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间金融的发展问题研究论文

民间金融的发展与创新

民间金融（Informal Finance）界定为“非正规金融（informal finance）”，是指在政府批准并进行监管的金融活动（正规金融）之外所存在的游离于现行制度法规边缘的金融行为。民间金融不是现在才有，早在民间存在，只是没有公开化，近几年来，随着金融市场的日渐发达和复杂化，金融失衡不仅周期性地发生，而且与宏观经济失衡彼此强化，将金融体系的改革与发展置于 社会 舆论的风口浪尖，带来民间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民间借贷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话题。这样，民间借贷有何特点？发展中存在怎样的风险？政府将如何规范其发展？成为了行业内炙手可热的话题，从金融学的角度而言，民间金融暴露了金融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对金融学的发展与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

民间金融存在的缺陷

细观过去民间金融发展脉络，以往所谓的地下钱庄，地下民间借贷，同业拆借，主要来源于“熟人圈子”内部行为。即借款方对贷款方经济状况、经营手段、财务状况都有长期累积起来的了解，可以说是熟人、亲戚、同行间知根知底的借款行为，虽有风险，但贷款方可以相应拟出与该风险对应的利率，不存在较大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到了今时今日，民间金融虽然表面上是市场化的交易，但由于市场不仅仅再只是某一个区域或圈子，借款方或担保方难以对客户的真实情况有深入、透彻的认知，容易产生信息不对称，使得融资方承担的利率未必与其自身真正的风险相符，从而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会被低估。如何进一步规范民间金融 健康 发展、提升民间金融的透明度？如何提高民间金融的效率、引导民间资本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民间金融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性质和机制远未得到充分认识，如何控制风险？规范民间金融提升中国金融生态质量值得关注。

牵制民间金融发展的始终是“风险”两字 。民间金融，就是为了民间经济融通资金的所有非公有经济成分的资金活动。这一定义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金融发展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厘清。按照这个定义，民间金融必然会大大冲击正规银行的市场，民间金融融入互联网、推动金融改革是中国金融生态质量提升的动力，同时也会便利客户的需求。自莫迪里亚尼—米勒定理论证了完善市场条件下经济决策独立于融资决策后，金融因素就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所忽略。如何做大规模？目前民间金融入驻的小额贷款及担保机构只在小数，而真正开门营业的更寥寥无几。民间借贷实际的市场规模巨大，就是灵活方便的因素在里面，如何通过竞争淘汰现有的地下借贷、非法集资的行为，将是一个艰巨的过程。而当规模做大的时候，能否在场内对所有借贷行为进行严格的监管，这又将成为一个新的问题。然而，牵制民间金融发展的始终是“风险”两字，建立在有效市场和分散化原理基础上的现代金融风险理论，表面上看逻辑严密、无懈可击，但金融风险并不是真正消失了，而是被数理推导之前的那些近乎臆断的前提假定掩盖了。由于民间金融防风险方法上的机械性，这些建立在 历史 统计数据基础上的经验模型不仅完全忽视了风险的动态积累机制，而且从根本上排除了时间和空间动态性所带来的关键参数的系统性变化，使人们一次又一次地低估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概率。

牵制民间金融壮大的始终是“资金”两字 。近年来，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民间金融资产数量的成倍扩张早已打破了传统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储蓄—投资”转化和平衡机制，说实话，没有人愿意将钱存放在风险没有保障的民间金融部门，“储蓄—投资”只有正规金融才能实现，随着小额贷款公司等机构的发展，应该将这类经批准从事专业放贷业务的机构或组织从一般意义的民间借贷主体中分离出来，作为专业放贷人对待。要发展，没有资金是不行的，怎样吸收存款确实是难题，缺口资金怎么办？这可能是民间金融部门最头痛的事。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民间借贷也会伴生一些违法犯罪行为，主要由公安、司法等部门通过行政及司法手段予以处罚和打击。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高利转贷、洗钱、金融传销、暴力催收导致的人身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严厉打击和惩治。而当实体经济活动的一些标准（如实体投资的机会成本）变为要由金融交易来确定时，正规金融部门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实体经济。可以预见，民间金融不可能停滞不前，融资扩张所带来的“量变”，由投资判断标准（机会成本）改变所带来的“质变”，定会导致过度金融创新和经济泡沫化。

