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难看病贵论文文献

论“看病难看病贵”的成因及对策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医疗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看病难、看病贵是当前医疗卫生服务工作中群众呼声最强烈的问题，已成为全国普通存在的热点问题，看病难看病贵不仅是一个民生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综合性、体制性的社会问题。重点阐述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而且也详述了它的成因及揭示了看病难看病贵的对策。关键词：医疗体制改革；医疗卫生；医疗保险1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原因分析随着国家各个领域的飞速发展，看病难看病贵的显现越来越凸显了。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首先是从病人的方面来剖析。中国病人中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当中绝大多数是农民，约占37%正是因为这样，我觉得他们缺乏有关医疗保险的法律和法规，没有对医疗保险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预见，所以一去到医院，就总觉得看病难看病贵，那些病人就被这样一个事实所吓倒，同时心理为这笔昂贵的医药费用而产生崩溃。所以像这种情况也就犹然而产生了。其次，从国家的方面来看，不但有政策方面的原因，而且还有国家和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力度不够严格和财政投入不足的原因。政策方面，我国关于医疗立法还存在很多的缺陷，立法还很不健全，法律监测也很不完善，所以当病人在上医院看病接受治疗时只能是心理感觉价格高而无法用法律来得到根本的保障，况且，医院以及一些卫生院或诊所是属于事业单位，也是具有赢利性质的，所以患者就更加受蒙蔽了。同时，国家对医疗市场的监管不严，还没有真正的落实到每一个人，所以这就大大地主张了看病难看病贵的不良状况。至于财政投入方面，在2007年我国用于医疗救助的各级财政投入达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地方城乡医疗救助资金亿元，比2006年的亿元增长了，地方各级财政预算安排城乡医疗救助资金亿元，较2006年27亿元增长了40%。其中江西、上海、辽宁、浙江、江苏等地的地方各级财政城乡医疗救助资金投入超过2亿元，江西、上海和河南等地省级财政投入资金超过1亿元，广西、安徽、重庆等地今年财政投入比2006年增长了2倍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这还是很不足，这么大一个国家投入这么的少，不仅让我们老百姓看病难，同时也不能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此外，我国医疗卫生投入只占世界的2%，但是我国的人口总数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2%左右，用2%的医疗费用去解决22%的人口健康问题肯定会觉得看病难，看病贵。据前几年统计部门称，中国有病而不去就诊的老百姓约占，这一数字看了的确令人吃惊啊。面对这种压力，我觉得国家和政府应该要高度的重视，不要让这种局面继续发展下去。关于医疗保险方面，目前中国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特别的窄。从结构上看，基本医疗保险主要覆盖的还是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而农民、城镇非正式就业人员、弱势群体（低收入或下岗、失业职工）还没有被保险制度所覆盖，医疗保险制度应有的公平性和优越性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在有的农村，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现象非常的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还没充分凸现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经常从电机屏幕中看到农民工因工伤或意外伤害而没有钱治病，就算给农民保险，但仍还是不够充足。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首先是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资金来源不足。随着基层社区集体经济力量的下降向农民集资成为建立合作医疗资金的重要来源，但向农民投资的难度，重要取于农民对医疗的满意程度。但是国家对医疗事业的投入甚少。然后农村合作医疗的政策不稳定。因为国家对医疗合作大多是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但是地方政府行政官员为了各自的利益，使得他们对执行政策的主动 性大大降低，没有足够推动合作医疗政策的落实。此外，近期国家实行一些惠民政策而取消了合作医疗项目，这一政策与国家支持发展农村合作医疗的政策相冲突，因而加大发展国家医疗政策的难度。接着是农村卫生体制难以适应农民从享有卫生保健的要求。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区域内部因乡村劳动力的急剧分化和大规模的非农化、职工化，农民对医疗保障的要求也不相同，这给建立统一的农村医疗保障体制，即农村保障的主体、方向、管理方法方面都构成了障碍。最后就是医疗卫生资源的分配不均衡，难以发挥最大的效益。一是农村的行政区域设置的卫生医疗网点业务不足。不少地方的农民基本可以做到小病不出乡，大病直接去县或乡级医院。因此县或乡的医疗布局不能适应新的情况。二是卫生机构重叠，人员臃肿，造成卫生资源的极大浪费。此外还有卫生人员的分布非常不协调。总之这些都是产生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严重不足的主要原因，不足之后自然就产生病人看病难看病贵。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有所淡化对病人看病产生了麻烦。首先医疗机构没有充分保障每一个获得基本卫生服务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其次就是县域经济困难，特别是很多西部的一些县域非常贫因，所以这有可能导致公立医

