仓①等地发达的棉纺织业有密切的依存关系，特别是浙江的工商企业家，自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一直将极大的精力放在上海的发展上面，有人统计过，30年代上海商界名人中宁波籍人士占了25％②，浙江商帮在上海金融界的地位更是突出，民国时期，执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金融界牛耳的所谓江浙财团，这主要是指当时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等，其经营者主要还是浙江籍人士，因而有时又被称为“浙江财团”。 1949年以后，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条块分割，同一地域内但行政隶属关系不一的省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有所削弱，但是支撑上海发达的制造业特别是轻工业和纺织工业的依旧是周边浙江、江苏的农林水产业。这一时期，浙江和上海的经济关系主要是在国家计划经济的框架中实现的，当时在上海设有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华东局”，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华东局”的主要负责人也就是上海市的负责人，同时华东局还设有计委、经委、财办、农办等机构，在当时党政一元化领导情况下，华东局和浙江的关系事实上是一种行政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在这种体制下，虽然不能说，上海和浙江之间有上下级的行政关系，但是，由于华东局所在地是在上海，这无疑强化了上海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华东地区的区域中心地位。 从产业分工的角度讲，改革开放以前上海和周边地区的区域经济关系是一种以垂直分工为主的区域经济关系。这可以从上海和浙江产业结构的比较中获得证明。1978年上海的第二产业比重为77．36％，而浙江第二产业的比重仅为43．26％，上海第一产业的比重为4．03％，浙江的第一产业比重达到38．06％，同年中国全国的第一产业的比重为28．1％，第二产业的比重为48．16％，浙江第一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1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个百分点，而上海第二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30个百分点。从当时浙江的经济发展状况具全国中流水平的情况看，这样的产业结构是具有特殊性的，这种特殊性只能用浙沪之间存在着垂直产业分工关系来说明③。在计划经济的安排下，浙江必须将自己剩余的农产品以计划价格提供给上海，上海又将其加工成为工业制品，供应包括浙江在内的全国市场．浙江和上海这种紧密的产业分工关系，在当时全国各省市之间是比较突出的，我们可以用沪浙之间纺织品生产流通的一体化安排来给予证明。20世纪70年代以前，全国各地居民购买纺织品必须持有“布票”，而布票是具有地域属性的，只能在各省市自治区管辖范围内流通，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纺织品零售市场是按省市自治区行政区域边界分割的，但是作为全国唯一的例外，浙江的布票可以在上海流通。因而形成了一个浙沪的纺织品零售“自由贸易区”，或者说是浙沪纺织品零售商业的“统一市场”，这种统一市场就是当时双方产业分工关系的一个特征表现。———————————————— ① 现在属于上海郊县的松江、太仓等地20世纪50年代之前都属于江苏。 ② 上海证大研究所：《长江边的中国——大上海国际都市圈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437页。 ③ 参见陈建军《中国高谏增长地区的经济发展——关于江浙模式的研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版。在中央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上海和江浙地区(主要是浙江地区)的垂直产业分工体系，除了双方互为邻域的地理条件之外，双方的资源禀赋的结构差异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比如，上海拥有较多的科技能力、资本和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等资源，因而具有发展工业的比较优势。而浙江则具有较好的适应发展农耕产业的自然和生态条件，漫长的海岸线，广袤、肥沃的杭(州)嘉(兴)湖(州)平原和宁(波)绍(兴)平原，被称为鱼米之乡，因而具有发展农业和水产业的比较优势。从这个角度讲，计划经济安排下的浙沪产业分工体系在当时条件下是一种较优的资源配置选择，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江浙沪垂直分工体系的支持下，改革开放以前，上海成为中国最具实力的工业基地，特别是轻纺等消费品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在中国具有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同时，浙江的农业发展在全国也具有领先的地位，早在1964年，浙江的粮食单产(亩产)就超过了400公斤，是当时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省区。同时，中国经济和中央财政也从这种分工结构中获得了较大的收益。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垂直分工的一体化安排，也给长三角区域经济持续发展带来较多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阻碍了江浙沪地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住民福利的不断改善。受阻于浙沪产业分工体系，改革开放以前，浙江和江苏的工业化进展和人民收入的增长缓慢，特别是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同时，受计划价格规定下的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的影响，浙江等地从事农业的比较优势不断受到削弱，产出效益不断下降，即便农业单位产出不断增加，也难以避免“增产不增收”的结局。到改革开放以前的1978年，尽管浙江的农业发展水平具全国最高水平，这可以用粮食单位产量，生猪存栏数目等等一系列指标来衡量，但是浙江的人均收入水平，在当时全国的28个省市自治区中的排名却只有19位，仅为上海的16．7％。江苏省高一点，也仅为上海的21．9％。由此可见，计划经济安排下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垂直分工体系，尽管在一定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是，由于要素结构的动态变化，这种垂直分工的一体化体制不可避免的具有边际效益递减的特征，到了改革开放前，实际上这种分工体系已经失去了活力。而江浙地区的农村基层和民间也开始孕育着突破这种体制的张力。20世纪70年代苏南地区和浙北地区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就是证据。二、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一次浪潮——上海经济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分权改革开始的，改革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各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冲动，以及由此而来的各地区之间在发展经济方面的激烈竞争．