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论文百钱

微观经济学论文范文一、新型的拍卖前几天，在广播里听到一种新型的拍卖方式：一件商品要求你在1～9999元内出价（最小位数为角），并将价格以短信的方式发送给电台，电台将从诸多竞拍价格中选择没有重复的最低价格出售，且没有保留价格。众所周知，电台并不指望靠卖掉这件商品以赚取其中的利润，而是以商品为诱饵，利用人们希望低价拍到商品的侥幸心理，赚取短信费用。这种拍卖方式与现存的并广泛应用的英式、荷式、第一、第二密封拍卖方式激励人们说真话不同，它有点类似让听到广播的人不偷懒地“发短信”。现在将这种新型拍卖的实质抽象出来分析一下。一件商品允许你在较大的价格浮动范围内任意出价，但要求竞拍者必须是独立的个体，没有串通地将价格发送给拍卖方。事实上，即便是串通也没有任何优势，因为拍卖者是选择没有重复的价格，而不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价格，因此不必担心竞拍者之间的共谋、勾结的情况，除非竞拍者“能量”很大，能够在短时间得到已报价格的分布，并在截止时间之前发送出未被报出的最低价，或者是能够限制其他所有竞拍者，不许他们的报价与他的重复并出现低于他的报价且不重复价格。显然，这两种情况对于普通的广播听众来说是无法做到的，更何况对于一个理性人来说，他也会衡量一下为了一件商品这么做值不值得，还不如自己直接上街买回来省事（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因此，分析模型中，竞拍者均是独立的行为个体，并且这种激励机制下不用考虑竞拍者之间的勾结，但拍卖者与竞拍者之间的勾结无法排除，可能存在，尤其是在商品价值不菲的情况下（这里难免要差一句了，说到价值不菲时很容易出现拍卖者与竞拍者之间的勾结，比较典型的例子要数西安摸彩的宝马事件，理性人过于理性了，就难免走极端，不顾一切代价地维护并聚敛自身利益，违规操作、铤而走险更不在话下了）。下面从价格角度上来看，首先较大的浮动范围就给人以很大的诱惑，理性人总是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设想，较大的浮动范围意味着下限很低，也就暗示了他们有可能以低于商品实际标价很低的价格得到该商品，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或许我们应该说标价不同结果会有差异，但这种差异绝不会产生质的区别。如果该商品标价100元，那么从一圆零角到一百圆零角总共有991种价格，当竞拍者都抱着占便宜的心理，那么听众人数少于991时必然会出现不重复的最低价（现实中哪个电台的节目听众如此少得可怜，它也该停播了），竞拍者人数超过991时，由于991数目太小，重复几率太大，这就看谁的运气好能碰上了，或者干脆低于一百圆的价格全部重复，这时候哪个倒霉鬼出价高于标价又是非重复最低价时，只能恭喜他“中奖”了，可怜他当初抱着捣蛋的心态报出高于实际标价的价格时想：“反正选的是最低价，我出价都高于标价了，怎么都不会是我啦！”“抱歉，等的就是你这种人！想到别人都会出低于实际标价的价格，为什么就不再动动脑子想想那么多人，想报出不重复的价格机率几乎为零啊！不该你倒霉该谁倒霉！打落牙齿和血吞吧！”卖方原来也没想到实际价格都报出去了还能赚到差价，现在一定在开香槟一边庆祝一边想到你而捧腹。千万不要气得发抖噢！其次，为什么是“不重复的最低价”而不是“最高价”呢？从卖方的角度看，似乎应该是最高价更有利。但是，之前也说了，卖方并不是指望有多大的差价，他们所注重的是如何能让更多的人掉入这个美丽的陷阱，心甘情愿地发短信，而“最低价”的说法更能帮助他们达到这个目的。这个说法貌似站在竞拍者的立场，因为在竞拍者的潜意识里他们中的幸运儿最终是以低于实际标价的价格拍到商品的，那么最低价是让这个价格低于并最大限度的远离实际标价，是完全最大化竞拍者利益的；但“不幸的”是，商品往往是让出价高于实际标价的人拍到，此时，所谓的最低价只是让售价高于并接近实际标价，这笔买卖肯定是要吃亏，亏大亏小已无本质区别了。天上不会掉馅饼，如果真的掉了，那一定不是馅饼而是陷阱！二、草坪上的警示语“严禁践踏草地”，似乎在公共场所起不到什么震慑作用，想踩的还是踩，而当改成“凡抓到践踏草地者，奖赏200美金”，草地就没有再被践踏过。其区别就在于，原来是把公众当作被监督和潜在惩罚的对象，人或多或少都有破坏欲，越是被束缚、约束，越会去违规，这种警示语将管理者和人们的利益（在能否践踏草坪上）在潜意识里对立了起来，使之是冲突的，矛盾的；警示语修改过后，200美金的奖赏激励那些不会践踏草坪的人主动监督，并约束了原本就有践踏倾向的人不去践踏。这是一个有关解决公共地悲剧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现在国内公共场所中出现了这么一批非常人性化的警示语，如“小草惹人怜，不要欺负她”、“芳草青青，悠悠君心”、“花儿为谁开？劝君莫采摘”之类。以往我们所说的激励与约束相容，是要求所建立的机制能够使激励方和受约束方的利益最大限度的一致，利用的是利益对于人行为的驱使作用,而这些人性化的警示语则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激发人们的道德心、同情心、怜悯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这不失为一种充满人性的激励机制，其利益不妨看成是人们精神上的满足感。激励机制也要与时俱进嘛！三、中国股市记得掀起炒股热那会，从父亲的言谈和媒体的评论中就隐隐感到炒股就是一个投机，碰运气的事。今天你赔，明天他赚，就是看谁运气好，手气好，和严谨的市场观望、细致的公司业绩分析与小心的选择没有多大关系。