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论文

西方哲学史论文

西方哲学中国化不仅仅是近些年我国人民所追求和向往的,也是一种文化和习俗的自然形成。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西方哲学史论文范文：辨析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

摘要

“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作为近代哲学的最高问题，经历了由康德的二元对立进入抽象的同一，再过到黑格尔绝对唯心论基础上思辩的对立统一。黑格尔在驳斥康德不可知论的基础上，继承并发发展了谢林的哲学思想，从而创立了其思维与存在同一于“绝对理念”的学说。在他看来，思维是存在的本质，一个事物的存在只有符合思维才具有实在性;思维不断在存在中实现自己，使存在同自 己相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思想，科学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以期取得新的进展。

关键词： 黑格尔 绝对理念 思维与存在 同一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其中的“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在西方哲学上经历了漫长的思索、争论，逐渐从模糊到明确，从抽象从具体，到了近代则采取了自觉的形式突显出来，发展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最高问题。它经历了由康德的二元对立进入抽象的同一，再过到黑格尔绝对唯心论基础上思辩的对立统一。

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是黑格尔整个思辨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他的全部哲学基本的和首要的命题。从社会政治根源上说，他之所以研究这个问题并形成其内容丰富的理论，一方面，在于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揭示了思想可以构筑起存在，思维能够实现自身的道理，是黑格尔站在德国资产阶级立场上对法国革命所作的新的哲学概括;另一方面，在于德国资产阶级的日益成熟和变革现实的信心不断增强，相对于康德时代有着将近质的飞跃。从理论上说，则是从康德的“理念”学说出发，是自康德古典哲学革命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主要从理论上来论述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

一、黑格尔前的德国古典哲学家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在近代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在一开始就被明显的亮出，两者在斗争的过程中逐渐趋向于同一。

康德原则上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否认思维把握客观存在本来面目的可能性。他一方面肯定在我们之外存在着刺激我们感官的客体，即“自在之物”;另一方面，他又断言客观存在的事物——“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是超验的、彼岸的东西，认识所能达到的只是“自在之物”刺激我们感官而产生的感觉表象，即所谓“现象”。这样一来，在康德面前就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可以认识的此岸的“现象”世界，另一个是不可认识的彼岸的“自在之物”世界。可见，康德本质上是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否认思维能够把握客观存在的本来面目，否认世界的可知性。但在这里，他第一个把主体能动性思想等一系列辩证法因素引入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问题中来，为以后德国古典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在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上提供了启发。

由于康德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以二元对立的形式典型地表现出来，使他之后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一下子就可以抓住中心问题。继康德之后的费希特，认识到康德哲学导致思维与存在分裂的关键在于肯定一个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的存在，于是他取消了康德的“自在之物”，竭力发挥了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中的“主观感觉”，构造出一个“自我”，作为本体，认为康德的“自在之物”是“自我”的产物，他称之为“非我”，并构造了以下三个命题：1、自我设定自身(正题);2、自我设定非我(反题);3、自我设定自身和非我(合题)。“自我”就是作为这样一种能动的活动，按照正、反、合的规律，实现了他的思维与存在同一。就这样，他把认识和实践同一为个别思维主体，即“自我”的能动的设定行动，思维与存在在自我意识内部达到了同一，比起康德哲学则进了一层。

谢林反对费希特把“自我”看成是至高无上的，认为要使“自我”和“非我”的同一，就必须有一个凌驾于二者之上，既非主体又非客体的东西，他称之为“绝对”。“绝对”是产生一切有限事物(物质和精神)的本原，并且是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必然同一的根据。“自我”和“非我”都产生于“绝对”。“绝对”是思维与存在的“无差别的同一”，是一种不自觉的精神力量。他站在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上，认为只要肯定有一个在思维之外独立存在着的客观的东西，我们就不能对它有所认识，而要认识客观存在，就必须把思维与存在看成是“无差别的同一”，即单纯的等同，思维与存在溶合为一，没有差别。谢林就这样试图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来构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二、黑格尔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黑格尔驳斥了康德的不可知论，继承了谢林在“绝对”的基础上实现了思维与存在统一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是不同意谢林所谓的“无差别的同一”。他在吸收谢林的客观唯心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辩证法用于思维与存在同一论，论证了“绝对”是对立的统一，是矛盾发展的过程，从而在客观唯心主义的范围内系统地论证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黑格尔强调：哲学不应只作为“应当”哲学，它更重要的是要作为一种“应为”哲学。所以他极力反对康德在认识之外确立一个“自在之物”。他认为，康德哲学里的知识只是对于“现象”的知识，而关于“物自体”的知识是不可知的，这就割裂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其实质是一种不可知论。而对于谢林的“无差别同一”，则认为忽略了思维的主体的能动性，没有了解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次就可达到的无差别的同一。于是，他在“绝对理念”的基础上，肯定地回答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在黑格尔哲学里，“绝对理念”是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是“实体”，同时又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能动的创造性的认识主体。他从其唯心论的人本主义出发，坚信人类理性的力量，主张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但要强调的是，黑格尔所说的“思维”， 不仅指的是人们头脑中的思想，而且主要指的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的某种“客观思想”，亦即“绝对理念”，人脑中的思想不过是“绝对理念”发展的高级阶段而已。 至于黑格尔所说的“存在”，也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存在”，而是“客观思想”。黑格尔是根本不承认物质的存在的。按黑格尔的的看法，一切事物(存在)都不过是“绝对理念”(思维)的异化物，是“绝对理念”的外壳或皮囊，而“绝对理念”则是万物的内在根据和核心。

