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七巧板
绍兴,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经济发达,人文荟萃,文化底蕴深厚。新石器时代,境内就有人类繁衍生息。4000多年前,大禹治水东巡到苗山,会集诸侯,计功行赏,将苗山更名为会稽山。春秋战国时,越王勾践在此建立都城,卧薪尝胆,复国兴邦。秦行郡县,始置山阴县。南朝陈时,析为山阴、会稽两县,同城而治,直至清末。其中公元1130年,宋高宗赵构取“绍祚中兴”之意,升越州为绍兴府,并于次年改元为绍兴元年,绍兴由此得名。民国建元,撤府建县,合二为一,统名绍兴。1983年国务院批准实行市管县体制,市、县并设,同驻越城。2001年绍兴县遂新建县城,迁址柯桥。1982年,国务院公布绍兴市(县级,即绍兴县)为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先秦时期,绍兴地区主要为於越族的聚居地。秦汉以后,随着中原汉族的大量南迁,民族之间的互相融合,汉族在绍兴占了主导地位。同时,也有少量的少数民族居民在绍兴居住。1978年以后,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绍兴少数民族居民也有较大增加。 绍兴系多种宗教并存、群众宗教信仰多样之地。 道教流传最早。东汉炼丹方士上虞籍魏伯阳参照“大易”、“黄老”和“炉火”三家理法,撰成《周易参同契》一书,首次系统论述道教炼丹术,被后世誉为“万古丹王”;东晋建武元年(317),著有《抱朴子》的著名道教理论家葛洪,曾结庐会稽,炼丹修行。 稍后印度佛教传入会稽。东汉中平年间(184~189),由安息国(今伊朗)高僧安世高来会稽弘传佛教。此后,绍兴高僧辈出,名刹林立。高僧中以梁佛教史学家慧皎、隋唐三论宗创始人嘉祥大师吉藏、唐代华严宗四祖清凉法师澄观和五代曹洞宗始祖洞山良价最著名;名刹中,最有影响的有三论宗祖庭会稽嘉祥寺、曹洞宗中兴道场云门寺、奉供江南第一大佛的剡县大佛寺、诸暨五洩禅寺,郡城大善寺、开元寺、龙华寺、戒珠寺等。各种宗派诸如华严宗、律宗、净土宗、密宗、三论宗、禅宗等都在境内流传。唐代,越州成为江南佛教活动的重要场地和对外交流的驿站,日本“入唐八家”中的最澄、圆仁、圆珍、空海四家,都曾来越州求法,学成回国创宗弘传,在日本佛教界具有深远影响。1982年,日本空海访华团来绍兴寻根问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佳话。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宗教输入中国。清道光三十年至同治七年(1850~1868),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法籍神甫谢培德等人,先后来绍传播天主教、基督教。此后,各国传教士纷至沓来,足迹遍及绍兴城乡,以施粥、施米、施布等方式发展教徒,并广建教堂。至民国8年(1919),绍兴地区有基督教堂(所)124处、教徒2955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境内多所佛教名寺得到修缮,一些著名法师升座讲经,重大佛事活动相继举行;道教已近湮灭;基督教、天主教会摆脱外国教会势力控制,经过爱国爱教的革新运动,获得健康发展。据1990年不完全统计,全市有宗教信徒5万余名,约占总人口的%,其中基督教徒万名、天主教徒365名、佛教僧尼252名、三皈依信徒约万名;全市有各教各级爱国组织18个,各教活动场所218处。教徒在各个领域劳动、生活和参加宗教活动,爱国爱教,心情舒畅。改革开放以来,没有自然资源优势和国家投入的绍兴县,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得到了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经济社会综合实力一直位居全国前列。分析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深沉原因,我们认为绍兴县独特的地域文化和由此产生的地域精神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地域文化包括: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治水文化。绍兴境内地势南高北低,几千年前,南有山洪之患,北有潮汐之害,人们为了生存,进行了数千年连续不断的治水斗争。古代的治水英雄大禹,他忧国忧民,以治水为己任,十三个春秋,披星戴月,“三过家门而不入”。东汉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领导绍兴人民开始围堤修筑鉴湖,鉴湖水利工程成为我国江南一带最古老的灌溉工程。