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堂乐歌研究论文

作为一种歌唱的音乐形式，艺术歌曲是绽放在19世纪欧州所兴起的浪漫主义运动之中的一棵奇葩。以舒伯特、舒曼为代表的德奥作曲家们最先赋予了这一音乐形式以崭新的艺术特征和风貌，后经过欧洲众多作曲家的不断繁衍，使得艺术歌曲以其严肃、深刻的作品主题，抒情、浪漫的艺术风格，丰富、完美的结构与技巧，成为涵盖欧洲一百多年浪漫主义时期乃至今天音乐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受西方音乐艺术思潮的影响，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也相继出现了艺术歌曲这一音乐形式。他一方面积极吸收了德奥艺术歌曲的优秀成就，同时，对中国传统的音乐文化给予了具有建设性的发展，进而使其成为在中国近代史上较早出现的具有东、西音乐文化交融和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是中国艺术歌曲从形成、发展，到成熟的重要时期。 黄自，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以34个春秋的短暂一生，尤其是在回国后仅约十年的音乐活动中，为我国专业音乐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黄自先生的作品主要是声乐，他的抒情歌曲是他全部创作中特别有艺术价值的部分。正如钱仁康先生在《黄自的生活与创作》一文中称道：“他在我国初垦的音乐园地里辛勤耕耘，催发出一朵朵艺术歌曲的鲜花……”。黄自先生善于用精练的音乐语言表现诗的境界，音乐语言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和诗歌结合得非常妥帖，《思乡》、《春思曲》、《玫瑰三愿》都是他艺术歌曲的代表作。黄自既受到过正规西方音乐教育，也接受过中国传统音乐的熏陶，留学归国后更是致力于民族音乐的发展。这使他的艺术歌曲的创作既具有欧洲艺术歌曲的技巧高度，又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中国特色。黄自先生的艺术歌曲，不仅在我们今天的音乐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我国艺术歌曲今后的发展也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 本文是对黄自艺术歌曲的音乐本体研究和对其艺术特征及演唱风格的分析。本文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影响黄自艺术歌曲创作的因素。本章主要通过对黄自生平、黄自美学思想的介绍，以找到黄自进行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依据。第二章，黄自艺术歌曲分析，本部分是论文的核心所在，拟将黄自的艺术歌曲从内容上的角度划分为抒情性艺术歌曲、古诗词艺术歌曲和现实性艺术歌曲三个基本类型，并进行曲式结构、调式调性、词曲结合、美学特征、演唱技巧等方面的分析。第三章，黄自艺术歌曲的写作特点。黄自自幼就受到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具备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于1924年赴美学习，在国外系统学习和掌握了西方先进的音乐理论和作曲技术，回国后带回了西方音乐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并将其有机地运用到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实践之中。因此，在本章中，将对黄自艺术歌曲的写作特点作以下梳理分析：欧洲艺术歌曲作者的写作技法对黄自艺术歌曲写作的影响；黄自艺术歌曲创作在中国音乐民族化发展道路上的探索与努力；与同时期艺术歌曲作曲家(如青主、赵元任)的作品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第四章，黄自艺术歌曲演唱风格的研究。结合笔者的研究方向——声乐演唱与教学理论研究，理论联系实际，从演唱中二度创作的审美原则、演唱风格的把握、演唱中的要求等几个方面诠释黄自艺术歌曲的演唱风格。

