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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客小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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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了然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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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石泉

怎么也没有想到,贾总没等到黄河三门峡地质勘察史第一次编委会召开,就匆匆离开了我们。前不久刚收到他对三门峡勘察史的更详细计划和具体的安排,更何况我们还通过电话,电波那头清晰传来90高龄贾总熟悉而又亲切的声音,对编写勘察史谈了很多。同时针对我的情况,提出希望和要求,更多的是鼓励和关怀。可能贾总太劳累太操心了,需要好好休息。他的逝世无疑对水文地质事业是一大损失,更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良师。

我参加地质工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黄河规划委员会参加黄河技经调查报告。当时地质人员不多,组长冯景兰教授因兼任教学很忙,每次来地质组半天,平时工作则由贾总全面负责。由于组内多为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贾总一边细心地教我们,一边结合工程系统地介绍黄河地质情况,以及对黄河所制定的梯级开发设计和依据等。使我们渐渐熟悉和认识了黄河的过去与未来,也使我更加爱上了黄河。

1955年初冬,我被调到刚组建不久的黄河三门峡地质勘探总队,很幸运又见到担任总队副队长兼主任工程师的贾总。由于三门峡工作性质的不同,使我们接触贾总的机会更多,常常跟随他到野外、下工地。那时他和我们年轻人一样,累了就席地而坐,有时借休息的片刻交换对野外工作的意见。更使我忘不了的是,他给我们讲了许多老一辈野外地质工作者有趣的故事。那时野外生活条件比较艰苦,贾总从不搞特殊,和大家一样吃的是冷馒头,即便在严寒的冬天,馒头冻得梆梆硬,照样吃得香甜。现在回忆当时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贾总对待工作既认真又严格,他对我们的工作检查很仔细。甚至于对野外纪录本和钻孔柱状图也会检查、审阅。我记得他曾说过:写地质报告包括野外纪录,要像给爱人写情书那样充满爱和情,才会写得通顺和真实。

贾总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平时说话细声慢语,这么多年我还没有见过他发火,工作中有困难或出现不应出的问题,他总是先耐心帮你分析原因,然后再讨论如何解决。他不仅在业务上,而且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关心我们,他没有一点架子,所以他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爱戴。

通过在三门峡总队几年实际工作的锻炼,使我们在各方面都得到了提高,绝大多数的地质人员,在这里向人民提交第一份专业报告的同时,还写出了第一篇论文。更重要的是,为我国今后的地质工作打下了良好而坚实的基础。

三门峡工作结束后,我们被分配到全国各地。无论相隔多少岁月,只要再相见就特别亲切,问长问短互相了解老三门峡战友的情况。如果了解到有哪位战友在当地工作和生活,那是一定要结伴去看望的。记得20世纪80年代,在南京召开专业会议,正好贾总也来了,他利用会议空闲时间,带领我们几个他的老队员,一家一户去走访老同志。使我最难忘的是一天夜晚外面下着大雨,贾总不辞劳累,仍坚持带领我们去看望病重的王维国,躺在床上的王维国看到全身淋湿的我们,听到贾总那深切的话语,很受感动,表示一定要鼓起勇气战胜病魔,当时的情景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改革开放后,同行业跨部门的交流逐渐增多。我回到北京后,常常能见到贾总,并多次获得与贾总一起出差的机会,曾陪同他到山西太原和云南红河州等地参加报告评审或咨询工作。这时贾总虽已高龄,在云南咨询时,不顾年老体弱坚持到野外实地调查,认真阅读已有的资料,并与大家讨论研究,最后提出切合实际而又具体可行的意见。贾总是山西人,已经多年没回过老家,评审会后,邀请单位早已安排好请他到五台山玩玩,顺便回家看看,但他却因为要赶赴南京开会,只好婉言谢绝主人的盛情。然后,侧过身小声对我说:“石头,对不起啦!以后会有机会到五台山的”。