东晋南朝时,会稽内史贺循主持疏凿西兴运河,既有利于灌溉,又有利于物资的集散。唐会稽县令李俊之主持增建海塘,长百余里;后又有汤绍恩主持兴建三江闸,抵御海潮,扩大耕地。至20世纪70年代大规模围垦、90年代兴建标准海塘和本世纪初的围涂造田,更是谱写了励精图治、艰苦奋斗的新篇章。绍兴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治河流、抗海潮、战山洪、改沼泽,围滩涂,不断探索,不断实践,历尽千辛万苦,使远古时代的蛮荒之地逐渐变成了山明水秀的鱼米之乡,在改造自然的生产实践中,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同时也形成了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创业精神。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名士文化。毛泽东诗句中的“鉴湖越台名士乡”点出了绍兴地域特色文化中的最重要的标志,那就是名士文化。大禹、勾践、范蠡、马臻、王羲之、陆游、王阳明、徐文长、蔡元培、鲁迅、秋瑾等,在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历代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数不胜数,此文化之精粹,即历代名人名士为民族之复兴,为国家之强盛,敢于上下求索,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思想先驱。他们一生追求的是真理和光明,追求的是民族、社会的文明进步,他们留下的思想、文化遗产,引导和激励后人去实现新的理想追求。此特色文化中,也包括了“师爷文化”,“绍兴师爷”作为地域性很强的历史群体,其主持正义的精神,以及善用法典的智谋,同样闪耀着名士文化的思想光芒。在名士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精神是一代又一代绍兴人重要的精神动力,也成为绍兴县地域形象的重要标志。百折不挠、精益求精的纺织文化。据有关专家研究认定,绍兴的纺织史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时代。至四五千年前的大禹时代,将丝绸用于贡品已很普遍;二千五百年前越王勾践时代,蚕织业已举国为事,首度昌盛;隋朝时珍品脱颖,名重朝野;唐宋时,品量俱旺,产品以越罗总其名而风靡天下。新中国成立以后,历经恢复期、发展期、徘徊期。改革开放后,绍兴的纺织业开始走上复兴之路:机杼之声遍及城乡,轻纺市场雄居亚洲,五洲商贾汇集越地,交易信息辐射全球。被称为“夕阳产业”的纺织业在绍兴县人民的努力下,做大做强,精益求精,在设计、生产、染整、营销等各个方面乃至整个纺织业都实行了新的跨越,成为推动绍兴县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打造国际纺织品制造中心和国际纺织品贸易中心,更成为跨越式发展再上新台阶的战略目标。从纺织业的发展史可以看出绍兴县人民咬定目标不放松、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精益求精的个性和精神。 外柔内刚、厚积薄发的酿酒文化。绍兴是中国黄酒的故乡,酿酒历史悠久,传说大禹时古越就有米酒,到春秋末期饮用米酒已很普及。到唐代,绍兴有“醉乡”之称;宋代绍兴已被形容为“城中酒垆千百所”之地;到清代已是“越酒行天下”了。在绍兴,不论山区和平原,不论城镇与乡村,在旧时,又无论官宦之家、缙绅达士,还是市井小民、贫困百姓,都与酒结缘,与酒为朋;酒成了绍兴人生产活动的重要内容,生活的必需之物,由此引发出的绍兴特有的酒联、酒谜、酒舞、酒歌和酒乐,以及无数酒的传说、酒的诗文,形成了丰富浓厚的酒文化。绍兴黄酒最大的特点是越陈的酒越香,入口柔和温润,但其性又芳香醇烈,后劲十足,与绍兴人外柔内刚的个性十分相似。在黄酒文化的熏陶下,绍兴人形成了做事务实不事张扬的个性,体现出外柔内刚、厚积薄发的精神。 除此之外,绍兴素以“文化之邦”著称于世,拥有越剧、绍剧、调腔、莲花落等丰富多彩的地方戏曲剧种,其中越剧是全国第二大剧种,建有绍兴大剧院、绍剧艺术中心等一批高档次文化设施,近年来先后被评为全国科教兴市先进城市、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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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虞自秦王嬴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置县,迄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是浙江建县最早的县份之一,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以历史悠久、文化兴盛、山川秀美、人杰地灵而独树一帜。