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规谏论文范文资料

好像没有专门关于荆公的满分作文呢，抱歉。我也在找TAT贴几个有关联的吧，都有荆公做例子，比较精当。其中第二篇算是荆公专场了：【福建省高考优秀作文-谁是英雄 “圆以融，中庸之精义也。” 对于历史，老祖宗要求“盖棺论定”，但有些时候，往往是某人的棺材也盖好了，评价也写进了史书，却仍然不免会“诈尸”，让人不知如何是好。就像北宋的“拗相公”王安石，在他的文章中大骂孟尝君只是“鸡鸣狗盗”之首，并非“好士”之人。这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些曾盛赞孟尝君的政客也瞠目结舌。1000年后的今天，我们谈起了王安石这一番石破天惊的言论依然心怀敬意，他对于历史的“万世之至论”作了重新的洗礼和拷问，冲破了千百年来围住世人的樊篱。且不说他后来的变法是如何风雷激荡，单是一篇文章，便可朗照北宋的万里荒原了。 自古以来，圣人们便将中庸之道奉为安身立命的底线，中庸之精义，便是一个存在于世人心中的圆，稳定，规范，面积大，所以周旋的余地也大。一切棱角都被磨得干干净净，不能有一点出格。“士无求用于世，但求无愧于世”，“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些众多的隐者和中庸之徒，一起构成了中国社会万马齐喑的冷清画面。 而所有叛逆者一律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世界需要秩序，正如历史上的王安石，范仲淹，康有为，戊戌六君子。挑战权威与中庸的下场，是被贬至荒野之地，眼睁睁地看着亲手制定的新法被一一废止，或者更为惨烈，为着一生的梦想血染中国大地。 谁是英雄？ 四季轮回，春秋变幻，那些宗庙祠堂里文官武将的石像，失却了当年的文质彬彬或威严勇猛；在改朝换代的时光中一脸漠然。历史风化了他们颜容，却将那些“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的影像雕刻得愈发清晰。我们赞颂着他们“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精神自由，称许着他们热颈抗暴政的铁血人格，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葬身何处，捧着鲜花却不知如何吊唁，但这些英雄的名字，已镌刻在历史的纪念碑上，时间会记得他们，他们与这时光同在。这些人构成了人类前进的先驱。 我想，我们的生命需要开发出一种敢于创新的精神。一个四平八稳的圆圈固然规整而有序，但那不规则的多边形如同黑夜中闪烁的光芒，他的辉煌足以将我们暗淡的人生照亮。人的生命在于创造，在于努力地生存。新的创造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也是整个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保障。因循守旧，使中华民族在160年前的中西文化碰撞中无法摆脱多灾多难的宿命，多少仁人志士为了平衡这历史的不公殚精竭虑，他们试图冲破旧制的樊篱，创造一个大同的世界，面对这一幕幕创新的历史和这些与时俱进的人们，我们将如何告慰？ 总是万水千山，总是收不回的目光，苏格拉底有云：“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虽然生命无法复制，我们绝对有能力用自己的双手是生命更加丰富，也更加美丽。静观世界求一是，诚对苍生不二心。大江流日月，春秋代古今。面对这样一个创新的时代，我们有什么理由躲躲闪闪的呢？ 点评：文章由王安石对孟尝君“盖棺定论”后石破天惊的评述引起的轩然大波，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现象：中庸的精义即稳定、规范，它“构成了中国社会万马齐喑的冷清画面”。接着由王安石、范仲淹等“叛逆者”挑战权威的惨烈下场，展开了“谁是英雄”的深入思考：即什么样的人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人物。结尾提出观点，面对这“一幕幕创新的历史和这些与时俱进的人们”，我们要做一个敢于创新的人。 文章逐层推进，结构严谨，感情真挚，语言表达意蕴深刻，充分展现了作者的思想和才情。 （厦门第六中学 杨书松）【中考满分优秀作文-心灵的距离 相吸的磁 楔子： 随着革新派领袖王安石在郁郁不得志中死去，大宋政坛数十年的改革之争终于落下帷幕。顽固派的大臣们纷纷上书皇上，要求声讨王安石。 第一幕：金銮殿上 群臣们慷慨激昂地控诉使得皇上略有些不耐烦：这群趋炎附势的家伙，当年王安石得志的时候，改革叫得起劲的不也是这些人吗？王安石一死，脸倒变得真快，仿佛都成了王安石的迫害者。这时，皇上用眼角余光瞟到了顽固派领袖司马光，只见他一言不发地站在角落里。奇怪，司马光是王安石的宿敌，当年两人因政见不和，还曾在大殿上大吵，这会儿怎么不动声色？于是问道：“司马爱卿有何见解？”司马光环顾群臣，缓缓地说：“王介甫实为朝廷栋梁，品行端正，堪为群臣楷模。圣上宜追封其为太子少保，并厚赏其家人……” 大殿上顿时鸦雀无声，一殿大臣的嘴微张着。 