[摘 要] 本文探讨了社会网络结构（网络密度、结构洞与网络桥、网络中心性和网络范围）与社会网络互动（交流频度、亲密程度、联系强度）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关键词] 社会网络 知识转移 网络结构 网络互动 社会网络研究最早出现于社会学领域，研究社会经济行为和过程。这些研究最近逐渐扩展到企业领域。社会网络的概念最早是在英国著名人类学家R·布朗对结构的关注中提出来的。布朗所探讨的网络概念聚焦于文化是如何规定有界群体内部成员的行为。对于什么是社会网络，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定义。较成熟的社会网络的定义有：Wellman于1988年提出的社会网络是由某些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即把网络视为是联结行动者的一系列社会联系或社会关系，它们相对稳定的模式构成社会结构。Coleman(1988)认为，社会网络是企业社会资本的重要部分，它通过人际关系建立起来并增加相应的人力资本。近年来许多学者从社会网络理论的角度来研究知识转移，本文主要探讨网络结构及网络互动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一、网络结构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近年来，许多网络分析家提出特定的网络结构能够提供获取信息的最佳方式。网络结构是指一个参与者同其他参与者之间的社会联系。根据信息的流动，网络结构包括以下几个重要的维度：结构密度、结构洞与网络桥、网络中心性和网络范围。网络的不同结构特征对网络中的知识转移有不同的影响。 1.网络密度与知识转移 网络密度是一个社会网络中成员间相互联系的强度。成员间交流的密切程度和频度决定了他们的网络密度。从社会资本的关系和认知视角来看，网络密度是指网络中一组行动者之间关系的实际数量和其最大可能数量之间的比率。当实际的关系数量越接近于网络中的所有可能关系的总量，网络的整体密度就越大，反之则越小。高度连接的网络有助于有价值知识的流动，随着网络密度的增加，交流也会变得更加有效。网络密度越大，知识转移越有效。 网络密度是一个团队内聚性的指示器，内聚性能够产生信任。信任机制意味着指团队中的成员能够同网络中的其他成员持续的交换信息，合作与义务是这种社会关系的基础。网络密度对于知识转移的速度和准确性具有积极的影响。 2.结构洞、网络桥与知识转移 Burt在1992年提出结构洞理论，结构洞指社会网络中网络节点间间隙，反映不同群体间联系的缺乏。结构洞相对两端的个体处于不同的信息流中。Burt认为富有结构洞的网络为通过中介人获取非重叠信息提供了机会，中介人就是善于建立跨越结构洞的人际桥梁的人。当社会网络中存在网络节点间间隙的桥梁——网络桥时，便产生了跨越边界的“信息收益”，因为特定群体中的信息相对是重叠的，与那些只局限于单一群体的个体相比，联系不连贯群体的个体将面临更广阔的思想和机会。组织中跨越结构洞的经理人，能够获得信息和控制的优势。网络跨越的结构洞越多，网络的信息与知识就越丰富，越有利于知识转移。 3.中心性与知识转移 网络中心性是一个网络围绕一个中心的程度。中心性的程度是用来衡量网络中的一个成员独立访问其他成员的能力，中心性程度越高的成员，访问其他成员的路径就越短，获取知识就越容易。网络的中心性是确保信息能够以低成本容易的获得，中心性低的网络对于知识的转移具有消极的影响。在中心性高的一个“紧密”的网络结构中，一个网络成员能够容易的获得整个网络的所有信息。当信息资源是高度隐性的，或者信息变化迅速时，这种结构对于知识转移极为有效。 4.网络范围与知识转移 网络范围是指在跨制度的、组织的或者社会范围的连接的延伸程度。Reagans和McEvily(2003) 引入了网络的网络凝聚力和网络范围两个概念，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网络范围与知识转移的容易性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的假设。Tsai（2000）提出一个人的网络范围越广，他的个人网络越复杂。在组织的内部或外部，跨边界的知识转移能提高绩效。例如，在公司内部，在一个生产部门的不同生产线上的知识转移能降低生产成本。不同生产线上的知识转移能使不同的工人从他人的工作经验中获益。这个界限也可以在外部。无论是在组织内部还是组织外部，网络范围越大，越有利于知识转移。二、网络互动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网络互动是网络的团结和同质维度。在一个网络中，互动的类型将影响信息的获取和传递。网络成员间的交流频度、亲密的程度和联系强度能够影响网络中知识的转移。 1.交流频度与知识转移 交流频度可测量两个网络成员间资源流动的次数。一个网络成员同其他成员交流的越多，就越容易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就越有利于网络成员间的信息交换与知识转移。交流的频度对于获取复杂和易变的信息与知识是极为重要。Aldrich、Rosen和Woodward(1987)提出，网络成员间的交流频度与知识转移的绩效正相关。 2.亲密程度与知识转移 亲密程度是用来衡量网络成员间的互相信任程度的，测量两个人信息交换的深度，包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交流。亲密包括自我发现、互相帮助和支持、相同的兴趣和爱好以及信任和接受。当网络成员间谈论家庭情况和政治目标时可以被看作是比较亲密的关系。当成员间有共同的朋友、相似的观点和兴趣时，也可以被看作是比较亲密的关系。