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的诊断治疗的研究进展论文

极早期的肝癌，在以手术切除为主的综合治疗情况下是有可能治好的。中晚期肝癌无法治愈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肝癌在生长治疗的过程中发生了转移，导致其他部位的复发。

如果肝癌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在还没有出现转移的情况下，将肝癌进行手术切除，就可以达到根治的效果。特别是乙肝的患者，如果有乙肝的话，要每半年检查一下肝胆彩超和甲胎蛋白。以期望能够更早的发现肝脏肿瘤，及时的进行处理，才能够在肝癌发生转移之前，将它进行切除，这样就能够达到非常好的疗效。

肝癌是恶性程度非常高的恶性肿瘤。因此预防肝癌的发生是非常重要的，预防的方法有：一、接种乙肝疫苗，从预防慢性乙肝开始预防肝癌的发生。二、慢性乙肝和慢性丙肝患者应接受规范的抗病毒治疗。三、避免吃发霉的食物，减少黄曲霉素暴露。四、避免饮用含有微囊藻毒素的水。五、戒烟限酒，保持健康体重，预防糖尿病，如果已患糖尿病，应重视慢病控制，并加强体格检查。六，肝癌高危人群应进行定期筛查，化验肿瘤标记物和肝脏影像学的检查。

肝癌是比较难治好的，只有个别患者可以达到治愈，大部分患者的治疗都是延长生存时间，是不能治愈的。肝癌如果发现得较早，治疗效果是较好的，是可以根治的。如发现得较晚，是很难根治的，预后很差，生存期三个月到半年。

我国早期中医经典《黄帝内经》、《难经》中就有关于肝癌症状的描述，大多分在“黄疸”“臌胀”“积聚”等病症的论述中西方国家对肝癌的认识是近百年的事。从1654年Glisson发表《肝脏解剖》一书以后，1716年Breta对一外伤病人作了肝的部分切除，Langenbuch切除了肝左叶一个带蒂肿瘤（1888法国），Eggel报道了（1901年）160肝癌，其后现代医学逐步建立起了原发性肝癌的科学基础。我国近代医学文献中，关于肝癌的报道始于1930年。20世纪50年代，肝癌的诊断和治疗迈出了新的一步，人们发现碱性磷酸酶能用于肝癌的诊断,A型超声检查、Au胶体肝扫描在肝脏内定位以初步的结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Abelev在CancerRes（1971年）杂志上全世界推荐甲胎蛋白（AFP）检测用于肝癌诊断的方法。随着AFP检测方法在我国广泛用于肝癌的诊断。已经证实AFP的临床特异性很高，AFP的临床应用使我国的肝癌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临床诊断率可达70%以上。此后，医学影像学飞速发展，肝癌的临床研究和应用渐趋成熟。越来越多的临床医师已经认识到肝癌患者的长期生存离不开中西医要的综合应用。对于不能手术切除的大多数肝癌患者，栓塞化疗、放射治疗、局部乙醇（药物）瘤内注射治疗、生物反应调节剂治疗、导向治疗等与中医中药的结合治疗，使肝癌患者治疗水平有了新的提高，中西医结合疗法已经成为肝癌治疗的新的热点

