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学术成就探因论文

此次鲁胡比较研究之兴起，是对20世纪中期鲁胡评论的反拨。那个时候，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曾经对胡适思想进行全面的批判，简直说得一无是处；同样也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又把鲁迅加以绝对化，简直说得没有缺点。其实他们二人的脸上都被涂上了油彩，只是颜色不同而已。 自上世纪末期以来，鲁迅胡适之比较研究成为文化界的热门话题，出版的专著就有好几种，单篇文章则更多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持平之论，但也有些先存扬胡贬鲁的成见而强以说事者，令人难以苟同。 此次鲁胡比较研究之兴起，是对20世纪中期鲁胡评论的反拨。那个时候，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曾经对胡适思想进行全面的批判，简直说得一无是处；同样也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又把鲁迅加以绝对化，简直说得没有缺点。其实他们二人的脸上都被涂上了油彩，只是颜色不同而已。然而文化评论毕竟是学术范围的事，学术研究则需要有科学精神，以事实为根据，不能感情用事。任何受情绪影响的结论，都难以持平，公允。 人们对鲁迅和胡适做比较研究，大抵从这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比较他们在学术文艺上的贡献，二是比较他们的为人处世之道。我们也就从这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对于胡适在学术文艺上的成绩，学者们的评价很不一致。近今大陆的某些学者，对胡适的学术成就大加推崇，认为他在鲁迅之上，而台湾的新儒家，则直斥其浅薄，别的国学家也一直在对他进行暗批。但从对文化事业的贡献上看，胡适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鲁胡二人也是各有千秋。一般说来，胡适开风气的作用更大，而鲁迅则更深刻。 胡适靠一篇《文学改良刍议》而“暴得大名”，看来似属偶然，其实却有其必然性，因为他扣准了时代的脉搏，发出了人们期待的声音。这只要看看梁实秋后来的回忆，就可以知道这篇文章是如何打动了当时青年的心：“胡适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对我而言，确是振聋发聩，把许多人心目中积存已久的疑虑一下子点破了，我顿时像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梁实秋论文学·序》）胡适后来的许多论著，也每能起到这种启迪的作用。比如，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撇开了传说中的伏羲、神农传统，而直接从有文献可考的老子、孔子说起。这种做法开始曾引起学生的不满，但他的怀疑精神和评判态度，却引发了学子的思考，促使疑古学派的兴起。他的《红楼梦考证》，催生了新红学，他的《易卜生主义》，则推动了个性解放思潮。胡适这些论著的价值，还不仅在于学科建设本身，同时还引进了一种新的思想方法和治学方法，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不但是新诗的开拓者，而且在戏剧和小说上也都有新的尝试，前者如《终身大事》，后者如《一个问题》和《差不多先生传》。所以，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决不是“浪得虚名”，而是有其不可替代的杰出贡献。 但是，新儒家的批评也不是没有道理。胡适的创作和论著，的确较浅。《尝试集》对白话诗有开拓之功，但本身水平并不高，而且旧意境旧格式仍保存较多，虽然逐步有所扬弃，但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些新诗可以看作是缠脚妇人放脚的鞋样。《终身大事》在现代戏剧史上自有它的地位，但是，模仿易卜生的痕迹太重，缺乏独创性和深刻性，难以在舞台上久驻。《一个问题》和《差不多先生传》写得概念化，在文学史上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他的学术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都只有上半部，没有写完，在当时虽然都有很大的影响，但因为写得不深刻，早已为后起的同类著作所代替。他的许多作品，大抵只剩下历史意义，而失却欣赏价值。 鲁迅参加新文化运动比胡适略迟一些。这并非因为他缺乏新的文化思想，而是因为他起步太早，经历了许多挫折，对文学革命失却了热情。还在十年以前，鲁迅决定弃医从文的时候，他就提倡过个性主义了，但却并不为群众所理解，既无赞成，也无反对，使人如置身于荒原中，感到无可措手的悲哀；后来又经历了许多政治上的变故，就失望、颓唐得很了。但是，当他被老同学钱玄同重新鼓动起战斗的热情时，他便一发而不可收。正因为他有着更多的斗争经历，对中国社会有着更深的观察，又对中国历史作过深入的研究，所以他的作品也就更具深度。无论是文艺创作或者是学术研究，凡他所涉及的领域，都到达一个新的高度。小说、杂文、散文诗、回忆散文，都是显示“文学革命”实绩，代表中国现代文学最高水平的作品；他的白话诗虽然比胡适写得更具新气象，但也并不成功，而旧体诗却写得极好；他有许多学术研究计划没有完成，如《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字体变迁史》，但已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却是一座高峰，虽然后来在资料上的发现远远超过该书，但在史识和论断上，它至今仍为人所称道；而且，鲁迅在杂文中所提出的识见，也开启了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的门径，如关于魏晋风度和文章的论述，关于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的提出，都极有意义；还有在文献的辑佚和校勘方面，也做出上乘的工作。鲁迅的作品不但有历史价值，而且仍有现实意义。 在为人处世上，鲁迅与胡适确有不同。一般说来，胡适比较随和、宽容，而鲁迅则较为顶真、急切。这两种性格各有优缺点。 胡适在鲁迅多次对他进行批判和讽刺之后，仍能为他说持平的话，甚为难得。如鲁迅生前曾受到陈西滢的污蔑，说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整大本的剽窃”日本盐谷温的著作，死后又有苏雪林准备大肆挞伐，骂出一些不堪入耳的话，都为胡适所不赞成。胡适在复苏雪林信中说：“凡论一人，总需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这话虽有教授斗争策略的意味，但持平之说是不错的。打字不易，如满意，望采纳。