客观地审视上虞的自然风貌、物质资源和2000多年历史进程积淀的文化成果、人文景观,我们不难发现,丰厚又颇具特色的历史文化,无疑是上虞最具价值和开发前景的元素。 一、 上虞的文化地理及人文 上虞是中华农耕文明的重要源头——河姆渡文化的发源区域,也是越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境内有属于河姆渡文化第一层的五星村遗址和相当于河姆渡文化的第三至第二层牛头山遗址。越文化源自河姆渡文化,经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而趋于繁荣。越文化不仅对长江以南地区、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有重大影响,使长江下游东南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又一摇篮,而且也是惟一跨海北上进入朝鲜、日本,南下经台湾至东南亚、大洋洲走向海洋的文化。古老的文脉,面临海洋(杭州湾)的地理区位,使得作为越文化核心区域的上虞,在文化地理上至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地位。 1、上虞是古代部落文化的重要衍生地。“舜避丹朱于百官”、“舜与诸侯会事讫,因相娱(通虞)乐,故日上虞”、“大禹治水驻夏盖山”等等,都证明上虞不仅是古代舜、禹部落的重要活动场所,也是以舜、禹、古越等为代表的部落文化的重要衍生地。 2、上虞是春秋制造文化的中心之一。春秋以来,上虞一带的酿酒、烧瓷、制茶、冶炼等著称全国,牛山为当时越国的冶炼铸造地,金银山出土的刀、锄、镰等铁制工具,其冶炼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商代中期,章镇等地就用叠压“龙窑”烧制印纹硬陶和外敷青釉的瓷器,直接造就了汉代小仙坛一带越窑青瓷的滥觞,使其成为中国青瓷的发源地。 3、上虞是中国隐逸文化的重要平台。东晋时以谢安为代表的东晋群贤雅聚东山,和稍前的竹林七贤嵇康隐居广陵等,有力地推动和助长了中国隐逸文化的兴盛。 4、上虞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一大苗圃。王充写《论衡》、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谢灵运开创山水诗、章学诚奠基近代方志学、杜亚泉创办《亚泉杂志》、罗振玉立说甲骨文、马一浮树帜国学等等,使上虞成为中国学术文化不可或缺的一大苗圃。 作为越文化的核心区域,上虞的民俗基本趋同于长江以南吴越文化区的民俗,但就区域特色而言,又有其个性色彩。上虞民性素称敦厚,“习勤俭,重耕织;勤诵读,尊师友;廉耻为尚,气节相高”为其最主要的民俗特色 上虞虽为河姆渡文化和古越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但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极大多数居民一样,其真正意义上的“土著”少而又少,大多数为外来移民的后裔。自秦至南宋,上虞经历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外来移民迁入。一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将一批中原移民迁至杭州湾南岸绍兴、上虞一带;二是东晋和南朝期间,随晋室南渡的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两大家族从建康南迁江南,绍兴和上虞一带成为王、谢两氏的聚居地;三是南宋建都临安(杭州),绍兴成为陪都,南宋皇室在绍兴居住达一年零八个月,南宋政权统治者、文武官员、军队、随从等大量从北方迁入。此外宋将焦光瓒本率部降金,宋室贬其部率为“堕民”,迁入浙江境内的“堕民”大都集中在绍兴、上虞、嵊州一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虞的人文和文化除了以越文化为底蕴外,很大程度上也是与外来的北方文化、中原文化南北融合、互相掺入的产物。事实上这恰恰也是上虞人文和文化的活力所在。
恋上这个冬