肝癌的诊断已从30年代的“死后诊断”进展到“临床诊断”以及70年代的“亚临床诊断”。这一进步与不同时期新的诊断方法问世紧密联系。60年代末AFP检测用于临床使肝癌诊断产生第一次飞跃；80年代电子计算机与新技术结合产生的超声显象、CT、MRI等新的定位诊断方法问世导致肝癌诊断的第二次飞跃。第一次飞跃使肝癌诊断由“临床期诊断”提高到“亚临床期诊断”阶段；第二次飞跃则使亚临床期诊断提高到1cm肝癌水平，而且使临床期肝癌的诊断更为准确，术中超声的应用又使治疗水平有明显提高。由新技术带来的还有概念的更新，“亚临床诊断”的概念已完全更新了过去100年肝癌的诊断概念。（1）肝癌标记与实验室检查：对血清肝癌标记物已有众多研究，不下几十之多。主要有：①甲胎蛋白（AFP）及其异质体；②各种血清酶，如GGT及其同工酶、ALD-A、AFU、AAT、ALP-Ⅰ、5’-NPD-V、PyK、GST等；③其他标记如DCP、铁蛋白与酸性铁蛋白等。但迄今为止，在各种肝癌标记物中尚无超过AFP者，尤其对于早期诊断而言，AFP已经约20年验证。但由于我国肝癌者有30%～40％属AFP阴性，为此其他标记物对AFP阴性肝癌仍有其应用价值。（2）影象学诊断超声诊断（Ultrasonography, US）：肝癌诊断中最常用最有效的方法。属无创伤定位，价格相对低廉，可重复使用，无放射性损害，敏感度高。但存在难以检测的盲区，受其他肝病背景的影响，也受操作者解剖知识、检验与操作细致与否的影响。 术中超声显象电子计算机X线体层扫描（CT）：肝癌定位诊断的常规项目。其诊断价值为明确病灶的位置、数目、大小及其与重要血管的关系；提示病变性质；有助于放疗定位；有助于了解肝周围组织器官是否有癌灶。磁共振显象（MRI）：与CT相比，其特点在于能获得横断面、冠状面和矢状面的图象；对软组织的分辨优于CT；无放射线损害；对良恶性肝内占位，尤其与血管瘤的鉴别可能优于CT。此外，MRI无需增强即可显示门静脉和肝静脉的分支。肝动脉造影：自1953年Seldinger创用经皮穿刺股动脉插管的方法行内脏造影以来，选择性或超选择性肝动脉造影已成为肝癌诊断中的重要手段。放射性核素显象：放射性核素显象在60和70年代曾经是肝癌定位诊断的重要手段。但由于超声、CT、MRI等显象的问世，核素显象在显示小病灶方面已落后于前者。近年来由于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仪（SPECT）的应用以及应用单克隆抗体作放射免疫显象，其重要性又重新受到重视。（3）腹腔镜和肝穿刺腹腔镜诊断肝癌曾沿用多年，近年由于肿瘤标记与显象技术的进步，腹腔镜已趋少用。但对诊断不清，尤其是肝癌可能性较小的对象，仍有一定的价值。（4）有症状肝癌和大肝癌的诊断要点如下：①来自肝癌高发区，中年，男性多于女性，有家族肝癌史；②有肝炎或肝硬化背景或证据；③肝痛、上腹肿块、纳差、乏力、消瘦，不明原因发热、腹泻或右肩痛，肝大、结节感或右膈抬高；④少数以癌结节破裂急腹症、远处转移为首发症状；⑤晚期出现黄疸、腹水、恶病质；⑥门静脉主干癌栓常有脐周痛、腹胀等；⑦不伴SGPT明显异常的AFP上升达500μg／L以上者；⑧右膈局限隆起活动受限；⑨超声显象示有晕圈的实质性占位；⑩CT示实质占位，注射造影剂无填充；⑾肝动脉造影示肿瘤血管与肿瘤染色；⑿99mTc-PMT呈阳性扫描者多为肝细胞癌或肝腺瘤。（5）亚临床肝癌和小肝癌的诊断对亚临床肝癌（即无症状体症者）和小肝癌（直径小于5cm者）的诊断主要是对AFP与超声显象等定位诊断的联合分析。

中医药学毕业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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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药治疗肝癌研究现状论文主要内容

原发性肝癌是临床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我国原发性肝癌多具有乙型肝炎和肝硬化背景，起病隐匿，进展迅速，确诊时往往已是晚期，患者生存期较短，预后差。积极探寻符合我国国情，高效且不良反应少的系统化中西医联合治疗方案是肝癌治疗的.重要课题。

对于肝癌的认识，中医认为属于“症瘕”“、积聚”、“黄疸”、“肝积”的范畴。已有临床疗效观察研究表明，中医药治疗肝癌的优势一方面在于能有效稳定病情，减轻毒副作用，改善临床症状，延长患者带瘤生存时间，使部分患者肿瘤缩小;另一方面治疗费用相对低廉。因此中医药治疗成为肝癌治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中药治疗肝癌的理论基础中医认为肝癌的病因及病机为外受寒邪、损伤脾胃、肝气郁滞、气滞血瘀、结而成积。中医治疗应以清热解毒和活血化瘀为主，同时配合益气健脾和疏肝理气，并与手术、介入、放化疗等其他方法联合应用，可起到减毒增效之功效。具有益气健脾、活血化瘀、清热解毒、软坚散结、柔肝止痛等功效的中药经常被用于肝癌的治疗并取得临床疗效，临床应用及现代药理学研究较多为“有毒”中药及活血化瘀中药。

