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研究论文集

关于民族音乐与传统文化的论文

在学习、工作中，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接触过论文吧，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你写论文时总是无从下笔？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关于民族音乐与传统文化的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国民族音乐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四五千年前的原始氏族社会中，就产生了原始的歌舞和歌曲，到殷周奴隶主统治的时代，音乐文化已经相当发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音乐不断得到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音乐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中国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情感、意志、力量、幻想和追求。

中国民族音乐文化是根植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造就了独特的民族音乐。

中国民族音乐基本上由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民间音乐四部分构成。

宫廷音乐：一部分是典制性音乐，如各类祭祀乐、凯歌乐、朝会乐等；另一部分是娱乐性音乐，如各种筵宴乐、行幸乐。这两大部分音乐体现了宫廷贵族文化的两个侧面，一是皇权至上自我形象的塑造，二是贵族阶层的精神享乐。

文人音乐：文人音乐包括古琴音乐与词调音乐，它与书、绘画、诗词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文人文化，琴、棋、书、画，琴居首位。古琴音乐追求的是超尘脱俗的意境天人合一的思想，“清、幽、淡、远”的浪漫色彩，这种音乐最符合封建社会的“中和”思想，成为古人修身养性，塑造人格的最好手段。

宗教音乐：

一、体现了中国宗教信仰的多元化特点，佛教、道教、萨满教，在各自的文化基础上宗教音乐各有特征；

二、外来的宗教带来的外来音乐和乐器不断与本土音乐的融和；

三、较浓的民间风格，大量的宗教音乐以民间歌曲为基础加以改动使之仪式化、教仪化。

民间音乐：民间音乐分为民歌、歌舞、说唱、戏曲、器乐，以综合艺术为主。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独特的民族民间音乐的体裁、形式、风格、内容，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基础。它的特点是：

一、丰富性：中国土地辽阔，民族众多，民间民俗千姿百态，形成了品种繁多的民间音乐。至今已收集到的民歌约有30万首左右，独奏、重奏、合奏乐曲不可胜数；民族乐器约200余种；中国的民族曲艺约200多个曲种；戏曲约有360多个剧种。曲艺和戏曲都是综合性艺术，音乐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是各剧种、曲种特征和风格的主要体现者。至于这众多剧种曲种中丰富多彩的剧目、曲目，声腔、板式、曲牌、行当、流派、唱段、文武场音乐等，更是无法记数。

二、不确定性：民间音乐一般为口头产生，口头传授。口头发展使民间音乐更具有不确定性、变迁性、创新性、即兴性。

三、通俗性：民间音乐是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音乐文化，它表现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抒发了他们的感情，表达了他们的意志和愿望，更具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色彩，更贴近广大劳动人民，并为他们所接受和喜爱。

四、实用性：许多民歌还未完全摆脱实用功能的原始形态，如各类劳动号子仍具有实用性和表现性两种功用。它的表现性在于用艺术形式反映劳动者的力量、态度、志向和审美情趣，它是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直接反映。

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它又以其独特的功能作用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即“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崇仰创造万物的大自然，又重视人的内心体验，而音乐的产生正是源于人心对大自然的感悟。“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记》）古人认为“音乐达天地之和而与人之气相接”。

音乐不但是由人们对大千世界感悟而产生，而且还能反过来调整情绪，调和人心，使人与人的关系达到协调和平，“七情不能自节，待乐而节之，至性不能自和，待乐而和之”。（《欧阳文忠全集》）在重视道德的封建社会，儒家利用音乐塑造理想人格以达到儒家学说中的核心“仁”。儒家代表人物孔子认为人的全面修养不能缺少音乐，孔子对平和优美的《关雎》大加赞赏。孔子曰：“《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而对激烈抗争的郑国民间音乐却强烈反对。孔子曰：“放郑声，郑声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音乐不仅起着塑造人格的作用，还有安邦治世的功能，《吕氏春秋·适音》曰：“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礼记·乐记》曰：“致礼乐之道，举而措之，天下无难矣。”中国封建社会的巩固发展主要依赖于“礼乐”制度。儒家便是“礼乐”制的倡导者。“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乐是指宫廷雅乐，它的实质功能是对“礼”的辅佐，把最具震撼人心的音乐形式与礼法结合在一起，其渗透力和凝聚力是强大的。

