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惯用语研究论文

英语论文：试论汉语惯用语的翻译方法探讨

[摘要] 汉语惯用语丰富了汉语语言，如何翻译汉语惯用语是本文的中心，本文探讨了常用的翻译方法在惯用语翻译中的应用，为翻译工作者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字： 汉语惯用语 翻译 翻译方法

在汉语中，存在着大量的习惯用语，而这些习惯用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都会出现，正确使用惯用语能使我们的语言锦上添花，但是在和外国人交际时，我们不可避免的也要使用到惯用语，对于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的惯用语我们应该怎么翻译呢?本文将对惯用语的特征进行分析，然后探讨其翻译方法。

一、惯用语是汉语熟语的一种

汉语惯用语有以下几个特点：(1)构成相对稳定，结构相对固定。即，词组的主要成分不是自由组合搭配的。如“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的都是好猫”，我们就不能把“黑猫”替换成“灰猫”“蓝猫”等。(2)整体意义不是每个词各自单独意义的叠加。(3)具有明显的口语色彩。(4)具有一定的修辞作用。

汉语惯用语同英语idiom(成语、习语)相比较后，idiom有以下特点：(1)它是一组词，而不是一个单词。(2)结构相对稳定。(3)意义不是构成成员各自意义相加而成的，而是整体意义。(4)翻译时不能逐词硬译。

汉语惯用语的基本特征同英语idiom所具备的四个基本特征相似，因此可将汉语惯用语英译成“idiomatic Chinese”。汉语惯用语是一种是用频率高、表达力强、形象生动，在各种形式的口头、文字材料中经常出现的语言现象。因此对汉语惯用语的英译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汉语惯用语的英译研究基本反映了整合(Integrational Approach)特征。符合现代语言研究向整合方向发展的趋势。虽然说占 20世纪语言研究主流的是孤立法(Segregational Approach)，这种方法也曾为现代语言教学提供了许多理论，但其将语言作为封闭的符号系统的研究方法，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语言研究的需要。而整合语言学(Integrational Linguistics) 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以哈里斯(Roy Harris)、努伍(Nigel Love)、泰勒(Talbot Taylor)为代表，认为语言研究不能忽视非语言成分，并强调语用、功能及文化对交际的影响。如果把整合语言学家的观点运用于汉语惯用语英译，就必须吧惯用语英译置放在语篇、情景语境、文化语境、互文语境、问内语境中。汉语惯用语深深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只有放在中华文化与英语国家文化的大背景下考查，才能把握住方向。

作为汉语语言的一种特殊形式，惯用语同中华文化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惯用语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思维模式、道德水准、价值观紧密相连，并在文化环境中产生意义。惯用语不能脱离文化而孤立存在，一旦离开了文化背景，惯用语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尤其是那些饱含人类对客观世界情感的惯用语，因为它们不只是概念，还具有丰富的寓意。惯用语是文化的载体，它反映文化，传播文化，发展文化。

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思维模式、道德水准、价值观和地理因素，形成了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惯用语在翻译后会在不同文化中唤起不同的人类情感与意义。“黑孩子”是在中国执行特定的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产生的新词汇，“黑”指“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私下进行，不能上户口”多层含义，但没有“黑人”，“黑皮肤”的含义。如果直译成“black baby”，西方人一定会理解成“黑人”、“黑皮肤”、“非洲人的孩子”。因此“黑孩子”应该放在中国计划生育国策的文化大背景下进行翻译，即“off- the-book baby”。狭义的看，惯用语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广义而言，惯用语翻译的过程是在探索从一种文化转换成另一种文化内涵的过程。汉语惯用语英译是从对惯用语的分析开始的，其过程就像将原始材料加工成产品一样。首先把惯用语放在汉 语文 化背景下分析，确定汉 语文 化同英 语文 化的差别与联系;然后根据翻译目的及读者群制定翻译策略，构建相应文字，最后展现给读者。