第二幕：王安石墓旁 王安石的墓比起其他的达官贵人的墓显得寒酸不少。深秋撒下的无数黄叶更衬托出几分凄凉。一个白发老者一身素服跪在墓旁，喃喃自语：“介甫，天下人尽道你我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可又有谁知道，这满朝文武，我最敬佩的是你啊！你我虽政见不同，但同是一心为国，赤胆忠心之人，你我虽争执了这么多年，但我心中一直奉你为唯一知己。想那些与你共事的岁月，虽在朝上言语相加，你甚至骂我‘司马牛’，说我头脑顽固。可散了朝，我们相视而笑，共论国事，实是生平第一快事。有你这样一个对手，算是我司马光一生最大的福气。如今，你走了，朝廷折一栋梁，我失一好友。国有疑难可问谁？” 后记：朝廷依司马光所奏，给予王安石很高的评价。数年后，司马光去世，王安石全家为之戴孝。 后世史官评论：王安石与司马光，如同两块磁石，虽在政见上互相排斥，但在内心深处，却为对方的人格深深倾倒，互相吸引。以致外人看来，两人似乎形同陌路，实际上，心心相印，两心无间。 点评：本文有这样一些特色:第一形式新颖,结构独特。短剧形式的采用煞有介事：场景转换，对话和独白，环境烘托和来龙去脉的介绍……第一幕以群臣纷争为主，第二幕以内心独白为主，动静相宜，手法甚是高妙。 其次，选材独具慧心。宋朝两个既相斥又相吸的同代伟人，在作者丰富的想象中，演绎了一出令人回肠荡气的人格膜拜的正剧。内心独白尤胜。老人语气逼真，言语间字字动人心魄，尤其是表达失去对手的恨憾之意，一句“国有疑难可问谁？”足以令人扼腕叹息，泪湿胸襟！ 一段史实，一出短剧，一种旨意，能在数十分钟、数百字内完成，实在难得！其中娴熟的史识，一定的戏剧素养，文白相间、凝练有加的语言，显现了小作者厚实的写作功底。 当然，考场中，不能对史实一一考证，留下一些与宋史不甚相符的瑕疵难免。另外王安石与司马光在人格上互相欣赏，但毕竟政见不同，“心心相印，两心无间”也似过之.【2006年江苏卷高考满分作文-美在尽力 我们可以不伟大，但我们庄严；我们可以不永恒，但我们真诚；我们可以不完美，但我们努力。 ——毕淑敏 人总是那么奇怪：茫茫雪原上，留下坚定笔直道路的人总懊悔错过了沿途烂漫的风景，行色匆匆；一路弯弯曲曲赏尽风景，尝尽生活滋味的人又抱怨自己人生为何走得如此艰难，为何那句“两点间线段最短”的公理未渗透人心？奇怪的人们望着身后的那一串或直或曲，或深或浅的脚印而迷茫而思索。其实，无须懊悔，无须抱怨，抑或笔直而辉煌，抑或蜿蜒而惨淡，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雪原上留下与众不同的那份全属自己的道路，你就坐拥了人生的美丽。 还记得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写过他自己走过人生的一句贴心感受：“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尽吾志”即尽自己最大努力，则可以无悔矣。而“力足以至焉”而不至，就会同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一样为人嘲笑。1946年，年轻的吉米•卡特从海军学院毕业后，遇到了当时的海军上将里•科费将军，将军让他随便说几件自认为比较得意的事情。于是，踌躇满志的吉米•卡特得意洋洋地谈起了自己的海军学院毕业的成绩：“在全校820名毕业生中，我名列第58名。”他满以为将军听了会夸奖他，孰料，将军没有，反而问道：“你为什么不是第一名，你尽自己最大努力了吗？”卡特满脸惊愕，继而，羞愧得脸红。后来，吉米•卡特牢牢记住这句话，每走一步，每烙上一个生命脚印，他都问自己：“你尽自己最大努力了吗？”正因为这样，他不再在乎脚印的直或弯、深或浅，只要每一个脚印里留着奋斗的力量，只要每一段人生路上都洒满了努力的汗水，只要蓦然回首人生的时候，能摸着自己均匀跳动的脉搏说一句“我努力了”，他就满足了。 有时候觉得人生总是走得很累，迈步之前要选择岔口，立起航向；每走一步，要调整步伐，要追赶前列；走累了歇歇的工夫里，又忍不住回首看看人生路上的那一串自己的脚印，与他人的一比，或许弯得人心颤，浅得人心酸。头脑不免闷热，眼前也甚迷茫，那一句“道路该怎么走”扯得神经发酸，那么想想虽然在臭气熏天的垃圾堆里，拾着破烂却能骄傲地说“劳动了就是美的，尽自己最大努力了就无悔”的叶辛夫妇，那么想想走过高考落榜阴影，尽全力办起芳香四溢的馨园主的孙长亮，那么静心念念那句“天空没有留下我的痕迹，但我飞过”的佳句。 用真心演绎生活，尽全力走好每一步人生，那你的道路就是美的极致。 点评：“我们可以不完美，但我们努力”，文章用毕淑敏的话作题记，照应标题，统率全文，立论居高临下，极为深刻。正文部分，作者紧扣“人和路”的话题，列举“茫茫雪原上，留下坚定笔直道路的人”与“一路弯弯曲曲赏尽风景，尝尽生活滋味的人”的生活事例，得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留下与众不同的那份全属自己的道路，你就坐拥了人生的美丽”，引出观点，接着由面及点，以王安石与吉米•卡特两个事例，一正一反，一古一今，一中一外支撑起全文的骨架，最后再由点及面，总结话题，内容充实。写作上，作者熟练运用比喻、拟人、对比、引用等修辞，叙述之中兼以形象的描写，血肉丰满，神定气足，很见作文功底。 【四川省高考优秀作文-一个关于“偏见”的偏见 偏见之于看风景，是大有差异的。