这为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单纯的行政分权必然导致对资源的分割，从而对经济发展和产业分工起阻碍作用。曾经经历过多次“分权”和“收权”改革的中央决策层对此也有深刻认识。为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在推出分权改革的一系列措施时，也一再提出要搞“横向联合”，搞区域经济协作，以打破“条块分割”所带来的弊端。在这一背景下，改革开放不久，1982年12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①。实际运作开始于1983年。上海经济区当初成立的时候仅包括上海市和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和宁波等10个城市，后来扩大到浙江、江苏和上海两省一市。1984年，安徽省加入进来，1985年江西省加入了进来。到1987年福建省也参加了进来。由于上海经济区的常设机构仅仅是一个“规划办公室”，一个研究规划机构，其主要运作平台上海经济区省(市)首脑会议，即二省一市首脑会议和十市市长联席会议，基本上是一个协商性质的会议，由相关省市第一把手“轮流做庄”，并无超越各省市行政权以上的行政权力，因此从经济学角度讲，上海经济区并没有超越地方行政壁垒进行资源配置的功能，特别是80年代以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一直沿着“地方分权＋市场化竞争”的路径推进，在区域经济发展层面，“中央一省”的经济权力和利益分割的博弈表明，后者的地位和份量在不断加强，与此相匹配的另一个趋势，就是地方与地方之间竞争的强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并没有被赋予用组织手段，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市场或共同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功能的上海经济区，其在长三角主要省市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不断被边缘化是不可避免的。再加上由于上海经济区的不断扩大，从最早的长江三角洲10城市，扩张到华东地区5省1市(沪、苏、浙、皖、赣、闽，山东省派观察员)，因此协调起来更加困难，此外，80年代后半期的宏观经济形势也日趋复杂，上海经济区在成立5年以后，终于无疾而终。———————————————— ① 1982年12月27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1983年3月22日直属国务院的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在上海成立，原电力部副部长王林担任主任。5年后，1988年6月1日国宝计委发出通知，撤销国各院上海规划办公室。上海经济区的实践在组织形式上不能说是成功的，但是在内函层面上，上海经济区成立对当时江浙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微观层面上，上海经济区成立刚好是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大发展的时期，因此，上海经济区在很大程度上为浙江和江苏，特别是苏南和浙北、浙东北地区的乡镇企业利用上海的资源提供了便利。当时对上海经济区表现出极大热情的正是这些乡镇企业，就是在这一时期，许多浙江的乡镇企业利用上海经济区的有关组织机构和上海的国有企业挂上了钩，进行多种形式的技术经济合作，当时上海的一些知名品牌，如“凤凰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都在浙江找到了零部件生产厂家和“OEM”厂家。资料显示，当时有50％的上海企业和江苏、浙江有经济技术合作关系①。在另一个层面上，上海经济区也为浙江、江苏和上海企业之间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非正式制度的经济技术联系提供了制度屏蔽和合法依据，在这一框架下，利用各种民间的正式和非正式渠道，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师”对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内部的技术转移和产业区域转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浙江(当然也包括江苏)的乡镇企业对上海经济区的热情还表现在对“上海”品牌，即上海影响力的充分挖掘和利用上，当时很多浙江的乡镇企业在自己的企业冠名前都加上“上海经济区”的牌子，明明是浙江嘉兴或湖州的××乡或××镇××企业，这时，冠上“上海经济区”成为“上海经济区××企业”，对在大陆内地打开企业产品的销路的确是有事半功倍效果的。浙江和江苏的乡镇企业对中国内地市场的产品销售优势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上海经济区实践的挫折，有人认为是行政手段整合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失败，但是，不难看出，它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她不具备权威的行政功能和组织功能，但是，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上海经济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权威的行政机构，否则不又成为华东局的再版?当时的宏观环境决定它只能是一个组织协调机构，即便如此，在80年代汹涌而来的地方分权＋市场化的改革和发展潮流面前，以及伴随而来的各地方利益不断刚性化大趋势面前，这种协调机构在组织上的无力化可以认为是必然的。—————————————— ① 据当时的浙江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后任浙江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曹大立回忆，参见《钱江晚报》(2003年7月3日，第4版，长三角特别报道)。从历史的延续看，80年代的浙江和江苏刚刚摆脱改革开放前由计划体制所规定的已经失去活力的垂直分工体制，依靠本地富有活力的乡镇企业为主要动力推进农村工业化，取得了远高于当时中国平均发展水平的高速增长，因此对可能重新受制于地域之间分工体制的行为抱有警惕的态度也是难以避免的。 但另一方面，上海经济区的建立及其在微观层面上对江浙地区非国有企业发展的贡献，也表明，长江三角洲内部的一体化因素是内生性的，尽管形式可能有多种多样，但是只要发展区域经济，这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和要素流动的可能以及由此而来的产业分工所决定的一体化的内在力量是一定会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在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过程中，上海经济区时期是一个转折期，它表明，上海和周边的江浙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工开始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方向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三次浪潮* 来自: 免费论文网 三、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二次浪潮——浦东开发开放上海经济区的实践从组织形式上、或者说在宏观经济层面及区域经济层面讲不能说是成功的，但是，上海经济区的实践在微观层面上，对包括江苏、浙江在内的上海周边地区乡镇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有重要意义的，相比而言，由于体制改革的滞后，上海没有形成一种主动利用上海经济区一体化的市场机制，那怕是不成熟的市场机制，因此，上海在第一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获益是有限的。