在股市的浮浮沉沉中，有一夜暴富的，也有血本无归的，总结起来一句话，要想通过炒股赚钱，就得见好就收，积少成多，外加几分好运气。现在才知道股票市场原本应是公司信息最集中、也是最完全的地方，股民通过对信息的甄选确定优势公司，投资购买该公司的股票，公司运行良好以后,股民能够从中获取投资收益。照这么分析，谨慎投资应该是稳赚不赔的（因为谁都不会傻到把钱砸到一个岌岌可危的公司头上），但是现实中，不仅仅是亏本的大有人在，而且股市也成了投机的代名词，这是信息不对称的结果。信息不对称造成股票价格与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背离，使证券市场失去了评价上市公司业绩、约束上市公司行为的市场机制，导致整个市场的上市公司质量的降低，并成为市场过度投机的主要根源。这种信息不对称除了隐瞒不报之外，还有财务公司做假账！严重误导了投资者的投资倾向，安然大厦的轰然倒塌，不知压碎了多少家庭的投资梦想！中国也有银广夏，良辰美景原虚设之说。无奈与失望之余，只能祈祷股市的泡沫与暮霭早日消散啊！四、重庆火锅的困境04年初，重庆火祸底料掺杂石蜡问题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全国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对产自重庆的火锅底料实行全面封杀，勒令冠名“重庆火锅”的店铺关门整顿，对重庆火锅业造成巨大的损害。众所周知，石蜡是一种对人体有极大危害的化学物质。重庆某些小厂贪图眼前利益，用石蜡代替牛油，他们在谋取暴利的同时，毁掉的是重庆火锅的百年基业！重庆火锅闻名遐迩，但究竟具体哪一家或哪几家有名其实非常模糊，我们这些外地人的认识也仅仅停留在“重庆火锅”这四个字上。讲质量、讲口碑的厂家、店主用“重庆火锅”这块牌子，打响了名声以后，不法分子见有利可图、有机可乘，就也用这块金字招牌，长此以往，造成鱼龙混杂的状况。这大概就是经济学中常说的“公共地的悲剧”。招牌为大家公有，工厂、店铺则分属不同的所有者；招牌公有，谁也无须为之负责，而工厂产量、店铺的销售额为个人私有，越多自然收入越高，不做白不做。下面用博弈论的形式来表示这个问题：假定有两个火锅底料店，他们可以选择多生产和少生产。若双方均选择少生产，招牌得以保护，那么大家收益最大。若一方选择多生产，另一方选择少生产，多生产的人的经济收益明显上升。但如果大家都多生产的话，招牌被破坏，大家的收益都减少了。而厂商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博弈的结果是大家都多生产。这造成的结果是整体利益无法最优化。可以设想两种方法改变结果：一是局外人采取强制措施，改变博弈收益。比如政府规定产量定额。当然这种方法可能造成效率的损失，政府的监督成本也相当大，还可能带来权力寻租等弊端。二是利用产权界定的原则，明确权利及义务，促进对公共资源（“重庆火锅”）的有效使用。有了明确的产权，各厂商会从长远考虑，有利于增强对公共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从而使外部性问题得以解决。出现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并非完全是坏事，它有助于我们正视自身存在的弊病，有助于厂商、店主寻求解决之道，这应该才是关键所在。

我国收入分配现有问题2009年12月07日 09:51:12 来源：瞭望【字号 大 中 小】【留言】【打印】【关闭】 【Email推荐： 】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从收入法核算的GDP看，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从1995年的下降到2007年的。在此期间，统计口径的调整，是其原因之一。即便考虑这一因素，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下降过快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影响了居民消费的增长。近年来我国储蓄率持续上升，主要是企业储蓄上升的结果。企业储蓄率1992年为，近年超过20%。对于居民来说一定程度上不是消费相对少了，而是收入水平相对下降了。从国际比较看，在初次分配中我国劳动者占比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而企业盈余则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世界重要经济体的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份额近年一般介于50%到57%之间，比我国2007年的水平高10～17个百分点。而这些国家的企业营业盈余介于20%～25%之间，比我国的水平低6～11个百分点。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收入差距明显偏大城乡间、行业间、人群间收入差距扩大，以及收入分配不公平等问题比较突出，也是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中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城乡差距是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倍，2007年时达到倍的高位。