几年前贾总不止一次地提到想对三门峡地质勘探工作进行总结,他指着身旁一大堆资料,深情地对我说:这全是三门峡的资料,还有好多照片,也有你的,不好好总结实在太可惜了。现在每当回想起贾总对工作和事业,特别是在三门峡工作的那段经历,都由衷地产生一种崇敬之情。相隔近半个世纪后,当我们三门峡部分老同志应他邀请相聚在北京时,贾总却匆匆离去。送走贾总后,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三门峡老同志,面对着有的虽已发黄而又十分熟悉的各种资料和黑白照片。不约而同地怀念在三门峡度过的难忘而又丰富多彩的岁月,更难忘我们共同的老师——贾福海。

贾总,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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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夫人照相馆

杜汝霖牛树银孙爱群

(石家庄经济学院)

河北省(包括北京)位于晚清和民国时期首都北京附近及周围地区,当时称直隶省。受北京辐射影响比较大,这一区位的优势,使其成为中国地质科学发展历程中的摇篮地区,也是我国开展区域地质调查最早的地区。已有140多年调查历史,就中国地质学者的调查,已有百余年的历史。

在为了迎接即将到来201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90周年和中国近代地质事业发展100年之际。我们会深切缅怀近百余年左右在中国近代地质事业创建早期的前辈先驱学者,特别是他们在河北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披荆斩棘、艰苦创业,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积累了较丰富的资料,为当地开发矿业和以后地质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近几年有幸参加《河北省地质科学史稿》的编撰过程,深为前辈学者坚定执著创建的光辉业绩所叹服,更为他们矢志报国、勤奋求实、勇于创新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动,他们为后辈树立了光辉的学者风范和学习的榜样。由此更真切感悟到编撰地质学史所担负的“承前启后”的历史重任和神圣使命,这是一笔留给后代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我们愿为河北地质学史的编撰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敬请各位领导和专家多给指导帮助批评指正。现仅就近百余年到80年前在河北地质调查的中国学者贡献简述如下:

1)作为最早对河北进行地质调查和取得成果第一人应该首推直隶省矿政调查局知矿师邝荣光(1862~卒年不详)。

1910年,邝荣光在《地学杂志》第一期(创刊号)出版了着色1:250万《直隶地质图》和1911年出版了《直隶矿产图》,图长36cm,宽24cm。《直隶地质图》将地层划分为太古代、甘布连纪、炭精纪、朱利士纪和黄土(甘布连纪即寒武纪,炭精纪即石炭纪,朱利士纪即侏罗纪)。此外,还划分出太古代火石、甘布连纪火石和近代火石(火石即火成岩)。图中甘布连纪广泛分布于太行山、北京西山和冀东,实际上包括了现在的中—上元古界至奥陶系。《直隶矿产图》上标明了煤、铁、铜、铅、银、金矿产地,“煤”还大致绘出了煤田的范围和地层走向。这两张图虽说简单、粗略,但其内容大多是作者实地踏勘结果,而不是照抄李希霍芬和维里士等人的著作,可以说是中国学者自己编绘的第一张地质图和区域矿产图。[1]

邝荣光还是第一位编绘古生物图版的学者,1910年他在《地学杂志》第一卷第四号中,发表了一幅《直隶石层古迹图》,标“矿师邝荣光考察并绘”这也是我国第一张古生物图版(1)[1]。

图1 直隶石层古迹图

2)丁文江(1887~1936),他是中国第一篇正式地质调查报告的作者。1913年,丁文江带队,与王锡宾、梭尔格一起调查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他们填绘了太行山中东部地质图,调查研究了石炭系煤田和“山西式”铁矿,取得了重要成果。他们的《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书》发表于1914年的《农商公报》。这是中国地质学家第一个公开发表的学术报告,值得特别重视。该报告附有三张分幅地质图,包括1:10万井陉煤田地质图等,内容比较详细,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系统填绘地质图[2]。