胡适，中国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 文化 运动的领袖之一。下面是我跟大家分享的胡适生平 事迹 ，欢迎大家来阅读学习胡适人物简介 胡适(1891—1962)，字适之，现代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绩溪县人。出身徽商之家，1910年 留学 美国，1915年成为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的学生，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常识渊博，曾拥有三十多个博士头衔;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揭开中国现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第一页;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并撰写现代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1919年，接替陈独秀主编《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 方法 论，在全国影响极大;提出过“全盘西化”论点;抗战期间曾出使过美国，代表蒋介石签订《中美互助条约》。政治上追随国民党，学术上是一代宗师，著述丰厚，治学方法上具有徽派朴学遗风。 胡适故居坐落在绩溪县上庄村内，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屋南向，砖木结构，二进三间两厢，“回”形通转楼。占地208平方米，建筑面积350平方米。门面二柱单门一楼式，上嵌砖雕、鸱吻。门前黑底金字“胡适故居”木牌，当代书法家沙孟海题。前进堂前摆设“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钱君陶书。东西分列茶几、靠背椅，壁间挂胡适直系亲属图表。西部是胡适和江冬秀结婚房间，房内有木床、桌、椅、橱、凳等。前厢房是胡适童年读书处。东部房间连厢房为胡觉(胡适二兄)使用。正厅两厢房展出胡适家书手稿和部分著作、胡氏宗谱、海内外名士所赠字画、诗词和胡适“全家福”照片。后堂堂前挂胡适父亲铁花画像，东侧有胡适生母冯顺娣照片。堂上高悬朱底金字巨匾“持节宣威”四字，为邑人程东屏书，款落“绩溪县长朱亚云赠，民国三十一年”。当时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这四字意在勉励他衔命持节，不忘国威。故居内12扇落地隔扇门阴刻兰花，4块窗棂板刻花草题字，为墨模高手胡国宾作。其中有一幅题有“兰为王者冠，不与众草伍”。故居还陈列有胡适各个时期的照片，胡适手书范缜《神灭论》立轴，张之洞赠胡铁花帽筒，胡铁花七星剑、诰命箱及从台湾带回的海螺。 胡适的人物生平 1.个人经历 胡适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 教育 ，打下了一定的古文基础。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 1904年，他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 文章 ，后任该报编辑。 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庚款官费留学生只取前二百名，考试两场，文章和杂科(政史地物理化生等)，头一场文章胡适扬扬洒洒一篇得了一百分，如此可见他的文章造化! 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 1917年(25岁)夏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 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 所写的《尝试集》是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且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逾两年;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时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 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 他兴趣广泛，著述丰富，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 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1949年寄居美国，致力于《水经注》的考证等工作，后来去往台湾。 1954年，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7年，出任台湾“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 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 2.任职经历 胡适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 1946年11月10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电邀胡适“莅京出席国民大会，藉慰众望”。次日，胡适飞抵南京。国民大会于11月15日开幕，代表总额2050名。胡适被选入主席团。《宪法草案》在大会需经三读。在二读大会上，又推定代表孙科、胡适、王宠惠等12人负责整理宪法决议案条文的文句。12月25日上午，进行第三读大会前，十二人决议案整理委员会公推胡适代表 报告 整理结果。看来，像宪法条文这样百年大计的文献之文字推定，只要有胡适在，大家就不会选第二人，尽管有望重一时的法学家王宠惠在其中。胡适报告后，宣读《宪法》条文历半小时，大会完全接受，郑重通过，制宪大业，宣告成功。 学术研究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约翰·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才能救中国，毕生倡言“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 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读期间，师从约翰·杜威，终生服膺实验主义(杜威式的实证主义)(pragmatism)哲学。北大学生对教师素来挑剔，北京大学学生顾颉刚介绍傅斯年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赶走。