牵制民间金融经营的始终是“监管”两字 。民间金融从未公开经营到公开经营，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缺陷，牵制民间金融经营的始终是“监管”两字。如何界定高利贷行为？对于畸高利率我国如何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对借贷双方因利率问题产生的争议，如畸高利率等，司法机构可依据民法通则、合同法规定的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判定合同的有效性和双方的权利义务。对于个人或单位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可依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以高利转贷罪论处。这样，民间金融从最初的“公理”利率逐渐被替代为各种“合规”监管。这些监管事实上大都被在追求形式完美的氛围下，使得系统性风险的传染不仅存在于现实的经济世界，现实“理想图”被搁置一旁，与正规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同质化和机械化，正常约束着民间金融经济思想本身的发展。

民间金融的时代使命与发展方向

随着全球经济金融格局的变化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如何在吸取发达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民间金融要立足国情，兼容并蓄地发展，实现国家金融战略和经济发展和谐统一，成为新阶段客观规定了民间金融的时代使命与发展方向：

思想理念在转变 。民间金融的发展会扩大金融供给，通过让更多的人参与融资服务，既有效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又有利于分散金融风险、实现金融稳定。其次，融资主体的多样性意味着更多的人参与发展成果的分享。在民间金融模式下，更多的经济主体进入融资市场，公众配置金融资源面临更多的可能性，而且利率市场化等金融要素价格改革的深入，有利于提升公众的金融资产选择权和议价能力，并获得更高的回报。应认识到，如果金融理论要对政策制定有所裨益，就必须在民间金融中也是一种可能或者可容的事。如何从不切实际的模型建构转向真正具有洞察力和敏感性的建树，开展互补合作，共同挖掘客户融资需求。中小企业或者是个体户经营者，由于缺乏优质的抵质押物，财务数据不合要求，或者难以找到合适的担保公司，很难符合银行贷款的硬性指标和条件，面对资金的周转需求时只能求助于熟人圈子借贷、以信用卡消费套取现金等手段。民间金融市场就是面对该类群体的需求，采取利率较高、周期较短的小额融资满足客户需求。当中小融资公司及担保企业发掘到硬性指标条件较好，融资周期要求较长且对利率敏感的客户，可以推荐到正规金融办理各种流动类资金贷款。最具有积极意义的应该是民间金融中小融资市场能够与正规金融形成互补的桥梁关系，共同发觉客户利益，共同创造价值。

在金融创新中完善 。在现代金融市场上，一切要素都可以资本化。所谓要素资本化，即向某一种要素融资，未来通过要素回报完成对融资成本的覆盖，加强要素金融体系建设，金融要素配置的民间性推动增长的包容性。首先，融资主体的多样性有助于分散经济增长的风险并保持金融稳定。民间金融与包容性增长具有相同的理念，因而发展民间金融不仅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必然选择，应注意“移植适用性”问题。不同国家的金融发展面临不同的“初始条件”，这些源于 历史 、制度、文化和 社会 的“初始条件”是建设适用于现实需要的金融为基本出发点。单纯移植正规金融做法而忽略民间金融实际，无论理论研究还是金融实务都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因此，在引进、消化和吸收经验的过程中，应特别注意“移植适用性”的问题。民间金融通过民间借贷市场较以往走向更规范合理的目标，并制定出符合本地市场的行业标准。例如，借贷利率的上下限，中小融资企业的各种准入要求和财务数据要求，其业务范围规定，融资的具体流程和要求，各种未成熟的标准，需要在经营主体的不断摸索创新中完善。

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 。民间金融是一个能够有效、全方位地为 社会 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旨在让每一个人都有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尤其注重对贫困群体和小微企业发挥“雪中送炭”的作用。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应走宏观和微观深度融合的道路。在目前的民间金融学体系下，宏观金融分析和微观金融分析之间缺乏深入的理论沟通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走宏观和微观金融深度融合的道路，而真正从思维理念和方法上将在坚持微观基础和宏观视野相统一的总体框架下，致力于在微观基础和宏观行为之间建立起逻辑可信的联系，才能迈上一个新的高度。与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相比，民间金融有其自身特点和优势，如信息搜集和加工成本低，手续便捷、方式灵活、交易成本低，灵活的贷款催收方式和特殊的风险控制机制等。可以说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 社会 融资需求，特别是缓解了一些中小企业和“三农”的资金困难，增强了经济运行的自我调整和适应能力，有利于形成多层次信贷市场，是满足各类市场主体融资需求的一个补充渠道。

