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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栋梁，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大学生法律意识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

摘要：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它的有效实施是以全体公民的具有较高的法律意识为前提的。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充分认识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及其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原因，对策

法律意识是“人们的法律观点和法律情感的总和，其内容包括对法的本质、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的评价和解释，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对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关于法律现象的知识以及法制观念等”1，是现代法制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一、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

(一)大学生法律意识呈现出逐步增强的趋势

随着我国普法活动的大力开展，学校法制教育的持续进行，大学生的法律知识水平、法律意识已经有了普遍的提高，用法、守法和维法行为也明显增多，在自身权益受到侵犯时，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能够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在许多调查中都显示采取法律途径是解决纠纷的有效途径。

(二)大学生法律意识存在的问题

1、缺乏应有法律的基础知识，法律知识水平较低

我国目前除法律专业的大学生以外的非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进行的法制教育主要是通过开设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公共课程，对法律基础知识进行部分的讲授，使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对法律制度、法制建设有基本的框架性认识，但由于涉及的法律知识内容有限，课程的实际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学生对法律制度和法律建设往往只停留于感性认识层面，而无法上升到理性层面乃至在实践中运用。

2、知行脱节，淡于守法、用法

在我国高校都开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程，不少学校还设有有关法律内容的选修课，学生能够通过老师的讲授学到一定的法律知识。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经常会出现知行不一、知法但不守法用法的情况，当遇到冲突或问题时，往往是因头脑过热、失去理智而采取过激的行为，有时甚至是违法行为，最终造成严重的后果。

3、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日益增多

身处于“象牙塔”的学生们的生活并不像社会想象的那样平静和安宁。近年来，我国大学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其犯罪类型也正在向智能化、多样化发展。从2002年的“伤熊事件”到“马加爵”案，再到2010年的“李刚”案和“药家鑫”案，使大学生犯罪问题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而这些背后的深层原因更值得大家关注和深思。

二、造成大学生法律意识缺失的原因

(一)学校原因。长期以来，学校对法制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大多只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对学生进行简单、基础的教育，更侧重于进行法律知识的灌输，缺乏以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为主的启发式教学和实践教学，对学生的测评哈停留在考试成绩上。另外，由于许多教师在法律方面大多是“半路出家”，缺乏系统和专业的知识，以至于对学生的教育成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家庭原因。家庭在大学生教育过程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家长的法律意识普遍不强，对法律的公正性和有效性产生怀疑，而习惯于靠群众运动来解决国家和社会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同时，家长对学生的教育往往只注重智力教育而忽视了健康人格教育，特别是法律意识方面的培养和教育，使学生无法健康、平衡的发展和成长。

(三)社会原因。我国是拥有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天人合一和与人无争、与世无争的传统文化观念，至今还存在于社会观念中，影响着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巩固和强化。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立法上成绩与不足同在，法律空白、法律体系内部的摩擦和冲突、法律规范缺乏可行性， 司法干预和司法腐败现象时常出现，使人们对法律效力的公正性产生质疑。

三、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对策

英格尔斯曾说：“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组织原则如果没有其得以运营的社会根基和缺少赋予这些制度与组织原则以真实生命的现在心理基础，也会变成一堆废纸或导致畸形发展。”【1】

(一)优化社会法治环境。营造良好的社会法治氛围，是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重要外部条件。社会要加强立法和提高立法质量，树立起法律权威，使公民在认识和情感上对法律产生信仰感和依赖感;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严格守法、公正司法，发挥自身的表率作用，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大众传媒的报道要始终坚持客观。公正、及时准确的原则，并能够利用自身优势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努力营造学法、知法、守法的良好社会环境。

(二)要充分发挥学校教育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要积极营造“依法治校”的氛围，对学生的管理要始终坚持人人平等，各项程序要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以实践法律的行为去影响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养成。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培养学生法律意识中的作用，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的法制教育紧密结合，改进法律基础课课堂教学、教学内容，充分发挥新媒体在大学生法律意识塑造方面的功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自我管理和约束的能力，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和违法行为。

(三)重视和完善家庭教育。家庭对于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要通过多途径增强家长的法律意识，并能够以身作则，加强自身修养，从正面对大学生进行教育，用自身的榜样力量影响孩子，用潜移默化的方式对子女进行法律观念和意识的教育。

总之，我国正处于发展的机遇期，要建立社会、学校、家庭一体的教育模式，充分利用社会的有效资源，发挥学校教育的主渠道作用，高度重视家庭教育的力量，从多方面帮助大学生培养和提高法律意识。

参考文献:

