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社会变迁研究论文

[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按照比较效益最大化和生态平衡的原则,大力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积极实施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增收2000例计划，搞好示范村结构调整规划与布局，加强指导和服务，及时总结典型经验在全省推广，示范村农民人均增收534元，同比增长15%，大大高出全省平均增长幅度。加速发展优势产业，瓜菜、水果产值占种植业的比重明显提高，畜牧业在大农业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以高效经济作物下水田和发展设施农业为突破口，制定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指导性意见，及时召开现场会加以推动，种植业结构调整取得重大突破。冬季瓜菜实现面积、出岛量、产值“三超历史”的目标，其中产值亿元，比上年增长，是“十五”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全省香蕉下水田新种面积达13万亩，香蕉种植总面积达65万亩，产量突破百万吨大关，产值达亿元；推广甘蔗下水田15万亩。设施农业呈现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全省设施大棚栽培面积突破5万亩，西甜瓜下水田3万亩。积极发展制种产业，全省早造制种面积11万亩，生产杂交稻种子万公斤，全年推广超级稻10万亩。以实施橡胶良种补贴为契机，加快发展优势热作产业，落实橡胶良种补贴资金万元，民营橡胶良种补贴面积万亩，充分调动农民种胶积极性，新种橡胶面积万亩。依托“无规定动物疫病示范区”的优势加快畜牧业发展,畜牧业实现增加值亿元,同比增长。加快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全省建立177个养殖专业村，新增规模养殖户1万户。生猪出栏50头以上规模的比例达，肉鸡出栏2000只以上规模的比例达。实现生猪出岛38万头，同比增长82%；文昌鸡出岛量2000万只，同比增长，完成了生猪主要依靠进岛、岛内自给到批量出岛的重大转变。[农产品质量安全] 加强农产品基地认证和产品认证，新增无公害农产品生产面积万亩，全省累计认定无公害生产基地205个，面积万亩，组织申报认证的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达26个。加强3个部级和8个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组织编制和实施37个农业标准化项目。加强20个省、市县级农药残留速测中心和99个乡镇农药残留速测站建设，扶持39家企业建立农药残留速测点，农产品抽检达标率为。组织开展农资打假、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及毒鼠强专项整治等活动，加强农业生产源头管理。无规定动物疫病示范区建设逐步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运行机制，深入开展春秋动物防疫行动，落实全面免疫、预检制度和免疫责任人制度，加强重大动物疫情预警预报和应急处置能力建设，确保产地检疫率、屠宰检疫率达100%，连续3年实现全省无猪瘟、无高致病性禽流感、无新城疫等重大疫情。植物保护工作成效显著，采取综合性措施防控东亚飞蝗，防控面积95万亩，确保东亚飞蝗“不起飞、不成灾”；加强三叶草斑潜蝇、螺旋粉虱、稻飞虱、黄龙病等防控工作，确保“控制位、不蔓延”。[农业科技与农民培训] 积极实施农业科技入户、新型农民培训、测土配方施肥等科技工程。制定实施《2006年海南省农业科技入户行动方案》，加强琼海、文昌全国农业科技入户示范县建设，建设2000个科技示范户。引进推广农作物和畜禽优良220多个，良种覆盖率达85%，完成主推品种推广面积万亩，推广杂交肉猪23万头，完成主推技术面积103万亩，先进实用技术入户率80%。以万宁、文昌、儋州三市县测土配方施肥示范项目实施为重点，在瓜菜、水稻、甘蔗等作物中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全省发放施肥建议卡4万多份，建设测土配方施肥示范点30个，辐射带动农户5万户，推广面积达140万亩。农业机械化水平逐步提高，落实农机购机补贴资金790万元，补贴机具2587台（套），全省享受购机补贴的农户2450户，在购机补贴政策的激励下，全省农机市场呈现农机具热销局面。扶持发展农机服务组织，建设农机示范村。全省完成机耕面积万亩，同比增长，完成水稻机收面积130万亩，同比增长33%，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组织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和农村劳动转移培训，不断提高农民的科技水平和就业能力，全省举办各类农业技术培训班和技术讲座4500多期，发放技术资料、VCD光盘10万份，培训农民70多万人次，安排阳光工程培训补助资金500万元，培训万人，培训转移就业万人，在阳光工程主体培训的带动下，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万人。[农产品保鲜加工] 实施农产品加工推进计划，逐步优化农产品加工业布局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结构，建设一批大宗优势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加工原料基地和专业加工园区，全省乡镇企业农产品加工规模企业新增13家，达到75家，实现增加值亿元，同比增长。抓好果蔬冷藏保鲜加工，落实补贴资金250万元，拉动企业投资1亿多元，年内新建、扩建冷藏保鲜项目16个，新增冷藏保鲜能力2万吨。新上一批槟榔等热作产品深加工项目，拉动槟榔产业快速发展。抓好定安塔岭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建设，引导企业向加工园区聚集，目前进入园区的加工项目达19个，总投资亿元。[农村沼气] 编制完成全省沼气建设总体规划并分步实施。农村沼气建设有效地与改圈、改厕、改厨结合起来，与文明生态村建设结合起来，与循环农业和节约型农业发展结合起来，抓好“四个一”沼气工程（一个猪场、一个果园、一个学校、一个村庄各建一个大中型沼气池）试点示范，取得良好效果。组织实施农村沼气国债项目，新建农村沼气池万个，超额完成年度建设任务。举办沼气技术培训班，年内培训人员5万人次，取得职业技能资格证书的沼气技工达2656人，基本满足沼气施工需求。积极推广“猪—沼—作物”生态循环利用模式，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益。[依法治农]落实中央和省各项支农惠农政策，落实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补贴政策，保障农村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制定《海南省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加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坚决遏制农村“三乱”收费，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完善村务公开制度和民主议事制度，在琼海市开展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开展村级债务债权摸底清查工作，制止发生新的乡村债务。完善农业地方法规体系，进一步明确农业立法的重点,把无疫区动物疫病控制、农业投入品监管、农产品市场准入的强制性管理等优先纳入我省农业法制建设的重点。加强普法宣传，有2886人重新取得农药上岗资格。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对符合条件的1011个执法人员重新换发新的执法证。有计划、有组织、有重点地组织全省性农资打假大行动和农机监理大行动，查获假冒伪劣农资产品数量916769公斤、31690台件，货值金额487万元，查处756起，检查企业9174个/1084次，整顿市场2676个/613次，受理举报案件121件，捣毁制假、售假窝点175个，挽回经济损失436万元。全年不断规范农业行政许可管理，继续推进农业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全年审批许可项目317项。（供稿：厅办公室 陈月花）