这说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程度上依然反映的是城乡差距问题。行业间收入差距问题日益突出。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各行业间收入水平最高是最低的倍。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除了行业特征和技术密集等合理因素外，当前我国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垄断因素导致的。二次分配的收入调节效果不明显。1990～2005年基尼系数从上升到，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最高20%的收入组的收入相当于最低20%收入组的倍。这说明二次分配既没有在总量上改善居民的收入状况，也没有在结构上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只是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差距拉大的速度。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占比偏低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一国发展水平的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呈现逐步上升趋势。特别是人均GDP在3000美元至10000美元阶段，随着居民消费逐步由耐用品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公共服务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将显著提升。以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主要公共服务为例，国际平均升幅达到13个百分点。其中，教育支出保持相对稳定，而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分别大幅增加了4个和个百分点。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比将逐步趋稳。虽然经过近年持续加大投入，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仍然不足。2007年，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合计只有，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国家和人均GDP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分别低和个百分点。其中，医疗支出比重分别低和个百分点；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分别低和个百分点。我国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不足问题十分突出，在主要经济体中仅略高于印度的水平。我国政府教育支出总量尽管达到了较高水平，但也存在资源分布不均衡等问题。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不足，迫使居民用自身的收入来支付快速增长的教育、医疗、社保等支出，不仅挤压了居民的其他消费增长，而且强化了居民的谨慎预期，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以2007年为例，我国城镇居民用于教育的消费支出比重为，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不到4%。其中，德国和英国分别为和，美国和日本分别为3%和。我国城镇居民用于医疗卫生消费支出比重为7%，而发达国家平均不到5%。公共服务具有明显的收入再分配作用，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不足成为我国收入分配不合理和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归结起来，我国现有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确有要素禀赋、发展阶段、国际分工格局等方面的原因，但是体制性弊端是根本性原因。一方面，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而且行业间差别过大，使广大居民相对没有钱可花；另一方面，二次分配力度不足，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服务和社会安全网不健全，使得有钱也不敢花。居民“没钱花”和“有钱不敢花”正是当前收入分配格局引发的内需相对不足的症结所在。另外，由于对内开放不足，金融、电信、电力、石油等基础产业，教育、医疗、文化、出版等服务业，社会资本和民营经济依然难以进入，结构性供给不足问题同样突出。高收入群体消费意愿不足和低收入群体支付能力不足同时并存，有效供给不足与有效需求不足同时并存，成为制约我国内需驱动增长和长期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