傅斯年听了几次课以后，他评价胡适：“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胡适很喜欢“谈墨”，他认为“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订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如今讲墨子的学说，当先知墨子生于何时。”其中的兼爱思想成了胡适一生的品德。胡适还认为“天人感应”是汉代儒教的根本教义，而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响。1921年，梁启超将作品《墨子》笺注辑为《墨经校释》四卷，送请胡适作序。胡适在这篇长序赞美任公的贡献，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墨子不曾见到战国名将吴起的死——吴起死时，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学已是一种宗教。任公常说：“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 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造诣。 1.儒学研究 就对孔子和儒学的研究而言，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胡适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以后又发表长篇论文《说儒》，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周灭殷后，“他们负背着保存故国文化的遗风”，“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褒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 柔道 和生观”;孔子是殷民族“悬记”而生的“救世主”，“他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孔子的学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教育和仁政，并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胡适“大胆假说”的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他的论证不够充分，不过他假设“儒”在殷时代就有了被后来的甲骨文研究判为事实。 胡适并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学，他认为，“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新思潮的意义》)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写在孔子诞辰之后》)对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持批判态度，说：“三纲五论”的话，古人认为是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社会很有点用处。但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实验主义》) 胡适著作很多，又经多次编选，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荐》《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胡适自传》等。多部作品广为流传。 2.哲学成就 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方面，是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来研究中国学术的。他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他以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为基础，编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仅写到先秦，虽然一生也没有写下卷，被讥是“善著上卷书”，但却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蔡元培赞扬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长处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统的研究”，称其为“第一部新的哲学史”冯友兰多次肯定《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它表明“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13页)。 3.古典文学研究 胡适在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十二部小说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万言，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 《红楼梦》研究是胡适古典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因而胡适也被认为是新红学的开山鼻祖。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科学与民主两大思潮逐步深入人心。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是科学精神的传播者。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是其科学精神在古典文化领域的重要实践。胡适研究《红楼梦》主要运用的是科学的考证方法。他指出《红楼梦》应当重视史料的收集整理，从作者、作者家世以及《红楼梦》的版本进行研究考证。胡适《红楼梦》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比如《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祖父曹寅的情况，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时间大概在乾隆初年到乾隆十三年。通行一百二十回本中后四十回是高鄂所作(当然这一观点还值得商榷)。诸如这些现在已为常识的问题都是胡适研究考证出来的。 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意义重大，其使红学的面貌为之一新。