可以说，整个80年代，在中国经济版图的势力分布上，上海经济的退潮趋势是非常明显的。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的GDP在全国的GDP中的份额为7％，以后就一路下滑，到浦东开发开放前的1990年，降到了4．08％。上海工业总产值的份额下降得更快，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上海的工业总产值一直占全国同比值的20—25％，1984年大约还有10％，但是，以后就不断下降，到90年代末仅为全国比值的5％左右。 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的角度分析，20年代80年代上海经济的退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失去了长三角产业垂直分工体制所带来的优势，由于除了粮食之外的农副产品价格先于工业品价格“放开”，浙江、江苏的农副产品不再以计划规定的低价供应上海，使得上海的国有工业再也不能象改革开放前那样轻易获得低价消费品工业的原材料，不仅如此，江浙两地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开始利用自己在制度、土地、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蚕食上海工业品的传统市场，加深了上海国有工业的困境。 然而，从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全局看，上海的衰落拖累了整个长江三角洲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尽管浙江和江苏都有不俗的经济增长的表现，1978—1991年，浙江和江苏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12．15％和10．32％，但是由于上海这一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7．4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04％)近2个百分点，以致这一时期长江三角洲二省一市总体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8．4％，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同期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年均13．9％，要低4．5个百分点。 不仅如此，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应对国内经济波动方面的表现也远不如珠江三角洲，在1989—1990年中国经济的低潮期间，浙江的经济增长率降到了5．2％，江苏省为3．6％，而同期广东省依旧保持了2位数的经济增长率。20世纪80年代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经济竞赛的结果表明，广东省成为了中国经济的明星。 对这种局面最有感受的应该还是上海。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在总结了前10年有关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浦东开发开放为突破口，浦东浦西联动，加速上海改革开放步伐的战略思路，这一思路得到中央决策层的肯定，进而引发了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的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二次浪潮。 浦东开发开放使得上海再度崛起，并再一次确立了在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中心城市的地位，上海经济发展从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跃成为增长领先地区，从1992年以来，上海一直保持着2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其不仅在长江三角洲，在中国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也得到巩固和加强。 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影响下，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80年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群龙无首”的局面开始有所改观。江苏和浙江又开始将目光转向上海。 浦东开发向江苏和浙江等上海周边地区提供了两个方面的发展机遇： (1)加速改革的机遇，由于浦东开发开放，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卫的上海一举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进地区，一些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首先将在浦东推行，由此带来的制度收益，无疑对周边地区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比如，证券市场的开放，金融体制的改革等等。 (2)引进外资的机遇，以浦东开放为契机，国际上掀起了上海热，由此带来了外商对长江三角洲地区投资的热潮。 如何利用浦东开放开发的机遇，上海、浙江、江苏不同部门的行为模式也有差异。 在省级政府层面上，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主要形成了两个协调会议，一是江浙沪省(市)长座谈会，二是长江三角洲十五市的市长协调会，但是具体的成果似乎不是很多。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周边地区(如浙江)虽然也看到了浦东开发给浙江经济带来的机遇，因而提出了“接轨浦东”的口号，但另一方面，则担心浦东开发会形成“黑洞”效应，吸引周边地区的优质资源，包括资本和人才去上海，进而对周边省区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具体的政策层面，浙江和江苏一样似乎没有更具体促进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的举措。 利用浦东开发开放的机遇，在江浙两地邻近上海的市县一级的层面上具有更为实质性的内容。 江苏南部地区的苏锡常地区，首先利用自己和上海紧密的地理位置，利用在上海经济区时期已经建立起来的微观经济联系，将原来已有的上海国有企业和苏南乡镇企业之间的技术转移通道迅速转变为利用上海的对外开放平台，引进海外资本，推动本地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苏沪合作模式。