总的说来，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学说，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①存在即思维，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②思维是存在的本质、灵魂;存在是思维的外化、躯壳，二者可以相互转化，并把实践引入到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中来。③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辩证的过程。

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来具体阐述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于“绝对理念”的学说。

⑴存在即思维，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这是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之所以能达到同一的一个基本前提。

黑格尔吸收了谢林关于思维与存在等同的思想，把它作为自己哲学的一个成分，认为存在即思维，客体即主体，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黑格尔说：“照我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他明确否认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从根本上否认事物的客观存在。他说：“唯物论认为物质的本身是真实的客观的东西。但物质本身是一个抽象的东西，物质之为物质是无法知觉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物质这个东西。”[1]在黑格尔看来，关于事物是否可知的问题，只能有两种看法：要么主张事物在思维之外独立存在，而这就是不可知论;要么主张事物的可知性，而这就意味着存在即思维。此外的看法是不可想象的。正据于此，黑格尔就取消了康德哲学里“自在之物”的独立存在，认为一切事物(存在)都不过是“绝对理念”(思维)的异化物，是“绝对理念”的外壳或皮囊，而“绝对理念”则是万物的内在根据和核心。这样，存在就是思维了。

⑵思维是存在的本质、灵魂;存在是思维的外化、躯壳，二者可以相互转化。而要把握一个对象，就是意识着这个对象的概念。并把实践引入到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中来。

黑格尔在肯定了一切事物都是思维的根本前提下，又将事物区分为思维与存在两个方面。他一方面主张存在即思维，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的同时;另一方面又明确反对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看成是无差别的同一、单纯的等同。黑格尔认为，谢林所认为的“绝对”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话诚然不错，但是承认思维与存在的绝对同一，那就不免于片面。其实在“绝对”里，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不仅是同一的，而且又是有区别的。

黑格尔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思维与存在两个方面的统一：思维是存在的本质，存在是思维的内容。黑格尔说：“一切真实的事物，就它们之为真理而言，即是理念。”而理念是“概念和客观性的绝对统一”。而这两方面又不是平等并列的：思维是存在的创造主，存在是思维的外在化。黑格尔说：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里，“思维统摄了存在，主观性统摄了客观性。”[2]由于思维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所以思维与存在二者不是僵硬地对立着的：思维一方面可以通过“外在化”的作用产生自己的对象——存在;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克服自己和对象间的对立，使之成为己有，即“同化”，也就是使存在或对象为自己所占有。就这样，由“外在化”和“同化”这两个方面的作用，构成了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发展过程。

在这里，黑格尔把实践引入到认识论中来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哲学老是停留在“应当”上，未免太软弱了，理念必然不会停留在主观性里，而是要扬弃它的主观性并表现自身为客观的东西。而理念要使客观世界同自己相符合、相一致，需要一个中介，那就是“实践”。[3]他指出：“活动和劳动，这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中介”，“每一个行为都要扬弃一个观念(主观的东西)而把它转变为客观的东西”。只有实践、行动是沟通主体和客体的桥梁，是使思维转化为存在，使存在符合思维，实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的一个必要环节。

⑶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辩证的过程。

黑格尔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不是谢林无差别的“绝对同一”，也不是一次就可以达到的同一。在他看来，任何一个具体事物的存在总是暂时的、相对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相互转化的过程，是思维在存在中不断实现自己，使存在不断符合自己的过程，是由“自在”到“自为”，由有限到无限，由相对到绝对，由直观的多样性到多样性的统一，由表面的现象到深刻的实质的过程。总之，是思维把握存在、占有存在的过程，是“绝对理念”在思维与存在的这种矛盾进展中，在事物新陈代谢的发展中不断实现自己，使事物逐步同它的概念相符合，达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的过程。黑格尔与其他近代哲学家相比较，在对解决思维与存在问题颇具特色之处就是把其系统的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应用于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当中。

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过程，大体上是一个由存在到思维、由客观到主观的纯概念转化、发展的过程。思维与存在并不是两个根本不同、截然分开的东西，而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发展阶段：由存在到思维是一个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自在”阶段到“自为”阶段的发展。[4]黑格尔写道：“它(指世界)的是如此与它的应如此是相符合的。[5]但这种存在与应当的符合，却并不是死板的、没有发展过程的。”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既然思维是存在的本质，那么一个事物只有符合蕴藏在其中的思维才具有真实性。然而，由“绝对理念”派生出来的各个具体事物，都是受一定的条件限制的“有限事物”，它们只是“绝对理念”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或阶段。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具体事物来说，它们都不可能完全同它的概念相符合，就是说其中必定存在着既符合但又不完全符合的矛盾。任何一个具体事物都由于其内在的思维和存在的矛盾而运动、变化和发展，并最终归于灭亡，为另一个更符合于概念、理念发展要求的具体事物所代替。任何一个事物的存在总是暂时的、相对的，而“绝对理念”则在思维和存在的这种矛盾进展中，在事物的新陈代谢的发展中不断实现自己，使事物逐步同它的概念相符合，使思维与存在同一。

在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里，最基本的一个内容是他引以为荣的一个命题：“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由于在黑格尔看来，世界上的各种具体事物都不过是“绝对理念”的“外壳”或“皮囊”，是“绝对理念”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或阶段，所以他认为：一切曾经是现实的东西的东西，都必定要转化为不现实的东西;而一切符合“绝对理念”发展要求的东西，不管它同现存的一切怎样抵触，也必将变成为现实的。唯有“绝对理念”是永恒的生命，一切有限事物皆不免于毁灭。可见，在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里，思维与存在就似空间里两条渐近线，彼此不断无限接近，但又永不相交。