其成果极大地超越了以王雪香、张新之和姚燮为代表的题咏、评点派红学，也超越了以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等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将红学研究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真正地将其纳入到了科学研究的范畴。 胡适红学研究的著述颇多，其代表作有《红楼梦考证》、《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曹雪芹家的籍贯》、《谈<红楼梦>作者的背景》、《<石头记>一材料》，此外胡适与顾颉刚、蔡元培、钱玄同、周汝昌等人还有大量讨论《红楼梦》的信件。 胡适热爱《红楼梦》，可以说他有着深深的红楼情结。1949年他即将离开陆时，许多珍贵藏书顾不上带走，但却将甲戌本《红楼梦》视若珍宝，催促周汝昌尽快还回以便带走，后来他从台湾到美国又将其远渡重洋带到美国。自1921年3月发表《红楼梦考证》初稿，到1962年逝世，胡适终生关注、追踪红学研究，胡适逝世前留下的最后一封信(1962年2月20日“致金作明”)，还是谈《红楼梦》的。无论是研究红学，还是研究胡适，都不可轻忽“胡适红学研究”的价值与地位。 4.禅宗研究 胡适在写《中国禅宗史》的过程中接触到神会与北宗 辩论 的记载，感到如果不写神会，就难以写好禅宗史。1926年，胡适因在巴黎、伦敦相继发现三卷及一份残卷，约两万字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也就是《神会和尚语录》和《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又在伦敦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他不仅“要把禅宗史全部从头改写”，而且强调“这位大和尚神会实在是禅宗的真正开山之祖，是《坛经》的原作者”。印顺法师认为此为他的结论是不足取的，胡适忽略了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的部分，但在禅宗史的研究上，仍旧是有贡献的。胡适将当时禅宗史研究的问题点，由“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问题，转为禅宗革命家本身的问题。若无胡适的论断在先，日本学界不会有如此多的回应和研究成果，中国禅学研究将不可能达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顺法师的研究成果实受惠于胡适的先前贡献。胡适说：“一千多年中，几乎没有人知道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过于此事的了”。1974年日本学者柳田圣山收集胡适的讲词、手稿、书信等编成《胡适禅学案》。 1926年8月间，胡适奉派到英国参加中英庚子赔款全体委员会会议，顺便到大英博物馆与巴黎国家图书馆寻找被斯坦因和伯希和偷走的敦煌遗卷里的禅宗史料。胡适到了巴黎时，当时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的傅斯年也赶来巴黎和胡适住在一起共同研究敦煌遗卷。胡适承认他的很多想法都是受到傅斯年的影响。基本上胡适的禅宗研究就是要肯定北宗神秀的“渐修”学说而否定南宗慧能的“顿悟”说、并且证明所谓“六祖坛经”里“五祖弘忍传慧能法衣”的 故事 只是慧能的弟子神会和尚为了和北宗争夺皇室的供养所编造出的神话。 5.《水经注》研究 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开始关注《水经注》研究，此后的20年间，在《水经注》版本研究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所谓“《水经注》案”，是指一百多年来，部分学者指责戴震偷窃赵一清《水经注》研究成果一事。对此，学术界普遍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戴震抄袭了赵一清的成果;一种认为赵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独立研究，取得了大体相同的结果。 在十几年内，胡适搜集了四十多种《水经注》的版本，抄写了一百多篇长篇文章和一些考证文字，用了千百个证据，推翻了“几成定谳”的所谓戴震抄袭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冤案。《戴东原的哲学》一书，是胡适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适认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个反理学的大运动，这个运动有破坏和建设两个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学的谬误，打破它的垄断地位;后者是要建设一种不同于理学的新哲学。 戴震是胡适的徽州老乡。而胡适花了那么多功夫研究水经注来为戴震辩冤白谤，一方面是胡适一向有袒护安徽同乡的习惯，由胡适对李鸿章的评价就看得出来;一方面也是为了要发扬戴震的“从一事一物”开始“训练那心知之明”，以“渐渐进于圣智”的做学问的渐进法门。 社会影响 1、新文化运动方面的影响 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 顾颉刚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一文，看出来的。 20世纪三十年代，胡适独具慧眼，提拔、任命梁实秋并帮助他完成了日后号称是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胡适纪念明信片 毛泽东建立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校“湖南自修大学”就是因为胡适的提议和倡导。他写给胡适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学生毛泽东……”。 季羡林不是胡适的学生(他的老师是陈寅恪)，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在他归国初期期间，受到胡适提拔。 林语堂在其留学中，清政府取消对留学生资助，林语堂是靠着胡适的资助继续在国外读书的，等他回国从飞机场下来的时候，口袋里只有1毛钱。 鲁迅、陈西滢都指责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是开现代科学倒车的作法。连胡适 胡适诞生百年纪念邮票(台湾地区发行) 专家周质平也认为：“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可以说并没有发生任何积极推动的作用，甚至于还把一批青年人引上了乾嘉考证的老路。 胡适既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又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大家。