在不断解决问题上合规经营 。真正有生命力的金融研究需要立足经济现实，以经济直觉为基础，以充满洞察力的经济思想为核心，真正构建具有良好解释力的理论逻辑和分析框架。经过一段时间的 探索 ，民间借贷在不断解决问题上合规经营，现具有制度层面的合法性。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法规构筑了民间借贷合法存在与发展的法律基础和制度环境。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前提下，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之间有自由借贷的权利。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民间借贷关系都受法律保护。如果违约，可以协商，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我认为，在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内，将金融改革延伸到民间金融体制与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之中，开辟多元化民间投资渠道，构建多层次融资服务体系，建立健全系统性民间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危机处置机制、金融监管机制是规范发展民间金融的基本保障，这也是金融改革的内在要求。

民间金融存款保险须先行 。民间金融发展到一定时段，亟需摆脱“短板”地位 渴求更大突破。我认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对于动员 社会 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促进金融机构股权结构多元化，激发金融机构市场活力意义重大。在这一过程中，除了应遵循金融业自身发展规律，法律制度的完善和金融监管的改进也应同步推进。因为要发展，就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要有资本进入，就要有进入后的防风险保障，《银行破产法》以及存款保险制度要先行，毋庸置疑，这样才能给资本进入吃下“定心丸”。如果制度建设滞后，大幅度降低准入条件、大量增加资本，很可能会带来巨大的道德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建立健全存款保险制度已势在必行。国外的金融实践也证明，存款保险制度对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具有有效的、硬性的市场约束。中国现行的法律是以司法解释为主，目前没有从专业的角度对于民间金融活动予以规范。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市场的准入制度、资本金制度、存款准备金制度、市场退出机制等，都没有明确的界定，这样就使得民间金融的很多活动都处在灰色地带。对此，应尽快确定民间借贷的门槛条件，规定债务人、债权人条件和要求，对民间借贷实行债权债务人登记制度，不登记的，属于非法，要承担刑事责任。

实现互联网金融与民间金融有效嫁接 。民间金融是间接融资服务体系，缺少正规金融系统结算上的优势，也缺少机构遍布的办事条件。民间金融融入互联网、推动金融改革是中国金融生态质量提升的动力，在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下，必须走跟正规金融不一样的道路，在互联网金融的基础上嫁接重组而成是有希望的，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为解决民间金融困境提供了解决方式。民间金融面临的很大一部分问题，来源于其对风险的控制能力较弱。而互联网所提供的数据分析和挖掘技术，能对用户信息进行有效处理，基于此建立的信用评估体系，能够为民间金融的风险控制提供有力支撑。此外，互联网金融为民间金融的阳光化、规范化提供了新途径，规范运作的网络贷款公司给予网络特性，具备更高的透明度，能够详细记录借贷行为，也有可能实现技术和制度双重红利。随着互联网交易的崛起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互联网与传统金融的融合催生了互联网金融，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得到极大拓展，进一步推动民间金融发展。一方面，应鼓励互联网企业加强合作，创新业务模式和服务方式，让更多困难群众能及时有效地获得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金融风险将呈现突发性强、蔓延速度快、影响面广等特点，需要创新监管手段，加大监管力度，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切实保护公众利益。