总之，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概括起来就是：思维是存在的本质，一个事物的存在只有符合思维才具有实在性;思维不断在存在中实现自己，使存在同自己相符合;思维与存在同一于“绝对理念”当中。

三、评价

黑格尔在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基本观点的过程中，构造了一个“绝对理念”自己认识自己，自己实现自己、不断走向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哲学体系。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认识的发展完全被归结为“绝对理念”神秘地自行实现、自己认识的过程。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既有其积极合理的一面，又有它非科学的一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思想，科学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取得新的进展。

⑴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一方面走出了在他以前的西方哲学家的思存对立和割断现象与本质、各走极端或绝对同一，走向了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有利于我们科学地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及其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黑格尔反对唯物主义，抵制外在的世界受限制认识的自由，规定思维能够认识的内容，一开始就是思想内容，思维得到了自由。[5]思维不但不受制于实在，而且还能创造实在。黑格尔在事物是否可知的问题上的第二种看法，即主张“存在即思维”的观点，是十分荒谬的。马克思对此尖锐地指出：“黑格尔陷入了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并且，黑格尔的“思维”、“存在”并不就是辩证唯物主义里的“思维”、“存在”。 这样，黑格尔的本体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本体论，它没有承认现实的感性事物对思维的制约作用，只听任思维凌驾一切;它认识论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从根本上看，只呈现一种现象，只是在精神中消解思维与存在自身的对立，映射出了思维(意识)与存在的一体，并没有真正达到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他的“思存同一论”是置于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虽进一步发展了可知论，驳斥了不可知论， 但终决定了他的同一论并非科学的同一论。

⑵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强调理性活动的积极性、能动性，批判了旧形而上学认识论、反映论的被动、消极、直观性，揭示了认识发展的过程性、发展性、辩证性，并企图去揭露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对人类认识发展史作出了重在的贡献;但他把人类作为有限的认识主体，这个主体是由“绝对理念”分化出来的主体理念，是“绝对理念”借以实现自我认识的一个工具，人类的思维也不过是“绝对理念”的高级发展形式，只有“绝对理念”作为唯一的实体是一直存在着的，并在人类历史活动进程中，以人类自觉思维为起点，一步步认识并达到这一精神实体，且使其更为成熟。黑格尔的错误在于，他只是透过了存在(实体)，看到了存在的存在(绝对理念)，于是一味赞美存在的存在而忘却了存在。于是，当黑格尔在强调理性作用的同时，就错误地贬损了人类在认识中的主体地位，以理念主体湮灭了人类主体, 理性吞噬了人性，使人类的能动性在理性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是极端的的错误，乃至后来的一些哲学家如叔本华，尼采，在批判黑格尔这种理性压抑人性的错误时，走上了另一个极端——非理性、反理性主义的哲学道路。

此外，黑格尔在论证思维与存在二者可以相互转化时，做了一件哲学上划时代的大事：把“实践”作为思维与存在转化的必要中介引入到认识论中来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一思想无疑是深刻的，启发了马克思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论证了思维与存在同一于实践。

综上所述, 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虽然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但也存在很多思想的闪光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思想，科学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以期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取得新的进展。

参考文献：

[1] 张志伟. 《西方哲学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2002

[2] 黑格尔. 《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赵敦华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一版

[3] 赵敦华. 《西方哲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5月第一版

[4] 罗素. 《西方哲学史》 何兆武、李约瑟译 商务印书馆 1963年9月第一版

[5] 张传有. 《西方社会思想的历史进程》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年4月第一版