继承了80年代的传统，苏南和上海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宏观务虚、微观务实”，务虚主要是利用中央给上海的优惠政策的“溢出效应”，包括，在靠近上海的周边地区设立和上海“接轨”的出口加工区、技术开发区等等，而不是依靠上海政府部门的政策许可或直接利用上海地方政府的资源；务实就是主动以市场化手段将上海作为资源利用平台，零距离面对进入上海、或意愿进入上海的外商展开联络工作，加快引资步伐。 这一时期，在利用上海资源方面，和苏锡常地区具有同样优越地理位置的浙江的嘉兴地区成果并不是很明显。在地缘关系上，由于浙江北部近邻上海南翼的嘉兴地区，在经济上自主独立意识和能力相对不如上海北翼的苏州地区，或者说，当时的嘉兴地区在更多地通过市场手段去获取地方经济发展资源的主动性相对不如苏州，因此，主动利用上海资源方面也就逊色于苏南。 利用浦东开发开放机遇的第三个层面是企业，浙江在这方面的收获可能更大。 比较苏南地区以当地各级地方政府主导、“官民同心”共同推进和上海的关系，进而转向外向发展轨道，推进本地区经济转型的方式，浙江经济和上海的连接点往往更多地带有民间、个体(包括个人以及民间企业)和非正式关系的特点，即以民间力量为主导力量的特点，而民间力量要利用上海的资源，就只能更多地采取进入上海求发展的方式，这一时期，随着浙江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浙江的民营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进入上海发展的件数开始增多。1991年底，设在上海浦东新区的(国内)外地企业有142家，其中江苏、浙江各有33和32家，几乎占外地企业总数的一半。以后，进入上海的浙江企业一直在不断增加。我们可以看到，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开始拥有新的资源优势，包括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以及由此而来的制度优势和吸引外资方面的优势，上海新的资源优势是形成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第二次浪潮的主要原因。但是如何利用上海这些新资源优势，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上海周边的江浙地区内部反映是有温度差的。一般来说，依靠市场获取资源比例比较高的部门，历史上和上海的经济关系更为密切的地方和部门，采取了比较主动的姿态，如江浙地区的乡镇和个体私营企业部门，还有，临近上海且历史上就和上海有较为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因而有可能比较容易地获取上海浦东开发的外部经济苏南地区，特别是苏州地区。而依靠组织获取资源比例较高的部门，如江浙地区较高层次的地方部门，如省一级的地方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部门，就常常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

1,,长江经济带，尤其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联系和合作，历来都受到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在1992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开发建设长江三角洲及沿江经济带”的重大战略决策以后，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0 年来，尤其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生产力突飞猛进，民营经济蓬勃发展，GDP增长率一直居于全国的前列。正是由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 长江三角洲地区自然产生了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强烈要求，制止重复建设和重复生产，加强地区合理分工，强化联系和合作成为大势所趋。这种由生产力发展要求产生的地区联合，冲淡了地方利益观念，追求着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整体利益。上海、南京、杭州之间经济联系和合作日益紧密，昆山、嘉兴、绍兴等中、小城市更是争做大城市的“后花园”。因此，正是区域内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需求，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加强区域内经济紧密联系和合作2,,今年以来长三角地区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3,, 长江三角洲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较成熟的工商业基础而成为外商对我国直接投资的焦点。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呈现持续稳定增长,2006年上半年长三角地区商务部确认的到位注册外资158亿美元,全国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284亿美元,长三角地区到位注册外资占全国的55%以上。入世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地区,长三角正面临着引进外资的大好时机,但是大量的引资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又如何呢?本文从实证方面对长三角的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FDI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对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学术…4,,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群城市功能重新分化重组。 上海以其优越的地理区位重新成为国际性大都市。整个城市群的经济中心、第三产业关系、城市功能进行了重新定位和分工。通过以上对上海及其周边城市群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兴衰发展演变过程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群中重点城市的发展是在交通等基础设施发展的基础上，依靠港口、航道、交通枢纽等重要区位，内引外连，以上海为贸易、金融、信息中心向海外发展。这也是中国经济从封建农业经济向半封建半殖民经济近而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使然。解放后虽经历了计划经济的趋同化发展阶段，但经过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功能的重新定位调整，依然回到了依托上海、依靠交通、向海外发展的方向上来。这是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必然。其间上海的中心地位有一个从确立到消失到再确立的过程，整个三角洲城市群的城市网络也经历了从发展到停滞到再发展的过程。由此可见一个中心城市的确立对一个城市带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性。