风景没变，但倘若看风景的人戴上有色眼镜，景致也就大不相同了。有偏见的人当然全是有心的，并且大抵以唐朝名僧慧能为榜样，主张“心外无物”，看东西想问题时不免给自己的心加装一副有色眼镜，然后再将头缩于腹内，如同刑天之民，视听蒙蔽，如此一来，偏见就形成了。 我们每个人在环境一样，心境不一样时，一个个偏见便会从心灵的墨镜后“倏”地钻 出来，同样一个晚上，“欢愉嫌夜短，沉闷嫌夜长”便是这个道理。世事如此，人世(事)亦如此，法语中的“喜乐”(bonheur)便是由“好”和“钟点”两个词组成，而德语中的“沉闷”(langweile)据字面上解释却是“长时间”，个把钟头说不上长，也谈不上短，但正由于心灵的偏见，愉悦和沉闷也便应运而生了。 “偏见”和“偏爱”如同孪生兄弟，是分不开的，“偏爱”必产生“偏见”，而“偏见”又偏爱所偏爱的。雪莱的《赠珍妮———一个回忆》中对啄木鸟的描写中道：“鸟鸣山更幽”，王籍名句中也说“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而王安石的世界观与前面二位大相径庭，写道：“一鸟不鸣山更幽。”后人讥为拙笔，可见针对鸟叫，王安石认为是大煞风景的“鸦鸣鹊噪”，而雪莱和王籍则推为“莺啼燕语”了。 我们怕偏见，更怕偏见多了，“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于是无端地怀疑自己，但更多的却是怀疑别人，又常常摸着良心，看看是否戴了有色眼镜，常常按住心灵的缝隙，以防“偏爱”乘虚而入，“偏见”乘虚而出。但长久这样折腾下去，不免身心俱困。于是又产生一个偏见：“我公正得很！没有偏见！” 叔本华在《哲学小品》第二百七十八回中写道“思想家应该是聋子”，此话大有道理，否则耳根不清净身心受玷污，必产生偏见，继而产生假道学。但这只是被迫防范偏见。倘若要根除，怕只能不长心了。钱钟书说人人都有偏见，因为人人的心都是长在左边的，心是偏的便是偏心，偏心所以产生偏见，偏见侵蚀我们的头脑，于是思想也有所偏，这便是为什么但丁在《神曲》中写“地狱里连太阳也是冷清清，静悄悄”的和“魔鬼偏爱牛，所以常现牛形”的缘故了。 心是长不回正中间的了，所以，我们想东西时不妨少用心而多用点尚未偏倚的大脑，便可杜绝偏见。当然，心上的有色眼镜是一定要取掉的，据艾克曼1830年同歌德的谈话中所述，歌德最讨厌戴眼镜的人。 点评：本文思想深邃，文笔犀利，古今中外，侃侃而谈。从文章中可看出作者丰富的积淀，睿智的思考、缜密的思维和优秀的语言素质。 【浙江高考满分作文-感悟消逝 “顿悟是智者的专利，愚顽如我者只好倚重一个‘渐’字。”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久别阳光的午后，她就像一个精灵，毫无任何的预告，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占据了我的整个头脑，占据了我的整个思考。 记得史铁生曾经在《活着的事》中这样写到：世界上唯一你可以拥有的东西就是过程，而时间永远是流逝的。 是的，也许你曾惊叹夕阳的无限美丽，可是你却永远也抓不住她的倩影；也许你曾流连于昙花的娇姿，可是你却永远也抓不住她的生命；也许你曾迷失在月光的朦胧之美，可是你却永远也抓不住她的光芒。生命是美丽，生命是令人惊叹的，生命是令人敬畏的。但，生命却也终将逝去，徒留下一派繁华，一声惊叹，一句感慨。这也似乎在预示着我们终将行走在消逝中。 生命是消逝的，我们在历史的消逝中行走。就如史铁生呐喊的一样：“啊！这些时代已经远去！我们内在的千年如此古远！”已经是记不清是哪一位历史学家了，只是一直很清晰的记得这样的一句话“历史是在破中而立的”。可能正是因为这样，于是就有了商鞅、欧阳修、王安石那石破天惊的一举，将旧时的制度应着历史而进；可能正是因为这样，于是也就有了刘邦、李世民、朱元璋的英雄胆略，从而将新的皇朝屹立在历史的一隅。我敬仰陈胜、吴广的胆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于是冒着天下之大不韪，将自己连同他们的气概推向了历史的舞台，也许这就是“皇权至上”的没落的开端，也是皇权在历史中消逝的开始，可是，我们在千年之后，却依然在感慨着这一天下先的勇气！ 生命是消逝的，我们也在生活的消逝中行走。“人生唯一不能掌控的就是时间，而最值得我们去珍惜的却唯有时间。”依稀还记得孩提时在人群中紧紧拽住的父亲的衣角；依然还留恋着在深夜母亲身上特有的气息；当然还有外婆手中为了哄我喝药而准备着那红的分外妖娆的冰糖葫芦。那时候的你呀，也许会因为母亲的一个眼神而停止哭闹；也许会因为父亲的刺刺的下巴，而拒绝爸爸的亲近；更可能会因为一时的赌气而放弃自己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当然等生完了气，还是可以再闹着要吃。可是，可是这样的一切随着你的长大，所有的那些美好却也只能是当做回忆，你要去学会承担，学会去分享，学会向生活学习。只是因为你已经长大了，你不可能再拽住父亲的衣角，你也没能再像孩子一样耍着自己的小脾气，只是因为你已经长大了。 生命在消逝中行走，生命在行走中富有。也许你的确无法抓住时间，可是你却可以在行走中仔仔细细抓住每一个你可以抓住的瞬间。也许某一天，在你低头翻阅记忆的书签时，你会发现之于生命之于自己，始终是无悔无怨的。