他还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礼，蒋中正的挽联对此进行了高度概括“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在20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的“极左”时期的中国大陆是个受到官方批判的人物，尤其是“极左”的斯大林主义学者的攻击对象，其时的中国大陆的教材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50年代初，曾对胡适展开大规模的批判运动。““””结束后，近几十年来的研究都倾向于肯定他应有的历史地位;并且，胡适的《我的母亲》一文也被选入大陆全日制语文教育初中课本;在大陆的报刊杂志中，亦屡见有追念胡适先生精神的文章。 鲁迅曾发表过《“好政府主义”》等文，实则抨击胡适的盟友梁实秋，却也含蓄地批评胡适“软弱”革命立场。 2、不畏权贵的人生 胡适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更是人们眼中的“自由主义斗士”。即使是对被软禁的封建帝王，也能报以人文关怀。胡适对已经退位十年有余的溥仪不卑不亢，与皇帝之间分庭抗礼，“他称我为先生，我叫他皇上”。即使卷入舆论的漩涡，他也能风骨犹存，为了自己的民主自由，甚至不惜以身试险去劝说袁世凯、吴佩孚、段祺瑞等多名军阀。在人们狂热的打倒一切的革命旋风中，依然能保持自己的 理性思维 ，并提出“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的一生是不卑不亢，不向权贵低头的一生，正如他的老师，哲学家杜威一样，是一个比较倾向于自由派的教育家，不希望向权威低头的斗士。尤其是在1960年，蒋介石准备再次当选总统之时，胡适挺身谏言，劝说蒋介石放弃权利，不要参加选举;并提议用不记名的投票方式选举出新的总统。当然这些话语，却不为蒋介石所接受。然而胡适就是胡适，永远笑呵呵地向人们阐述他的民主、自由，和他心中的理想社会。 看了“胡适生平事迹 ”的人还看了： 1. 杜甫的生平事迹介绍 2. 国学大师黄侃的事迹 3. 陈寅恪个人事迹介绍 4. 胡适学术成就探因论文 5. 近代史人物论文胡适

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於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唐德刚：《胡适杂忆（增订本）》欢迎guanzhu：读胡适（hushiduzhe）

趣看作家——胡适：生平剪影

胡适的学问是怎么来的？作者：胡学博士对於中国的老百姓来说，“胡博士”这个名号就象是一个歇后语，他后面跟着的是“有学问”这三个字。事实上，对中国的多数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认识也是相当普遍的。不说别的，胡适的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还能有假吗？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不都是“开山之作”吗？他的弟子唐德刚不是称他为“十项全能的学人”吗？确实，这一切都是真的。我们且不管虽然胡适的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都是真的、但他凭自己学习得到的那个学位却半真半假；也不用提《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尽管都是“开山之作”，但却都是半部书。你看他，一会儿实验主义、科学方法，一会儿生物进化论、科学人生观；一会儿和别人辩论井田制、封建制，一会又和人辩论墨子、老子；一会儿研究《红楼梦》、《水浒传》，一会儿又研究《诗经》、《水经注》；一会儿“汉学”、“宋学”不绝于口，一会儿又大谈禅宗和佛教。这简直就是一副指东打西、京昆不挡、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架势。但是，我们如果认真地想一想，就会感到有些奇怪：胡适在上海读书期间，并未能够扎扎实实地读书；他在留学期间，也没有认认真真地学习。唐德刚说胡适“捞鱼摸虾，误了庄稼”，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胡适那么大的学问到底是怎么来的？1 “学艺不如偷艺”胡适晚年在其《口述自传》中，曾主动承认了自己早年的一桩抄袭行为。他说：“今日回看我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上所写的第二个长篇《论训诂之学》；读毕觉得有趣而值得一提的，那便是这整篇文章实在是约翰·浦斯格(JohnP.Postgate)教授为《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Britannica)第十一版所写的有关‘版本学’(textualcriticism)一文的节译。这篇文章今日已变成[版本学界]有权威性的经典著作了。今版《大英百科全书》所采用的还是这一篇。假如我不说出我那篇文章是上述浦文的节要，世上将无人知道，因为我那篇节要并未说明采自何书。我文中所举的也全是中国的例子，而不是浦氏原文所举的第一版雪莱诗集上的例子。浦文之所以对我别具吸引力的道理，便是中、西两方治校勘学的相同之处。所以我能够用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例子，去替代浦文中原举的例子。”(《胡适口述自传》140-141页)。现在，我们很难理解胡适在留学期间的这种行为。因为根据他的这段回忆文字来分析，胡适在当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行为不合乎学术道德，因此他采用了两个方法来掩盖它：第一，“我那篇节要并未说明采自何书”，所以他以为“假如我不说出我那篇文章是上述浦文的节要，世上将无人知道”。第二，“我文中所举的也全是中国的例子，而不是浦氏原文所举的第一版雪莱诗集上的例子。”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胡适在当时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留学生，而且也只是在日记中写一篇供自己日后参考的读书笔记，这就更加让人感到困惑。作过读书笔记的人都有体会：利用书中原有的文字作笔记，要比把书中的意思变换成自己的语言省力得多、快得多。而注明笔记的来源，更可以为日后的查询及深入学习提供极大的方便。但是，胡适却要干费力、费时、为以后学习制造障碍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胡适在当时，也就是1916年底，他就已经在为当“国人导师”做准备了。但这个准备不是真枪实弹，而是银样腊枪头，或者说是要把别人的东西当成自己的东西。实际上，胡适回国后发表的许多文章，都是以他的《留学日记》中的相关材料为主要内容的。了解到这一点，就不难明白胡适在四十多年之后，还能够记得这么一桩小事，可见它是胡适的一块心病。胡适在《口述自传》所说的《论训诂之学》，实际是指《论校勘之学》，它们都是作于1916年12月26日。