孔子对音乐的内容与形式是非常重视的，它赞美古代乐舞《韶》乐对舜仁德文治的歌颂及《九辨》完善的艺术形式。《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孔子评价《韶》乐尽善尽美也。而对周朝乐舞《大武》的艺术表现形式给 以高度赞扬外，对其表现周武王伐纣灭商的战争功绩的内容却给予批评：“《大武》尽美未尽善也”。

民族音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还表现出它与传统文化互相交融、互相联系、共同发展、共创辉煌的主要特质。

中国诗词，声调音韵抑扬顿挫，在平仄交错中形成音乐的旋律之美，而诗词不同长短句组合，各种格律的运用又显示了音乐节奏之美。

中国的书法艺术中无论是龙飞凤舞的墨迹，还是书者瞬间的节奏运用的律动感都是有音乐灵感的精神气质。

中国的绘画，“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绘画思想，清晰的线条、造型，清淡的色调意境，显现了音乐流动的旋律美。而中国的舞蹈、戏剧更是与音乐结合为一体，形成了大型的综合艺术。

我们抛开技巧性、技术性把中国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层面来审视时，我们就会发现民族音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面镜子，它折射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画面，透视出中华民族独特的情感世界和人文精神。

音乐永远是民族文化中的那唯美的一面，在乐器的缓缓鸣奏中，表达的是作者的情感，无形之中乐曲的深处流淌着的是民族文化血脉深处的精髓。。。每每听着古典音乐的响起，那种悠扬，那种独特的中国风，心灵深处的有着不一样的触动，虽然听不出《高山流水》的知音难觅，品不到《春江花月夜》的清丽奇幻；但是依旧为凄凉忧伤的《二泉映月》而伤怀，被《霸王别姬》的悲凉豪迈而震撼。。。。他们再现了古代的情感生活，过往的抑郁悲愤，那时的英雄儿女，跨时代的哲理思考，都是那么地多情，那么的发人深省。 中国民族音乐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四五千年前的原始氏族社会中，就产生了原始的歌舞和歌曲，到殷周奴隶主统治的时代，音乐文化已经相当发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音乐不断得到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音乐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中国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情感、意志、力量、幻想和追求。 中国民族音乐基本上由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民间音乐四部分构成。 宫廷音乐：一部分是典制性音乐，如各类祭祀乐、凯歌乐、朝会乐等；另一部分是娱乐性音乐，如各种筵宴乐、行幸乐。这两大部分音乐体现了宫廷贵族文化的两个侧面，一是皇权至上自我形象的塑造，二是贵族阶层的精神享乐。 文人音乐：文人音乐包括古琴音乐与词调音乐，它与书、绘画、诗词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文人文化，琴、棋、书、画，琴居首位。古琴音乐追求的是超尘脱俗的意境天人合一的思想，“清、幽、淡、远”的浪漫色彩，这种音乐最符合封建社会的“中和”思想，成为古人修身养性，塑造人格的最好手段。 宗教音乐：一、体现了中国宗教信仰的多元化特点，佛教、道教、基督教、萨满教，在各自的文化基础上宗教音乐各有特征； 二、外来的宗教带来的外来音乐和乐器不断与本土音乐的融和； 三、较浓的民间风格，大量的宗教音乐以民间歌曲为基础加以改动使之仪式 化、教仪化。 民间音乐：民间音乐分为民歌、歌舞、说唱、戏曲、器乐，以综合艺术为主。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独特的民族民间音乐的体裁、形式、风格、内容，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基础。 