二、汉语惯用语的翻译方法

1、融合法(Integration Model)

融合法指将惯用语意义同文化、情景因素综合考虑的方法，翻译时要综合考虑惯用语意义、上下文、英文搭配等综合因素。镶嵌式惯用语指那些在特有框架内镶嵌进相应词语的惯用语。如：

有……有……

不……不……

大……大……

如“有板有眼”意为“言语行动有条不紊，富有节奏或章法”。

(1)他说话总是有板有眼。

(2)她唱歌有板有眼。

(1)中的“有板有眼”同“说话”语境因素相结合，重点意义落在“有条不紊，有章法”上，因此可译成：“Whatever he says is well presented.”

(2)中的“有板有眼”同“唱歌”语境因素相结合，重点意义落在“富有节奏”上，因此可译成：“She sings rhythmically.”

镶嵌式惯用语“有血有肉”意为“活生生的”，文学作品常用来形容形象生动，内容充实。如：

(3)小说人物刻画的有血有肉。

(4)这是一篇有血有肉的.报道。

(3)中的“有血有肉”同“小说人物”语境相结合，重点落在“从生活中来的活生生的人物”上，因此可译成“The portrayal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is lifelike.”

(4)中的“有血有肉”同“报道”语境相结合，重点落在“形象生动，内容充实”上，因此可译成“The news report is full of vivid details.”

2、形象阻断法(Block Model)

形象阻断法指惯用语表达形式消失，形象未进入目标语。镶嵌式惯用语“大手大脚”指“浪费”，和“手大脚大”无关，因此不能译成“big hands and big feet”。若这样翻译，则手脚的形象被完全阻断。

