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议论文素材

子贡问政。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意思很明显，孔夫子只是以工匠做事的例子来比喻，说要想管理好国家，就必须先团结统治阶层中的贤明仁义分子，形成中坚力量，这个中坚力量就好比工匠干活以前打磨好的利器一样。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孔子是在借喻的过程中，一方面外向延伸了工具的涵义，另一方面又没有深入发掘工具的本质意义。换一种通俗的说法，孔子的意思是无论干什么都离不开相应的不同工具，而不同的工具之间譬如生产工具和政治工具之间又是没有什么实质性关系的，也就是说，生产工具对政治工具没有什么影响，当然也不会对社会发展有什么作用。 可见在孔子的思想上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工具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因而孔子在延伸工具观念的同时又在远离工具的本质，这就是我认为《论语》失“器”的原因。 在两千多年前中华民族第一次系统总结思想文化时候，作为一家之言，发生《论语》失器的现象当然是不足为奇的，大约同时代的墨子和后来的荀子就对工具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作了深刻的阐述，如荀子说：“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孔子身后，随着《论语》逐渐升为中华文化正统经典之首，中华民族的思想发展也就更加与“器”渐行渐远了，以致于唐代以后的中国人遇到问题不是去探究其背后的工具，而总是喜欢在人身上做文章（修订礼法制度或者叫什么“制度创新”），从精神上找原因（德化教育和文化革命一类），于是，一方面锲而不舍地培养“气质”，而另一方面则毫不吝啬地丢弃“器质”，最终导致我们民族的思想几乎完全无“器”可言了。 最令人扼腕痛惜的事情就是，我们民族古代的四大发明没有能够使我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成长起来，却“召唤”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并推动其迅速发展起来，近代以来在西方以蒸汽机为基础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取代了手工生产方式，社会面貌为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致于我们民族至今仍然处于西方的阴影之下。 我们只要稍微反思一下就不难明白，蒸汽机的活塞推进原理实际上是由风箱原理反推而来的，而我国古代发明风箱的时间比西方民族要早一百多年，而且燃烧热气推进原理（起花和火箭）也是我国首先发明发现的，我们祖先的金属冶炼和加工技术以及各种工艺曾经一直是远远领先的，如果不是因为忘记了“先利其器”和《论语》中的另一句“百工居斯（作坊店铺），以成其事”的教导，害怕标新立异，把人们分隔、封闭在四合院里面，不敢变革和创造新的工具，视发展机器为“奇技淫巧”，采取了固步自封的精神束缚，那就理应先于欧洲创造出蒸汽机和内燃机来，自然也能够率先形成大机器工业生产方式，与此相应的，城市化也早就完成了，那么，“安得广厦千万间”可能就已经成为一种历史上的叹息了。 然而，我们民族思想上“失器”的影响之深远，至今仍然远没有消失，只要看一看我们的大学里，哲学教科书上讲的虽然是物质决定精神和客观决定主观，但是却不敢否定人的决定性作用，而种种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则明确主张人有精神思想因而是决定性的因素；哲学教科书上虽然也在讲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却与所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几乎没有对工具进行过一分为二的分析，就不难明白我们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精英们）的思想状态在现代世界甚至近代世界面前还是如何的幼稚了。 正是由于辩证唯物主义迟迟不能真正贯彻到政治经济学中，使我国的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无论是断章取义地引述马克思的著作、还是貌似崇敬地披上所谓西方主流学说的衣钵，都掩饰不住浓厚的小生产习惯和传统士大夫习气，因而迟迟不能成为令人信服的现代化指导理论。所以当知识精英们煞有介事地讨论现代化特别是什么与国际接轨的时候，实际上不过是隔靴挠痒，雾里看花，甚至往往是格格不入的。用一位文人李锐先生的话说，那些侈谈告别二十世纪的人根本不知道我们和发达国家告别的并不是同一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