这是我以前收集的资料，请自行整理。还有一些，由于字数原因，发不了。在当时，无论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或是维新派的人士，对建立新式学堂和开设音乐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唤起民众（主要指青少年学生、也包括新军士兵）的爱国热情，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以维新派为主的知识份子，还有意识利用它向青少年进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教育，希望最终达到象日本那样、实现“变法维新”的政治要求。这样就使得本来应是主要作为向青少年进行美育和普及音乐知识的普通音乐教育，担负起大大超过其原有使命的负荷。但正因为有了这个与千百万人民、与民族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的出发点，人们对在当时推行学校音乐教育和传播学堂乐歌给予了难以想象的热诚，使得对这项工作的建设和发展涂上了一层崇高的神圣光彩、和赋予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时代紧迫感。    根据现存所掌握的资料的初步分析，具体可分为下列几类：1，通过不同的角度强烈要求“富国强兵”、以抵御外强欺凌的爱国精神，这在当时是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主流。代表性的作品有《何日醒》、《军歌》、《中国男儿》、《汉族历史歌》、《黄河》、《十八省地理历史》及沈心工作词的《体操—兵操》、李叔同作词的《哀祖国》、和《祖国歌》等等。 2，欢呼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新政的胜利的，代表性的作品有沈心工作词的《革命军》、华航琛作词的《光复纪念》、沈心工词、朱云望作曲的《美哉中华》等。此类歌曲大多产生于辛亥革命取得成功之后。3，配合向中小学生进行所谓“军国民教育”的各种各样的所谓“军歌”，例如《出军》、《出征》、《从军歌》、《妇人从军行》、《海战》、《陆战》、《炮兵歌》、《行军》、《学生军》等等。这可能是当时我国的学校音乐教育受了日本学校音乐教育的影响，并与一些爱国知识份子切望迅速实现“富国强兵”理想的迫切心情有关。4，呼吁妇女解放、鼓吹男女平等的，代表性作品有秋瑾作词的《勉女权》、沈心工作词的《女子体操》（又名《体操》〔女子用〕）和《缠足苦》、冰兰作词的《天足乐》、叶中冷编的《妇人从军》、华航琛作词的《女革命军》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这些歌曲中都没有非常鲜明地提出“男女平等”的口号，也没有更深的触及这个问题的反封建实质，主要只是号召妇女要自强、自立，争取自己应得的地位和应发挥的作用。在李叔同编的歌曲《婚姻祝词》的歌词中，则提出了要改变“男尊女卑”、要实现“权力平分”的思想。另外，这类题材的歌曲的数量还比较少。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人能大胆提出这个问题，其意义就不可低估。5，鼓吹学习新文化、倡导除去旧习俗、树立新风气的题材，如《格致》、《地球》、《电报》、《运动会》、《跳舞》、《文明婚》、《辟占验》、《游猎》、《划船》、《铁路》、《博览会》、《演说》、《英文》、《地理》、《阅报》、《竞争》等。在这些歌曲中，有的还同时反映了作者的爱国思想。6，结合学校的生活现实主要向青少年进行勤学苦练的思想教育和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等审美教育的题材，代表性的作品有《勉学》、《始业式》、沈心工作词的《祝幼稚生》、曾志编的《蚂蚁》、沈心工编的《赛船》、《竹马》、和《龟兔》、叶中冷编的《春之花》、吴怀疚作词的《春游》、李叔同作词作曲的《春游》、和作词的《送别》、《忆儿时》、《西湖》等。这类歌曲在当时的学堂乐歌中数量不算多，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深受当时广大青少年所喜爱，因而流传面也比较广。7，鼓吹忠君、尊孔等封建传统伦理道德的题材，如陈颂平作词的《尊孔》、康有为作词《演孔歌》、胡君复编的《忠君》、《五伦》、和沈心工作词的《孔圣人》等。过去曾对这些歌曲认为主要出自洋务派、立宪派文人之手，其实当时即使是维新派的文人也还认为忠君和尊孔是天经地义的传统道德．因此，在他们所编写的歌曲集中也包含有这一类的歌曲，尽管，总的说，数量是很少的．因为，无论如何这样的题材内容已不再那么吸引人了，这些歌曲实际上也很少得到广泛的流传。“学堂乐歌”是我国清末民初新型学校教育改革的具体产物之一，最初是“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于1898年5月向光绪上书：“请开学校折”中提出的。