聚焦农村金融村金融发展，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对该问题的梳理是十分有意义的。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积累的金融总量相比于城市，存在巨大的差距，原因是，我们缺乏对农村金融需求全面、深刻的认识，而导致农村金融供给的制度性和功能性缺失。下面本文将回溯性地考察上述问题，并尝试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农村金融中介的变迁 从组织形式的规范性看，在我国广大农村存在着正规、非正规两种金融中介。现有资料显示，农村的金融中介形式要比城市丰富得多，这里只做简单介绍。 1.正规金融中介形式的变迁及其特征 我国正规农村金融中介以农村信用社为标志。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后，根据当时“两放、三统、一包”的财经管理体制，农村信用社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变为集体金融中介，实质上成为其的一部分，管理集体储蓄。后来，随着中国农业银行农村金融业务的逐步专业化，农信社转为农行的基层组织。直到1994年以前，农行是农村的唯一正规金融中介，一方面开展政策性金融业务，一方面吸纳农业储蓄为城市国有部门的经济增长提供金融支持。1994年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专门经营从农行剥离出来的政策性金融业务。1996年，农信社与农行“脱钩”，恢复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合作金融中介性质，而农业银行则收缩农村业务向城市进一步纵深。 上述农村金融中介形式的变迁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正规金融中介具有强外生性。农信社、农行和农发行的设立、合并、拆分都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性行为，而不是自下而上的诱致性政府行为，更非农村经济主体——农户的自主性行为；二、正规金融中介的经营效率——对农村经济的金融支持并未随组织形式变迁而发生质的提高。笔者（2004）在一项研究中发现转轨以来，除了金融中介行政化扩张的数目与农业绩效高度相关外，金融中介自身经营水平、人员素质以及市场化水平等效率因素与农业绩效基本不相关。 2.非正规金融中介的形成与发展 非正规金融中介又称为民间金融中介。活跃在农村生活中的非正规金融中介的组织形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合会。合会已有上千年历史，如今仍活跃在农户的生产生活里。合会按各地习俗有不同的形式，比如：标会、拔会、轮会等，各会都有自己一套运行规则，同时又有合会的一般原则。合会作为金融中介，主要是融通资金，建立一种借贷联系。 钱庄。钱庄始于明清，起初经营货币汇兑业务，逐步开展起存贷业务。目前，钱庄小范围地存在于闽浙一带，又称为“钱背”、“钱中”。由于国家法规明令禁止私人公开挂牌经营金融业务，钱庄由“地上”转为“地下”，其活动能力似乎丝毫未受影响，倒是当地的税收减少了一大块。郭斌等（2003）一项研究表明，浙江温州地区的地下钱庄为当地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发挥了显著作用。然而，钱庄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规模较小，由于信用问题引发金融纠纷，甚至暴力冲突等。 农业合作基金会（简称农金会） 。农金会始建于1984年，是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其成员遵从自愿互利、有偿使用原则，主要从事集体资金管理和融通活动，通过调节资金余缺，支持本地农户及乡镇企业发展生产。农金会强调互助性，不以盈利为目的，故不办理存贷款业务，会员筹资多用于短期、小额的农业生产活动性周转。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比之正规金融中介，非正规金融中介似乎更贴近农户的生产生活，更符合农村经济发展需要。那么，为什么非规范性、半公开性的民间金融中介如此生机盎然，而置正规金融中介于在农村难以施展的尴尬境地呢？似乎答案除了与前文已经提到外生性正规金融中介的自身问题有关以外，更重要的是在于农户的金融需求，下文将给予详细的阐述。 农村的金融需求考察 本文认为，农村的金融需求，是以我国农村典型的小农经济（农户经济）为基础。小农经济一直是我国农村经济运行的基础，其基本特征：农户及其行为，是经济单元与社会单元的统一以及生产和消费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户有了劳动自主权和收益权，农户从事的产业逐渐多元化和非农化，收入货币化程度逐步提高，农户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和经济活动的决策者，成为农村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力量。 1.农户的经济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中西部的区域差异逐步扩大的同时，农户经济特征也区域化地分为三类： 第一类农户是基本融入到现代市场经济环境的农户，主要分布在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无论以粮食生产还是以其它农产品生产为主，都以通过市场，最大限度实现产品价值增值为目的（孔祥智，1999），因此，农户除了务农，还从事着加工、销售等下游产业。他们的主体要素是资金，除了运用自家的劳动力以外，还常常从外地雇佣人手帮农、帮工。 第二类农户指从自然经济或小商品经济向完全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农户，大体分布在经济欠发达的中部地区。