5,,<1>加强对长三角地区发展的规划引导和宏观指导 <2>推进长三角地区联合协作向纵深发展<3>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和政策环境<4>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长三角 1.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全球化作为生产社会化和分工高度发达的产物，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并最终实现全球资源的最优配置。长三角地区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素质较高的劳动力资源、较为雄厚的综合科技实力、较好的投资环境，成为近年来中国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战略区域。根据这一总体趋势，未来长三角将继续接受国际产业转移，并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指按照自然地域经济内在联系、商品流向、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发展需要形成的经济联合体。全球化是必然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接轨全球化的必由之路。从自身发展需求看，以构筑现代化大城市群实现经济一体化，是长三角区域各方的客观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上海构筑国际大都市的必由之路，是江浙融入全球化的不二选择。(二)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对我国的战略意义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对我国的战略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这一区域的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定会对国内其它地区产生示范作用，对国家现代化建设产生积极影响；第二，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区域内部结构的变动、功能的完善以及整体性整合将产生新的能量，使这一地区逐步成为新的经济高地，对国内其它地区特别是沿江经济带产生强有力带动作用；第三，这一区域的经济迅速发展将改变东亚地区经济格局，提升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对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发挥重大支撑作用。

记者昨天从杭州市统计局获悉,由长三角15个城市联合统计的数据表明，今年前三季度长三角15个中心城市经济增长强劲，主要指标基本处于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以苏州最为抢眼。 据统计，1—3季度，15城市共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6065亿元，占全国的；增速最高的是苏州，达到，其次是嘉兴，增长，最低的是上海()，而全国的平均水平为。 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是推动长三角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1—3季度，苏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幅达，居15个城市之首，其余绝大多数城市的增幅在26-29%之间，最低的扬州也达。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进一步提高，上海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 从1—3季度的数据看，各城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普遍较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进一步增强。 15个城市共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7357亿元，占全国的，总量居第一和第二的分别是上海和苏州，分别达到亿元和亿元。 在对外经贸方面，各城市的出口继续保持良好增长态势，1—3季度实现出口总额亿美元，占全国的，增速最高的是苏州，达，其次是上海市，增。同期，15城市实际利用外资182亿美元，占全国的，比上半年提高个百分点；吸收外资总量前两位是上海和苏州，分别达亿美元、亿美元。 专家分析，长三角地区经济之所以能较快消除非典影响，呈现快速回升势头，主要原因有：国际经济缓慢复苏，国际贸易量增加，15城市几乎都实现了出口高速增长；国内经济趋暖，需求回升；地区对外开放已确立优势，对国际和国内投资有较大吸引力。 长江三角洲地区近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其中外资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运用经济计量模型,利用长江三角洲各个城市的有关经济数据对长江三角洲FDI与GDP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增长与当地的外商直接投资有一定的关联度。文章最后给出了几点建议,对长三角地区更好地吸收FDI,保持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长江三角洲位于我国沿海、沿江发达地带交汇部，区位优势突出，经济实力雄厚，其核心城市上海是世界最大城市之一。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人口数量已接近北美、西欧、日本的世界级城市群，并有可能突破1亿。长江三角洲是我国以至世界经济增长最迅速、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地区之一，构造世界级城市群条件已基本具备。率先建设长江三角洲世界级城市群，能为探索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进行试验、积累经验，为我国城市群建设提供示范。长江三角洲是我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工业总产值占全国近1/4。改革开放后，长江三角洲多次出现大规模工业化浪潮。首先是乡镇工业异军突起，浦东开发后外向型经济又迅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期，台湾电子信息制造业大批转向长江三角洲，上海、苏州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处在中国东部“黄金海岸”和长江“黄金水道”的交汇处，对内、对外经济联系都十分便利。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有如此优越的条件，因此能够成为世界级城市群，成为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枢纽，从而加速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加快中国的经济国际化进程。