正文: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意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签书淮南判官。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欲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彦博为相，荐安石恬退，乞不次进用，以激奔竞之风。寻召试馆职，不就。修荐为谏官，以视母年高辞。修以其须禄养言于朝，用为群牧判官，请知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时嘉佑三年也。 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这耳目，器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闾苍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元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俄直集贤院。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辞之累日。阁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诏，纠察在京刑狱，自是不复辞官矣。以母忧去，终英宗世，召不起。 翻译: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上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 ，最方今之所急之。"上以为然。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命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任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分下。 御史中丞吕诲论安石过失十事，帝为出诲，安石荐吕公著代之。韩琦谏疏至，帝感悟，欲从之，安石求去。司马光答诏，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之语，安石怒，抗章自辨，帝为巽辞谢，令吕惠卿谕旨，韩绛又劝帝留之。安石入谢，因为上言中外大臣、从官、台谏、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天下流俗相为重轻，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权者与物相为重轻，虽千钧之物，所加损不过铢两而移。今奸人欲败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为，于是陛下与流俗之权适争轻重之时，加铢两之力，则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权，已归于流俗矣，此所以纷纷也。"上以为然。安石乃视事，琦说不得行。 -------------------------------------------------------- 北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皇上对他说：“人们都不了解爱卿你的才能，都以为你只懂得经理学术，不懂的政治事务。”王安石回答说：“经术学问正是用来处理政务世事的，但后来很多所谓“大儒”，大部分都是才能庸俗之人，因此世上俗人才都以为经学不能辅佐治世罢了。”皇上又问：“既然这样那么你最先开始的施政措施是什么？”王安石答道：“改变劣习风俗，树立法规，是现在最亟需的了。”皇上认为是这样的。于是开设增置三司条例司机构，任命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一并负责。而后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等变法相继开始实施，号称新法，派遣提携推举各类官员四十余人，分派颁布执行新法。 御史中丞吕诲论述王安石十大过失，皇上因此贬吕诲外出任官，王安石推荐吕公著代替他担任原职。韩琦的规谏上疏承到皇上那儿，皇上有所感觉醒悟，想听从他的意见，王安石自己请求离开。司马光代皇上答复他的辞官诏书，上面写有“天下士人大夫群情汹涌，黎民百姓纷纷骚动”的话，王安石大怒，抗拒诏书自我申辩，皇帝谦恭的安慰辞谢他，命令吕惠卿颁布旨意，韩绛又劝皇上留下王安石。王安石入朝答谢，因此借机向皇上进言说朝中内外大臣、从官、台谏、朝士拉帮结党的状况，并且说：“皇上想要靠先王的正道来战胜天下流习恶俗；因此与天下恶俗做个轻重权衡，如果流俗恶习占上风，那天下人就都从流习了；如果陛下您的权力大，那天下人将都会归顺陛下左右的。权力与东西互相为轻重权衡，即使千钧重的东西，增加损失的不过是写钱财罢了。现在奸邪之人想败坏先王治世正道，来阻碍陛下的行动，于是皇上您与流俗恶习争权的时候，增加金钱开支，发挥的作用很小，而天下的权力将转移道流习恶俗一边了。这才是新法纷纷扰扰的原因。”皇上认为有道理。于是王安石急需负责政事，韩琦的进谏没有成功。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1、有个典故叫一鸣惊人，就是讲纳谏淳于髡是齐国的一个入赘女婿。身高不足七尺，为人滑稽，能言善辩，屡次出使诸侯之国，从未受过屈辱。齐威王在位时，喜好说隐语，又好彻夜宴饮，逸乐无度，陶醉于饮酒之中，不管政事，把政事委托给卿大夫。