亲密程度越高，知识转移的意愿越强，越有利于知识转移。 3.联系强度与知识转移 早在1973年，Granovertter就以两人间交往频率的高低为标准，将联系区分为强联系和弱联系。强联系会导致更频繁的知识交换，引起更多的努力付出，保证知识寻找者对获取知识的充分理解，强联系能够影响知识转移的容易程度。弱联系则是接触新信息、获取新知识的有效路径。Granovertter认为，弱联系对于知识共享和转移是有效的，弱联系能够与组织中无连接的团队或个人建立桥梁，为新的信息提供通道，相反强联系则容易产生知识冗余。Hansen（1999）认为，组织内部团队间的弱联系有助于项目团队在其他团队中寻找有用的知识，弱联系有利于非复杂知识的转移但却不利于复杂知识的转移。 三、结论 本文对社会网络的网络结构与网络互动特性对知识转移的影响进行了探索，主要结论如下：在网络结构方面，随着网络密度的增加，交流也会变得更加有效，因此网络密度越大，知识转移越有效；网络跨越的结构洞越多，网络的信息与知识就越丰富，越有利于知识转移；网络范围越大，越有利于知识转移。在网络互动方面，交流频率越高，越有利于网络成员间的信息交换与知识转移；当成员间有共同的朋友、相似的观点和兴趣，亲密程度较高时，知识转移的效果越好；在联系强度方面，强联系可使知识被充分理解，但容易产生知识荣冗余，弱联系有助于接触新信息、获取新知识，但却不利于复杂知识的转移。

一、 从GDP增长看农村社会发展的政策依赖性 中国经济持续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是，通过对农业部门的分析我们能发现，农业部门始终存在着较总体经济更加不稳定的增长结构，无论农业部门GDP的总量还是其增长率，都能印证这一点，而增长的时序变化则与相应时期农业政策的变革力度息息相关。 1982—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5年发布了中央1号文件，把每年的首要工作布局均放在了三农领域，通过大胆的谋篇布局，切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村的生产关系更加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并持续不断地进行了深化调整工作。正是这几年的大动作，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接体现在GDP上就是农业GDP增长率迅速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度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明显降低，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一个例证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是农村居民住宅建设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政策效果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80年代末。 20世纪80年代末，农村经济进入了平台期，增长幅度逐渐趋缓。自1993年开始，农业GDP又进入了一个快速上升时期，但是，结合当时的经济背景来看，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快速的通货膨胀引起的名义GDP的大幅提高，二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处于粮食保护价政策的发力期。1995—1996年，我国开始全面实施保护价收购政策，由于粮食价格较高，1995年农户家庭当年从粮食作物获得纯收入比1990年增加了1448元，占同期农民家庭纯收入增加值3776元的，占同期农民家庭全年纯收入增加值5635元的。这说明在保护价政策实施的初期，保护价政策对于农民收入增加的推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但是随着其后粮食价格的不断下滑，农户家庭粮食作物纯收入由1995年的2436元减少到2000年的元，减少元，粮食作物减少值占种植业纯收入减少值的。对于家庭经营中非农产业不发达，种植业结构单一的粮食生产农户来说，粮食价格的不断下降成为农户收入水平增加的主要制约因素[ 2 ]。由此可以看出，在保护价实施初期，由于政府维持了较高的收购价格，使得这一政策对农民收入增加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但其后随着政府不断下调保护价标准，同样又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以粮食保护价政策为中心的农村经济政策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十分明确。 1997年以后，农村经济再次进入平台期，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连续多年的负增长。期间，中央虽多次出台农业新政，但均未能扭转发展乏力的局面。究其原因，可以说一是因为农业内部缺少内生增长的有效机制，二是庞大的冗余农业劳动力和二元制的社会结构限制、消耗了农业自身发展的有限资源，而同时又缺少外部资源的注入。 2004—2005年，中央连续出台了两个1号文件，直接将农民增收问题作为政策运作的目标。2004年采取“两减免、三补贴”等更为直接的政策措施，全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创纪录的2600多亿元。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着力于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直接带有资金支持的政策占到相当大的比例。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进一步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作为200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心。