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鸿隽的科学观研究论文

什么是科学,它是美与合理的集合.你如果把科学当成是视野的开阔,知识量的增加那就错了.为什么迷恋科学,就像迷恋一个美女是一样的,它能告诉我们什么,简单,没错就是简单.有了科学一切就简单了,统一了.

存在内外双重因素。

公元前一世纪到十六世纪，古人在科学和技术的发达程度超过同时期的西方欧洲，古代对科技发展做出贡献，但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没有在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中出现？

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历史时提出的反思，逆向推论中国拥有不错的科技历史中，为何没有进一步发展，反而让欧洲实现反超。根据资料表明，17世纪前，中国科技发明占据了54%，17世纪后，中国被欧洲赶超，到19世纪时，由54%下降到0.4%，在近代的科技发明中，忽然就像缺席了一样。

实际上困惑的不仅是李约瑟，很多人都注意到。早在1915年，任鸿隽写篇文章《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后担任过北大化学系教授、东南大副校长等职务 ，他说：吾国之无科学，非天之降才尔殊，非社会限制独酷，一言以蔽之，未得方法。

任鸿隽认为，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是没有诞生科学，找到方法，意识。中国人思考和观察没有追根到底的思维和好奇心，没有科学的思维，还有 社会的原因。

任鸿隽提出后，引起了讨论，冯友兰加入之中，从哲学角度解释了中国科学的原因。

在西方，魏特夫提出同样的问题，引起西方学者的兴趣，随后李约瑟加入，爱因斯坦也作出解答。

爱因斯坦看来，中国古代缺少逻辑以及实验，没有诞生科学是不奇怪的，真正感到奇怪的是看起来和科学没有关系的先贤，凭借智慧发明出了领先欧洲的科技。后来，李约瑟探讨这个问题。在1976年，被博尔丁归纳为李约瑟难题。

这个问题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如今已经达成共识，归纳为中国思想和文化原因，缺乏形式逻辑，限制和轻视科学的发展。

中国的近现代科学，不是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而是西方科学在中国传播的“结果”。任鸿隽在1915年创办《科学》杂志，阐述“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划出了科学传播的一个新时代。在《科学》杂志上特辟“通论”专栏，后来编《科学通论》，撰写《科学概论》，他都是为了向国人介绍埋在各个“学科”之中的“整个科学”。“科学”一词，自从1897年由康有为把日文汉字转变为中国文字之后，走到任鸿隽这里，才算是得以正名。《科学》曾走进一度要决心“设法补足基础科学知识”的青年毛泽东的视野；发明大王爱迪生曾因《科学》杂志问世而发出了“伟大中华民族在觉醒”的感慨；《科学》更曾为金坛少年华罗庚打开一扇通往理想的大门…… 留学美国的任鸿隽，就以为英美的一套最好：办《科学》以Nature为楷模，办中国科学社，则以英国皇家学会为楷模。1918年回国以后，开始了在神州大地上的科学拓荒事业。他把“研究精神”看作是“科学的种子”，而把研究组织看作是“培养此种子之空气与土壤”。因此，他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在科学社年会和通俗科学演讲会上作报告，时时处处鼓吹“研究”。1922年在南京创办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后来又建科学图书馆，建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当1926年出席在东京召开的第三次太平洋科学会议时，中国科学社被视为中国科学界的代表组织，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肯定。他们坚持“民办”科学的独立道路，后来在蔡元培等倡议下建立了与中央集权制相适应的中央研究院，从1928年一诞生，就占据了中国科学界的主导地位。中国科学社，不仅为中国科学的体制化做了可贵的早期探索，也为中央研究院（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的成立输送了骨干人才。 任鸿隽在留学期间对比中西差距，认识到中国最缺“科学”，由此在留学生中发起“科学救国”运动。由此在中西文化的沟壑间修桥铺路，更在科学救国的目标下，探索中华民族走向新生而应确立的价值观念，为此率先擎起了将“民主”与“科学”并举的现代化旗帜，成为神州大地上在新文化运动惊雷乍响之前悄然绽放的第一枝报春花。1917年，任鸿隽曾聆听奥伯林大学教授M.梅特卡夫的讲演，梅氏认为，如同肌肉有收缩与舒张、物质间有吸引与排斥一样，人类社会是需要保守与革新两种力量并存的。社会中的保守与革新分别表现为“传统主义”与“科学精神”，是维持社会稳定和推动社会前进的两种必不可少的力量。梅氏告诫中国留学生：中国长期受保守主义之统治，进步缓慢不足为怪，当前急务是要普及科学精神，尔后才有进步可言。 任鸿隽认为“其说颇针发吾国人症结而药之”。他翻译了梅氏的讲话，刊登在《科学》杂志上，期望国人接受它。回国后，他长期致力于向国人普及科学精神，推动科学研究，提倡科学家以发现新知识为己任。 在任鸿隽的著述目录中，长长排列着《科学与工业》、《科学与教育》、《发明与研究》、《科学之应用》、《科学与近世文化》、《科学与社会》，他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工作期间，发表了许多有关科学、技术和教育问题的言论，在今天看来是属于“政策研究”范畴的。在抗日战争中，他奋力支撑着中国科学社，也同时密切关注着世界科学的发展趋势。一到抗战胜利，就强调“要把发展科学当作此后立国的生命线”，并具体提出：第一，要把发展科学确定为“国策”；第二，要为发展科学制定一个具体而整个的计划；第三，国家要为发展科学作出专门的预算；第四，管理科学事业的人员要由专家担任。1949年4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再谈“要把科学当作国策”，同年10月发表《敬告中国科学社社友》的讲话时，强调“科学研究已成了新政府的国策”，更显出对科学传播的急切的期待。

因为这两种革命不会对人类有多大好处，所以才没有在中华文明中出现过。而像其他革命却出现过很多次。

因为中国那时候重农抑商，其实工业革命跟科学革命都是商业发展的结果，商业被抑制了，它们自然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