文武百官荒淫放纵，各国都来侵犯，国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间。齐王身边近臣没有一个敢进谏。淳于髡用隐语来规劝讽谏齐威王，说：“都城中有只大鸟，落在了大王的庭院里，三年不飞又不叫，大王知道这只鸟是怎么一回事吗？”

齐威王说：“这只鸟不飞则已，一飞就直冲云霄；不叫则已，一叫就使人惊异。”于是就诏令全国七十二个县的长官全来入朝奏事，奖赏一人，诛杀一人；又发兵御敌，诸侯十分惊恐，都把侵占的土地归还齐国。齐国的声威竟维持长达三十六年。

2、贞观初年，唐太宗与黄门侍郎王珪在宴会上交谈，当时有个美人在旁边侍候。她本是庐江王李瑗的爱姬，李瑗败事后，被籍没入宫。太宗指着她对王珪说：“庐江王荒淫无道，杀害了她原先的丈夫而把她占为己有。暴虐到极点，怎会不灭亡呢？”

王离座说：“陛下认为庐江王夺取她是对了呢，还是不对？”太宗说：“哪有杀人而夺取其妻的道理，你却问我对不对，这是什么意思？”王回答说：“我见到《管子》书里说：齐桓公到了郭国，问那里的父老：‘郭国为什么会灭亡？’