马德普：本原与永恒——古希腊自然哲学中的普遍主义基因古希腊自然哲学众所周知，西方哲学的最初形态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在西方哲学的这个萌芽时期，哲学家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对宇宙自然的探讨，其作品大多冠之以《论自然》，他们常被称为自然哲学家。早期希腊哲学在解释自然万物何以生成、何以存在的时候，总是把自然现象的无限多样性的统一看作不言而喻的，并从某种特殊的东西中去寻找这个统一。早期希腊的自然哲学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科学精神。希腊最早的哲学家，同时也是第一批科学家。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哲学刚从神话中脱胎出来，还不可避免地带有母体的烙印。但是总的来说，自然哲学家坚持从自然本身来说明宇宙自然，开始摆脱了神话的宇宙创生说的神秘性，标志着人类科学思维的最初觉醒。例如，赫拉克利特继承了米利都学派的唯物主义传统，并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对立面，指出：“自然也追求对立的东西，它是从对立的东西产生和谐，而不是从相同的东西产生和谐。”[2]毕达哥拉斯学派也把“和谐”视为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和人生的一种美德，这反映了其学派对于宇宙万物统一现象的“数”的把握和对道德完善、社会平等的理想状态的追求。从这里开始，我们可以发现探讨宇宙的自然观和探讨人生的历史观的最初萌芽。即使是早期希腊哲学的爱利亚学派的存在哲学，虽然抽象思辨的程度较高，但实际上也是以自然哲学方式来回答世界万物生成的本原问题。巴门尼德提出的“存在”范畴，就是对自然界作出的一个哲学抽象概括。他在其《论自然》中，以逻辑论证和思辨方法深化了自然哲学的基本命题。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是古希腊自然哲学阶段的最高成就。巴门尼德以后，自然哲学的特点是把事物视为组合物，开始探求物质的更深一层的内部结构问题。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认为，一切事物的本原和内部结构是原子与“虚空”，提出原子自己运动的思想，并试图对早期朴素唯物主义者不能解释的某些自然现象重新加以解释。在这些解释中，德谟克利特强调“一切都由必然性而产生”[3]，即明确提出关于自然现象的因果必然性问题，表达了唯物主义的决定论思想。但是，德谟克利特割裂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把因果必然性简单化和片面夸大，否认偶然性的客观存在，其决定论思想具有机械论色彩。对此，亚里士多德批评说：“德谟克利特忽略了目的因，把自然界一切作用都归之于必然性。”[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德谟克利特巧妙地运用原子论来解释灵魂的构成问题，把灵魂学说与人生智慧联系起来，使其历史观也达到很高的境界。在他的著作残篇中，有许多揭示人生意义的箴言：“凡期望灵魂的善的人，是追求某种神圣的东西，而寻求肉体快乐的人则只有一种容易幻灭的好处。”[5]“应该热心地致力于照道德行事，而不要空谈道德。”[6]“不合时宜的享乐产生厌恶。”[7]“追求美而不亵渎美，这种爱是正当的。”[8]又说：“对善的无知，是犯错误的原因。”[9]“永远发明某种美的东西，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10]“不正当的获利给道德带来损害。”[11]总之，德谟克利特关于人生真谛的探索，教导人们去追求真、善、美，抛弃假、丑、恶，从而给人们留下很多值得思考的东西。当然，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形态基本上是自然哲学。总的来说，自然哲学探索自然的奥秘，追求万物的本原，试图将世界统一于某种感性存在的东西。苏格拉底认为，自然哲学家们以感官所见的事物为根本实际上是不可靠的，反而把灵魂的眼睛变瞎了。他主张“求援于心灵的世界，并且到那里去寻求存在的真理好些。”[12]在苏格拉底看来，哲学的对象不是自然，而是心灵，是认识自身中的善，即人的德性。这是苏格拉底从对自然哲学的批判中得出的结论，并由此而转变了古希腊哲学的研究方向，即从关注自然的自然观转向关注人生的历史观。这就是说，苏格拉底哲学所关注的已不再是自然，而是人生问题，即专注于在伦理道德中寻求一种普遍的东西。不过，苏格拉底还没有把普遍的东西与个别的东西完全分离开来。柏拉图沿着这一思路前进，不仅把二者分离开来，而且把普遍的东西视为独立存在的理念。柏拉图认为，人类感官所经验到的一切具体事物都变动不居，这已为赫拉克利特的流变论所证明。变动不居的现象既存在又不存在，是相对的、不稳定的、暂时的。绝对的、稳定的、永恒的理念是唯一真实的存在，个别的事物只是理念的摹仿和影子。由于对世界作出这样的哲学理解，柏拉图把现象与本质合为一体的现实世界二重化，即在可感世界之外构造了一个理念世界。理念是可感事物的根据，可感事物则是理念的派生物。柏拉图的理念论，作为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是完全荒谬的；作为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发展环节，理念论深化了个别与普遍、感性与理性、现象与本质等问题的探讨则是有意义的。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古希腊哲学从米利都学派开始，就提出和探讨万物本原的问题。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解，所谓“本原”或“始基”，就是万物都由它构成，最初由它产生，最后又复归于它的那个东西。对于什么是万物的本原，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显然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说法：一种认为本原是组成事物的物质性的元素，从水、火、土、气到“根”、“种子”、原子；另一种认为本原是一般性的范畴、原则，如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爱利亚学派的“存在”、柏拉图的“理念”等。亚里士多德在总结早期希腊自然哲学的基础上，把本原论的问题转变为本体论的问题，这是哲学思维的一个进步。从本原论到本体论，反映出人类寻求安身立命之本的哲学情怀的深化。所谓本体，就是终极的存在。亚里士多德把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或者研究存在本身的学科称为“第一哲学”，即形而上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哲学不仅在研究对象上与其它科学相区别，在研究目的上也与科学不同。研究哲学是为了追求智慧，不是为了实用。哲学是世界上唯一的一门“自由的学问”。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这种“存在”是抛开了任何具体的“存在”特性以外的最一般、最普遍的存在。