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研究论文

历史，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有关历史的学术论文，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论叙述的历史

【摘 要】本文旨在，通过对历史学定义与目的的思考，探讨史学发展的沿革，并藉此探索史学辉煌与沉寂的内在原因。同时通过思索目前国学热与全民读史热潮的内在动因，探索如何兼顾史学的科学性与扩大学科的群众基础等问题。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创新是其发展不竭的动力。叙述历史无疑是增加史学群众基础的不二选择，史学平民化是一个趋势。如何兼顾叙述的历史和考证的历史，处理历史的科学性与艺术性，这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历史;历史学;叙述史学;史学理论;后现代

一、历史学的定义与叙述史的关系

1、历史学与叙述史学的关系。关于历史的定义不同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理解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感悟，这些感悟或与时代相关或与治史准则相联系。而几乎所有关于历史的定义无不关注到了历史的叙事这一价值。瞿林东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说：“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的综合活动，这便是史学。”i而杜维运先生也有过类似的叙述“一般来讲，所谓历史，不外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简言之为往事)，或者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的记录(往事的记录)。” ii关于这一问题西方也有类似的认定，影响西方史学界数百年的兰克学派创始人兰克，在《拉丁民族日耳曼民族史》一书中提到，“人们一向认为史学家的任务是批判过去，为将来利益正时代，我不主张这样，我真正希望记录过去的事情”。中西史学家何以对此有着类似的认识，我认为基于历史以下几个特点。从历史的本身来看历史是有事实的构成，事实的确认，事实的表达，三方面组成。而事实的构成是其基础。而历史的本身，其实就是过去的事。是过去事物活动的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承认历史事件的存在，但由于他们认为这样的事实即使存在，对现在、对今人也没有什么意义，因而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不是历史实在或“客体”，而是对“客体”的解释和叙述，认为历史的意义取决于对历史的解释，而历史解释不能不依托于历史叙事。是故叙述清楚史实是历史学的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而后现代主义从历史的艺术层面强调叙述的重视，这点与我国传统的文史不分家不谋而合。叙述事实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我们理应重视。

二、从史学的文学性谈叙述的史和民间述史

1、从史学的文学性谈叙述的历史。文学从定义上是一种以语言为手段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情感的一种艺术形式。从定义上相比，貌似同史学不甚相及。但两者似确有相互渗透的地方。有句话叫做文史不分家，我们中国传统的历史著述总是和文学难分彼此，例如被鲁迅誉为“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至今都以期文字优美，叙事丰满，受到文史学界的重视，后世之史书纷纷仿其体例，让一个个冰冷的人物，跃然于纸上，仿佛重现了历史的场景一般，这样类似文学的描述赋予了历史灵与肉。这一点使其成为吸引大众，最受群众欢迎的学科之一。同时，文学作品也具备其史料价值，章学诚说过“五经皆史”陈寅恪先生发明了“以诗证史”的方法，而如今历史研究的对象范围更是大大扩展。文学作品成为其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西方19世纪上半叶风行一时的浪漫主义史学也强调了历史同文学的密切关系。法国浪漫主义史学家巴兰特说：“我一直设法使历史小说从历史中汲取的兴味再回到历史中去，首先，历史必须是准确的，但我想它同时也可以是逼真而有生气的”iii而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许多思想滥觞于浪漫主义史学之中。后现代主义史学强调史学著作对历史的再现是艺术的再现，通过叙述，使史实变为故事，史学是叙事艺术中的一种形式，史学应当为史学与艺术之统一。不可否认后现代主义的有些观点有失偏颇，但我们也应真实的予以思考，从而推动史学的进步。比较激进的说法来自新历史主义史学家海登怀特，他认为将叙事作为历史学思考的重心，认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在叙述之外把握历史，而叙述中对结构形式的选择有不同的情节效果。