3)章鸿钊(1877~1951)、虞锡晋,开创了北京西山地质调查工作。

1914年章鸿钊、虞锡晋两君率领地质研究所21名学员赴北京西山一带进行地质调查,南至磨石口、西至门头沟、北由玉泉山而抵温泉村,主要项目是地质调查,测绘地层剖面,寻找化石[1]。

4)马秉铎、刘世才、仝步瀛、陈树屏在直隶获鹿、山东峄县进行地质调查,赵志新在直隶赞皇县东北对五台系作了专题调查与研究,并采集了有关化石[1]。

5)1919年,丁文江、张景澄对冀晋边境一带的煤田进行了调查,著《直隶、山西间蔚县、广灵、阳原煤矿地质报告》,并附有1:10万煤田地质图,对煤系地层进行了粗略划分,载于《地质汇报》创刊号中[2]。

6)叶良辅(1894~1949)、刘季辰是最早对柳江盆地煤田进行研究的中国学者,1919年他们对直隶临榆县柳江煤矿进行地质调查,著有《直隶临榆县柳江煤田报告》,刊于《地质汇报》创刊号中[3]。

7)李捷(1894~1977)是最早到保定地区进行地质调查的中国学者,1919年4月他由蔚县至涞源、阜平、曲阳、唐县、完县、满城等地,调查了当时已知的各种矿产,历时2月余在《地质汇报》第4号上发表了《直隶易唐蔚等县地质矿产》[4]。

8)王烈(1887~1957)于1920年以前,具体年代不详。他是中国地质学会26名创立会员之一,曾对河北省怀A一带进行煤田地质调查,著有《河北省怀A县八宝山煤田地质报告》,是我国地质工作创建早期的重要地质报告[5]。

9)1920年,朱庭祜(1895~1984)、李捷到井陉煤田调查,著《调查直隶井陉地质矿产报告》,并附有1:6万直隶井陉煤田地质图。此外,1921~1930年间,王景尊、王曰伦、喻德渊也先后到井陉、获鹿一带调查。他们对井陉一带的地质、矿产(特别是煤矿)特征都有较详细的记述[3]。

10)卢祖荫(1889~1976)、周赞衡是最早进行铁矿调查的学者。

1917年卢祖荫、周赞衡到兴隆高板河一带调查,著有《高板河铁矿报告》[6]。

11)叶良辅等13人是中国同时也是河北第一位撰写区域地质志的学者

1920年出版的《北京西山地质志》是我国和河北第一部对北京西山进行大区域综合性系统调查写出的区域地质专著,对地层、构造、岩浆岩和矿产都有较全面的论述,从而奠定了中国北方地层学的基础,使北京西山成为中国北方地质工作的摇篮,并使北京西山和河北隣区的地层系统和构造格局,由此初步确定[9][12]。

12)李四光是第一位论述华北地区第四纪冰川遗迹的学者。

1922年他在中国地质学者第一次年会上宣读了题目为“中国更新世冰期的证据”的论文,文中指出在太行山东麓的沙河县白错盆地首先发现了一些带条痕的巨大漂砾,认为是冰川活动遗留的证据,文中还谈到了山西大同盆地也有条痕砾石,两处的冰川遗迹,开创了中国第四纪冰川研究的历史[8]。

13)丁文江是最早在河北进行锰矿调查的学者。

1922年丁文江考察北京昌平西湖村锰矿,认为该锰矿为原生锰矿,所著《京兆昌平县西湖村锰矿》一文刊于《地质汇报》第4 号。冯景兰(1927)调查了昌平县分水岭金矿[9]。

14)1923年田奇 (1899~1975)调查研究了北京南口震旦纪地层层序及上下接触关系,发表了《南口震旦系之地层层序及古生物》[11],从而确立了北京南口震旦系(上前寒武系)经典剖面,同期刊物赵亚曾还发表了《南口之地质构造》[11]。