如今古典民族音乐的现状不容乐观，中国历来重视音乐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但在普通教育中将音乐作为正规课程列入期间，则是清末才开始的。1898年康有为以“请开学校折”上书光绪帝，提出了废八股遍设学校的主张。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等人积极提倡在学校中设立乐歌课。此后几年间，新式学堂陆续开设了唱歌课，从而在普通学校中形成了以教授新式歌曲和欧洲音乐常识为主要内容的音乐教育，至此，学堂乐歌成为我国一个新文化即将实行切换的关键时期。1927年采用德国专业音乐教育体制建立的上海国立音乐院，均依照德国音乐院校的课程内容上课，学生们演奏我国传统乐器也是用现代方法演奏。 当时以西方音乐为主体的中国学校音乐教育虽然对建立和发展近代中国音乐文化起到了重大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学校中的音乐教育未能把传承中国音乐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因而对多数教育者来说，接受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阻隔和影响。虽然在各个方面做了一些有利措施，但从学校音乐教育的整体来看，民族音乐尚未能取得其应有的主体地位。这不仅对民族音乐文化传承是个沉重的打击,而且对今后的民族音乐教育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于多年来形成的教育体制和观念及外来文化的侵入，使得我国学校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教育传承之间存在割裂、脱节现象，这就造成了国民对民族音乐的不重视，而使民族音乐文化处于不断滑坡状态。因此，学校教育应该作为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主要渠道，传承民族音乐文化是学校教育的重大历史使命。 民族音乐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各种文化形式的综和，同时又是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音乐文化里包括了多种文化，涉及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为各种类型的民族民间音乐是在劳动中创造出来的,它不仅仅是一种音乐现象,其中也体现了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的文化、民俗、语言、美学观点，同时也寄托了一种文化的情思,其所涵盖的情感和精神是这个民族的灵魂与思想,是这个民族精神的载体。匈牙利音乐家柯达伊这样说过:“民族传统有机的继承,唯有从我们的民间音乐中才能找到。”意思是说,作为文化的民族民间音乐具有继承的价值，民族音乐教育同时也具有爱国主义教育的积极意义。 音乐教育是教育的一部分，民族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教育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文化的教育是不可行的,没有教育的文化就失去了它的实际存在价值，教育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民族音乐传承与学校的音乐教育是分不开的。 毋庸置疑，民族音乐文化在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几千年来的中国音乐史及现代的音乐教育现状看，我国音乐要得到真正的发展和提高，必须以中华民族本土音乐为主，如果把西方或者其他流行音乐当成主流，而将民族音乐作为附庸的话，必然会带来民族音乐衰退乃至消亡。学校教育作为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要使民族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得以很好地传承，就要强调民族音乐教育在音乐教育中的重要性，所以要加强民族音乐教育，改善教育措施是关键。 