从典籍、地望及遗存看诸城为舜出生地的史实性王炳熹典籍文献考证上古明帝虞舜到底出生在哪里?从历史上就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舜的出生地已成为千古悬案,文化迷阵。现在我们看到的重要典籍文献主要有四种历史记载:一是见于《孟子·离娄》下篇:“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二是见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舜,冀州之人也”。三是见于《史记正义》所引《孝经援神契》:“帝舜生于姚墟”。四是见于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瞽叟妻曰握登,陶唐之世,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故姓姚氏”。以上四种记载是古文献中关于舜帝出生地的最早记载。其中《孟子》、《史记》的史料价值比较大,所记比较可靠。这几种记载中提到舜帝的出生地有三个,即“诸冯”、“冀州”、“姚墟”。孟子关于舜出生地的记述,在那段简约的文字中只是说舜生于诸冯,但没有说明“诸冯”在哪里,“鸣条”在哪里。司马迁关于舜出生地只是了了六个字“舜,冀州之人也”,更为后人留下了无穷探究空间。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著名学者孟世凯先生说:“自西汉以来历代地方史家修志或在著述中都写入当地是虞舜故里,有舜耕的历山,舜打鱼、制陶、做什器、做买卖、打井的传说……于是今山西、河南、山东、江苏、浙江、湖南等省的一些市、县都认为当地是虞舜正宗的故里。”(见中华书局《文史知识》2007年第10期)。舜帝出生地,从孟子和司马迁开始,就有了两种不同的说法:“东夷说”和“冀州说”。经过两千多年的考证演变,“东夷说”和“冀州说”又进一步演变为现代流行的主要四种说法:即山东诸城说、河南濮阳说、山西永济说、山西垣曲说。另外还有山东菏泽说,湖南永州说和浙江余姚说等等。有人将山西垣曲说与山西永济说归入司马迁的“冀州说”,山东诸城、菏泽、河南濮阳说等归入孟子的“东夷说”。从古代典籍文献、地域地望及古迹遗存考证看,应是“东夷说”史实性度更高。 近年来,有关舜出生地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舜出生地为诸城说日益受到文化学界的广泛重视和认同。2010年,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山东大舜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谢玉堂出版了《论大舜》,明确提出了“大舜是山东诸城人”的观点。安作璋、徐北文、张华松等一批山东著名学者都对“舜帝出生于诸城说”给予了充分肯定。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冯浩菲专门出版了《舜帝出生地考》。山西的吕步麟2008年出版了《舜帝故里》。这个时期,全国各地有关“舜帝故里”的研究文论、考证、专著不胜枚举。舜生于山东诸城市诸冯村的主要依据,一是史学大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舜号有虞氏。《孟子·离娄篇》说‘舜生于诸冯(音平píng山东诸城县),卒于鸣条(河南开封附近),东夷之人也’”(见《中国通史简编》 第 62 页,人民出版社,1949 年版)。二是著名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郭沫若的《中国史稿》:“舜生于诸冯(今山东省诸城县),卒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东)。”(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 第一册第 133 页,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2000年,时任济南市长的谢玉堂和济南的徐北文教授、安作璋教授等召开会议,以舜出生地为题进行了认真讨论,这次会议基本达成了两个共识:第一,大舜确有此人;第二,大舜是山东诸城人。其后,徐北文教授专门撰写了介乎历史和文学之间的《大舜传》,这是中国史学界第一部系统记述大舜一生的专著作品。2006年6月,谢玉堂又主持召开了山东史学界大舜研究座谈会,对上述两个论点展开了热烈讨论,与会人员达成共识,仍然是“大舜确有此人”,“大舜是山东诸城人”。并进一步提出:“大舜文化是齐鲁文化的源头。”此后,山东省大舜文化研究会正式成立。