父老说：‘因为郭君喜欢好人而厌恶坏人。’齐桓公说：‘照你所说，他是个贤君啊，怎会灭亡呢？’父老说：‘不是这样，郭君喜欢好人却不能任用，厌恶坏人却不能摒弃，所以灭亡。

如今这个妇人还在陛下左右，所以我猜测陛下的心意认为这样做是对的，陛下如果认为不对，那就是所谓知道邪恶而不能摒弃了。”太宗听罢大为欣喜，夸他讲得好极了，马上命令把这个美人送还给她的亲族。

3、唐朝的魏征敢于直谏,他多次上书劝谏唐太宗,特别是贞观十一年,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谏太宗十思疏》。在这篇奏疏中,他提出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治国之道,要求唐太宗牢记“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魏征这些话没有胆量是说不出来的.唐太宗对于魏征之言,魏征去世后,唐太宗对侍臣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可见唐太宗对魏征的信任。

4、西周厉王，暴虐无道，残酷地压迫人民，激起人民强烈的不满。他的大臣召公劝谏周厉王说，为政必须注意老百姓的意见，“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周厉王不听召公的劝告，终于激起民愤，被人民流放到边远地区。

5、战国时期，秦国趁赵国政权交替之机，大举攻赵，并已占领赵国三座城市。赵国形势危急，向齐国求援。齐国一定要赵威后的小儿子长安君为人质，才肯出兵。赵威后溺爱长安君，执意不肯，致使国家危机日深。

我怕不够写,还是请你到我的百度博客里来看吧.

从现代经济观点看王安石变法 zz把王安石变法其中大大小小的故事抛开, 把跟经济有关的部分抓出来, 总结一下宋朝时经济的特点是已经趋向多元化.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土地兼并,规模生产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而工商业也是空前发达,政府财政收入中的商业税收也首次超越了农业税收.跟以前的朝代相比,那种皇帝直接和农民对话的扁平社会结构已经不存在了,中间夹了一个由地主商贾构成的活跃社会阶层,大量的社会财富就是在这个中间阶层内聚散流通.这其实是一非常健康的经济结构,欧洲国家在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也有这样的社会现象.当然不是说这种经济结构就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充分条件了,咱不假设,不YY.但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是富在民,不在政府.政府财政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日益减少.而我们的王安石同志不是个马克思,就是个凯恩斯,总之他是认为应该搞大财政.他的变法的主要宗旨,就是要保证国民收入更多地集中到国库里边.农业方面,保护自耕农,增加对基层人口/土地的监查,尽可能地让农民直接把税收交到皇帝手里, 不让地主揩油.(至于"青苗法", 其实就是用政府信贷取代民间信贷, 让农民给政府而不是地主交利息. 而政府的地方官员,和原来的地主相比,谁对农民更苛酷, 不好说.)商业流通部门能国营就国营,不能的话就加以限制.从经济上来看, 王安石的变法基本上是在搞计划经济. 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社会公平,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自发调整, 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 当时宋朝的士大夫阶层还没有什么社会主义观念,很多人对于新法那种政府强行控制经济的手段很不以为然, 就站到王安石的对立面上去了.然而从军事上来看, 在当时那种外患严重的情况下, 王安石的变法会不会有积极的意义呢? 当然是有的. 这个方面在现在一片倒"王"声中很容定的. 政府手里掌握的社会财富越多,搞起军事组织军事动员就越简单越快.战争时期政府的财政都要比和平时期大的多. 而计划经济下的国家:前苏联,中国,北朝鲜,武力值都要比同等富裕程度的"市场经济"国家强的多. 汉朝文景之治的时候国库里粮食,铜钱多得要烂掉, 这并不表示汉朝社会比宋朝富, 但它说明汉朝那时由于经济结构简单, 政府抓的钱多, 所以汉武帝打起仗来才那么性感奔放, 一次远征送掉上万匹良马也在所不惜.其次土地分配更平均的国家是否战争能力会更强大? 答案也绝对是肯定的.受到侵略时,拥有土地的自耕农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去努力战斗, 佃农则不会去为了保护地主的土地而努力战斗. 中国历史上通过"均田"来释放百姓战斗力的例子也着实不少.最后我的结论就是: 王安石的变法如果成功了,从纯经济角度上来讲是一种倒退;但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却很可能给宋朝带来更强的战斗力. 不过说实话,从王安石到冷兵器时代的结束还有6,7百年, 头顶着游牧民族的摇篮,宋朝它一直撑下去有能撑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