“维新变法”失败后，以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文人仍积极为之进行呼吁。一些拥护教育、音乐改革的爱国知识分子如萧友梅、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等，先后主动到日本考察日本从“明治维新”后积极开展的新型学校唱歌的经验、方法和学习西洋音乐知识技能，以便在国内效法推行。特别是1903年沈心工首先在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龙门师范、务本女塾等校的具体实践，引起迅速广泛的社会影响。许多拥护拥护推行改革的知识分子自动动手编写“乐歌”，以便通过乐歌的习唱，对年轻的学生灌输新的民主主义的启蒙教育。一时间大批各式各样的、提供新学堂习唱的唱歌本、乐歌教材等纷纷得以出版发行。因此，“学堂乐歌”首先是一种教育改革和资本主义思想启蒙教育的历史现象，当时，许多积极参与推行“学堂乐歌”的先辈们，对此从政治启蒙意义上的考虑要大大超过其艺术审美教育的意义。根据日本新式学校唱歌的经验和中国当时的国情，我国“学堂乐歌”的艺术形式也是以在学校内集体歌咏、并通过学唱这些歌曲学会西方的记谱法（五线谱、简谱）和基本乐理的知识。但是，对于这些歌曲的编写，当时一般都采取以外国（日本、欧美）现成歌调配以我国自编的歌词给以填配而成的，而以我国传统音乐的音调来进行填配的歌曲相当少、以我国音乐家自创曲调来编写的更少。此外，当时这些歌曲大多采取“单音歌唱”（即齐唱曲调）的方式，而极少以多声合唱的方式。此外，除了李叔同外，一般对伴奏均无特定要求。 世纪初——学堂乐歌时代(1901-1912)学堂乐歌——中国近代音乐的开端青海师范大学音乐系 王玫内容提要 在古代几千年的岁月里，中国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对东方乃至世界的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自先秦到明清，可谓代代有高峰，蔚为奇观。近代，由于外来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突然面临许多新问题。甲午战争“庚子事件”之后，出现了照搬日本模式和欧美模式的教育体制——学堂乐歌。本文从学堂乐歌的产生背景、内容、形式和发展经历四方面的详细阐述，旨在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熟悉学堂乐歌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开端。学堂乐歌的产生背景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出现了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自1860年起，清政府为抵御外辱，为培养急需人才，开办了新式学校，尽管在这些学校中，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学校音乐教育，但客观上为中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出现作了教育体制上的准备。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一次又一次丧权辱国的条约，迫使政治精英们认识到，只有向日本学习，走西方的路，才能避免亡国的危险。由于地域、交通运输和通讯的局限，中国人看到的世界首先是日本那块“扶桑岛国”，于是效仿日本成了一时之风。康有为与梁启超一起热情宣传音乐对思想启蒙的重大教育作用，积极提倡在学校中设立乐歌科，发展音乐教育，记述乐歌作者和评论作品，提出改革音乐的主张。康有为主张：“远法德国、近效日本、以定学制”；梁启超认为：“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不可缺者。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为社会之羞也”“乐堂渐有发达之机，可谓我国教育界前途一庆幸”。为建立全国范围内的近代学校制度，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章程。其中，1903年颁布的《重订学堂章程初级师范学堂课程规定》中就将“音乐”列为必设课程之一，授课对象以女子师范学堂的学生为主；1907年又颁布了《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章程规定，在女子初、高两级小学堂开设“音乐”课；1909年后，在《修正初等小学课程》中更是明文规定，凡初等小学堂中必开设“乐歌”课以及在高等小学堂中需增设“乐歌”课。