[1]刘旺洪.法律意识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49

[2](美)英格尔斯.走向现代化[C].世纪档案――影响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的100篇文献.北京：中国文献史出版社，

试论如何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

摘 要：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栋梁，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作为造化育人的高等院校是大学生成长的主要环境，因此担负着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重任。本文就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方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大学生 法律意识 培养

大学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肩负着祖国未来现代化建设的任务，然而，由于绝大多数人自幼上学、很少接触社会，在应试教育下，从学生到家长都只注重分数，忽略素质教育，缺乏法律知识的学习，导致部分大学生虽然以优异的成绩进入高校，却有许多人不知法、不懂法，有的甚至是法盲。因此，作为教书育人的高等学府，主导性培育和快速提升大学生的法律素养、法律意识，是其参与社会现代化进程和塑造“现代型人才”不可推卸的职责。

1 充分发挥学校课堂法律基础知识教育的作用

健全的法律意识必须以一定的法律知识为基础，课堂教学一直是学校教育的根本，也是高校向大学生传播法律知识的主渠道，通过教师的讲授学生们可以在短时间内接受大量的法律知识，因此发挥好法律基础课的作用，对于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显得尤为重要。

了解宪法内容，树立宪法的权威性

使学生明确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国家权力必须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明文规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和范围内行使，公民义务也必须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设定，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迫他人履行法定范围之外的义务。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必须确立宪法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等一切重要领域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调动学生积极性，启发学生主动思考

要让学生成为课程的主体，由老师提出问题，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开动脑筋并通过分析阐述自己的观点，发表自己的看法;师生之间也可以通过讨论、辩论，在争鸣中求同存异，这样学生掌握的知识就会更为牢靠、更加深入。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原则

法律基础课的教学不但要联系社会实际，而且要联系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比如在模拟法庭中，法官、律师、当事人、法警、书记员、观众等角色都由学生来扮演，让学生在亲身参与中体察到法庭的威严、对法官的尊重、诉讼的程序等等实践知识;激励更多的学生参与案件的分析，并从多种方案中，鉴别、筛选、产生最佳方案，从而使课堂的案例分析更加深入、实用，实现大学生在实践中学法、在情景中体验法、在现实中懂法和用法的积极效应[1]。

2 营造良好的法制文化氛围

为学生创造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环境

高校应坚持从“依法治校”开始，一切事情要做到有章可循、照章办事，切实保障学生的权利。各项规章制度要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尤其是在学生普遍关注的学生德智体量化考核、评奖评优、贫困生资助、学生干部的选拔等问题上，校方一定要按规定办事、不因人而异，对违法违纪行为严肃处理。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的形成和提高[2]。

为大学生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

高校应积极开展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法律知识教育的专题讲座和报告，定期邀请专家和学者来校为学生做法律知识的宣传，把最新的法律信息及时传达给学生，使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增加法律知识、树立法律观点、强化法制观念，从而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水平，使大学校园形成一种学法、守法、用法的氛围。

另外，形式灵活的校园法制文化活动能极大地激发学生对法律学习的热情和兴趣。比如：组织开展一些主题鲜明的法制演讲、辩论赛、知识竞赛，使学生在比赛的同时提高对法律的认识;组织学生收看法制节目，通过观看典型案例的分析促进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的形成。

3 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大学生正处于青年时期，其生理和心理都在走向成熟但还没有成熟。他们感情丰富，心理起伏大，易冲动，自控能力差;他们没有走向社会却渴望走向社会;他们缺乏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但社会却纷繁复杂。所以，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大学生很容易误入歧途，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3]。

面对大学生身心发展特点，高校要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大学生人格健康发展。第一，要及时了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做好新生的心理测试，建立和科学利用大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健全大学生心理健康危机预警机制;第二，培养健康人格，让学生们掌握心理调适的基本方法，通过正当方式来减轻心理负担，培养坚强的意志力、稳定的情绪、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坚决抵制各种不良风气，以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预防和减少悲剧的发生;第三，通过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和心理咨询服务，使大学生了解基本的心理卫生知识，对心理有问题的学生应及时对其进行疏导和纠正，并时常关注，为学生做好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帮助大学生形成健康向上的心理。

4 加强大学生劳动权益自我保护的教育

目前，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做兼职，这样一来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实践能力，为毕业后的就业增添砝码;二来可以获取一些生活费用，减轻家庭负担。然而，社会上一些非法中介和用人单位利用大学生做兼职工作心情急切、社会经验少、缺乏自我保护和维权意识的特点，取大学生钱财，甚至导致大学生受到伤害的事件时有发生。

针对上述情况，一方面，高校应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一些与他们自身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找工作前先认真学习《劳动法》、《民法》和《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对纷繁复杂的求职市场保持清醒的头脑，提高自我保护能力，防止上当。另一方面，多开展“大学生求职就业维权”讲座，通过讲座，使大学生知法懂法，了解自己在求职过程中，应该享有什么样的劳动权益，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为将来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中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好准备[4]。

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是帮助和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应高度重视的内容，因此，高校应坚持不懈地将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贯穿于大学生教育始终。

参考文献

[1] 黄蔡芹.浅议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J] 2007，27(11).