(《胡适留学日记》下册326-329页)。根据后一篇札记，胡适在在1934年写成《校勘学方法论》，最初题为《〈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序》。胡适对这篇文章很得意。在他的《一九三四年的回忆》中，胡适说：“在学问方面，今年的最大成绩要算《说儒》一篇。……《说儒》之外，第二篇论学文字要数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了。此序长八千字，实在是一篇《校勘学方法论》。(将来此文重登《国学季刊》，即改题此名。)大概中国论校勘学的方法的书，要算这篇说的最透辟的了。此文的意思是要打倒‘活校’，提倡‘死校’，提倡古本的搜求，──是要重新奠定中国的校勘学。“……我在这二十年中，也做校勘的工夫，但都是‘活校’居多，够不上科学的校勘。近六七年中，我才渐渐明白校勘学的真方法被王念孙，段玉裁诸大师的绝世聪明迷误了，才渐渐明白校勘学必须建筑在古善本的基础之上。陈垣先生用元刻本来校补《元典章》董康刻本，校出讹误一万二千余条，缺文一百余页。这是最明显的例子，所以我发愤为他写这篇长序，重新指出校勘学的方法真意。这也是我自己纠谬之作，用志吾过而已。”(《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425-426页)。将这篇《校勘学方法论》与胡适十七年前的《论校勘之学》相比较，就不难发现前者不过是后者的扩展而已。比如，胡适在《校勘学方法论》最后说：“他这部书[指陈垣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引者注]的教训，依我看来，只是要我们明白校勘学的最可靠的依据全在最古的底本；凡版本不能完全解决的疑难，只有最渊博的史识可以帮助解决。”这个中心意思，实际就是《论校勘之学》的全部内容：它包括三部分，(一)、求古本。愈古愈好。(二)、求旁证。(三)、求致误之故。胡适在这篇札记的末尾说：“校书以得古本为上策。求旁证之范围甚小，收效甚少。若无古本可据，而惟以意推测之，则虽有时亦能巧中，而事倍功半矣。此下策也。百余年来之考据学，皆出此下策也。吾虽知其为下策，而今日尚无以易之。归国之后，当提倡求古本之法耳。”(《胡适留学日记》下册329页)。所以说，胡适在留学期间“偷来”的知识，直到他成名之后还能够派上用场。也许有人会对胡适的不打自招感到困惑不解。其实，原因很简单：第一，他的生命已经接近尾声，那些早年的荒唐行为早晚会被人发现的。与其让别人揭，莫不如自己揭，既显得自己光明磊落，也表明自己并无做贼之心。第二，胡适的《口述自传》是用英语口述的，他或许以为国人接触到这本书(在当时只是录音带)的机会很小，但讲英语的外国人将很容易发现他的“校勘学”知识的来源。这两个理由也同样可以解释他在《口述自传》终於承认他并不是“汉学世家”的后代──在冒名顶替了四十余年之后。2 向前人“借鉴”有证据表明，胡适的很多“学问”是靠道听途说、东拼西凑得来的。根据胡适在北大的同事沈尹默说，一次，清末翰林、民国初年的国务院秘书长陈仲恕慕名前去听胡适的讲演。他越听越觉得耳熟，后来发现讲演内容是胡适从明末清初学者颜元的书上搬来的，但却未加说明。还有一次，胡适赶场作学术讲演。钱玄同亲眼看到胡适在讲演之前，匆匆到琉璃厂买了一本旧书，“大约就是一般人不大看的颜习斋著作之类吧”，在洋车上翻阅了一遍。(沈尹默：《我和北大》)。1922年7月10日，胡适到济南讲学，在火车上“看见蔡先生为尔和写的扇子，写的是赵翼的三首白话绝句，内有一首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我看了大惊喜：我生平不曾读瓯北诗，不料他有这种历史的见解！”胡适马上找来赵翼的《瓯北诗集》，细读起来。(《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723页)。胡适在写作他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时，大量参考了孙诒让、章太炎的著作，比如，是孙诒让最先发现《墨经》中含有科学内容，也是他把《墨子》中的文章进行了分类。但胡适在写这两部分内容时，都没有提到孙诒让的名字。据毛子水回忆，胡适“在西斋时，即将章氏丛书，用新式标点符号拿支笔来圈点一遍，把每句话都讲通了，深恐不合意，则询钱玄同，玄同不懂时，则问太炎先生自己。”“据我所知，胡先生之墨子，系取太炎先生的说而发挥之（在港遇钱宾四，宾四亦以为然），其实岂只墨子，胡先生乃惟一能发扬太炎子学的人。”（毛子水：《师友记》）。但是，在《大纲》中，胡适总共提到章太炎约二十余次，多数情况下是作为批驳对象才把对方提出来的。1923年12月16日，胡适第一次拜访国学大师王国维，两人交谈了一个多钟头。王国维谈到清代的大学者戴震的哲学时说，“戴东原之哲学，他的弟子都不懂得，几乎及身而绝”。(《胡适日记全编》第四册131页)。王国维的议论并非随意为之。就在这年1月，已经成为中国哲学史权威的胡适在《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说，清朝“这三百年之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虽然胡适在说这句话的后面，还加了句“这三句话虽然很重，但我们试除去戴震、章学诚、崔述几个人，就不能不承认这三句话的真实了。”但是，第一，胡适此时把戴震与章学诚、崔述并列，其地位远没有胡适后来推得那么高；第二，这三人之中，胡适更推重章学诚，因此不惜花费心力为他写年谱。实际上，胡适在写《<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时，刚刚读过戴震不久。1922年3月26日，胡适从刘文典处借得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看完一卷之后惊叹“此书真厉害！”(《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594-595页)，可见当时他尚未考虑到戴震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这个问题。王国维的话使胡适重新考虑这个观点。见到王国维的当天晚上，胡适就开始作文论述戴震在思想史上的位置。“今晚试作此文，成千余字，未完。”(《胡适日记全编》第四册133页)。1924年1月6日，胡适发表《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一文，推戴震为中国近八百年来三大哲学家之一。3 向后人“学习”对于上面的几个小例子，有人也许会说，那说明胡适善于向别人学习。但是，向人学习而不道出学习来源，就难免有抄袭之讥。确实，胡适的“学习方法”是比较巧妙的，他不学习人家的形式，而专学人家的“精神”，并且将人家的“精神”加以发展和引伸。因此，别人是很难抓住他抄袭剽窃的确凿证据的──除非他自己承认。无论如何，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向上攀登，而不向脚下的人致谢，不公开承认人家的功劳，实际上自己的功劳也要大打折扣。下面，请继续看看胡适作学问的方法。