从2004年的政策效果来看，2004年度仅“两减免”、“三补贴”就使农民直接得到实惠451亿元。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934元，比2003年增加314元，增长12%，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打破了1997年以来的低速增长局面，粮食总产量达到9390亿斤，超过预期的9100亿斤，增产9%，实现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双重政策目标[ 4 ]。 再回过头来对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农业领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审视，足以看出政策导向式的发展特征伴随了农业经济的每一个高潮与低谷。比较前后两个时期的1号文件，以前的重点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可以说是在农村经济的内部进行的成功变革，这一基于体制自身的变革基本上已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达到了其效力的极限；而后两次均把政策目标直接指向了农民增收上。虽然2005年度的中央政策更进一步提出了要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但无论是从政策本身的功能还是从农业领域的现状来说，政策性依赖仍是目前农村经济中最为突出的发展特征。 二、 当前“三农”问题的困境 总的来说，农业经济的最大困境还是其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的不足。仅就2005年与2004年作一个对比，2004年“增收”效果可谓满意，但从2005年的上半年情况来看，同样的政策力度若想取得与2004年相似的目标的难度已明显加大。一方面2004年农产品价格较之2003年有很大的提高，农产品产量达到历史新高，加之自然灾害较少以及减免农业税、增加直接补贴等措施均能对农业的生产生活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2005年一季度，农产品价格已有所回落，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扬，而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却难以有新的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市场制约机制将使农业产出效益在现有的生产率水平上迅速达到封顶状态。长期的发展轨迹说明，政策成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惟一有效的依赖，而这一依赖同时又是不可靠的、难以持久的。 当前“三农”的困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描述。 1. 人口压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 2003年底，全国农业人口有9亿3千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其中农业劳动力3亿1千万，占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农业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农村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而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仅为％，城乡消费水平比为︰1[ 3 ]。 据有关方面统计，2002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指数为，大大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小于的水平；如果考虑城镇居民享受各种福利和补贴的因素，我国这一指数还会更高一些。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地区收入差距指数为，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指数为，而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和印度同期的地区收入差距指数分别为，，和。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占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份额达到80％以上。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一方面，农业经济总量很低，仅占全国经济总量的％，另一方面，农业人口却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而2004年之前，这14％的农业经济总量不但要维持占总人口70％的全部农业人口自身的生存、发展的需求，还在很大程度上供养了以地方财政为基础的数量巨大的各类财政供养人员。从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人员比例来看，美国为人／百万美元GDP，法国为人／百万美元GDP，日本为人／百万美元GDP，英国为人／百万美元GDP，而中国则为39人／百万美元GDP[ 5 ]。既使按全国平均水平来衡量农村人口的人均财政负担，比例也相当之高。 与此同时，几乎全部的乡村建设、教育、卫生资源建设等关系生产发展和劳动力资源再生的各项投入，绝大部分都落在了农业人口自己身上，换句话说，农业人口的生老病死花费基本上都依靠其自身的收入，低收入也就意味着低投入。