1.1 “有毒”中药与肝癌治疗 中医认为恶性肿瘤与“毒邪”有关，因此“以毒攻毒”为重要治疗方法，即用峻猛中药以攻邪。历代医家有颇多论述，如虞抟《医学正传》中“大毒之病，必用大毒之药以攻之”[1]，明代罗天益《卫生宝鉴》“凡治积非有毒之品攻之则不可”[2]。这种“以毒攻毒”的方法目前在肝癌的治疗中也经常应用，常用的此类中药有、蜂房、全蝎、水蛭、蜈蚣、蟾蜍、守宫、常山、半夏、天南星、马钱子、巴豆、附子和乌头等。

1.2活血化瘀中药与肝癌治疗 气滞血瘀证是肝癌患者常见临床症候，历代医家常从气血运行失常而致气滞血瘀来探讨肿瘤形成的病机。如《圣济总录》认为“瘤之为义，留置而不去也，气血流行不失其常，则形体平和，或余赘及郁结壅塞，则乘应投隙，瘤所以生”[3]。王清任《医林改错》认为“肚腹结块，必有形之血也，血受寒则凝结成块，血受热则煎熬成块”[4]。

因此行活血化瘀也是中医药治疗肝癌的常用方法，常用中药有丹参、赤芍、三棱、水蛭和等。

中药治疗肝癌具有广泛的理论基础，在浩如烟海的中医古籍中不乏与肝癌相关病症的治疗，这些相关病症与肝癌及其并发症的对应是否精确还值得商榷。加强文献学的进一步细化整理研究是深入发掘中医治疗肝癌理论基础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增强中医治疗肝癌说服力的重要途径。

2中药治疗肝癌的实验研究中药治疗肝癌的实验研究主要包括中药复方和单味中药的研究。随着分子生物学广泛应用于中医药研究，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研究中医药防治肝癌的机制，筛选抗肿瘤中药复方及单味中药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2.1中药复方抗肝癌作用机制的研究 历代古方中可用于肝癌治疗的中药复方较多，临床上常常根据肝癌的不同证型，选取与之对应的方剂进行加减治疗。如李江等[5]通过研究证实，采用水煎法、梯度乙醇提取法及醇水法从小柴胡汤中获得的提取物对小鼠H22肝癌实体瘤生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具有提高荷瘤宿主免疫功能的作用。季幸姝等[6]通过观察膈下逐瘀汤对肝癌Bel7402细胞和大鼠肝癌组织中丝/苏氨酸激酶蛋白及FIEN编码蛋白表达的影响，发现P13K/Akt信号转导通路相关蛋白PA kt水平的降低和PT EN蛋白水平的升高可能是膈下逐瘀汤抗肝癌的主要作用机制之一。杜标炎等[7]研究发现六味地黄丸联用对小鼠移植性肝癌自杀基因治疗具有一定的增效作用，其疗效优于单纯自杀基因疗法或单纯六味地黄丸治疗。进一步研究发现，六味地黄丸含药血清对自杀基因系统10% tk/GCV杀伤大鼠肝癌CBRH7919细胞具有协同增效作用，且有一定的量效关系。

中药复方治疗肝癌的疗效不可否认，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中药复方成分的复杂性使其作用机制难以应用单一的药理途径阐明。以辨证论治为特色的中医个体化诊疗要得到推广，必须进行具有统计学说服力的临床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应使临床研究对象的选取进一步细化，在此基础上使中药复方规范化，同时通过网络药理学等方法对中药治疗作用产生的人体综合生物效应进行整体观察和分析，增强中药治疗肝癌有效性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

2.2单味中药抗肝癌作用机制的研究 中药单体能在诱导肝癌细胞凋亡、抗肝癌细胞侵袭及转移、诱导肝癌细胞分化、抗肿瘤血管生成、抑制癌基因表达、促进抑癌基因表达、逆转肿瘤多药耐药等多个环节抑制肝癌的发生和发展。陈小义等[8]研究发现，0.01 mol/L及以上浓度蟾蜍灵对SMMC 7721细胞具有显著细胞毒作用，细胞生长相关基因P21wafl/cipl在蟾蜍灵诱导下表达上调，同时受P21wafl/cipl调控的增殖细胞核抗原的表达下降，二者呈负相关，提示中药可通过直接杀伤肝癌细胞和抑制其增殖而发挥抗癌效应。黄应申等[9]以10 mmol/L脂蟾毒配基处理Bel 7402细胞24 h后，发现癌细胞出现凋亡的形态变化，其凋亡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细胞;脂蟾毒配基引起线粒体膜电位下降，释放入胞质中的细胞色素c增多，促进Caspase 3蛋白活化，抑制Bcl 2蛋白表达，诱导细胞凋亡，其诱导凋亡作用可能通过线粒体通路实现。黄炜等[10]探讨了18 β-甘草次酸和甘草酸对Bel 7402细胞增殖的抑制和诱导分化作用，揭示二者有抑制人肝癌细胞增殖和诱导分化的作用。魏志霞[11]研究发现，川芎嗪可提高SMMC7721/多柔比星细胞内化疗药物的浓度，增强多柔比星作用，表明从中药筛选出低毒的多药耐药逆转剂是可能的。