[2] 於艳萍.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问题探讨 教育与职业[J] 2007(30).

[3] 赵 艳.对当代大学生犯罪现象的几点思考 法制与社会[J] 2007(01).

[4] 杨一青.浅谈大学生勤工助学的权益保护 思想政治研究[J] 2006(77).

大学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的生力军,必备的法律素养是其立足社会的核心条件。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法律方面论文，供大家参考。

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是指借款人向贷款人申请汽车消费贷款后，由借款人作为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因借款人不履行贷款合同给贷款人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该业务自1997年开办，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蓬勃发展，并带动了机动车辆保险市场的繁荣。但是，由于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的保险期限较长，不仅客观上风险要在经营中逐步释放，而且随着保险事故的不断发生和理赔调查的日趋深入，该业务在管理上遗留的问题和导致的纠纷也越来越多。笔者将理论研究和业务实践相结合，就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业务中可能涉及的三类纠纷进行法律分析。

一、购车人发生欠款后、保险人赔付银行损失之前，银行或者保险人以银行名义起诉购车人、担保人的案件

当购车人发生欠款并构成保险事故后，银行有权选择依据贷款合同向购车人、担保人主张权利，也有权依据保险合同向保险人索赔。这种情况下，除非保险条款或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了保险人享有先诉抗辩权，否则保险人没有权利要求银行先起诉购车人、担保人。同时，在没有赋予保险人先诉抗辩权的情况下，为防止银行在购车人发生欠款后滥用诉权，即便银行自愿选择起诉购车人、担保人，在未经与保险人协商一致时，该诉讼费一般是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的。

因此，银行和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后，首先应关注共同利益、从实际出发，对于购车人恶意欠款或无力还款、确已无法通过催收或协议处分抵押物等方式收回欠款，并且购车人或担保人具有可执行财产能够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应尽快协商一致，由保险人承担诉讼等经费并以银行名义起诉购车人、担保人，以及尽早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二、银行起诉保险人的案件

银行起诉保险人的案件是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纠纷中最为常见的，争议焦点主要是保险人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实践中争议较大、较难处理的主要有以下二种类型：

(一)涉嫌的案件

涉嫌贷款的，一般是借款人、汽车经销商单独或串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提供虚假材料以虚构汽车买卖关系、同一车辆向多家银行贷款、非法提取贷款现金挪作他用等方式套取银行贷款。此类案件中，有的是购车人伪造、变造或收购、借用他人身份证购车，有的是提供虚假财产状况证明、虚增车价，有的则是虚拟购车主体、担保人或抵押财产等情况。因此，判断保险人是否应承担保险责任，应根据实际，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保险利益问题。《保险法》第12条规定了“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因此，对于涉嫌的业务，如果贷款人并未实施购车行为，保险人可根据新《保险法》第四十八条“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的规定而拒绝赔偿。

2.银行审贷和投保人如实告知的义务。针对涉嫌的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业务，保险人通常基于《贷款通则》、《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的规定和保险条款的约定，以银行疏于履行审贷义务、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作为不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笔者认为，尽管《贷款通则》和《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等明确规定了银行的审贷义务是独立的，并且银行有审慎地进行资信调查的义务，条款中也通常约定了保险人在因被保险人过错导致贷款合同无效或被撤销时、在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时，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在实务中，仍然应该根据银行疏于审贷和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具体情形区别判断其法律后果。

如前所述，涉嫌的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的具体情形千差万别，但无论是空车套贷、虚增价款或者其他情形，其基本特征均是申请贷款的材料中存在虚假信息。既然存在虚假信息，则必然说明银行在审贷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疏忽、投保人在投保过程中隐瞒了真实情况。

针对保险人关于银行审贷疏忽的抗辩，保险人不承担责任的条件应以银行的过错为限，不宜包括轻微的疏忽、更不应以虚假信息推定银行存在过错。特别是购车人收购、借用他人身份证件的情形，笔者认为应构成表见代理，贷款合同成立，保险人不能以银行未尽到资信调查义务或当事人之间没有一致意思表示为由而不承担保险责任。