2、从史学的文学性谈民间述史。近几年来，我国大地上掀起了一阵学习国学，复兴传统文化的浪潮。而历史学作为国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越来越多的国民的青睐。史学普及读物高居图书销售的前列，畅销书专栏长期被通俗说史类读物所占据。沉寂多年的历史仿佛一夜之间苏醒过来，并迸发出了惊人的生机和活力。这无疑是值得欣喜的一件事。体现了国民素质的增高下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国学如今何以如此之热，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我国经济的发展。近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渴望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其次是学界的繁荣和对文化的努力推广。以及多媒体信息化时代下文化传播的新途径等等。

三、历史通俗写作的前世今生

老辈历史学家其实早已开始了历史通俗写作和叙述历史的尝试。最早的通俗讲史的大家可能算是旅美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了，1944年9月黎东方先生在陪都重庆开创收费讲历史的形式，受到了听众的一致好评。黎先生讲史生动形象，却又不虚构任何以人物与事件。林语堂先生得知此事后说要将“幽默大师”的名衔转送给黎东方。在先生写完《细说清朝》一书后，胡适先生鼓励他把历朝历代都讲一遍，先生笔耕不掇，陆续写出了《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和《细说民国》。1998年先生逝世后，出版社约请几位著名历史教授补齐了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和宋朝。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我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也重视历史的通俗解读。先生撰写的《苏秦张仪》、《关岳合传》、《中国地理大势》、《三国史话》。雅俗共赏，通俗易懂。深受读者好评。四部书现在以《吕著史地通俗读物四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如今，由于多媒体的传播。更是有很多专家学者参与到普及历史，叙述历史中来。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拳头节目百家讲坛，搭建起专家学者同群众的一个桥梁，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将许多晦涩知识传播于民众之中，深受观众好评。出版的著作更是数不胜数。这些都是值得欣喜的尝试。

结 语

史学平民化和全民读史是大势所趋，对历史学的发展也是一个利好。从传统叙述史学和史学的文学性看也符合传统述史的传统，老派学者亦有诸多成功的尝试。人民的选择才是应有的改变。如果能抓住这一趋势，相信一定能够迎来史学的又一个春天。我们希望那一天的尽快到来。让历史学能“飞入寻常百姓家”。

注释：

i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12.

ii杜维运.史学方法论》，21页，台湾，1981。转引自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11页。

iii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M].商务印书馆，1992：129.

【参考文献】

[1]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出版社，1999.