亚里士多德把这种最一般的存在又分为两类：一类是运动着的“存在”以及与运动有关的时间、空间、有限、无限等，这是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一类是不变的“存在”，这是第一哲学的研究对象。《物理学》是亚里士多德最主要的自然哲学著作。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是广义的物理学，其原义就是自然。他在《物理学》中把“自然”定义为“运动和变化的本原”[13]。自然界是运动变化着的，运动和变化的根源就是自然本身。亚里士多德为了突出自然哲学的地位，把“存在着的事物”分作两大类：一类是“由于自然而存在”的事物；一类是“由于别的原因而存在”的事物[14]。前一类事物如各种动物、植物和简单物体（土、火、气、水）等，其特点是这一类的每个事物都在自身内部具有一种运动和静止的根源；后一类事物是人工物品，如床、衣服、房屋等等，其特点是该类事物带有明显的人为作用的痕迹，因而变化的动力不在自身之内。从自然存在的事物同一切与人有关的事物的区分来看，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自然”也可以说是宇宙万物所固有的自我运动能力和内在的本质特性。亚里士多德早在《范畴篇》中就对运动的形式作过分类。他认为，“运动共有六种：产生、消灭、增加、减少、改变和位移。”[15]在《物理学》中，他又更为简明地把运动分为三类：“质的运动、量的运动和位置方面的运动。”[16]换句话说，能够生成的东西在生成，能够变换性质、数量、位置的东西在变换，这就是运动。从哲学意义上说，运动观与时空观是相联系的。亚里士多德在运动观基础上，又考察时间和空间问题。他在《物理学》第4章中指出：“存在的事物总是存在于某一处所”，并且“运动的最一般最基本的形式是空间方面的运动（我们称之为位移）。”[17]由此，我们就得承认空间是存在的。空间是一事物的直接包围者，即以长、宽、高三维来限定一切物体。空间不是该物体的部分，空间是可以和它所包容的物体分离的。关于时间的问题，亚里士多德也是和运动观一起考察的。“运动都占有时间”[18]，一切存在着的事物，都是在时间中存在。时间既不是运动，又不能脱离运动，“是使运动成为可以计数的东西。”[19]时间的特性是运动的尺度，是就先与后而言的运动的数目。时间是连续的、可分的。时间因“现在”而得以连续，也因“现在”而得以划分。“‘现在’是一个中间点，结合起点和终点于一身—— 一方面是将来时间的起点，另一方面是过去时间的终点——因此，时间这东西必然是永远存在的”[20]，即时间是永恒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既有丰富的自然观思想，又内涵深刻的历史观意蕴，其历史观集中体现在伦理思想中。在亚里士多德之前，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探讨过善、幸福等伦理学范畴。亚里士多德也把善和幸福等问题，作为自己伦理学体系的中心论题考察。在标志着亚里士多德道德观最终形成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指出：“一切技术和研究，正如一切行为或选择，看来都是趋于某种善的，所以，善被合理地认为是万物所追求的目的”[21]。不同的事物在追求不同的目的，而人类所追求的目的乃是“至善”。至善作为最高的善，是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因而具有完满性。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的美德都以一定的自然能力为根据，但只有当它们为哲学的智慧所指引时，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美德。人类的幸福和至善，就在于符合德性的活动。亚里士多德之后，晚期希腊哲学家中的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是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杰出继承者。伊壁鸠鲁的自然观进一步修正、丰富、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学说，提出原子运动偏斜说，纠正了德谟克利特哲学所过分强调的必然性，给偶然性以应有的地位。伊壁鸠鲁的历史观，表现在其快乐主义的伦理观上。他认为，有智慧的人既不应该厌恶生存，也不应该畏惧死亡。我们生活的目的是追求幸福或快乐，而快乐分为两类：一类是肉体上的快乐；一类是精神上的快乐。当我们说快乐是人生的终极目标时，并不是指肉体的快乐，而是精神的快乐。明智的人应该为获得身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宁静，而决定自己的行动取舍。心灵的宁静，取决于生活得高尚、正直。当一个人勤奋思考宇宙自然的终极意义时，就能达到精神恬淡宁静的哲学境界。这些思想如同清泉一般，确能启发人们的哲学智慧。而卢克莱修在哲学上的贡献是以原子论为武器，说明自然现象与心灵本性，批判当时盛行的宗教迷信。他用拉丁文写成的哲理长诗《物性论》，激情充沛，气势磅礴，马克思称他为“真正罗马的史诗诗人。”[22]西欧中世纪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在漫长的中世纪，宗教信仰与科学认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希腊人原始综合的自然哲学，是关于自然界的一般知识，并从总体上勾勒出一幅大体上正确的宇宙图景。亚里士多德使希腊哲学与科学的原始综合达到巅峰状态，其自然观与历史观对中世纪哲学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哲学被教会封为思想权威；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著作对中世纪的神学自然观也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亚里士多德所留下的诸如“世界是永恒的”一类自然哲学问题，成为基督教教父哲学激烈争论的课题。经院哲学的唯名论与唯实论，采用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概念分析方法，关于一般与个别、共相与殊相的争论，其宗教目的在于论证上帝是如何存在的，但其蕴含的认识论问题，却是近代哲学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的一个过渡环节。十四世纪从意大利发端的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运动，导致了经院哲学的解体。文艺复兴晚期意大利自然哲学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布鲁诺，在反对神学唯心主义斗争中，继承和发展了库萨的尼古拉和科森萨的特勒肖的自然哲学，以泛神论的形式阐述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布鲁诺将哲学研究的对象转移到自然，即把关于自然事物的原因、本原和统一性问题，视为自己哲学研究的主要课题。