他们的主体要素是劳动力和少量资金，他们在做经济决策时，通常要考虑劳动生产率和资金生产率两个因素：劳动力较多而资金较少的农户可能倾向于选择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外出打工；反之，资金充裕而劳动力较少的农户可能更倾向于选择资金密集型的农或非农产业（黄宗智，2000）。 第三类农户即自然经济或小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农户，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并且以贫困地区农户为代表，其经济行为特征侧重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农户收入主要是实物收入，现金收入很少（彭川西，2001）。他们的储蓄能力很低，而外部注入资金又很少，无法新增农用生产资料或改进投入品质量，农业生产一般维持在简单再生产水平上。 2.农村金融需求的特征 上述农户经济特征基本勾勒出了他们金融需求的特征。农户金融需求分为：融出资金需求与融入资金需求。前者比较简单，主要是储蓄；后者相对就复杂一些，尽管是借款，但却表现出许多值得关注的特点： （1）从借款额度看，普遍比较小,但借款额度总体与各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借款额度小,是由我国农户家庭经营规模较小决定的 ,中西部地区农户借款额度大多在几百、几千元左右，东部地区农户借款则可达万元以上。 （2）从借款来源看，农户价款中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较低，民间金融特别是民间借贷比重较大。根据央行的一个研究课题（温铁军，2000）显示，农户从民间金融中介处借贷比重约70%；正规金融中介贷款比重约25%左右。在正规金融中介中，农村信用社所占比重较大，但仍然不到农户借款总额的20%。 （3）从借款用途看，主要分为生活性贷款、生产性贷款和非正常贷款。在大多数地区，农户生活性贷款超过了生产性贷款。而且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生活性借款需求呈递减趋势，生产性借款需求呈增长态势。这样的趋势与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基本吻合。 （4）从借款方式看，农户希望采用较少或无抵押贷款方式。农户收入水平虽比改革前有所提高，但除住房（而且很多农户住房是祖辈留下的，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可能抵押、变卖，否则会受到舆论谴责。）外，农户可用于抵押的资产很有限。这样农户就很难从一般商业化组织贷到款，往往会从当地合作性民间金融机构那里，凭人脉关系贷款。 （5）从借款程序看，农户希望办理贷款时手续简便、灵活。由于认识和理解等方面的原因，农户往往难以应付复杂的贷款手续，加之，农户贷款需求具有很强的时效性，烦琐的手续经常会贻误时间。中国人民银行广东茂名支行抽样调查中发现，约有87%的农户不愿到正规金融中介组织贷款，是因为手续烦琐、耗时太多（刘为霖等，2001）。除此以外，农户借款还要考虑交通便利性等一些实际因素。 显然，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各种交易活动越活跃，金融需求也就越旺盛、越复杂，当外生性金融中介不能满足融资需求时，活跃的交易环境会内生出替代的安排。因此，农村经济活动越活跃的地方，正规金融中介之外的民间组织就越多、越发达。 通过上述农户金融需求特征的描述，我们就能清楚，农户的一般融资次序是：内部融资、熟人借贷，自发性融资合作组织（比如：合会，农金会）、民间私人金融中介（钱庄，典当）、正规金融中介（农信社，农发行，商业银行）。 农村金融中介体系的建立 上述分析表明，构建服务于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中介，首先应考虑农户的金融需求，这样才能更好地利用农村金融资源，更有效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民生活。为此，我们应尽快建立以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相结合的农村金融中介体系。 1.合作性金融中介 第一，鼓励引导如合会这样的金融中介公开化、规范化。这类组织规模不宜过大，以便于管理，加强联系，充分发扬互助合作传统。第二，突出农金会的民办性。恢复农民对农金会的自治性，让农民成为真正的负责人和受益人。鼓励农金会资金分流管理，一部分资金发挥互助作用，为成员提供优惠贷款，加强成员向心力；一部分资金发挥商业性作用，成立专门的投资性机构，以盈利为目标，增加成员福利。至于像钱庄这样的非正规金融中介，经过金融监管部门核查，可效仿台州商业银行，转变成名符其实的私人银行，纳入统一的商业银行监管框架中。 2.政策性金融中介 政策性金融的唯一承担组织是国家农发行，这一点在转轨过程中必须明确。这意味着农发行提供的金融支持是完全意义的公共产品，是对农户的脱贫支持，而不是致富支持。这种支持直接面对农村及农户，提供基建资金，平抑主要农产品价格波动，降低农民系统性风险。政策性金融的任务在西部广大农村比较艰巨，甚至要在西部农村金融问题上起主导作用。 3.商业性金融中介 当一些农村地区已经进入城镇化建设，传统的小农经济开始被现代集约化农业经济替代，产业结构高度化产生大量金融剩余后，商业性金融中介会自然而然地进驻或自发形成。就目前状况看，东南部农业经济发达省份有条件发展商业性金融中介，一方面原有的农信社通过股份制和商业化完成自身改造；另一方面逐步放开对设立私人商业银行的限制，尽快形成农村商业金融中介竞争的局面，提高农村金融剩余的使用效率。 综合来看，农户可以通过合作性金融支持满足日常生活生产需要，享受简捷便利的金融服务，加强相互间联系，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努力脱贫维持简单再生产，减轻各种系统、非系统风险造成的损失负担，在商业性金融的竞争条件下，真正具备经营能力的农户可以实现扩大再生产，甚至进行非农再投资，拓宽创收渠道。

我本科论文写的 关于中国股市 是否是 政策市的问题里面有个小模型 当然得用软件不过我是 学统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