[2]杜维运.史学方法论[Z].台湾，1981：21.转引自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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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琐记》（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6；北京：三联书店，1997；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半世纪的奋斗》（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8）；日译本：《台湾の狮子》（东京：讲谈社，1992）；英译本：Business as a Voc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2；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优入圣域》（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4；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北京：中华书局，2010）Philosophy, Philology,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aperback edition, 2002).《圣贤与圣徒》（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01；北京：北京大学，2005）。《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台北：三民书局，2006；北京：三联书店，2008）。 〈历史解释与通则的关系：韩培尔 (Hempel) 观点的检讨〉，《食货月刊》 (1974)：345-365。后收入李弘祺等撰，《史学与史学方法论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80），页393-416。〈历史相对论的回顾与检讨：从比尔德 (Beard) 和贝克 (Becker) 谈起〉，《食货月刊》 (1975)：60-75。〈「分析历史哲学」的形成及背景〉，《中华文化复兴月刊》 (1976)：31-34。后收入杜维运、黄俊杰编，《史学方法论文选集》（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页379-389。〈论卡尔‧曼罕的「相关论」〉，《食货月刊》 (1977)：291-296。〈梁启超的终极关怀〉，《史学评论》2 (1980)：85-99。〈论「方法」与「方法论」：以近代中国史学意识为系络〉，《食货月刊》 (1981)：17-28。后收入陈平原、王守常、汪晖主编，《学人‧第五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页391-412。〈「学案」体裁产生的思想背景：从李绂的《陆子学谱》谈起〉，《汉学研究》3 (1984)：201-221。〈所谓「道德自主性」：以西方观念解释中国思想之限制的例证〉，《食货月刊》 (1984)：77-88。〈韦伯 (Weber) 论中国的宗教：一个比较研究的典范〉，《食货月刊》 (1985)：32-48。〈「道德自主性」与「责任伦理」：康德与韦伯的分岐点〉，《当代》 (1987)：136-138。“The Price of having a Sage-Emperor: The Unity of Politics Culture,” in IEAP Occasional Paper and MonographSeries no. 10 (Singapor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hilosophies, 1987, 36p.).〈「学案」体裁补论〉，《食货月刊》 (1987)：18-21。〈清初政权意识形态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统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87)：105-132。“Chu Hsi Versus Lu Hsiang-shan: 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14 (1987): pp. 179-208.〈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迷思或事实〉，《中国时报》，。〈理学、考据学与政治：以《大学》改本的发展为例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89)：889-916。〈道统与治统之间：从明嘉靖九年孔庙改制谈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90)：917-941。后收入英文版：“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Autocracy: The Confucian Temple and Ming Despotism, 1368-1530,” in On Sacred Grounds: Culture, Society, Politic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ult of Confucius, ed. Thomas A. Wilson, trans. Curtis Dean Smith and Thomas Wilson (Cambridge, Mas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67-296.〈权力与信仰：孔庙祭祀制度的形成〉，《大陆杂志》 (1993)：8-34。〈孔庙的解构与重组：转化传统文化所衍生的困境〉，《当代》86 (1993)：120-133。〈学术与信仰：论孔庙从祀制与儒家道统意识〉，《新史学》 (1994)：1-82。〈孟子的「四端说」与「道德感说」〉，《大陆杂志》 (1994)：1-3。“The ConfucianTemple as a Ritual System,”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1995): 115-136.〈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新6 (1997)：263-285。〈作为宗教的儒教：一个比较宗教的初步探讨〉，《亚洲研究》（香港）23 (1997)：184-223。〈《野叟曝言》与孔庙文化〉，《当代》126 (1998)：74-85。〈毁像与圣师祭〉，《大陆杂志》 (1999)：1-8。〈「圣贤」与「圣徒」：儒教从祀制与基督教封圣制的比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000)：509-561, 727-729。〈武庙的崛起与衰微（七迄十四世纪）：一个政治文化的考察〉，收入周质平、Willard J. Peterson编，《国史浮海开新录：余英时教授荣退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2），页249-282。〈「文本」 (text) 与「真实」 (truth)：试论德希达 (Derrida) 对传统史学的冲击〉，《新史学》 (2002)：43-77。〈「历史若文学」的再思考〉，《新史学》 (2003)：81-121。〈阅读理论与史学理解〉，《新史学》 (2005)：153-184。〈叙事式历史哲学的兴起〉，收入丘慧芬编，《自由主义与人文传统：林毓生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05），页459-491。〈荀子：孔庙从祀的缺席者〉，收入刘翠溶主编，《四分溪论学集：庆祝李远哲先生七十寿辰》（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2006），页477-502。〈伝统中国における孔子庙祭祀とその宗教性〉，林雅清译，收入吾妻重二、二阶堂善弘编，《东アジアの仪礼と宗教》（关西大学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丛刊第3辑，东京都：雄松堂出版，），页139-165。〈追求伦理的现代性──从梁启超的「道德革命」谈起〉，《新史学》 ()：77-120。〈解开孔庙祭典的符码──兼论其宗教性〉，收入田浩编，《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页535-558。〈师门六年记：1977-1983〉，收入同前书，页vi-ix。〈蜕变中的「思想史」：一个史学观点的考察〉，《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日本：关西大学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センター）5 ()：327-354。 〈评阿瑟‧马威克的《历史的本质》〉，《食货月刊》 (1974)：54-56。〈评Hoyt Tillman的Utilitarian Confucianism〉，《汉学研究》 (1985)：164-168。〈评Benjamin Elman的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汉学研究》 (1986)：339-343。〈以序为书〉，《读书》：80-84。 杜维运、黄进兴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台北：华世出版社，1976〔第1册〕；1978〔第2册〕；1980〔第3册〕）。康乐、黄进兴主编，《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初版，1983再版）。《陈希达先生纪念文集：事业与情缘》（台北：陈希达先生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出版，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