针对保险人关于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抗辩，笔者认为尽管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对“最大诚信”的要求更高，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仍然应以“有限告知”为原则，同时应逐步确立书面询问的有限告知方式。在有限告知的前提下，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有权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拒绝承担赔偿责任。此外，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中，由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是分离的，被保险人是进行保险索赔的权利人，因此，投保人告知义务的履行以及对投保人有关情况的调查直接关系到被保险人权益的风险。

根据《保险法》规定，对投保人的选择和有关情况的调查是保险人的法定义务，其该义务的履行也关系到保险合同的履行，因此有人提出要通过双方协议将保险人的审查义务和银行的信贷资产审查结合在一起，或者以银行的资信审查代替保险人的承保审查。笔者认为，银行的资信调查和保险人的承保审查义务的法律依据不同，前者是依据《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等，后者是依据《保险法》，其侧重的专业重点亦有所不同，因此不能混为一谈或相互替代，相反，应分别予以强化。

(二)由于银行未履行作为被保险人的催收、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未代投保人连续投保车辆险等而引发保险责任争议的案件

1.根据《贷款通则》第32条规定，“贷款人在短期贷款到期1个星期之前、中长期贷款到期1个月之前，应当向借款人发送还本付息通知单”，贷款人对逾期的贷款要及时发出催收通知单，做好逾期贷款本息的催收工作。保险条款通常约定被保险人有做好欠款的催收工作和催收记录的义务。

2.根据《保险法》关于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时应及时通知保险人的规定，保险条款通常也在被保险人义务中约定被保险人发现投保人有潜在的不还款风险或任何可能导致保险合同风险增加的情况，应通知保险人并协助减少或消除风险。

3.为避免投保人因贷款所购车辆自身发生事故损失而产生的不还款风险，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一般要求投保人一并投保贷款所购车辆的损失险、盗抢险等车辆保险，且保险条款通常约定投保人未按时续保上述车辆保险的，被保险人应代投保人投保。银行违反上述保险法规定或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义务，保险人有权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主张不承担赔偿责任或减小赔偿责任。

三、保险人赔付银行损失后，向购车人、担保人进行追偿的案件

保险人在履行了保险赔偿责任之后，有权向购车人、担保人进行追偿，但笔者认为该追偿不等同于保险代位求偿。保险代位求偿权，是“基于保险利益原则，为防止被保险人获得双重利益而公认的一种债权转移制度”，通常认为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实质是民法清偿代位制度在保险法领域的具体运用;该制度设立的目的是既不能让被保险人因投保而取得额外的利益，也不能让有过错的第三者逃避其在法律上的赔偿责任。

新《保险法》第60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由此可见，保险代位求偿权是代位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行使权利;因此有观点认为，由于保证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即是债务人，其是否还款、是否按约定履行义务直接决定了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与第三人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一般不存在第三人过错致使保险事故发生的情况，当然也不存在保险代位求偿权。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就是没有区分保险事故发生的具体情形，将保险人的追偿权等同于代位求偿权的错误认识。

(一)投保人因主观意愿而发生恶意违约

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承保的风险具有信用性，与投保人对债务履行的主观愿望具有一定的联系。对于保险人而言，其在依赖投保人的诚信态度的基础上为其信用承保，无法通过一般的询问和告知来了解投保人的主观世界，况且投保人的主观意愿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因此，一旦因投保人主观恶意造成保险事故发生，即出现了保险人承保的不确定性危险的必然发生，保险人得为该射幸率的发生而给付保险金，并将因为缺乏第三方责任因素而不享有代位求偿权。但是，保险人不享有对第三方的代位求偿权，并不等于其不能向投保人(债务人)或担保人追偿;保险人在向被保险人履行了保险赔偿责任之后，被保险人对投保人不再享有赔偿金额范围内的债权，该债权及相应的担保权一并转移至保险人，实务中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也会就权益转让问题签署权益转让书。

(二)因受第三方侵害影响履约能力而发生善意违约

投保人因第三方的侵权或合同违约行为而遭受侵害，降低或损害了投保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能力，造成保险事故发生，一般称为善意违约。这种情况下，由于投保人最终可以从第三方获得损失的救济，而保险代位权的本质是“一个为了防止被保险人获得超过全额补偿，有利于承保人或保险人的原则”(语出1883年案中的布莱特法官)，故笔者认为此时保险人既可以向投保人(债务人)、担保人追偿，也可以行使代位求偿权向有责任的第三人追偿。