以下是关于“西方哲学发展史”的一篇论文： 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三大转向 [摘 要] 哲学研究的对象由三个不同的侧面构成，即外部世界、自我、自我和外部世界之间及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媒介物。从这一见解出发，认为西方哲学史中存在着三个大转折。第一个大转折是从独断论哲学到批判哲学；第二个大转折是从批判哲学到生存论哲学；第三个大转折是从生存论哲学到当代语言哲学 [关键词] 独断论 批判哲学 生存论哲学 当代语言哲学 [作者简介]俞吾金（1948—），男，浙江萧山人，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外国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在西方哲学史研究中，人们常常热衷于谈论“西方哲学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其实，这里所谓的“内在逻辑”的提法并不是在严格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它常常是研究者把自己的主观研究心得“硬化”的结果，而这种“硬化”往往又是不成功的。诚然，在实际的研究活动中，任何研究者都无法完全摆脱自己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哲学史，但下面这种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即研究者通过对自己的理解前结构的深入反省和对哲学史史料的批判性考察，使自己的主观研究心得更契合西方哲学史演化的真实的过程。本文正是这方面尝试的一个结晶。 本文认为，西方哲学史乃是不同历史时期的西方哲学家连续性地思考共同关注的哲学问题的结果。不管哲学家们对哲学问题的理解如何引申出迥然各异的结论，他们思考的对象却是共同的。这一对象包含着三个不同的侧面：第一个侧面是个人面对的外部世界以及外部世界中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第二个侧面是作为个人反思对象的自我以及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第三个侧面是沟通个体与外部世界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关系的媒介物，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语言以及蕴含在语言中的语法、语义、语用和逻辑问题。 当我们紧紧地围绕着任何哲学探讨都无法回避的这三个侧面来反思西方哲学史的时候，就会发现，西方哲学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正以客观的方式显现出来。我们不妨把这一内在逻辑理解为以下三大转向： 第一个大转向：从独断论哲学到批判哲学 从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看，第一个大转向，即从独断论哲学到批判哲学，是经过从古希腊哲学到康德哲学这一漫长的过程才完成的。从总体上看，康德以前的哲学都可以划归到独断论哲学的范围内。 什么是独断论？黑格尔这样写道：“独断论的对立面是怀疑论。古代的论者，对于只要持有肯定学说的任何哲学，都概称为独断论。” 确实，古代学者塞克都斯.恩披里柯也在《皮浪主义纲要》中指出：“那些认为他们发现了真理的人，…被恰当地称为独断论者。” 也就是说，凡是古代哲学家，只要在自己的研究中引申出肯定性的结论的，都可以被称为是“独断论者”。 如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独断论哲学也就是对哲学思考的对象采取素朴的态度。正如黑格尔在谈到这种态度时所说的：“它还没有意识到思想自身所包含的矛盾和思想自身与信仰的对立，却相信，只靠反思作用即可认识真理，即可使客体的真实性质呈现在意识前面。有了这种信仰，思想进而直接去把握对象，再造感觉和直观的内容，把它当作思想自身的内容，这样自以为得到真理，而引以为满意了。一切初期的哲学，一切科学，甚至一切日 ~~~~~~~~~~~~~~~~~~~~~ 1.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1页。 2. 转引自尼古拉斯.布宁等编:：《西言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页。 常生活和意识活动，都可说是全凭此种信仰而生活下去。” 在黑格尔看来，独断论哲学所引申出来的结论与其说是思考的结果，不如说是信仰的结果。独断论哲学的素朴态度主要表现为对以下三个理论预设的信仰：第一，外部世界的事物本身是可以被认识的；第二，人的感觉、认识是可靠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感官和理性去认识招兵买马有的对象；第三，人的意识的载体——语言是可靠的，人们能够运用语言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并和他人进行无障碍的交流。实际上，在对这三个理论预设的信仰中，主要涉及的是前面两个理论预设，至于第三个理论预设，在康德和康德以前的哲学家那里，基本上还处于边缘化的、沉睡的状态中。虽然在某些古代哲学家那里，语言问题也被提及了，但并没有被主题化。 有趣的是，这种差不多可以等同于信仰的、素朴的独断论哲学在古代已经受到一些怀疑主义者的质疑。比如，智者普罗塔哥拉说过：“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们像什么东西。有许多东西是我们认识不了的；问题是晦涩的，人生是短促的。” 另一个智者高尔吉亚得出了如下三个结论：一是“无物存在”；二是“如果有某物存在，这个东西也是人无法认识的”；三是“即令这个东西可以被认识，也无法把它说出来告诉别人。” 尤其是第三点涉及的正是对语言这一媒介物的怀疑。高尔吉亚进一步论证说：“因为我们告诉别人时用的信号是语言，而语言本身并不是给予的东西和存在的东西；所以我们告诉别人的并不是存在的东西，而是语言，语言是异于给予的东西的。……由此可见，语言不能传达给别人。” 显然，智者哲学家的怀疑构成了对独断论哲学的理论预设的挑战。苏格拉底试图通过对概念知识的肯定来回应智者哲学家的挑战，而柏拉图则把感性的、可见的世界让渡给怀疑论者，只是牢牢地守卫着在苏格拉底的启示下构筑起来的、静止的理念世界，而亚里士多德则为这个理念世界提供了形式逻辑的法则。从此以后，古代独断论哲学的地位似乎得到了巩固。而在漫长的中世纪中，由于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神学的信仰进一步强化了哲学的信仰。独断论哲学在莱布尼茨-沃尔夫、洛克等哲学家那里达到了辉煌的顶点。然而，独断论哲学的敌手——怀疑论的思想仍然不绝如缕地发展着，膨胀着，终于在休谟那里形成了掀翻独断论哲学统治的滔天巨浪。 休谟的怀疑主义之所以蕴含着如此强大的力量，不仅因为他本人见解深刻，而且他从近代哲学鼻祖笛卡尔以来的哲学思考中获得了巨大的助力。众所周知，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从而把哲学的眼光转向对自我的反思。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从笛卡尔起，哲学一下转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范围，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也就是转入主观性的领域，转入确定的东西。” 换言之，从笛卡尔开始，自我觉醒了，从此，哲学家对自我及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反思就上升为哲学思考的基础和主题。