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世界经济波澜壮阔，尤其是加入WTO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加快国内统一市场的建设，提升国际竞争力已成为我国迎接世纪挑战的当务之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加快长江经济带，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一、加快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趋势二战后，科学技术和先进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使经济全球化、新科技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经济全球化要求冲破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的地域和国界障碍，推进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和先行步骤而逐步发展起来。自1958年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以来，1967年亚洲建立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1967、1975年非洲成立东非、西非共同体；1965年大洋州成立新、澳自由贸易区；1989年美、加、墨三国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全球具有一体化性质的区域经济组织已超过40个，所包含及正在申请的国家达100 多个，其中多数为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蓬勃兴起，方兴未艾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式的出现，不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影响深远，而且对区域经济发展更有着直接的意义。通过在更大范围内建立统一市场，进行更为深刻的国际分工、更为广泛的国际交换，达到在更广范围内的资源利用和优化配置，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区域经济一体化典范的欧共体(欧盟)为例：欧共体在1992年底形成统一大市场，使12个成员国GDP平均提高％，创造了18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使商品价格下降％，并改善了成员国内部的对内、对外经济平衡。 而新增经济福利值则更为可观，由于取消贸易壁垒所取得的获益相当于欧共体GNP的％，由于取消影响生产的壁垒所取得的获益达到欧共体GNP的％，由于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取得的获益达到GNP的％。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我国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一方面成功加入WTO，为我国创造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赢得了参与制定世界经济规则的权利；另一方面成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重要成员，并成功举办了APEC上海会议；与俄罗斯、中亚一些独联体国家发起并成功地组建了上海合作组织；并正在与东盟十国构建东盟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区(10+1)等。但是，在目前国内地区市场分割严重、地区间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化、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内企业竞争力较弱等现实面前，我国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借鉴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验，在国内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加强域内经济的联系和合作，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推动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不断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异，提高地区的综合竞争力，并且通过发展若干跨地区的经济实体(大企业集团)，来推动国内统一市场的建设，最终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些学者把此称之为“地区经济一体化”。尽管这种提法可以推敲，但其本意是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形成具有特色的地区经济，这是应该予以认真考虑的。我们认为，加快一些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区域内经济紧密联系和合作的经济区，是应对经济全球化、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措施，也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趋势。二、长江三角洲地区有望成为区域内经济紧密联系和合作的重要经济区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些地区性的经济联合，尤其是在一些经济基础较好、开放较早的沿海、沿江地区，区域内经济体之间的联系和合作比较紧密，已经出现了一些跨省市的经济区域。其中最著名的有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广州、深圳、珠海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渤海湾经济圈，以重庆为中心的渝西经济走廊，以成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经济圈，以及以大连、沈阳为中心的东北经济圈等等。以上这些地区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强区域内经济联系和合作方面，都取得不少进展，各有特色。相比之下，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来看，还是从产业结构布局、科技研发力量角度考虑，长江三角洲地区较有可能率先成为区域内经济紧密联系和合作的重要经济区。(一)长江三角洲地区加强区域内经济紧密联系和合作是区域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需求长江经济带，尤其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联系和合作，历来都受到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在1992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开发建设长江三角洲及沿江经济带”的重大战略决策以后，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0 年来，尤其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生产力突飞猛进，民营经济蓬勃发展，GDP增长率一直居于全国的前列。