1919年3月，傅斯年曾说：“清代的学问很有点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不过西洋人曾经用在窥探自然界上，我们的先辈曾经用在整理古事物上；彼此的研究不同，虽然方法近似，也就不能得近似的效果了”。(转引自：罗志田：《从治病到打鬼：整理国故运动的一条内在理路》)。而胡适在1918年夏天完稿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清代的训诂学，所以超过前代，正因为戴震以下的汉学家，注释古书，都有法度，都用客观的佐证，不用主观的猜测。”(第20页)。也就是说，在1919年之前，胡适尚不认为清代的考据学方法是科学方法。(胡适只说清代校勘学是“合科学的方法”，见第19页)。但是，从1919年8月起，胡适就研究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结果对它们的评价逐步升级，说清人懂得运用“归纳的方法”，“演绎的方法”，能够提出“假设”，知道通过寻求“证据”来证明假设。最后，胡适把音韵学说成是“有系统有价值的科学”，之所以如此，“正因为那些研究音韵的人，自顾炎武直到章太炎都能用这种科学的方法。”“凡成一种科学的学问，必有一个系统……清代的校勘学却真有条理系统，故成一种科学。”总之，胡适的结论就是，清代学者的研究方法就是“科学家常用的方法”。其实，比胡适早十五年，梁启超就已经指出清儒使用的逻辑方法：“考证之学，其价值固有不可诬者。何也？以其由演绎的而进于归纳的也。”(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之学术》)。不论胡适的观点是不是来自傅斯年或梁启超，他都毫无疑问地知道这些观点的存在，但他却都没有把这些说出来。另外，傅斯年说的中西学术，西洋人用科学方法窥探自然界，中国人则用来整理古事物，因此造成结果不同。这个观点被胡适在作于1928年9月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毫无保留地采用。1919年5月，北大学生毛子水在《新潮》上发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认为对国故的研究，应该用“科学的精神”对之加以“整理”。在这篇文章的末尾，傅斯年附了一个“识”：“研究国故有两种手段，一，整理国故；二，追摹国故。由前一说是我所最佩服的：把我中国已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1919年12月，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正式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虽然胡适对傅斯年和毛子水的观点有所发展，但谁都知道，一个观点的最先提出，其价值要比这个观点的完善和充实要高得多。但是，由於胡适的地位，“整理国故”这个口号一直都被当作胡适的专利品。确实，有人说，胡适的一生学术事业都是“整理国故”。本来，“整理国故”的口号是针对北大教授刘师培等人创办的《国故》月刊才提出来的，那么，胡适的“整理国故”和刘师培的“国故研究”有什么区别呢？胡适虽然在《新思潮的意义》中说是要“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但具体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应该说，在当时，连胡适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到了1921年，胡适好象突然间开了窍。这年夏天，胡适在东南大学讲演《研究国故的方法》，其中说：“整理国故的条件，可分形式内容二方面讲：(一) 形式方面：加上标点和符号，替它分开段落来。(二) 内容方面：加上新的注释，折中旧的注解。并且加上新的序跋和考证，还要讲明书底历史和价值。”(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原载1921年8月4日《民国日报觉悟》，转引自：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93页) 。在此之前的7月21日，胡适曾到商务印书馆“考察”。他无意间看到了一篇《改革编译所刍议》，於是把它抄到了日记本中：“到编译所。……华超君做了一篇《改革编译所刍议》，内分：(1) 设备。……(2) 时间。……(3) 人才。……(4) 审定。……(5) 整理旧书。‘照原书印成，没加上整理、考订、校误和说明，不能算作大贡献。以后印行旧书，宜聘专家来整理。可另置旧书整理部以统其事。’(6) 扩充图书。……(7) 编辑词典。……(8) 提高生活程度。……。”(《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387-388页)。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陈以爱女士在她的博士论文中写到：“这可以说是胡适谈到整理旧书时，第一次有比较切实的主张；至其内容，则明显以华超的建议为底本而发展出来的。”(陈以爱：《学术与时代：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发展与流行》41页)。实际上，胡适从商务印书馆“学”来的东西不止这一处。看他同年7月25日的日记：“到编译所。与方叔远、马涯民(瀛) 两先生谈论他们现在编纂《大字典》的计划。方先生拟有《商榷书》，内有一段说：字典辞典者，当以结账为主义，举数千年来一切事物训故，为之归纳，为之断制，不可偏举一家之说及为游移两可之词，俾检查者如习算数，得其答数，无烦更为之复核。(《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397页)。这实际上就是胡适在他那著名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所讲的“系统的整理”的三大方法之二，──“结账式的整理”──的来源。《〈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发表于1923年1月。在相当程度上，这篇文章奠定了胡适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为国学研究指点古人，谋划未来，实在是继往开来之作。它指出“整理国故”的三种方法：甲、索引式的整理；乙、结账式的整理；丙、专史式的整理。胡适的“结账式的整理”显然来自商务印书馆方叔远的《商榷书》。他的“索引式的整理”是怎么来的呢？1917年7月，胡适在留学归国途中，到达日本东京，买到《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胡适在日记中写到：“又有日本人桑原隲藏博士之《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其大皆[旨]以为治中国学宜采用科学的方法，其言极是。……末段言中国籍未经‘整理’，不适于用。‘整理’即英文之Systematize也。其所举例，如《说文解字》之不便于检查，如《图书集成》之不合用，皆极当，吾在美洲曾发愿‘整理’《说文》一书，若自己不能成之，当教人为之。”