2008年4月,济南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张华松教授明确提出,舜是东夷(诸城)人,入主中原前足迹所到都在山东境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徐义华、温丽萍以及朱玲玲在《南方文物》2011年第一期上分别发表了《从“中国”看舜的出生地》和《舜为“东夷人”考》的专题研究论文,他们通过对古代典籍文献的深入考证研究,最终得出结论认为:舜的时代在考古学文化上属于龙山文化时代。而地为东夷集团聚居地的今山东省地区,是龙山文化最重要的分布地区。诸城地区处于龙山文化发达地区,又有文献和传说相照应,在地理上也符合舜居“负海”之地的条件,舜生于诸城是极为可能的。舜出生在今山东省的诸城市,随着他的长大成人,而逐渐向西发展: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食于负夏。其品德受到民众称颂,终被中原部落首领尧看中而选为接班人,终至入主中原,作了强大的中原部落联盟首领,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五帝”之一。其他重要文献也对舜出生于诸城作了印证。如明代《职方地图》在“诸城”下特注“舜生处”。清乾隆《诸城县志·古迹考》记载:“县人物以舜为冠,古迹以诸冯为首”。宋代大文豪苏轼知密州(治所在诸城)时,写下诗句:“相将叫虞舜,遂欲归蓬莱”。清初诸城著名文人李澄中《东武吟》写道:“天地洪荒虞帝出,千年人说诸冯村。其余琐细不足数,唐宋传来名独古。”由此可见,虞舜出生地为诸城,具有坚实的史实基础和典籍文献佐证。地域地望考证古中国地域辽阔,中央政权占据中原,对四方地域素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称。舜为东夷人,属于古中国的东部地区,应是较为确切的历史事实。有的学者提出,研究舜帝出生在哪里,应该全方位考虑华夏民族的整个发展历史过程。孟子说舜是“东夷之人”,首先要弄清东夷是指哪里。对于“东夷”现有两种理解,一种观点认为东夷即指东方夷人,系指今山东地区或者江浙地区的夷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东夷是指在帝都以东的少数民族,处于周都以东的晋南也可称东夷。有的研究者认为,东夷应是指山东靠海一代的地域。东汉赵岐《孟子章句•离娄下》言:“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负海也,在东方夷服之地,故曰东夷之人也。”现代著名古史专家、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指出:舜属于东夷族。我国古代部族分为三大集团: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苗蛮集团。华夏集团的代表人物是炎帝和黄帝,东夷集团的代表人物是太昊、少昊、蚩尤,苗蛮集团的代表人物是伏羲与女娲。其中,东夷集团所居住的地域,北自山东北部全境,西至河南东部,西南至河南的南部,南至安徽中部,直至东海。按照这一考证,舜出生地应为山东诸城。河南大学朱绍侯在《帝舜故里负夏瑕丘考》中指出,古文献关于帝舜故里的记载分歧并不大,只是由于对古地名的解释不同,才产生了分歧。根据舜为东夷人、冀州人的记载,可排除舜故里在山西、江南的可能性。“舜东夷人也。东夷人是泛指中国古代山东和河南东部、东北部的人。如果以此定位,帝舜故里山西说就被排除在外了。”据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魏嵩山《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注释:“舜生诸冯”有三说:一在山东菏泽市南;二在山东诸城市;三在山西垣曲县东诸冯山。“舜生姚墟”有多种古籍主此说。但对姚墟、姚丘今地说法不一。魏嵩山认为,应在山东鄄城西。综上所述,孟子所说舜 “东夷之人”是可信的,理由有三:一是舜的时代比司马迁早。孟子是战国时期人,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 年。司马迁是西汉时人,约生于公元前145年或前 135年,卒年不详。比孟子晚二百多年。一般来讲,历史资料时代早的比晚的可信度要高一些。二是孟子是今山东省邹县人,古时属于“东夷”地,故舜是他的家乡人。舜的故事在当地人中应是从很早以前就一直流传下来的,当地人也应是以有舜这样的历史名人而备感骄傲和自豪。所以孟子应是从小就熟悉舜的故事的。故他能肯定地说舜是“东夷之人”。三是从上述我们考证舜活动的地域地望,他活动的地区,有史料可证,都在古东夷人活动的地域内。在考古学上也有证据。就是舜的时代在考古学文化上属于龙山文化时代。而地为东夷集团聚居地的今山东省地区,是龙山文化最重要的分布地区。山东龙山文化出的陶器如蛋壳黑陶、白陶器等,是我国龙山文化时期质量最好的陶器,其他地方龙山文化遗址或墓葬里出土的陶器皆不能与之相比。