浅谈成语与惯用语的区别 在现代汉语中，成语、歇后语、谚语、惯用语等被统称为熟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频频被用到。其中，歇后语、谚语较其他两类好区分一些，而成语与惯用语的区分标准在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至今没有定论，笔者查询整理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梳理总结了一下前人的观点，以便于更好的了解成语与惯用语的区分。 我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发现人们对于这个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从语言形式方面区分，有人从语法方面分析，有人从意义方面下手，各抒己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我主要从这三个方面分析整理了大家的不同观点。 首先，在语言形式方面，有人认为惯用语大部分是三字格的，而成语大都是四字格的，例如马国凡曾在他的《惯用语》中就明确提出“惯用语在语言结构上，音节（字数）都很短，多数是三个音节的动宾结构词组。”⑴并且举出一系列例子佐证自己的观点，例如：打埋伏，打游击等；相似的，王勤在《论惯用语》中也提出自己的观点“惯用语的语言形式以三言为主，个别的是五、六、七言。成语则是整齐的四字格。”⑵这就比马国凡的观点有进步了，因为惯用语不都是三字格的，甚至四字，五字或者更多的都有，例如：喝西北风、坐冷板凳、陈芝麻烂谷子等等。施宝义、姜林森，潘玉江在《汉语惯用语简说》中指出“成语的构成形式，绝大部分为四字格，惯用语的构成形式，绝大部分是三字格。”⑶其实这种说法也是不严谨的，因为从上述例子看来，四字格的惯用语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常见。而关于成语究竟是几字格的形式，大家似乎没有太大的争议，一致认为成语应该是四字格的，可是四字格的词组中却有一部分异类，例如：吃大锅饭、唱对台戏等等。这些词在形式上与成语相似，可是却不是成语而是惯用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单单从语言形式上来划分成语与惯用语是不科学的。肖传哲在《浅谈惯用语的特点及其作用》中提出： “惯用语的语言形式是以三个音节为其主要特点。惯用语绝大多数是三个音节的，四个音节的有一些，但不多，五个音节以上的是个别的。因此，把三个音节的惯用语作为它的基本语言形式有利于把它和成语区别开来。成语的语言形式，绝大部分是四个音节的，这样说，并不否认成语也有五个音节以上的，如‘桃李满天下’‘迅雷不及掩耳’‘山雨欲来风满楼’等等。因此，把四个音节的成语作为它的基本形式，以便于有别于惯用语。总而言之，两者在语言形式上的差异，是惯用语和成语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⑷ 这段话给我们做了个关于语言形式上的总结，以便于我们以后在形式上区别成语和惯用语，但是，在现代汉语中，词汇这方面的知识是错综复杂的，所以不能用绝对化的眼光去判断。对于成语和惯用语的区别，还应该结合其他方面的因素来考虑。 其次，我们再来看一下前人在语法方面对成语和惯用语是怎么划分的。马国凡在《惯用语》中提出惯用语大多是动宾结构词组，例如打埋伏、打游击、戴高帽、吃大锅饭，摸老虎屁股等等。⑸这一观点和许多研究者的观点不谋而合，例如王德春就在《新惯用语词典·序言》中总结了惯用语的主要特点：“在结构形式上以动宾结构的三字格为主体，如：打秋风、碰钉子等”，但是也更加完善了马国凡的说法，他指出“除此之外，也有不少非动宾结构的三字格，如：半边天、臭老九、狗咬狗、短平快等。”⑹依据这个，我们就可以否定杨欣安在《谈谈惯用语》中提出的观点“惯用语必须是动宾词组”。⑺而施宝义、姜林森、潘玉江则在《汉语惯用语简说》中对于这个问题给出了更加细致的解释：惯用语的语法结构，“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偏正结构、动宾结构、主谓结构、并列结构。”其中偏正结构的词语有门外汉，铁饭碗；动宾结构的有敲竹杠、炒冷饭；主谓结构的有鬼画符、天知道；并列结构的有挂羊头卖狗肉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惯用语的语法结构并不单单只有动宾结构，而是“偏正，动宾结构形式较多，而主谓、并列结构形式较少。”⑻ 温端政在《汉语常用语词典》中提出一部分惯用语在形式上与成语相似，但它们“在结构上有两点明显不同于成语，一是‘1＋3’的动宾式，不像成语那样属于‘二二相承’式；二是‘1、3’之间可以插入别的成分，如‘唱一处对台戏’‘喝几口西北风’‘吃惯了大锅饭’，不像成语那样中间一般不插入其他成分。”⑼咱们且不说这里所说的惯用语是动宾结构有何不妥，只看成语的“二二相承”式就可以看出成语和惯用语的区别；吴建生在《惯用语的界定及惯用语词典的收目》中将“在‘语’的范围内，不论其内容是表述性的还是描述性的，也不论其风格‘雅’还是‘俗’，只要具备了‘二二相承’的特点就不是惯用语或者谚语，而应纳入成语的范畴”这种归类方法称为“一刀切”，可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做法，“看起来似乎有点武断，但是却为成语和惯用语、谚语、歇后语的区分划定了一道明确的界限。”⑽ 除了以上提到的两点区分惯用语和成语的方法，还有受争议最大的一点，就是所谓“表意双层性”的因素。我们都知道，很多惯用语有其比喻义或引申义。马国凡提到过惯用语所表达的是“超脱字面意义进而概括出更完备整体化的意义”；⑾王德春也曾经说道“绝大部分惯用语都含该词组的修辞转义”⑿杨欣安在《谈谈惯用语》中写道惯用语的“意义并不是那个动宾词组字面上所表现的意义，也是修辞上的比喻手法”，⒀比如“碰钉子”，实际生活中很少有人碰在钉子上，这是用“钉子”比喻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或挫折。 对于惯用语和成语在这个方面的区别，肖传哲提出了惯用语的实际含义是“通过比喻和引申两种办法产生的”，“惯用语的字面意义和实际意义不统一这一鲜明特点，是有别于成语及一般词语的。”⒁也就是说成语的字面意义和实际意义是统一的，言在此而意在其中。可是卢卓群提出不一样的观点，在《成语的特点及其变式》中，他提出“言外型”成语的概念，认为这种成语“实际含义与字面义不相一致，或者相去甚远”，⒂例如“守株待兔、井底之蛙”等。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说法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而“表意的双层性”这个概念被刘叔新在《固定语及其类别》中提出来，他认为，“表意的双层性，使成语在意义内容上别具特色”并且说明“依据这一点什么算成语，什么不算，是易于断明的”。可是在他的说法中也有过于绝对，而悖于常人所理解的部分，例如他说的“固定语中，凡表意具有双层性的单位，无论只用于口语或书面语，也无论具有悠久的历史或只产生于现代，都是成语”，⒃这样说来，就把我们平时认为不算成语的词组也划分到成语中了，例如穿小鞋等我们认为是惯用语词组的都被划分到成语中，我认为这样是不科学的。 王吉辉在《意义的双层性及其在成语、惯用语划分中的具体运用》中对“意义的双层性”给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意义的双层性指某些语词既具有字面的表层意义，又蕴藏着含而不露的深层意义，而且两者并不完全相等同，其间存在着引申、比喻等等关系。”⒄而且他认为具有意义的双层性的词组是成语，反之，不具有的即是惯用语，可是我却不敢苟同他的观点，难道，“穿小鞋”之类的词语没有意义的双层性么？我觉得很明显是有的，而这类的惯用语有很多，

