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童话翻译研究论文

第一个将安徒生介绍到中国来的是周作人。1913年,周作人在发表于《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的《童话略论》一文里便提及：“今欧土人为童话唯丹麦安兑尔然（即安徒生）为最工。”接着在《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一文里,第一次向中国读者详细介绍了安徒生的生平与创作,并参照挪威波亚然在《北欧文学评论》中的论述,给予安徒生极高的评价：“其所著童话,即以小儿之目观察万物,而以诗人之笔写之,故美妙自然,可称神品,真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也。”之后陆续有人译述安徒生作品。最初翻译安徒生作品的,仍推属周作人。他在用文言撰写的《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里,为说明安徒生《无色画帖》（即《无画的画帖》）所含33个故事,篇篇皆“珠玉之文”,便选择了其中《第十四夜》全文译了出来。之后刘半农仿照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写了取名为《洋迷小楼》的“滑稽小说”（《中华小说界》1914年7月）。191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周瘦鹃用文言文译述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其中包括亨司盎特逊（即安徒生）的短篇小说《断坟残碣》,又附有《亨司盎特逊（1805年至1875年）小传》。孙毓修在为商务印书馆编辑的“童话”丛书中,出版了由他改编过的安徒生童话：《小铅兵》和《海公主》。1918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由陈家麟、陈大镫用文言译述的安徒生童话集《十之九》（含《火绒箧》、《飞箱》、《大小克劳势》、《翰思之良伴》、《国王之新服》及《牧童》共6篇）。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1期上刊载了周作人用白话文直译的《卖火柴的女儿》,这便是中国人用白话文翻译的第一篇安徒生童话。作为安徒生传播者的第一人,周作人不仅认识到安徒生童话乃“欧土文学童话”之“最工”,又参照西方的评论指出其独一无二的特色——“小儿一样的文章”和“野蛮一般的思想”。凡此种种,均说明周作人已充分认识到安徒生童话对于儿童阅读的价值和意义。而孙毓修在19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欧美小说丛谈》“神怪小说”和“神怪小说之著者及其杰作”两节中谈到安徒生时,亦称：“其脑筋中贮满神仙鬼怪,呼之欲出,是诚别擅奇才者也。”“安徒生之书,时而花妖木魅,时而天魔山魈,其境即无不奇。” 解弢亦以“甚奇”二字作评《十之九》：“一、火绒箧,二、飞箱,甚奇。”中国的正统文化不事幻想与鬼神,讲究文以载道,也从未有专为孩子而写的、主幻想、张游戏的著作,因此,安徒生那照着无拘束力的孩童语言写下来的、充满孩童无拘束力的幻想的童话故事并不易为中国人所理解。然而,恰是这“幼稚荒唐”“花妖木魅”安徒生童话开启了中国人对于儿童精神世界的理解。当一个尊崇个性解放并着力从西方吸取思想资源的时代真正到来,当原始的、淳朴的、生动的、充满行动感和生命力的生命状态真正受到推崇,安徒生童话对于精神解放意义和儿童阅读意义,很快得到文化界的认可。周作人受西方神话学、文化人类学、儿童学及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又读过西方诸家的评论,了解到安徒生童话的价值,不禁欣悦惊叹之至,便着意要将这位“欧土各国,传写殆遍”的童话作家推介出来。他不但译了《卖火柴的女儿》,还于《新青年》第5卷3期（1918年9月）“随感录”一栏发表了对《十之九》的评述,批评陈家麟、陈大镫用古文译述安徒生,又任意删削,把“照着对孩子说话一样”写下来的安徒生童话全都变成了“用古文来讲道理”的“班马文章,孔孟道德”,使安徒生童话最合儿童心理的艺术特征都不幸因此完全抹杀。《新青年》影响广大,周作人的翻译和评价,引起了一代新文化建设者尤其是儿童文学建设者的共鸣。自此,自觉用白话文直译安徒生童话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安徒生的传播亦成为20世纪20年代颇为显赫的文坛事件。1925年,安徒生诞辰120周年,闻名海内外的《小说月报》史无前例地特辟两期“安徒生号”,《文学周刊》(第186期)亦整期刊登安徒生童话及介绍文章,其余如《少年杂志》、《妇女杂志》、《民国日报》、《儿童世界》、《晨报副刊》、《时事新报》、《东方杂志》等都曾刊登过安徒生童话。依据郑振铎的统计,到1925年,中国对安徒生的翻译已达90多篇次,关于安徒生的传记及论文也达15篇。该时期中国人对安徒生的推介可用“顶礼膜拜”来形容,安徒生之备受关注,是任何其他外国儿童文学作家所无法比拟的。