山东龙山文化出土陶器质量远高于其他地方龙山文化出土陶器质量,当与舜有相当关系,《韩非子•难一》记载 “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山东龙山文化出土的陶器质量优于他地龙山文化出土陶器当是与舜在此地的模范作用有关。(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朱玲玲《舜为东夷人考》。载《南方文物》2011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徐义华、温丽萍也认为,山东诸城地区处于龙山文化发达地区,又有文献和传说相照应,在地理上也符合舜居“负海”之地的条件,舜生于诸城是极为可能的。司马迁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即早在两千多年前,舜的事迹即已广泛散布于北起燕山、南到江淮,东至大海,西达甘陕的广大地区。针对舜出生地研究的众说纷纭,各抒己见,有人进一步提出,对舜帝的认识,需要区分出生地、安葬地、迁徙地、巡视地和祭祀地。这种区分有利于弄清有关舜的历史活动状况和历史遗存遗迹。通过区分,然后得出结论:舜出生地(故里):山东诸城。该研究成果现已为众多知名学者及方家所认同,并逐步为社会各界所接受。诸城作为“舜帝故里”,开始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全国知名度,业已成为诸城吸引华夏子孙祭舜仰舜,道德祭拜的始祖圣地。舜安葬地:湖南永州九嶷山。舜迁徙地:全国各地(可能为舜帝本人,也可能为家族、部落、后人、群体)。舜迁徙、躬耕地的不同,就表明舜帝群体的活动空间的变化。例如,究竟是舜帝迁徙到了山西,还是其后裔迁徙到了山西,对此还有待于考证。舜巡视地:舜帝南巡到过衡山,到过苍梧九嶷山,这是确定无疑的。舜祭祀地: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舜已成为华夏民族古今共识的道德文化符号。因为广大百姓的顶礼膜拜,各朝各代各地都兴建了众多舜庙祠祀,遗迹甚多,以应社会大众的敬仰祭祀。但这些祠祀与舜出生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古迹遗存考证龙山文化是山东省学者吴金鼎先生1928年在济南市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首次发现,此种文化分布范围很广,但是以山东省分布最为密集。截止2000年,根据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统计已经发现1000多处,平均每个县市10处左右。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称龙山文化所处的公元前2400年到2000年为“龙山时代”,这是很有道理的。根据山东省文史馆馆员、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蔡凤书教授的考证,根据考古学发现和调查资料的研究证明,龙山时代就是舜的时代,基本上可以肯定龙山文化的遗迹就是大舜文化的遗迹。龙山文化时期产生了许多城,目前著名的城址有济南城子崖、日照两城镇和尧王城、五莲丹土村、阳谷景阳岗、临淄田旺、邹平丁公等等,仅在聊城地区就发现8处。在山东省发现的龙山时代的城址是全国最多的,其次是河南省的东部,这也不奇怪。因为到了大禹的时代就有“国”上万。山东大学连续七年在日照市进行考古发掘和调查,调查中走遍了日照的山山水水,发现数百处古代遗址,其中龙山文化遗址30多处。但是有一个现象引人注意,即这些遗址有大有小,大的占地几百万平方米(如两城镇),小的仅数万平方米。这些遗址呈等级状,即有的是聚落,有的大聚落,有的是城镇,这正是舜时代的“聚”、“邑”、“都”。在国家正式产生前,山东省和豫东、皖北、苏北几乎都有这种现象,这正是舜统治的中心。(参考《济南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考古文物的挖掘发现也对舜出生于诸城给予了验证。诸城黑陶是产生于诸城境内的一种泥制陶器,其历史渊源,可上溯到四千多年前,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著名的龙山文化。关于黑陶的最早研究制造者,当属虞舜。据史料记载和考古专家考证认为:龙山文化黑陶的发展与生于山东诸城的虞舜“陶河滨”有直接关系,虞舜,可称之为黑陶制作的开山鼻祖。建国后一系列考古工作,在虞舜故乡诸冯村周围先后发现了数10处龙山文化遗址,皆为东夷部落居住的地方。诸冯村地处潍河岸边,自古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多有古文化遗址,原始社会晚期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众多,堆积层厚,内容丰富。