15)1924年以谭锡畴(1892~1952)为主编人,在中央地质调查所翁文灏等统一规划领导下,完成了我国第一幅1:100万的地质图——《北京—济南幅》,这是我国首次按国际分幅编制的小比例尺地质图[10]。

16)王竹泉、赵亚曾(1898~1929)、田奇 ,1924年,在河北临城一带进行煤田地质调查,发表了《直隶临城煤田地质》,刊于《地质汇报》第6号[3]。

17)赵亚曾、田奇 1924年还对河北磁县及河南六河沟煤田地质进行调查,著有《直隶磁州及河南六河沟煤田地质》刊于《地质汇报》第6号[3]。

18)翁文灏(1889~1971)是最早提出燕山运动的学者。

20世纪20年代晚期翁文灏深入研究了华北地区的区域构造特征和构造运动,1927年,翁文灏以燕山为标志地区首先提出“燕山运动”一名,原义代表侏罗纪末期与白垩纪初期间产生的不整合、岩浆活动和成矿作用。他所创立的燕山运动论点,是对中国构造运动的重要贡献并产生深远的影响[7]。

19)孙云铸(1895~1979)、葛利普等是最早对开平盆地寒武系和奥陶系进行研究的学者。

1920年孙云铸、葛利普将开平盆地赵各庄奥陶系划分为下奥陶统冶里灰岩和珊瑚灰岩。1922年孙云铸、杨钟健创名中奥陶统马家沟灰岩[13]。

1923~1924年,孙云铸详细研究了开平盆地的寒武系,自下而上划分为馒头层、张夏层、崮山层、长山层和凤山层;除馒头层、张夏层外,统称上寒武统[22]。1935年,孙云铸根据开平、临城和北京西山等地的资料,将长山层和凤山层详分为5个化石带,并发表了《中国北部上寒武纪之三叶虫化石》[14]。

孙云铸等的杰出工作,为华北地区寒武-奥陶系的划分对比奠定了基础。

20)舒文博是最早对火成岩侵入体进行调查的学者。

1924年舒文博在《河南武安(今河北省武安县)红山火成岩侵入体的研究》中,利用氧化钙等氧化物等量线图说明岩石化学组分的同化作用,其方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人们所引用[20]。

21)李学清(1892~1977)是最早研究河北矿物的学者,1926年他对河北平山县刚玉,从矿物学角度进行专题研究,著有《直隶西部平山县的刚玉》[21]。

22)王竹泉(1891~1975)是最早对河北武安涉县等地进行地质矿产调查的学者。

1927年王竹泉对河北武安涉县及河南林县安阳一带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对武安涉县地层、构造及煤铁矿产论述较详,著有《河南武安涉县林县安阳一带地质矿产》刊于《地质汇报》第九号[3]。

23)1927年,黄汲清(1904~1995)在北京车庄一带寒武系和奥陶系进行较详细的划分和对比,奠定了西山下古生代地层的基础,著有《北京西山之寒武纪及奥陶纪层》[9]。

24)王竹泉等是最早研究河北井陉雪花山玄武岩的学者。

从1927年开始,王竹泉对雪花山玄武岩及其下伏的“砂土层”进行了详细研究,1930年发表了《河北省井陉县雪花山玄武岩及砂土层之研究》《地质汇报》第15号[3]。详细地记述了这里的地层、岩石、构造和地貌特点,并在“砂土层”中采到一些腹足类化石,他根据岩性对比和地文期的观点,认为雪花山“砂土层”与山西省的“三趾马红土”相当,因而把雪花山玄武岩及其下伏的“砂土层”归为晚上新世末期。

25)赵亚曾等是最早对开平盆地煤田及外围调查的学者。

1928年,赵亚曾等3人到开平煤田及其外围调查,测有唐山西山至清凉山一带的1:5万地质图和双凤山附近的1:1万地质图,对区域构造轮廓反映较清楚[6]。

26)李春昱(1904~1988)、杨曾威、黄汲清、朱森等1928年研究了北京杨家屯煤系的沉积特征,将杨家屯煤系分为上、中、下三层,分别与石盒子系、山西系、太原系和本溪系对比[9]。