周作人在十余篇文章里举证安徒生,赞美安徒生童话“天真烂漫”“合于童心”,敢于“反教室里的修身格言”,说安徒生“有其异常的天性,能够造出‘儿童的世界’或‘融合成人与儿童的世界’”“我相信文学童话到了安徒生而达到理想的境地,此外的人所作的都是童话式的一种讽刺或教训罢了”。其余如郑振铎、徐调孚、赵景深、顾均正无不对安徒生童话的“童心”与“诗才”表示格外的重视。他们对安徒生童话的推崇,是自家性情的表达,更是为新生的儿童文学提供样本。现代意义的中国儿童文学是在西学运动冲击下产生的,而安徒生影响最大。他的童话具有范本意义。它那照着说话一样毫无约束力的“小儿一样的文章”和颂扬儿童烂漫天真的心性的“野蛮一般的思想”,在观念形态上为中国儿童文学书写上了最具本体特征与理想色彩的一笔。它与其他西方儿童文学作品一起催生了,以叶圣陶为代表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成为中国儿童文学源头和恒在的参照。 1950年代以后,我国相继出版了叶君健、林桦、任溶溶、石琴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全译本（其中,任溶溶的本子译自英文,其余均译自丹麦文）,再加上各种改写本的发行,安徒生童话真正从知识界走入读者大众,成为中国最普及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

安徒生童话对中国读者的影响是持久而又深远的。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初期，安徒生童话曾作为理想范式而备受推崇；30年代，安徒生童话却因其"小野蛮一样"的天真烂漫的游戏精神和当时动荡的时局里的现实关怀构成了一种内在的紧张，因而被斥责为"逃避了现实，躲向‘天鹅'、‘人鱼'等的乐园里去了"；建国后，经由叶君健的翻译和介绍，安徒生童话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安徒生又成为"一个具有充分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 一、恒定的人性之于当代人精神、价值的关怀 西方学者伽达默尔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叹："当今的时代是一个乌托邦精神已经死亡的时代，过去的乌托邦一个个失去了他们神秘的光环，而新的、能鼓舞、激励人们为之奋斗的乌托邦再也不会产生。这正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悲剧"。[5] 沉醉于形而下的卑微愉悦中的当代人很少对精神、价值、终极关怀、真理、美善等的超越性价值发生兴趣。在当代的中国，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变化，人们的精神、情感世界也在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出现的是种种不同程度上的感觉迟钝、情感迷乱、心态浮躁的精神现象。面对着这一系列的精神流失，尤其是当今天少年儿童的精神世界也遭受这样的折磨时，创作于一百多年前的安徒生童话在当代仍然深受读者喜爱就不再显得那么令人意外了。因为从安徒生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安徒生洞悉人性的崇高和变异，他在童话作品中对恒定人性、对人的精神和价值的讨论为挽留我们这个世界的那些深刻、高贵、永恒的精神和价值提供了帮助。二、经典性与当代价值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研究专家、王泉根在其《21世纪儿童文学要研究什么》一文中指出："时代再变，世界再变，人的一些最根本、最恒久的东西不会变。文学，包括儿童文学，应当‘以不变应万变'，去描写和表现人性中那些恒久的东西，那些不变的意义和价值"，"世界文学名著（包括儿童文学名著），不仅仅属于时代，民族，也属于全人类。它们所具有的巨大艺术概括力量、丰富的内在实质和潜能，都有着超越时代的永恒意义，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在对安徒生童话所体现的对纯真人性的推崇、对诗性品质与幻想的守卫、对自然的亲近这三大审美要素作了具体的分析之后，我们的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安徒生童话具有了穿越时空的永恒意义，这种永恒的意义铸就了它的经典品格，同时，这种永恒的意义也使得它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它无穷的价值。 在电脑网络、多元媒体的今天，文学所高扬的对真、善、美的歌颂，对光明与和平的向往，对善良、博爱、正义、道德、幸福的肯定，对自然万物充满诗意的描写与赞美，对幻想、浪漫、创新的刻绘，都是我们这个世界所需要的。所以，当当代儿童文学在今天多元媒体的消费形态下，在传播和接受领域里被迫撤退的时候，以安徒生童话为代表的童话名著却不断的被重版、被改编。安徒生童话所包含的审美价值正是迎合了这样的需要，它为处于生存困境和焦虑中的当代人提供了一片精神上的净土。作为一部童话，其独特的经典气息为审美生活逐渐变得感官化、平面化、零散化的当代少年儿童保留了一幅纯净、绚丽的艺术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