1912年共和国建立后，尽管政治、经济的混乱仍然困扰着各阶层的中国人民，从当时的教育主管部门讲，对于继续推行新的教育体制和发展新的学校音乐教育还是重视的。在沿海地区的大中城市以及内陆地区的少数城市（如成都、昆明、武汉等）中也可以看到取得了明显新进展的明证。这些在教育事业上的建设是当时推进学堂乐歌事业发展的最主要的基础。例如李叔同就是由于在浙江两级师范的教学才促使他继续进行其创编学堂乐歌的活动、写出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作品；又如1914年四川省高等师范学校创设了“乐歌专修班”，聘请回国不久的叶伯和为其音乐教授，他不仅在那里开设了一系列音乐方面的课程、还为此编写了不少学堂乐歌（见顾鸿乔的《叶伯和和他的“中国音乐史”》，载《音乐研究》1989年第4期）。学堂乐歌的艺术形式学堂乐歌的创作，处于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起步阶段，它是许多严肃的学者努力探索的结果，他深受维新运动和维新思想的影响。同其他方面向西方学习一样，在音乐创作上也大胆吸取，只要认为有用，均可“拿来”。当时学堂乐歌歌曲基本上是以与西方和日本通用的简谱或线谱记载的、供学生集体咏唱的齐唱曲。这一点后来在政府对小学开设音乐课的大纲中把授教“单音歌曲（即指齐唱曲）”作了明文的规定。至辛亥革命前后，开始有少量的合唱曲（当时称之为“复音歌曲”）。有极少数的作品还附了简单的钢琴伴奏谱。这些歌曲绝大多数是根据现成的歌调填以新词而编成，而由编写者自作曲调的数量极少。这可能与我国过去对诗、词、曲等可咏唱的作品的创作方式就是根据现成的歌调、曲牌填以新词有关，同时也与当时从事学堂乐歌编写的人懂得专业作曲技术的极少有关。后来逐渐改为选取欧美的歌曲来进行填词，沈心工曾对此点专门作了自述。例如，沈心工编的《勉学》是根据美国艺人歌曲《罗萨·李》的曲调进行填词的；而他编写的《拉纤行》是根据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的曲调填词的；沈心工作词的《话别》，是根据原法国民歌《一个半小时的游戏》的曲调填词，而且这首歌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此外，象李叔同编写的《送别》，是根据美国通俗歌曲作家奥德威的《梦见家和母亲》的曲调填词；李叔同编《大中华》，根据意大利作曲家贝里尼的歌剧《诺尔玛》第一幕第三场中的乐队进行曲曲调填词；叶中冷编《跳舞会》，是根据当时英国国歌的曲调填词的；冯梁作词《尚武精神》，根据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所作的喜歌剧《乡村卜者》中一首舞曲曲调填词的，等等。以我国民族音调填词的学堂乐歌数量不多，代表性的歌曲有：秋瑾作词的《勉女权》（与华航琛作词的《体操》同调）；沈心工作词的《缠足苦》（与沈心工作词的《苍蝇》同调）；沈心工作词的《采茶歌》；华航琛作词的《女革命军》；李雁行和李倬编的《女子从军》；文君作词的《桃花院》；以及前述李叔同作词《祖国歌》等。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既存在客观的原因，也存在思想认识上的原因。客观原因是：一方面由于我国学堂乐歌的产生、最初就是参照日本早期学校歌曲的经验发展起来的，而他们开始就是主要采取外国的现成歌调进行填词的；另一方面，当时我国热情从事学堂乐歌编写的作者多数是留学国外的、或国内积极赞成维新的新派知识份子，他们中多数对我国的传统音乐、特别是民族民间音乐不甚熟悉；同时，从本世纪初清廷转而支持“废科举、办学堂”的改良主张，为了满足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堂急需学校的教师，曾一度大量聘请日本的教师来我国担任教学，其中包括一定数量的中小学音乐教师和“蒙养院的保姆”（即幼儿园的保育员），他们对我国的传统民间音乐则更不熟悉。主观原因是：当时我国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主要就是引进欧美和日本的体制和经验，而要改掉的主要就是与封建体制密切相连的传统旧文化（包括传统的“旧乐”），因而当时确实不少有改革要求的知识份子认为只有用西乐才能起到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效果。尽管当时这种思想认识是符合大多数积极拥护改革要求的进步主张，但今天看来应说是存在一定片面性的。因为事实上象以我国的传统音调进行填词的《祖国歌》和《勉女权》都是当时比较受欢迎的学堂乐歌，它们也并不因此给人任何萎糜不振的影响。当然，在辛亥革命之后，这种现象也逐步有一定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