中国近代处于过渡时代。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这是个向下沉沦的过程；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这是个向上发展的过程。两个过程相互矛盾，又相互连结、相互制约，没有国家的独立，就不能保证社会的真正进步，而没有社会的进步，则无法赢得国家的真正独立。 阻止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和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民，在于人民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反侵略反压迫的英勇斗争。反抗英国鸦片侵略和反抗英法联军侵略的两次民族战争，反抗清朝统治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是这种人民的伟大斗争。洋务运动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它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决不能和人民的伟大斗争相提并论。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在洋务运动和人民斗争之间，又存在着曲折的联系，洋务运动可以说是民族战争和农民战争的副产品。封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被民族战争的炮火所惊醒，探索战争胜败的因由，利用农民战争所造成的新局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缓慢地逐步朝资本主义方向挪动，在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因此，不能以其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而完全抹煞。 从林则徐、魏源的引进洋炮、仿造战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冯桂芬、李鸿章的“采西学”、"制洋器”、“师其所长，夺其所恃”，一脉相承，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在民族战争炮火的洗礼下，为抵御外侮而不惜“以夷变夏”的清醒的认识。向当时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学习，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 在19世纪60年代，曾经一度出现过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另一种可能的前景，那就是经过农民战争摧毁清朝统治。太平天国取得全国性胜利后，推行由洪仁牙设计的、全面向西方学习的《资政新篇》的方案。这种前景也许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更加光辉夺目。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是失败了，可能没有成为现实，灿烂的前景只不过是某些历史学家们一厢情愿的假设．严峻的历史事实却是：农民战争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打翻了一批腐朽的旧权贵，打破了清朝“太阿从不下移”的祖宗“家法”，但没有把清朝推翻，只是造成一种局势，使李鸿章等人能够依靠镇压农民战争而崭露头角，成为新权贵；这些新权贵凭借手中所掌握的有限权柄，在太平天国的废墟上，把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其端绪的学习西方的主张着手付诸实施，并扩展开来，持续达数十年之久，形成了一个“图富强”的洋务运动。对于李鸿章等人来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自然是罪恶滔天；但镇压之后，他们不是全面倒退，而是有所进取，为国家富强而向西方学习，为学习西方而对当时的封建顽固势力进行斗争，他们的所作所为，至少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幼芽的出土。因此，洋务运动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曲折地反映了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 清朝二百年极端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和闭关锁国的反动政策，严重地阻得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戕害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以至历史进入了近代却还没有诞生资产阶级。向西方学习的任务，在始初阶段便不得不由地主阶级的开明派来承担。洋务运动既然是地主阶级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也就不能不具有封建保守的性质。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酉学为用”的口号，恰当地体现了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封建主义是地主阶级安身立命的根基。洋务派并没有破毁这个根基的意愿，而只是想在这个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本意甚至还在于强化这个根基。要求地主阶级不去维护封建制度乃至具有反封建思想，那是根本不切情理的。作为地主阶级，企图在封建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还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倾向，开明的表现。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向西方学习的始初阶段仍有其积极意义。“中学为体”，历来如此，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并不需要特别强调或者着力捍卫，洋务派揭橥“中学为体”，无非企图表明他们不是离经叛道。“西学为用’则是具有实践意义的新思想，它针对封建顽固派妄自尊大、拒绝一切外来新知识的昏庸和愚昧，因而强调必须向西方学习。如果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便不难看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时的着眼点在于提倡和保护引进西学，只是到了后来，当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改变封建专制主义、实行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的时候，这个口号才具有抵制维新的反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