27)王曰伦(1903~1981)等是最早对承德大庙铁矿进行调查的学者。

1929年,王曰伦、孙健初在北平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曾到承德一带调查,首次对大庙、黑山斜长岩和铁矿进行了研究[6][18]。

28)谭锡畴、王恒升等是最早对张(张家口)宣(宣化)及外围地区进行地质矿产调查的中国学者。

1928~1929年,谭锡畴、王恒升、王曰伦和孙健初到张家口地区调查。谭锡畴在《直隶宣化、涿鹿、怀来三县地质矿产》一文中,阐述了以涿鹿为中心的区域地质特征。王恒升的《直隶宣化一带古火山之研究》和王曰伦、孙健初的《宣化一带地质构造研究》,涉及的范围与谭文基本相同,可以说是对谭文在岩石学和构造学上的补充[6]。另王恒升在1928年还在《地质汇报》发表了《北京西山妙峰山髫髻山一带之火成岩》[3]。

29)李四光(1889~1971)、赵亚曾等是最早对太行山东麓石炭二叠系进行正确划分的中国学者。

自从1922年瑞典人那琳根据化石鉴定,在山西太原建立了包括太原系、山西系、石盒子系在内的上古生界剖面,但时代问题并未解决。李四光(1923、1927)经过对华北 科化石研究和赵亚曾(1925、1926)的长身贝研究结果,从而对太行山东麓石炭系进行正确划分[15],而对二叠系的划分则沿用山西太原的标准剖面划分方案,分为山西系和石盒子系。

30)裴文中(1904~1982)是首次发现中国猿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学者。

1927年裴文中到北京地质调查所工作,第二年被派往周口店参加古生物化石的发掘工作,从1929年起主持周口店猿人遗址发掘和研究工作,同年12月2日在周口店第1地点首次发现著名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震惊中外,为人类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的证据,1931年又确认旧石器和用火痕迹的存在,从而为古人类遗址提供了考古学上的重要证据[16、17]。

31)李善邦(1902~1980)在北京西郊最早自建第一个标准地震台,开创了我国地震研究工作。

李善邦是中国近代地震学的开创者,1928年参加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工作,筹建北平西郊鹫峰山地震台,于1929年建成,并任鹫峰地震研究室主任,1930年9月20日记录到第一个地震,从此地震台即转入正式运转。由于地震台仪器已属世界一流,加之管理完善,地点合适,记录数据准确,很受世界地震学界的重视和推崇[19]。

32)1930年侯德封(1900~1980)对太行山东麓邯邢一带煤田地质构造进行了研究,发表了《太行山东麓煤田地质构造研究》一文,刊于《地质汇报》第15号[3]。

参考文献

[1]吴凤鸣.关于中国古生物地层研究的早期史料.吴凤鸣文集(第一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11~19

[2]王仰之.丁文江年谱.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20~23

[3]程裕淇,陈梦熊.前地质调查所1916~1950 的历史回顾,历史评述与主要贡献.北京:地质出版社,1996,98~100

[4]李建初,张建中.保定地区现代地质调查工作简史.见:地质学史论丛·5·.北京:地质出版社,2009,88~90

[5]于洸.王烈教授在北京大学.见:地质学史论丛·5·.北京:地质出版社,2009,256~261

[6]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北省志·第7卷·地质矿产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3~8

[7]翁文灏.中国东部中生代以来的地壳运动及岩浆活动.见:潘云唐编.翁文灏选集.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27,207~226

[8]黄汲清.我国地质科学工作从萌芽阶段到初步开展阶段中名列第一的先驱学者.见: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7~35