(三)因客观情况发生变化而发生违约

除了主观因素以外，某些客观上的事件，例如地震、台风、洪水、海啸等以及战争、武装冲突等不能预见、不能克服、不能避免的不可抗力以及非因当事人故意或过失而偶然发生的意外事件，也可能导致投保人(债务人)不履行、不能履行或不能全部履行清偿责任。对于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导致的保险事故，保险合同从保障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利益的角度出发，立足于减轻并合理分配风险，一般约定为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且不向投保人追偿。同时，此类情形下因无特定第三方的过错，亦不存在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一、法律文化的内涵

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我国文化理论的发展，“法律文化”从西方引入我国，开始引起我国法理学、比较法学和法律史学领域学者的关注，“颇有言必称法律文化之势”。但由于学界对法律文化的内涵缺乏明确的界定和深入的研究，使得法律文化现在仍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更遑论一门独立的学科。“法律文化”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劳伦斯•弗里德曼在《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一文中提出的，指的是“与法律体系密切关联的价值与态度,这种价值与态度决定法律体系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地位”。而法念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一文中最先英国法学家科特雷尔则认为“法律文化”仅适用于观察法律与文化一体化的初民社会和小型社区以及特定职业人群的法律观念，与“法律意识形态”等同。也有学者把法律文化视为法律传统或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概括而言，法律文化是指植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长期共同生活的历史文化过程中公认的、稳定的法律价值、观念以及学说的统称，是人们进行法律活动的行为模式和指导规范。

二、当前我国法律文化研究现状与问题

首先，我国法律文化侧重与其他法学学科结合来研究某一问题，而缺少对宏观理论的研究。从我国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当前研究法律文化，主要集中在：(1)与法制史结合来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包括礼法、无讼、自然法、律等，这部分研究占绝大部分;(2)与比较法结合来研究法律文化;(3)进行地方性研究，来研究少数民族如藏族、彝族、瑶族等的法律文化。而对法律文化本身的理论基础、体系的研究却明显不足。其次，法律文化没有厘清与一些学科尤其是法学学科的关系，从而影响了自身学科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学科交叉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重要。这种跨学科的发展前提是相应学科之间的合作关系，而非简单的包含关系。而且我国法律文化的跨学科研究仅着眼于法社会学和法制史，对于其他学科不够重视。而当前世界中关于法与数据、数字时代、工程学、戏剧、数学、人工智能的研究已经变成一种新的发展趋势。最后，对我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路径这一理论基础问题，我国学者存在认识偏差。不少学者认为打破法律文化区分的制度性法律文化与观念性法律文化这种二元结构并进行整合，使观念性法律文化向制度性转变，是我国法律现代化的路径。然而，深入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观念背后体系的是一种法律的一元观，即“趋向于附和占据支配地位的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观点”，是“现代科学主义驱动下型构而成的以立法统合整个法律定义”，是“唯法律的”、“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型的”。但就转型期的我国现代化进程而言，我们更多的恰恰是对“现代性”的反思，更关注的是“后现代的”“地方性知识”这样多元格局的存在。我们的出发点不再是看“冲突”，而是看“存在”，不再是进行统一的“整合”，而是研究各自独立的前提下互动的融合来起作用，来满足转型的中国社会现实需要。

三、法律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法律多元主义

马克•维恩•霍克在第23届世界法哲学大会的基调报告中曾讨论了欧洲统合过程中法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在不同地域文化传统相互影响愈益强烈的过程中，强势的文化传统往往处于支配地位，并且时常会驱逐、消磨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的文化传统中的某些要素”，因此努力保护本地区部分的传统和经济，“提升后发国家的法律地位”，建立国家法和国家内部多元的、部分社会的法规范、以及欧盟法的三元法律构造这一多元体制至关重要。事实上，这种法律文化的多元化正如我们前文所述，是现代社会下，法律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这种法律文化多元主义正是我国研究法律文化的理论基础。提倡法律文化多元主义的学者中，最有影响的一位是日本的千叶正士。其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对于作为国家法的正式法与非正式法之间具有复杂的交互关系，应当将包涵多元价值、理念的法前提予以概念化，并运用构成多元法体制的各种概念进行分析。千叶正士针对亚洲不同地域多元法体制下的国家法和移植法、固有法，进行法人类学、法社会学、以及法哲学上的分析论证，提出了法文化上的独创概念——“法文化的操作性定义”。其多元法体制的法文化理论内核可以概况为是三种二元区分下二项对立，具体是指“正式法•非正式法”，“移植法•固有法”，“法规则•法前提”这三方面的二项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