1976年至1978年,山东省与昌潍地区的考古工作者曾对诸城市皇华镇的呈子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挖掘,其中发现的龙山文化墓葬多达88座。墓葬分为北、东、西三区,东、西区墓小无随葬品,而北区墓宽大并有随葬品,随葬品主要是黑陶,最贵重的当属蛋壳陶高柄杯,多达20多件。1988年,在离诸冯村20里的九台镇老梧村前,发掘出一处原始部落住宅遗址,内有精美的黑陶和石簇。诸城大量的考古发现有力地佐证了龙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虞舜正是生活在这个时代。这些遗迹的分布范围和形成时间,与舜活动的范围和时间基本相符。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诸城之名,因虞舜出生于城北的诸冯村而得名。据史料记载考证,诸冯村即为虞舜的出生地。清乾隆《诸城县志》记载:“诸冯有舜庙,未知为何时创立。县人吕一奏石刻《古诸胜迹》云:‘万历二十七年,知县颜悦道使人泅水取舜庙残碑,碑旋出旋坠,终不可致’故无从考据焉。”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春,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拨款重修舜庙并题匾牌。历史上诸冯村内曾有“舜庙”、“舜井”,村北有土岭称“历山(犁山)”,山下有宽阔水域称“雷泽”。这些遗址和古旧地望,都与史料记载的舜年轻时的生产生活活动密切相关。诸城广泛流传着众多关于虞舜的传说,如“让畔”、“让居”、“涂廪”、“穿井”等故事,民间保留着许多与虞舜有关的习俗。诸冯一带,至今还流传着一首《乐乐歌》:“尔乐乐,我乐乐,尔我同乐乐。”据说该歌为虞舜所作。诸城民间祭舜活动,历史悠久,延续至今,充分反映了虞舜文化对诸城的深远影响。古代典籍文献、地域地望和遗迹遗存都可以证明,虞舜出生地应为诸城,这已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虞舜故里”已经成为诸城走向世界的最靓丽名片。
还是曼特宁
历山又名舜耕山,省级风景名胜区,距县城12公里,紧靠206国道,一座掌形山峰从波浪似的丘陵中突兀而起,直插苍穹,称之“历山”。集“尧舜遗迹、佛教文化、岩溶景观”于一山。山上历 史文化悠久,唐贞宗二年始建草规庵、隐龙庵、真人观,明建尧舜词,今存法藏寺、尧池、舜井、 尧舜望江台、尧憩石、舜耕地。山有伏虎洞、堆云洞、 八公洞、白龙洞、燕子洞,洞内钟乳悬挂,造型奇异。 主峰仙人掌海拔372米,松苍柏翠,竹海深深。朝圣进香、观光游览者络绎不绝。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传说远古时期舜帝初耕于此,贤名远扬,尧帝前来拜访,请求舜下山辅佐朝政,舜始不肯,交愠怒而去。后尧帝再三恳请,舜感其诚,出山理政。后人为纪念尧舜二帝求贤、躬耕胜迹。命此山为“舜耕山”,命尧帝渡河处为“尧渡”(即尧渡镇)。“历山遗泽”自东流建县以来一直是该县八景之一,唐宋以后,道、佛两教徒来此建庙立祠,无数文人墨客前来寻幽访胜,吟诗作赋,写景抒怀,在千百首诗词中,北宋政治家、文学农范仲淹《舜祠》一诗写得好:“千古如天日,巍巍与善功;禹终平洚水,舜载治熏风;江海生灵外,乾坤揖让中;乡人不知此,萧鼓谢年丰。”后人将导真观前的一口大雨不积滴水、常年干涸的石池命名为“舜池;随首千百年的物换星移,寻真观、草规庵及舜祠早已废圮,唯尧池、舜池却依旧是史料记载的风貌。如今山上有法藏寺,建于何年何月,无详细记载。此寺规制宏大,分前后两进大殿,中为寮房相连,总建筑面积千余平方米,画栋雕梁,重檐飞角,辉煌壮丽。殿内常住僧尼10余人,终日佛灯高照,香烟缭绕,每年接待四方香客在万人以上。 历山之上有溶洞数处,有名可指的5个,曰堆云、曰燕子、曰 若、曰八公、曰白龙(又曰隐龙)。这些溶洞,古往今来数以千万计的游人香客不畏艰险,秉烛漫游,留下了千百首诗歌。清人汪之涟《游隐龙洞》诗曰,“山洞山来远,神门日稳眠;藤萝常碍月,石柱自擎天;古篆苔痕蚀,新泉滴露涓;云从应有会,滕踔最高巅。”五洞中,堆云、燕子两洞较大。堆云洞口处片石乱叠,势如堆云,洞内钟乳石叠叠丛生,或似宫灯张桃,或如竹笋耸立,或如宏钟高挂,令人目不暇接。燕子洞内乳石形状奇特,酷似人工雕琢而成,有的象弄球之狮,有的如卷鼻之象,有的似金鸡独立,有的若骏马扬蹄、鬼斧神工,令人拍手叫绝。这些溶洞若经人工装点,定会使人神痴心醉。 答案补充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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