[9]北京市地质矿产局.北京市区域地质志.北京:地质出版社,1991,1~4

[10]秦鼐.中国百万分之一和三百万分之一地质图的编辑和出版.见:前地质调查所(1916~1950)的历史回顾.北京:地质出版社,1996,59~60

[11]田奇 .南口震旦系之地层层序及古生物.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23,2(1~2):105~110

[12]河北省地质矿产局.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区域地质志.北京:地质出版社,1989,3~4

[13]中国地层典编委会.中国地层典.奥陶系,北京:地质出版社,1996,67~68,99~100

[14]孙云铸.中国北部上寒武纪之三叶虫化石.见:中国古生物志,乙种,第7号,第二册.1935,英文84页,中文2页,图3版

[15]李四光.中国北部纺锤虫化石.见:中国古生物志.乙种,第4号,第—册.1927,英文123页,中文10页,图24版

[16]吴汝康,吴新智,张森水.中国远古人类,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93~95

[17]黄汲清.北京猿人学术上的意义(1930).见:翁文灏选集.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89,268~271

[18]孙静,王德忠,等.河北承德市大庙式含钒钛磁铁矿床成矿规律及找矿方法研究.见:2010年河北省地矿局科技大会论文集.北京:地质出版社,2010,2~13

[19]王仰之.中国地质学简史.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134~136

[20]舒文博.豫北红山侵入体的地质调查结果.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24,3(2):117~126

[21]李学清.直隶西部平山县的刚玉.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26,5(1):77~82

[22]孙云铸.开平盆地的上寒武统.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23,2(1~2):9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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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舞徘徊风露下

中国的石油工业是何时起步的呢?当时又是什么状态呢?那还得从100多年前讲起……

一般认为,中国近代石油工业以清政府在台湾设立中国第一个开发石油的行政管理机构—矿油局,并于1878年聘请美国钻井技师购进石油机械钻机,在苗栗钻出了第一口油井算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石油工业已经历了70年漫长而艰辛的探索之路。

(1)早期石油地质调查和对中国石油资源的评价。

近代地质科学是由西方国家于清朝末年传入中国的。19世纪70年代,华衡芳等人将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和丹纳的《金石识别》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19世纪末,清政府洋务派在南京设立了矿路学堂,开始讲授地质学。鲁迅先生曾在这里求学,毕业后于1903年发表了《中国地质略论》一文。1905年留美回国的邝荣光编制了中国第一幅地质图—《直隶省地质图》。

辛亥革命成功后,1912年孙中山组织临时政府,在实业部矿务(政)局下设置了地质科(章鸿钊任科长)。1913年,地质科改为农(工)商部地质调查所(丁文江任所长),后又设立了地质研究所(由章鸿钊任所长),实为培养地质人才的讲习所。经过3年培养,于1916年6月,30名学生中有18人取得了毕业证书,并都进入了地质调查所,成为中国地质界的骨干和开拓者。

中国近代石油地质的调查开展是依附于地质调查开展工作的。中国近代早期的地质调查工作是由外国地质学家开始进行的,如美国人庞培莱、德国人李希霍芬(Richthofen)。1916年中国有了自己培养的地质人才以后,在中国大地上,逐步开展了地质调查工作,其中包括石油地质调查。

(2)中国近代石油地质调查。

我国的石油地质勘查最早是在1914年由美国人在陕北延长及其周围地区进行的。美孚石油公司在这一地区作了100平方千米的地质勘查,在延长、肤施(今延安)、安塞、中部(今黄陵)、宜君钻井7口,共耗资250万元,最后宣告失败。美国人在陕北勘探石油失败后,“中国贫油”的舆论便在世界各地传播。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E·布莱克威尔德发表文章,断言中国东部大平原是一片近期沉积区,若找到石油是偶然的;东南部地层褶皱、断裂强烈,找到石油的可能性不会比不利含油的美国阿巴拉契亚山更好些;西南部也因地层断裂强烈,找到石油的可能性更为渺茫;西北部虽在生产极少量的石油,但不会找到一个较大的油田。最后,其结论是中国绝不会生产出大量的石油。