正是由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 长江三角洲地区自然产生了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强烈要求，制止重复建设和重复生产，加强地区合理分工，强化联系和合作成为大势所趋。这种由生产力发展要求产生的地区联合，冲淡了地方利益观念，追求着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整体利益。上海、南京、杭州之间经济联系和合作日益紧密，昆山、嘉兴、绍兴等中、小城市更是争做大城市的“后花园”。因此，正是区域内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需求，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加强区域内经济紧密联系和合作具有动力，具有成功的可能。(二)长江三角洲地区加强区域内经济紧密联系和合作是适应国际经济环境发展的必然选择长江三角洲地区历来是我国与外界联系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其中上海在新世纪的目标是尽快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昆山、苏州等地已经成为台商的集聚地，宁波与华侨资本有着天然的联系。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都产生了与国际市场加强联系的渴望；同时，长江三角洲地区与国际市场融合的努力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跨国公司在这里布下了一颗颗具有全球性战略意义的棋子。长江三角洲地区无疑将是我国加入WTO后迎接国际竞争的前哨阵地。 但是、如果在全面推行WTO规则之时，地区内依然还存在着市场分割、 资源流动困难等障碍，则必然会使地区经济运行与WTO规则产生剧烈的碰撞， 并付出十分巨大的成本。因此，形成地区内的统一市场，实现区域内经济的紧密联系和合作，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融入外部经济的必然选择。(三)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长江三角洲地区更具备实现区域内经济紧密联系和合作的条件国内目前经济最发达、体制条件最好，也最有可能实现区域内经济紧密联系和合作的三个地区，分别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渤海湾经济圈。有的学者从竞争力的角度对三个地区作了比较，具体如下表：竞争力指数 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 渤海湾经济圈综合竞争力 初始竞争力 潜在竞争力 现实竞争力 表中，初始竞争力包括该地区的区位、自然条件、人口、劳动力等因素；潜在竞争力包括该地区的基础设施、法律环境等软环境因素；现实竞争力包括当年运行效果、劳动生产率、GDP等指标(参见“培育区域经济优势”，解放日报2002年7 月 29日)。可以看出，三个经济区域虽然各有优势， 但从现有经济实力及其发展潜力看，长江三角洲地区有着比其他地区更好的经济基础和发展空间来加强区域内经济的紧密联系和合作，提高地区综合竞争力。但也要看到珠江三角洲地区、渤海湾经济圈以及其他地区在这方面也有许多好的经验，需要长江三角洲地区认真学习和借鉴。此外，长江三角洲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吴越文化。深厚的文化底蕴，使长江三角洲区域内的经济交流更为便利。而且，长江三角洲地区还拥有丰富的区域合作经验，通过“长江三角洲城市协调会”频频开展区域合作。例如，上海在国内的经济协作项目中，有1／3是与长江三角洲其他市县合作，有60 ％的市外投资投向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在经过了多年对区域合作的探索实践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各地政府对于如何加强区域内经济紧密联系和合作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和准备。(四)长江三角洲地区加强区域内经济紧密联系和合作有利于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建设加强区域内经济紧密联系和合作的直接目的是促进区域内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资源优化配置，从而提高区域的整体实力。然而，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建设，在更广的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长江三角洲地区比国内其他地区具有更广阔的辐射空间，它不但处于我国沿海地区的中端，有利于沿着“ 黄金海岸”向全国辐射，而且是长江流域的龙头，以长江这条天然的“黄金水道”，通过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城市可以一直辐射到我国的内陆地区和西部地区。这对于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建设，推动西部大开发，促进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三、长江三角洲地区加强区域内经济紧密联系和合作的目标设计(一)直接目标：促进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共同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加强区域内经济紧密联系和合作的直接目标是以加强区域内15 个城市的联系合作为重点，扫除有关体制障碍，促进区域内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将资源争夺转变为资源共享，由产业恶性竞争转变为有效的产业分工和合作，从而使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资源实现优化配置，大幅提高区域内的生产效率，使长江三角洲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成为我国在新世纪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二)重要目标：促进长江三角洲周边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更多地考虑自身区域内的经济合作，在促进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往往把区域外的国家和地区视作竞争对手，往往带有封闭性的特征。但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内部经济的紧密联系和合作则是开放式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作为整个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格局中一个重要经济区的经济发展。这也是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同之处。当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其原有范围内的比较利益达到极限时，必然向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发展，必然不断地吸收包容周边的地区，必然会促进包括苏北、浙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福建等在内的周边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更大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可以预见，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将会带动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共同繁荣。