以卫生事业为例，我国卫生财政支出约整个财政的2%，而全部投入资源的80%分布在城市，只有20%分布在农村。 农业社会几乎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而建国后几十年的“抽农补工”政策以及“两种户籍”造成的农业人口的大量积淀，演变成今天似乎回天乏力的局面，几乎任何异乎寻常的大举措在根深蒂固的“三农”问题面前都像是花拳绣腿，人口压力与当前农村经济的现状之间存在着强大的离心力量，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凝结了层次复杂的各种矛盾。 由于农业经济先天的脆弱性以及其长期以来薄弱的基础，农业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低，在市场化进程中几乎没有任何主动权、话语权，而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一直都在低产出、高负担的恶性环境中艰难地发展，在这其中，人口的压力又处于一个绝对中心的位置。 2. 社会资源压力与内在发展动力的不足 在人口压力不断增大的条件下，农村社会的自然资源供应总量也已接近其潜在的最大值，在现有条件下，农村社会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基础已出现瓶颈效应。从最基本的耕地资源和水资源来看，形势均不容乐观[ 6 ]。而在社会再发展资源（如金融资源、人力资源、科技资源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同样面临根本性的制约因素。 从表1中可以看出，多年以来，年末实有耕地面积的绝对数量都是减少的，其中生态退耕所占比例最大。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一方面，要还对自然的“过度索取”之债，大力进行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工作，另一方面，城镇化建设也将有新的发展高峰，伴随着城镇化加速，相应的建设用地比重也会提高，这些都必然以牺牲耕地为代价，耕地形势将更为严峻。 表1 1998—2003年中国耕地面积变化[ 7 ] 单位：千公顷 年末实有 年内新增 年内减少 年内净减 年份 地区 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 建设占用 灾毁耕地 生态退耕 农业结构调整 耕地面积 1998 129, 1999 129, 2000 128, 1, 2001 127, 2002 125, 2, 1, 2003 123, 2, 2, 2, 在人力资源方面，表2列出了2003年农户家庭人口与劳动力的统计情况，同样能看到，对三农发展最具有长远价值的人力资源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局面。“三农”内部人力资源的积累与再生机制已经大大落后于经济发展所需，人力、科技资源的积累能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和阻碍。 表2 2003年农户家庭人口与劳动力情况[ 8 ] （每个农村居民户） 指标名称 单位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被调查户数 户 20283 家庭常住人口 人 农村人口 人 家庭劳动力 人 其中：农村劳动力 人 在农村劳动力中： 1.文盲、半文盲 人 2.小学文化程度 人 3.初中文化程度 人 4.高中文化程度 人 在农村劳动力中： 有专业技术职称人数 人 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人数 人 在家庭劳动力中： 1.从事农业家庭经营劳动力 人 2.从事非农业家庭经营劳动力 人 ……………… 全家劳动力外出从业时间 天 205 195 204 216 全家外出从业劳动力数 人 ……………… 注：…表示省略了部分内容。 从表2数据可以看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中有在外出务工，而专职从事农业经营的家庭劳动力只占。以北京市为例，2004年全市万外来农民工中，的人年龄在15岁至49岁之间。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的人数为万人，占全市农民工的比重为，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在全部农民工中男女比例相差较大，男性万人，女性万人[ 9 ]。可见，农村中最富有生产力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在为城市的发展服务，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这一趋势会更为明显。这也就意味着，在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农村经济已经釜底抽薪，所投入的单位人力资本价值日趋降低。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农村家庭劳动力的负担比是，从事农业家庭经营的劳动力占农村人口的比例是，按现有的从事农业经营的劳动力数量并把的人口负担比计算进去，农村户均人口应为，与现有的相比，即使按现状计算，农村人口中完全属于冗余的人口比例也达到了，而这些人口的生存与发展并不能得到多少基于社会的外部给养。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人力资本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基础性资源的缺失仍将限制农业人口的发展，即使农村人力资本的产出能够有很大突破，农村经济的弱质性也将阻碍其自身的受益能力，内在发展动力的缺失是三农问题的根本性障碍，任何投入都会像雨水一样迅速渗漏，发展资源的不足与发展动力的缺失将形成三农问题中一个长期的且互为因果的根本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