李四光

中国真是一个贫油国吗?不少中国地质学家提出了质疑。李四光(1928)在《现代评论》著文说:“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设有油田可办”。他指出:“中国西北方出油的希望虽然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热河据说也有油苗,四川的大平原也值得好好研究。和‘四川盆地’类似的地域也不少,都值得一番考察”。谢家荣(1930)则认为:“延长官井产油已十余年,而未曾钻探之处尚多,倘能依据地质学原理,更作精密之探查,未必无获得佳油之希望;故一隅之失败,殊不能定全局之命运耳”。

从20世纪20年代初,我国地质学家即开始了艰苦的石油地质勘查活动,足迹遍及陕北高原、河西走廊、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天山南北和沿海平原。1921年,地质学家翁文灏和谢家荣到玉门调查石油地质,并于1922年首次提出玉门油田有开采价值:石油泉附近地质构造确定为一背斜层;地层属于疏松砂岩,厚者达数米,足能蕴蓄油量;松质砂岩之上下,时有致密红色页岩,足以阻止油液之渗透。

1923年,王竹泉赴陕北调查石油地质,由陕西东北隅之府谷县入境,沿长城西南行,经榆林抵靖边,复折而东行,越绥德至黄河西岸之吴堡县。1932年,他又和潘钟祥再次赴陕北调查,沿途除研究含油地层之岩石性质及地质构造外,并详勘各地之油苗,寻找植物化石。经实地调查,证实延长附近为一很平缓之背斜层,背斜轴大致为东西向,其北翼向北倾斜一二度,南翼向南倾斜一二度,油苗即分布于轴部。不仅初步查清了肤施县与延长县地下的油层情况,修正了美国地质师马栋臣、王国栋以前划分地层中的错误,而且发现了永坪油田和蕴藏丰富的油页岩矿。1933年,王竹泉与潘钟祥共同发表了《陕北油田地质》一文。这是我国地质学家在国内发表的一篇水平较高的地质科学论文,它向国际地质界表明,中国的石油地质工作者能够用自己的力量为祖国找到丰富的油藏。

孙健初

谁是中国最早的石油人01玉门油矿(著名画家吴作人作于1944年,原图为彩色油画)

1928年,张人鉴赴河西走廊调查,再次向国内详细介绍了玉门县赤金堡石油河和白杨河石油沟的油苗露头、地理位置、地层情况等,提出了开发计划。由于当时政局不定,地方政府无能,计划被无限期搁置。

20世纪30年代我国石油地质研究很活跃。1930年谢家荣所著《石油》问世,这是我国近代继张丙昌的《石油概论》之后的一部较早的重要石油专著,为我国石油地质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该书作者认为我国油田的分布,“大抵自新疆北部,沿南山(即祁连山)北麓而至玉门、敦煌,复自甘肃东部,延入陕西北部,越秦岭山脉,而至四川盆地,适绕西藏高原之半”,同时指出,“热河、奉天有油母页岩,直、晋、鲁、豫诸省就地质上推想,或亦有此项页岩,在中国缺油之地,将来必能居为重要之富源”。

我国四川地区由于有2000多年油气开发历史,历来为中外地质学家所重视。20年代末和30年代,我国地质界的赵亚曾、黄汲清、谭锡畴、李春昱、陆贯一、潘钟祥等曾先后到四川调查石油地质。1933年,谭锡畴、李春昱发表地质报告《四川石油概论》,这是我国地质学家关于四川油气资源的一部重要论著。他们认为,四川盆地含油地层不止一层,地层更非一系,与石油产生有关系者为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而各系之中又分上下层位,共七层,已出油者六层;原生油量在六层之中,多寡未必一律,如有一层原生油量多,即有成为富集油田之可能,因此四川油田颇有发展之希望。

黄汲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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