(《胡适留学日记》下册393-394页)。这就是“索引式的整理”的来源。根据胡适自己的说法，他要对《说文解字》和《图书集成》做“索引式的整理” 早在读桑原隲藏的文章之前，因此我们就把这项“功劳”归到胡适的名下。但是，胡适的“专史式的整理”来自哪里呢？胡适在1948年底逃离北平，留下了大批来往书信。这其中，有一篇顾颉刚在1920年5月5日给罗家伦的信。在信中，顾颉刚谈了自己的学术计划，即要写三部书：《世界文明史》、《中国文明史》、《中国书籍目录》。如何达到这个宏伟的目标呢？顾颉刚说：“我再想，第一件着手的事业，应是《中国书籍目录》。这书目里头，用学术上的分类分，再用国故上的分类分，大概用学、派、时、地、人等来分，可以成二、三百卷的光景。……我想有了这部《书目》，才可以成一部《中国文明史》，有了一部完备的《中国文明史》，才可以做‘中西学术沟通’的事业。──这也是整理国故的具体计划。”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520页)。看看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怎么说：“索引式的整理是要使古书人人能用；结账式的整理是要使古书人人能读：这两项都只是提倡国学的设备。但我们在上文曾主张，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十分明显，胡适上面这段话的中心思想都已经包含在两年多以前顾颉刚的信中。那么，这封信是怎么到了胡适的手中的呢？原来，1920年5月31日，罗家伦给胡适写信，请求胡适给顾颉刚找一份工作。在信中，罗家伦说：“颉刚的旧学根底，和他的忍耐心与人格，都是孟真和我平素极佩服的。所以使他有个做书的机会，其结果决不只完成他个人求学的志愿，而且可以为中国的旧学找出一部分条理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97页)。顾颉刚的那封信，很可能就是罗家伦在这时转给胡适的。难怪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还莫名其妙地说了这么几句话：“历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历史家须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象。没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评判史料的工夫；没有高远的想象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况且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材料这么多，除了分功合作之外，更无他种方法可以达到这个大目的。”这实际上就是在敲打顾颉刚呢：不要不自量力！也许有人会说，当时胡适刚刚成名，学识不足，搞一点“顺手牵羊”的小花样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比如，唐德刚就为胡适假冒了十年洋博士的事这么开脱：“当年的北京大学──这个挤满了全国鸿儒硕彦的太学，岂可随便插足？以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标新立异，傲视士林，胡适多少有点胆怯。‘夜行吹口哨’，壮胆吓鬼”。(唐德刚：《胡适杂忆》75页)。但是，进入二十年代之后，胡适不仅已经“名满天下”，而且有“一言九鼎”之势，我们还能用“夜行吹口哨，壮胆吓鬼”这个理由来为他开脱吗？实际上，胡适“向学生学习”的活动一直持续到二十年代的后半部分。1926年，胡适与傅斯年在巴黎会面时，在交谈中，傅斯年向胡适阐述了自己的文学发展观，这就是，文学的生命最初来自民间，后来被文人借用了，而有的文人将之修改、完善，最终虽然形式完美了，生命力却逐渐丧失。就在这次见面的十天之后，胡适为自己编撰的《词选》作序，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但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裁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文人的参加自有他的好处：浅薄的内容变丰富了，幼稚的技术变高明了，平凡的意境变高超了。但文人把这种新体裁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来模仿；模仿的结果往往学得了形式上的技术，而丢掉了创作的精神。”如果用胡适“历史的态度”来判断胡适这个文艺观点的形成，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说，它来自傅斯年。看看胡适1926年的日记(《胡适日记全编》第四册)：9月1日。“傅孟真来，我们畅谈。……晚上还是大谈。在吃饭时背后有人拍我的肩膀，我回头看时，乃是梅迪生。他自美洲来。别后两年，迪生还是那样一个顽固！”(273页)。9月2日。“这两天肚子很不好，今天没有吃饭，但孟真来了，我们还是大谈。孟真今天谈的极好，可惜太多了，我不能详细记下来。”(273页)。9月30日。“十点将睡了，忽然想起《词选》将出版，应有小序。就赶作一序，共写了十三页，校毕已是两点钟了。近年作文，此文要算最快的了。客中无书，竟不能作好文字。”(《胡适日记全编》第四册367)。胡适1926年7月赴欧洲，年底赴美，1927年4月回国。在欧洲的半年时间里，胡适写成的唯一一篇有份量的文章就是《〈词选〉自序》。(见：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编：《胡适著译系年目录与分类索引》47页)。在“客中无书”的情况下，能够以“近年最快的”的速度作成此文，真似得到了神助。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泛森先生说：“就在胡适与傅斯年见面大约十天后，当胡适为自己所编《词选》写《序》时，便沿用了这个说法”，“胡适《白话文学史》基本上发挥这一想法。”(王泛森：《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所谓“沿用”、“发挥”，本文称为“学习”。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去世的消息传到美国的当天，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做学问，功力不同，而见解往往相接近。如我作《词选》序，指出中国文学的新形式，新格调，往往来自民间，遇着高才的文人，采用这种新方式，加上高超的内容，才有第一流文学产生。后来低能的文人只能模仿，不能创造，这新方式又往往僵化，成为死文学。孟真有‘生老病死’的议论，与我很相同。”(《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85页)。胡适与傅斯年交往三十多年，共同经历的大事何止千万，而在对方去世的当天，胡适却单单记起了这件小事，可见对胡适来说，它并不是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