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传统民间音乐的发展现状不容乐观，就像我们的母亲河每年断流一样，民间音乐中的许多品种也出现了断流，濒临绝灭。流行音乐充斥着中小学音乐课堂，民族音乐教育被忽视。专业艺术院校招生和业余器乐考级中，报考西洋乐器和报考民族乐器的人数惊人的悬殊。更令人痛心的是多数学生都不会欣赏民族音乐的美，甚至对教材中的民族音乐持排斥态度。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有很多，用历史追朔法分析这些现象不难发现： （一）近二十年来受外来文化、市场经济的影响，各种媒体播放民族音乐的比例较少，流行音乐所占比例较大，加上港台流行音乐的推波助澜，使得很大一部分学生趋之若鹜。致使我们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追星族与歌迷越来越多，而民族音乐的爱好者却越来越少。青年学生只知道四大天王、超级女生，对民族音乐知识可以说了解甚少，说不出几种民族乐器的名称、叫不出几位中国民族音乐家的姓名； （二）应试教育长期不重视音乐教育，音乐课的情况无人问津、无人监督、无人指导音乐教学。致使音乐教育无法执行教学大纲，更无法完成规定的内容。音乐教学科研不足，教学观念陈旧，教学模式没有改变，致使学生对音乐课丧失兴趣。 二、发展民族音乐教育的具体措施 长此以往，没有青少年对民族音乐的喜爱和发扬光大，民族音乐将会失去它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发展民族音乐教育，提高民族音乐素养”显得尤为重要。学校责无旁贷地成了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振兴民族音乐的主要阵地。在教学中发挥民族音乐教育的优势，陶冶学生情操，增强民族意识，让绚丽璀璨的民族音乐自立于世界之林，乃是当前音乐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怎样落实呢我认为应主要从以下几点抓起： （一）以情感教育为主线，培养学生对民族音乐的深厚感情。通过学习一些带有典型民族风味的歌曲，在掌握和灌输民族音乐知识的同时，让学生明白音乐离不开民歌，民歌是一切音乐创作的源泉的道理，使学生从心理上崇拜民族音乐，提高学生对民族音乐的感情。我国民歌浩若烟海，内蒙民歌的豪放、辽阔，江南民歌的婉转、秀丽，陕北民歌的高亢、奔放，云南民歌的明丽、清新，新疆民歌的活泼、欢快，无不给人以美的享受，从中得到丰富的体验，体味到各民族的风俗民情和鲜明的地域色彩。学生对这些民歌创作根源的追溯，会对民族音乐产生由衷的热爱之情。有了这样美好的感情，就会对学习民族音乐产生浓郁的兴趣，为学校进一步实施民族音乐教育打下浓厚的情感基础。 （二）以民族音乐的欣赏为契机，增强学生的体验能力，体验民族音乐所塑造的意境，开拓学生的艺术视野，提高学生的艺术感受力、鉴赏力和创造力，以学生自我感受为基础，启发学生展开形象的翅膀，令学生将民乐与自我的情感认识不断协调起来，使民乐的欣赏成为学生情感体验的活动，在此活动中令学生自我振奋、自我感动。教师有意识地选择欣赏曲目，做到有浅到深、由表及里地对学生实施教育。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怀着由衷的喜悦去吸收民族音乐的营养，接受民族音乐文化的熏陶。 中国民族音乐走向世界很有市场前景，关键是要有好的作品和市场运作。我认为，当前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存在着创作和市场两个问题，需要下大功夫解决。“中国民族音乐的作品不够丰富制约了其自身的发展。由于民族管弦乐的乐器和编制的特性，你不能用西洋的配器方式来写中国民乐作品，而当代作曲家的作品有许多却还是从西洋乐团的配器移植过来的，这样的作品并不适合民族乐团演奏。民族音乐的市场开发问题也十分明显，从我们在欧洲和美国的演出看，实际上民族音乐有市场，但国内缺少推广民族音乐的机制,没有专门的人才和经纪公司向世界各地推广中国民族音乐。” 古典民族音乐的传承也许还要走很远，但是我们必须不停的寻找契机，为民族的文化作出应有的保护，更要作出应有的创新，让更多的人去接受，去认识我们的音乐文化。