这里的道理是十分简单的，既然哲学乃是思维，而思维发自自我，那么在自我本身被澄清之前，哲学对具体问题的研究难道能获得其确定性吗？休谟的怀疑主义正是借助于这种对自我的反思而获得其深度和力量的。在他看来，自我无非是“一束知觉”，而人类已经获得的、主要建基于因果性之上的所谓“客观的知识”无非是主观心理上的习惯性的、不确定的联想。这样一来，传统的独断论哲学的大厦就被休谟的无坚不摧的怀疑主义之角拱塌了。 所以，康德坦承，正是休谟的怀疑主义把他从独断论哲学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并给他指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向。 然而，在如何对待受独断论主宰的传统形而上学之船的问题上，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见解：“…为了安全起见，他（这里指休谟，笔者注）是把他 ~~~~~~~~~~~ 3.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4-95页。 4.北大哲学系外哲教研室编：《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38页。 5.北大哲学系外哲教研室编：《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38页。 6.北大哲学系外哲教研室编：《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2-143页。 7.黑格尔：《哲学史讲学录》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9页。 8.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页。 的船弄到岸上（弄到怀疑论上）来，让它躺在那里腐朽下去的。至于我，却不采取这样做法；我是给它一个驾驶员，这个驾驶员根据从地球的知识里得来的航海术的可靠原理，并且备有一张详细的航海图和一个罗盘针，就可以安全地驾驶这只船随心所欲地到什么地方去。” 为了超越传统的独断论哲学的视野，也为了使自我不被休谟的怀疑主义所摧毁，康德以数学这一先天领域为榜样，建立了批判哲学。批判哲学做出了以下三个重大的区别： 一是在哲学研究的对象中把现象与物自体区别开来。现象属于经验的范围，而物自体则属于超验的范围，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把感觉经验的知识仅仅理解为现象性的知识，这就从根本上摧毁并超越了传统的独断论哲学，因为独断论哲学的一个幻觉就是感觉经验的知识可以把握物自体，而康德则证明，物自体是不可知的，唯有物自体向我们显现出来的感性现象才是可认识的。这一区别同样也超越了作为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者的休谟对感觉经验重要性的无限的夸大。 二是在知识中把先验的形式和经验的内容区别开来。在康德看来，任何知识都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一方面是先天的感性形式（时间和空间）和十二个先天的知性的范畴，它们是先于（指逻辑上的“先于”，笔者注）经验而存在的形式；另一方面则是后天的感觉经验材料，而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则是从先验的形式得到确保的。这样一来，先验论又从根本上超了休谟的怀疑主义，因为这种怀疑主义只能推翻一切与经验有关的形而上学见解，却无法推翻先于经验而又与经验相分离的整个先验领域的合理性。 三是把知性和理性区别开来。按照康德的看法，知性的对象在现象的范围内，而理性的对象则是理念（世界、灵魂和上帝），理念属于超验的领域，因而是不可知的。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独断论思维方式的可能性，因为这种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就是理性试图把只适合于经验范围的知性范畴运用到超经验的领域中去，从而形成了无穷无尽的谬误。 总之，一旦康德的批判哲学被确立起来，独断论哲学就从根本上被抛弃了。虽然在康德之后，独断论哲学还有局部的复辟，虽然在康德以后不读康德的人仍然会停留在独断论思维方式内，但在真正严格的哲学思考中，独断论哲学已经一蹶不振了。 第二个大转向：从批判哲学到生存论哲学 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第二个大转向大致指从康德的批判哲学到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哲学发展的阶段。人所共知，康德的批判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他的学说遗留下来的问题同样是严重的，说得极端一点，康德的批判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已经蕴含着被超越的命运。文德尔班在评论康德哲学时指出：“认识能力摇摆于主体的难以理解的X与客体的同样难以理解的X之间。感性在自身之后什么也没有，知性在自己之前什么也没有。” 这里所谓的“主体的难以理解的X”是指自我或“心”（Gemuet），虽然康德详尽地讨论了由“心”发出的知、情、意三种能力，却把“心”作为“X”置于不可认识的对象中。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提出了三个问题，即“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和“我能够希望什么？”，后来，在《逻辑学讲义》中他又提出了第四个问题，即“人是什么？”，然而，他晚年的《实用人类学》仍然对自我或“心”的研究保持沉默。后来，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和《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中一再地批判康德耽搁了在对此在的本体论基础的反思，因为在海氏看来，正是此在的本体论构成了人们反思自我或“心”的哲学基础。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此外，这里所谓的“客体的同样难以理解的X”指的则是超验的物自体。在康德看来，物自体可以被思考，但无法被知道。这在一些哲学家看来是矛盾的。比如，黑格尔认为，什么是思考？思考就是行规定，物自体既可以被思考，也就可以被规定，既可以被规定，也就 ~~~~~~~~~~~~~~~~~~ 9.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页。 10.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92页。 可以被知道，因而他在《小逻辑》中作出了物自体可知的大胆的结论。 而叔本华更进一步，他并没有停留在单纯认识论的范围内来对康德的物自体体概念提出疑问，而是从本体论角度，解读出物自体的秘密：“自在之物是什么呢？就是——意志。” 在叔本华看来，意志就是物自体，就是世界的本质。这样一来，在康德那里处于超验境域中的物自体被诠释为与人的生存活动密切相关的意志。也就是说，物自体不在远处，它就在所有的生命体的身上。正是从这种崭新的生存论的立场出发，他推翻了哲学史上数千年来关于“理性和认识第一性，生命和意志第二性”的公案，把整个哲学引向新的思考方向：“意志是第一性的，最原始的；认识只是后来附加税的，是作为意志现象的工具而隶属于意志现象的。因此，每个人都是由于他的意志而是他，而他的性格也是最原始的，因为欲求是他的本质的基地。 ”这样，认识论领域中的批判哲学就被翻转为本体论意义上的生存哲学。 在叔本华之后，马克思结合经济学的研究，进一步推进了生存论哲学的发展。(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这样写道：“…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恩格斯甚至进一步把人类历史理解为生存意志冲突的合力。