何芳等[12]探讨人参皂苷Rg3联合三氧化二砷对肝癌裸鼠移植瘤模型的治疗作用，发现人参皂苷Rg3能通过抑制肿瘤新生血管形成，明显降低肿瘤内微血管密度;人参皂苷Rg3与As203联合应用能明显抑制裸鼠肝癌移植瘤的生长。罗明等[13]通过采用腹腔注射苦参碱和氧化苦参碱观察二乙基亚硝胺诱发肝癌的大鼠肝脏病理改变、肝表面癌结节数和血清ALT、GGT、ALP 的变化，发现苦参碱和氧化苦参碱组的大鼠体重明显高于模型组，肝表面癌结节数、肝/体重比和血清ALT、GGT 明显低于模型组(P<0.05)。而 ALP 升高，说明苦参碱和氧化苦参碱能延缓二乙基亚硝胺诱发大鼠肝癌形成，保护肝细胞免受损伤。

单味中药治疗肝癌的研究较中药复方研究更为深入，其原因在于相对于中药复方，单味中药的有效成分相对容易确定，其量效关系及药理学、药代动力学研究较中药复方易进行。目前的问题之一在于此类研究较多采取的是某味中药的提取物。尽管提取物能在某一方面说明该味中药的生物学效应的机制，但表现的生物学效应与该味中药相比有多少差距尚不能明确;另一方面单味中药提取物的研究往往是发现了某一化学成分的生物学效应或临床疗效，如何将其与中医的辨证论治治疗肝癌结合起来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须要增强中药治疗肝癌研究的科学说服力，这仍有不易克服的困难。类似于中药药性本质及其临床效应生物学基础的相关研究为单味中药治疗肝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3中药治疗肝癌的临床研究3.1中药联合放化疗治疗肝癌的研究 顾本宇[14]通过观察益气健脾疏肝中药联合化学药物动脉灌注治疗中晚期原发性肝癌的临床疗效，发现中药联合化疗药物治疗组的稳定率为71.88%，明显高于对照组的53.13%(P<0.05);治疗组 12、18、24 个月的生存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尤建良等[15]通过观察中药调气行水方联合顺铂、白细胞介素-2腹腔内注射治疗肝癌腹水的临床疗效，发现该疗法能有效控制腹水，改善体力状况，提高患者生命质量，缓解常见临床症状，提高疾病控制率，提示配合中药能减轻化疗药物及生物反应调节剂的毒副反应。

目前中药联合化疗治疗肝癌的研究主要在临床有效性方面，阐述其有效机制的研究尚少，进一步深入研究须说明为什么联合中药会有较好的效果，这一点须要借助分子生物学等技术手段来寻找中药疗效的效应物质基础及作用靶标，这也是今后中药临床有效性的重点研究方向。

3.2中药联合手术治疗肝癌的研究 目前肝癌治疗普遍采用的根治性治疗方式为手术切除和肝移植，约30%～40%患者采用此法，肝移植的总体疗效优于手术切除治疗。 现阶段肝移植治疗肝癌的最佳适应证仍为米兰标准，但由于移植器官不足，对移植适应证的扩大应慎之又慎，术后的复发和转移是影响疗效的主要因素。通过使用药物预防或延迟肿瘤的复发，针对肿瘤生物发生途径中的关键分子进行靶向治疗也可使肝癌治疗发展日趋完善[16]。中药联合手术治疗肝癌为有效的治疗方式，如陈立武等[17]通过观察中药全身治疗与手术相结合的协同作用，将60例患者随机分为2组，中西医结合治疗组(30例)在手术前1周开始复方中药治疗并于术后续行中药治疗，对照组(30例)只作单纯手术治疗，比较2组的疗效、生存率及并发症。结果发现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24、36 个月生存率有显著差异(P<0.05)。