《民间合唱园地里的小花》，《人民音乐》1982年第6期。 《民族音乐中的“子母声”》，《中国音乐》1983年第1期。 《听中国打击乐音乐会》，《中国音乐》1985年第1期。 《桂、湘、粤边界瑶族民歌考察》（第2作者）《中国音乐学》1985年第1期。 《侗族民间合唱旋宫实践的初步探讨》，《音乐研究》1985年第4期。 《民族声乐曲“垛句”唱腔的结构型态和艺术功能》，《音乐探索》1986年第1期。 《论民族音乐现象的系统化结构》，《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3期。 《田野作业的方法论思考》，《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3期。 《汉代杂技音乐》，《中国音乐》1986年第4期。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年鉴》1987年。 《长鼓研究——兼论细腰鼓之起源》，《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4期。 《通俗歌曲及其传播的民间音乐本质》，《人民音乐》1988年第3期。 《民族音乐现象系统化结构的综合研究》，《音乐研究》1989年第1期。 《〈白族音乐志〉体例 》，《中国音乐学》1990年第3期。 《润物细无声——1990年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述评》，《中国音乐年鉴》1991年。 《历史积累上的飞跃——中国民族器乐表演艺术历史及发展概观 》，《音乐研究》1991年第3期。 《从荒芜走向繁茂——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四十年》，《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3期。 《白族那马支系音乐及其文化构成透视》，《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 《实地调查资料储存的理论及方法》，《中国音乐学》1993年第4期。 《民间音乐作品书面规范显示及其权利归属》，《人民音乐》1994年Z1期。 《实地调查的经验积累和科学意义及作用再认识》，《中国音乐》1995年第1期。 《民族音乐学的实地调查类型》，《中国音乐》1996年第1期。 《在传承过程中新生——工尺谱存在意义和作用的思考》，《中国音乐》1997年第1期。 《收获的季节——1997年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年鉴》1998年。 《关于撰写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几个问题》，《人民音乐》1998年第1期。 《近代新音乐环境中的“国乐”处境》，《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学刊》1998年。 《1998年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年鉴》1999年。 《“纳西古乐”名实谈—答〈人民音乐〉记者问》，《人民音乐》1999年第1期。 《留得华韵播寰宇——民族音乐大师彭修文祭》，《中国音乐》1998年第2期。 《进入音乐大师的生活时空——〈世界著名音乐大师图典〉序》，《艺术学教育与科研》1999年。 《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学术思想的转型（上）》，《音乐研究》2000年第4期。 《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学术思想的转型（下）》，《音乐研究》2001年第1期。 《百年之计，莫如树人》，《艺术学教育与科研》2001年。 《音乐基础教育的文化层面定位》，《香港“中国音乐研究在新世纪的定位”国际学术研读者论坛会论文集》2002年。 《乐史图说四则——骨哨、骨笛、陶钟和夔鼓的音乐图象学描述》，《南阳师院学报》2002年第5期。 《〈云南民族音乐论〉序》，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民族音乐学如何强调其实践性》，《音乐与表演》2003年第1期。 《民族音乐学理论的实践层面》，《人民音乐》2004年第2期。 《民族音乐学概论》， 《中国学术年鉴(人文社科版)》2004年。 《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创建》，《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3期。 《修炼资料积累和文献研究“基本功”——为〈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论文献综录〉结题而作》，《音乐与表演》2004年第3期。 《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拓展(上) 》，《黄钟》2005年第1期。 《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拓展(下) 》，《黄钟》2005年第2期。 《丝竹声声入耳来——评〈江南丝竹音乐大成〉》，《中华读书报》 2005-05-11。 《先秦丝竹乐辨踪》，《音乐与表演》2005年第2期。 《乐目新撰举要——〈中国音乐词典〉(少数民族音乐部分)增修释例》，《中国音乐学》2005年第4期。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思考——以传统音乐文化类型为题》，《人民音乐》2006年第1期。 《两汉魏晋南北朝“丝竹乐”窥探》，《交响》2006年第1期。 《一个“流域”两个“中心”——江南丝竹的渊源与形成》，《音乐研究》2006年第2期。 《〈三六〉与〈三六〉“家族” 》，《中国音乐》2006年第4期。 《江南丝竹乐队编制的历史继承与创新拓展》，《音乐与表演》2006年第4期。 《艺术学的田野考察》，《艺术学研究》2007年创刊号。 《环太湖地区的乐社传统——苏南“丝竹繁兴”的人文历史背景研究》，《中国音乐》2007年第1期。 《岂一个“乐派”了得——传统音乐流派与“中华乐派”刍议》，《人民音乐》2007年第2期。 《江南丝竹二胡源流与“声腔化”演奏传统》，《音乐与表演》2007年第2期。 《苏南“丝竹繁兴”的乐社背景》，《人民音乐》2007年第7期。 《江南丝竹曲目类型及来源》，《中国音乐》2007年第3期。 《什么是有力度见成效的保护？》，《中国艺术报》 2007-07-27。 《隋唐燕乐乐队编制特征窥探》，《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0期。 《“江南丝竹”概念及研究述评》，《艺术百家》2008年第1期。 《江南丝竹的传播与影响》，《中国音乐》2008年第1期。 《江南丝竹笛箫演奏的“昆曲”“琴乐”传统》，《中国音乐》2008年第2期。 《研究材料的原创性——在首届“音乐学博导论坛”上的发言》，《音乐与表演》2008年第3期； 《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大理古城“洋人街”戏台“天天有戏”调查 》（第一作者），《中国音乐》2008年第4期； 《〈四合〉与〈四合〉族 》，《音乐研究》2008年第6期； 《丝竹遗响迤沙拉》，《人民音乐》2009年第1期； 《得失有三思，皆可以为鉴——民族音乐学理论及方法传承反思录》，《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江南丝竹乐社“苏南三社”调查》，艺术百家，2009年第3期； 《江南丝竹琵琶演奏的“文曲”传统》，中国音乐，2009年第4期； 《六板》与《六板》族——江南丝竹曲目家族构成辨识之三，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9年第4期； 《“乐种”研究四个逻辑层面的构思与设计——为“江南丝竹研究”制定的基本策略》，交响，2009年地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