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小忠的诗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张瑞玑诗文集》的付梓面世，现在来看，依然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为弘扬三晋历史文化，多年来，我倡导原单位致力山西地方文献的征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组织有关人员先后单独或参与编撰出版了一批地方文献。 1997年3月1日卫洪平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刊登了有关张瑞玑的文章，披露了张瑞玑先生的外孙王作霦先生增补、注释《谁园集》，历阅数年不得出版的消息。张瑞玑先生既是闻名于本世纪初的三晋名人，也是藏书颇丰的文化名人。50年代初，其子张小衡先生将他的《谁园藏书》悉赠我省，我原单位就入藏了其中一部分。对于这样一位先贤，协助出版他的作品集，义不容辞。 1928年初，张瑞玑去世，其子张小衡收集整理他遗留的诗文，在30年代，编成一部张瑞玑诗文集《谁园集》十二卷，计诗六卷、文六卷。70年代末，王作霦曾少量油印并寄赠山西省图书馆、陕西省博物馆等少数几个单位保存；同时王作霦将张瑞玑稿本六册及诗稿两册、函电底稿一包，连同张小衡的其他手稿，交由陕西省博物馆入藏。1983年，陕西省博物馆刊印了由该馆孙浮生整理的《谁园集》断句本（简称陕博本）四册八卷，计诗六卷、增补两卷；增补两卷的内容是张瑞玑于一九一九年赴陕监督停战划界期间及稍后所发电文与信函（简称划界函电），当是孙浮生据张瑞玑函电底稿整理。同期，孙浮生也抄录了《谁园集》（简称孙抄本）文六卷。其后，1988年9月王作霦兄妹以陕博本、孙抄本为底本，经辑佚、标点、考订，更名为《张瑞玑诗文集》注释本（简称王注本）十四卷，计诗六卷、文六卷、划界函电两卷，另有传略、附录，著名国画家董寿平作序。王注本修订后，某出版社曾拟出版，并做了编辑加工，后因资金困难未出。 原单位地方文献室负责人贾酉全、高和平上北京，下西安，几经周折，与张瑞玑的曾外孙王宪（其父王作霦已经去世）取得联系。王宪家在兰州，邀他专程赶往太原，商量稿本和版权等出版事宜。 版权谈妥了，稿本又成问题。山西省图居然没有保存70年油印本。于是，聘请北岳出版社的石铁农和张瑞玑的曾外孙王宪到陕西省博物馆等处寻觅所藏的张瑞玑稿本等手稿。该馆与陕西省图皆因建设新馆之故，旧馆闭馆不开。接待者说查找不到，哪里保存不清楚，让找离退休老馆员询问。到宿舍区问了几个老人，都说不知道，无结果。最后遇一名老者说知情，说了半天，知道的是袁枚的《随园文集》，南辕北辙。以后又多次与原陕西省博物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联系，一直未能找到《谁园集》稿本及张瑞玑诗稿、函电底稿。幸好王作霦家藏有《谁园集》王注本，只好决定：依张小衡编定的卷数，在王注本发排稿的基础上进行编次。以王注本所用底本及作者手迹、铭文拓片复校，以当时报刊、图书及晚出书刊所载张瑞玑诗文参校；复核标点，复核、改写注释，辑佚并调整附录内容。 原单位先后参与的有王开学、贾酉全、范月珍、任小平、高和平、申同正，以及王小忠、袁长江和本人。复核了书稿，并修改、增补了部分注释。统稿时发现，书稿的体例、校勘等方面仍有缺陷。因此，与出版社商定，由责编石铁农一人复校，并广泛搜寻可供参校的篇章及佚文，统一体例，改写注释，才有了本书现在的面目，石先生劳苦功高。 王宪先生和张小衡先生之孙张七先生提供了底本及有关资料，山西省纪检委卫洪平先生、山西大学李豫先生、洪洞县赵城镇政府王敏政先生提供了佚文及有关资料，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部、陕西省志办图书资料室、西安澍信古书店陈德明先生、洪洞县离休干部田川先生、赵城镇党委师锡亮先生和李长青先生、洪洞县政协王新森先生、山西省文化厅齐荣晋先生为搜集佚文及有关资料提供了帮助，他们都是有功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