提示在肝癌围手术期中应用复方中药可减少并发症，提高手术疗效及累计生存率。

中药复方联合手术治疗肝癌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对症候的改善、生存率的影响、并发症的减少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相关临床资料的样本数较少;

症候学改善等尚未建立统一的评价体系;未能深入分析其疗效的生物学机制等。进一步的研究须要扩大样本数量，建立症候学统一客观化评价体系，同时深入研究其疗效改善的机制，才能增强中药联合手术治疗肝癌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3.3中药介入治疗肝癌的研究 中晚期肝癌患者常因伴有明显的器质性和功能性改变，难以进行手术治疗。肝癌介入治疗作为中晚期肝癌患者可选择的重要方法，能够延长患者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

存在的问题为化疗介入药物多可造成肝功能不同程度的损害，介入药物的不良反应又严重影响中远期的疗效。因此介入治疗中如何减少肝功能损害是治疗的重点。通过大量临床实践，目前已筛选出许多具有抗肿瘤作用的中药及其有效成分，与肝动脉化疗栓塞介入疗法结合进行研究，为肝癌的介入治疗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

李琦等[18]进行了去甲素微球介入治疗大鼠肝癌的有关研究，结果显示此疗法对大鼠肝癌有较好治疗作用，其作用机制与栓塞肿瘤微血管，缓慢释放去甲素，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和下调肝肿瘤细胞Ki-67的表达，从而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相关。

冯敢生等[19]将白及用于肝动脉栓塞治疗肝癌，并与明胶海绵对照。结果表明，白及具有强大的栓塞作用，侧枝循环形成均在6个月以上，介入治疗间隔时间长，肿瘤坏死、缩小率及1、2、3 年生存率均优于明胶海绵。陈武进等[20]研究认为，采用酸钠联合常规化疗药物介入治疗中晚期肝癌患者可明显降低甲胎蛋白，提高疗效，同时减轻化疗药物对骨髓的抑制。以上研究表明，中药介入治疗具有增强免疫、抗炎、抗病毒和促进黏膜修复等作用，对肝功能无明显损害，无骨髓抑制，并有升高白细胞等作用。这些优点使中药可能部分或完全取代西药，成为肝癌介入治疗较理想的栓塞剂。

中药在肝癌的介入治疗中具有独特优势。中药介入治疗能减轻不良反应，使患者生存期延长，生存质量提高，而且中药资源丰富，经济合理，有利于减轻治疗负担。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中药的介入治疗总体上发展仍不够成熟。进一步的研究可从规范治疗方案，合理选择介入治疗药物，建立严格的疗效评价标准，研发抗癌中药新制剂和新剂型等方面进行。

3.4其他中药治疗肝癌的研究 中药用于肝癌的治疗方法除口服和介入注射外，还有许多新的途径可用于肝癌及其并发症的治疗。中药穴位注射治疗肝癌也被证明有明确的临床疗效，如胡军和瞿晓东[21]每天1～2次以丹参注射液、柴胡注射液或黄芪注射液进行双侧足三里、阳陵泉、曲池及内关注射。内关穴1 ml，其他穴位2～4 ml，4穴位交替进行，能够明显缓解晚期肝癌疼痛。中药瘤体内注射也可用于晚期肝癌的治疗，如涂小煌和戴西湖[22]曾应用超声引导下瘤体内注射去甲素治疗中晚期原发性肝癌，取得较好疗效。

中药治疗肝癌的方法较多，形式多样，从方法学的角度讲，有着更大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目前的研究须要注意如何更好地将这些方法进行合理的推广应用，同时临床疗效的观察还须进行严谨的实验设计，以增强中药治疗肝癌的有效性和可信度。

对于中药治疗肝癌的深入研究，须要更细化更严谨的文献研究为治法用方提供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持。在此基础上，借助分子生物学等技术手段，运用网络药理学等研究方法，从多学科交叉研究中药治疗肝癌的有效性出发，探寻中药疗效可能的效应物质基础及作用靶标，对单味中药及复方治疗肝癌的综合生物学效应进行整体观察和分析，进一步合理选择治疗药物，规范治疗方案，建立严格的疗效评价标准，深入研发抗癌中药制剂和剂型，充分发挥中药治疗肝癌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