王泽鹏毕业于山东省烟台师范学院。

王泽鹏 ，男，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王泽鹏 男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1991年于山东省烟台师范学院中文系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教授大学写作课程。1996-2002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师从刘叔新先生攻读硕士、博士学位。1999年于南开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2002年于南开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汉语词汇学、语义学、词典学、词汇教学。

主要成果

，《〈现代汉语词典〉的敬谦辞 》，《辞书研究》第3期；

，《近20年汉语惯用语研究》 ，学术研究，第11期；

，《现代汉语的中缀问题》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12期。该文获烟台市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

,《大陆现代行政公文中的常用词语》，载于程详徽、林佐汉主编《语体与文体——“语体与文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语言学会、澳门写作学会；

，《发展方言语料库提高研究水平——兼谈粤方言语料库的建设》，第8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广州·暨南大学）；《第8届国际粤方言会议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语义韵律和同义词辨析》,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编《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2辑），商务印书馆，2005年1月。

7.《〈醒世姻缘传〉的词语注释问题》，《南开语言学刊》，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

8.《“花”的语义协调问题》，施向东主编，《对外汉语教学新探索》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11月。

9.《《汉语流俗词源研究》读后》，刘叔新主编《语言学论辑》第3辑，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

10.《刘叔新先生和现代汉语研究》，马庆株、石锋、王泽鹏主编《刘叔新先生七十华诞纪念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12月。

11.《粤方言成语与普通话成语之比较》（第二作者），单周尧、陆镜光主编《第七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方言》增刊），商务印书馆，2000年12月。

12.《双层意义语的形式变异与辞书编纂》，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13.《语义韵律理论》（第一作者），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

14.《语汇学研究の新局面》，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会编，《中国21》2007 第27卷。

15.《语义韵律和汉语消极修辞》,《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版）2007年7月。

16.《词汇语义学的一部力作》,《外语与外语教学》第3期，大连;

17.《对外汉语熟语教学浅谈》，南开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

18.《辞书现代化的当务之急》（与杜永莉合作），载乐嘉民、亢世勇主编《辞书编纂现代化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19.汉字分析与对外汉语教学词典的编纂,中国辞书学会学术委员会编 《中国辞书论集》（第8辑），崇文书局，2010。

20，《共现词理论与语文辞书的编写》，《辞书研究》2008年第6期。

21,《“被”，其词义虚化的历时考察——通过语义韵律进行调查》，载陈淑梅、解海江主编〈语海新珠——庆祝张志毅先生科学研究和辞书工作50年论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7月第一版。

22.《汉字和汉语词汇》（第一作者），载于爱知淑德大学《言语文化》，第16期，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