与此相应的是，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也对生存论的思考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事实上，随后兴起的实用主义思潮也倾向于从生存活动出发来说明人的经验和知识。或许可以说，在海德格尔那里，生存论哲学的探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海氏在评论康德提出的“人是什么？”的问题时指出：“如果人只是基于人的此在才是人，那么对于什么是比人更原始的东西的探讨就根本不可能是任何人类学的探讨。一切人类学，哪怕是哲学人类学，都已经把人假定为人了。” 而在海氏看来，“比人更原始的是人的此在的有限性。” 他把此在的有限性的学说作为基础本体论来理解，从而使生存论牢固地确立起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深入地考察从康德的批判哲学到海德格尔的生存论本体论哲学的发展历程是极有启发的。虽然康德的批判哲学超越了传统的独断论哲学，然而，由于批判哲学本身缺乏对自我或“心”的深入的反省，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它成了一种没有基础的哲学。因此，海氏的生存论哲学为批判哲学提供了本体论的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氏说，认识就是此在在世的样式。这样一来，哲学作为生存论的本体论而被安顿下来了。如果说，生存论哲学与批判哲学有什么内在联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它继承了批判哲学对先验领域的开拓。为此，海氏毫不犹豫地断言：“只要哲学是科学地领会着自身的哲学，‘先天论’就是它的方法。” 因为唯有与感觉经验分离的先天的境域才能确保前提的普遍有效性，而这正是康德的批判哲学留下的伟大遗产之一。 第三个大转向：从生存论哲学到当代语言哲学 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第三个大转向，即从叔本华肇始的生存论哲学转向以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当代语言哲学。 生存论哲学似乎为一切其他的哲学思考澄明了前提，然而，只要我们深入地反思下去，就会发现，问题比我们设想的远为复杂得多。就从生存论哲学强调的“共在”说起。“共在” ~~~~~~~~~~~~~ 11.黑格尔这样写道：“其实，再也没有比物自体更容易知道的东西。”参见《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6页。 12.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7页。 13.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01-40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15.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9页。 16. 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8页。 17.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2-63页注① 表明，任何个人的生存本质上都是与他人共处。换言之，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非“共在”的生存方式，即使在一个人感到十分孤独时，他仍然没有离开“共在”的生存方式，而实际上，他的孤独感正是他的始源性的“共在”形式的一种确证。显而易见，任何“共在”都是通过语言铁交流才得以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与语言活动分离的赤裸裸的生存活动，生存总已经置身于语言之中，并通过语言才得以展开。在20世纪哲学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罗蒂所说的“语言学转向”，语言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甚至它不再单纯地被理解为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媒介物，而是被理解为基础性的存在物。 我们知道，语言学的研究有两个侧面：一是语义学；二是语用学。我们先来看语义学。在这个方面，维特根斯坦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在其早期著作《逻辑哲学论》中，他告诉我们： ……哲学家们的大多数问题和命题根源于这一事实，即我们不理解语言的逻辑。 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Sprachkritik）(当然不是毛特纳意义上的)。…… 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 在这些言简意赅的论述中，语言已经被放到哲学思索的核心位置上，维特根斯坦甚至已经把哲学理解为“语言批判”。虽然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他对问题的倚重却一如既往，他在《哲学研究》中写道： 203 语言是由许多路构成的一座迷宫。当你从一边进来时，你知道该怎么走；而当你从另一边来到同一个地方时，就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124 哲学不可能干预语言的实际运用，它最终只能描述它的实际运用。 如果说，早期维特根斯坦还试图按照图像理论来建立一种严密的理想语言，并把哲学理解为“语言批判”的话，那么，晚期维特根斯坦已经放弃了这样的奢望，强调哲学既不可能创造一种理想语言，也不可能为日常语言提供基础，甚至也可不能去干涉日常语言的实际运用，而至多只能对它的实际运用进行描述。哲学家们常常因为误解或误用了语言的性质而陷入哲学研究的困境，就像苍蝇陷入捕蝇瓶一样。维特根斯坦觉得，自己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哲学家们从捕蝇瓶中拯救出来。维特根斯坦的研究不但影响了维也纳学派、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甚至影响了整个当代哲学。 我们再来看语用学。为了使人们能够在“共在”的语境中有效地进行交流，哈贝马斯提出了普遍语用学的问题。在《交往与社会进化》一书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可能理解（Verstaendigung）的普遍条件。在其他的场合下，人们也称之为‘交往的一般假设前提’，而我比较喜欢用‘交往行动的一般假设前提’这一说法，因为我把以达到理解为目的的这类行动看作是最根本的行动。” 无庸讳言，哈贝马斯提出的重建普遍语用学的观点极大地突出了语言在人们的有效交往活动中的作用和意义。 有趣的是，与维特根斯坦同时代的海德格尔也高度重视语言问题。 在与日本东京大学冢富雄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海德格尔表示：“早些时候我曾经十分笨拙地把语言称为存在之家（das Haus des Seins）。如若人是通过他的语言才栖居于存在之家之要求（Anspruch）中，那么，我们欧洲人也许就栖居在与东亚人完全不同的一个家中。” 把语言理解为“存在之家”，强调人之言说要服从于语言本身的言说，即“人只是由于他应合于语言才说” 构成海德格尔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