(三)最终目标：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建设加强长江三角洲地区内部经济的紧密联系和合作的最终目标是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建设。长江三角洲地区实现区域内经济紧密联系和合作必将使区域内生产效率、社会福利大幅提高，区域的整体竞争力也将得到大大增强，这将影响国内其他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渤海湾经济圈及其他地区的发展也会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互补，在互动中促进各地加强区域内的联合和区域间的合作，将使原本分散的国内市场逐渐演变为几个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性大市场，从而最终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建设。四、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实现区域内经济紧密联系和合作的若干建议(一)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长期以来，虽然长江三角洲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加强经济联系和合作的意识较强。但是，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一些地方从自身利益出发“划地为牢”，阻碍地区间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资源配置受到扭曲，恶性竞争、相互内耗时有发生。因此，实现区域内经济紧密联系和合作，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与时俱进，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不再局限于地方利益的得失，而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整体利益出发。企业尤其是跨地区的大型企业集团，应当为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服务、为加强区域内外经济联系和合作服务。(二)建议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联系和合作，应以企业为主体进行。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资源配置的主体，企业通过市场竞争选择合作伙伴，进行重组联合，优化资源配置。建议政府主要抓规划制定，明确发挥地区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方向，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秩序，为企业加强经济联系和合作创造公正、公平、公开的市场环境，在投融资、产权交易、人才流动、地方税收等方面提供条件，不要进行“拉郎配”，也不要干预企业间联系合作的谈判、协商和作出有关规定。(三)建立强有力的推进机构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一个系统性的建设工程，需要建立包括指导机构、协调机构、执行机构在内的强有力的推进机构：1、建议由国家计委、经贸委、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领导和区域经济专家组成“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指导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提出战略性、方向性的指导意见，并协助解决与国家规划、有关政策的衔接事宜。2、 建议进一步提升目前已有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市长联席会议”的功能和职责，使之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协调机构，就区域内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并对关系共同利益的基础设施建设、打击经济犯罪、维护市场秩序等作出规划或决定。3、建议由长江三角洲地区15个城市的协作办、计委、经贸委、财政税收、 金融等部门和若干跨地区的大型企业集团组建“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协作办公室”，可下设基础设施统筹建设处、产业结构协调处、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处等分支机构，贯彻落实“市长联席会议”作出的规划和有关决定，负责组织区域内加强经济联系和合作的有关业务。(四)加快建设区域性要素市场为促使生产要素在区域内实现自由流动，必须要有发育完善的市场体系和区域性的要素市场。建议在目前已有的区域内各产权交易中心的基础上，联合组建区域产权交易中心；建议组建长江发展银行，帮助长江三角洲地区企业实现异地融资；建议联合各地人才交易中心，组建长江人才市场；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加快上市步伐，并且建议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北和苏南地区允许开展一些民间的资本融通。通过这些区域性要素市场的建设，来促进区域内资源的优化配置。(五)充分发挥跨地区大型企业集团的作用在加强区域内经济紧密联系和合作的过程中，跨地区的大型企业集团应成为区域经济运行中的主要力量。通过跨地区的大型企业集团，整合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结构，并通过市场交易内部化，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可否考虑，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内的几个重点行业加大企业间的购并活动，并形成较大规模的跨地区的企业集团，建议通过收购、兼并、合并等方式在钢铁、汽车、石化、服务贸易等行业组建超大型的企业集团。同时，支持和依靠像“长江联合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发集团)这样跨地区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促进地区经济联系合作，并给予必要的政策扶持，帮助其做大做强，使之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支柱性企业。在跨地区的大型企业集团整合形成过程中，建议各地政府给予支持指导，并协助解决有关问题。如果经过努力，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内形成十几家到几十家的跨地区的大型企业集团，则长江三角洲地区率先成为全国区域内经济紧密联系和合作的重要经济区就指日可待了。FDI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