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眉要加油
徽菜文化变迁研究文化论文
摘 要:徽菜作为中国传统八大菜系之一深得人们的喜爱。同时徽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其产生至今,为适应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和人们需求的变化而发生了诸多变化,本文正是从徽菜原料选用由单一性向多样性变迁、徽菜的烹制特色由传统型向现代型变迁和徽菜的消费群体由以前的特殊群体向现代社会的大众变迁三个方面来阐述徽菜文化的变迁。
关键词:徽菜;徽菜文化;文化变迁
Abstract: Anhui cuisine, as one of the eight traditional Chinese cuisine, is deeply loved by the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Anhui cuisine, as one cultural phenomenon, has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in the process of adapting to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he changing times and the changes of people’s need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laborate the cultural changes of Anhui cuisine from three aspects: the diverse materials instead of single material; the modern cooking characteristics instead of the traditional cooking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mass consumption instead of previous special group consumption.
Key words: Anhui cuisine the culture of Anhui cuisine the cultural changes
俗语有云: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中国的百姓基于其独特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使其饭桌上的菜肴各具其地域之“味”,并对其精益求精,再加之其它的因素,从而有了我们今天的中国传统八大菜系。
作为八大菜系之一的徽菜也是这样产生的。徽菜起源于南宋时期的徽州,原为徽州地区的山野小菜,随着徽商的兴起和繁荣,徽菜由徽商带出山野传遍全国,在与其它菜系交流发展后名扬天下,成为菜之一系,流传至今。由此徽菜既成为底蕴深厚的徽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徽菜也成为一种文化即徽菜文化。
目前学术界多从餐饮、旅游的角度对徽菜进行研究,如《从餐饮业发展的趋势谈徽菜的振兴》(李德明 孙克奎 《中国食品》2008年第15期)、《徽菜发展的几点思考》(金声琅 《中国食品》2008年第16期)。而几乎没有人从文化变迁的角度对徽菜文化进行研究,本文将从这一角度尝试对其进行阐述。
文化变迁历来为文化人类学、文化学等众多学科所关注,一般认为,文化变迁是指文化内容和结构的变化,通常表现为新文化的增加和旧文化的改变,亦即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传播或文化自身的创造。本文将从徽菜的原料选用、徽菜的“三重”特色和徽菜的消费群体三个方面来研究徽菜的文化变迁。
一、徽菜原料选用由单一性向多样性的变迁
1.早期徽菜原料单一,多为徽州地区特产
徽菜源于徽州,即现在黄山一带,原为这一地区人们的日常菜肴,所以关于原料的选取多是就地取材。如笋,徽州六县皆产笋,自然笋成为早期徽菜的原料之一。《安徽通志》云:“笋出微州六邑,以问政山者味最佳,箦红肉白.坠地能碎。”另外还有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盛产石鸡、香菇、石耳等山珍野味;长江、淮河、巢湖是中国淡水鱼的重要产区,其中长江鲥鱼、淮河肥王鱼、巢湖银鱼和大闸蟹等都是久负盛名的席上珍品;还有砀山酥梨、萧县葡萄、涡阳苔干、太和椿芽、安庆豆酱等产品都是早期徽菜的主要原料,这些原料有较强的季节性和地域性特征。
2.明清时期徽菜原料较为丰富,为各地的特产
随着徽商的兴起与繁荣,徽菜走除了徽州,走向了全国,徽菜的厨师们带着徽菜的特殊工艺跟着徽商成为其家厨或者自己开饭馆、挑担子把徽菜带到了全国,这时徽菜的原料选择更加广泛。如徽式烧鱼,不仅烧徽州地区的鱼,而是走到哪就烧哪里的鱼,对所到地别的特产也是如此,出现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有名徽菜,如广东烤乳猪、福建佛跳墙、常熟叫花鸡等。这样既大大丰富了徽菜的原料,也满足了不同地域人们的饮食需求。
由于受储藏条件和保鲜技术的限制,许多季节性的原料还是有明显的限制,如产自夏季的原料在冬季就没有办
法得到,非产笋季节就吃不到笋子。
而有些徽菜的出现正是由于这种储藏和保鲜技术的不足,如深受人们喜爱的传统名菜“臭鳜鱼”,鳜鱼产于长江而非徽州,捕捞后取到青阳、太平运到徽州需十天半月之久,虽采取粗盐包裹等保鲜方法,但到达徽州后已经发臭,经过徽菜师傅们的精心烹制,鳜鱼是似臭实香,嫩而鲜美,所以即使在运输和保鲜技术较好的情况下,人们仍把新鲜的鳜鱼采用浅腌久储的方法使其变臭,做成“臭鳜鱼”。
3.现代徽菜非野生型原料极大的丰富,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
现代社会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和储藏保鲜技术的进步,徽菜原料的季节和地域的限制不复存在,这对徽菜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如目前全国各地都能把砀山的梨用作徽菜的原料,烹制成“梨都风韵”,同时人们在非产梨季节甚至冬季都能吃到这道新式徽菜。
但是现代徽菜所选取的大多为非野生原料,多为人工培植的,如常入徽菜的鳖、蛙和各种山珍菌类等多为人工养殖或培育。这是情况的出现是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由于徽菜原料消费量的大增和野生原料产量相对较少造成的。目前,徽菜馆遍布全国各地,消费者人数众多,而产于山间野地的徽菜野生原料很是有限,再加上人们保护野生资源和环境的观念的增强,人们自然而然的转向非野生的徽菜原料。
由此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徽菜的'原料发生了很大的变迁。
二、徽菜的烹调特色也由传统型向现代型变迁
我们知道徽菜的烹调特色为“三重”即重油、重色、重火功。重油原于徽州地区人们的饮食结构中对油腻的需求有关,相传徽州地区人们引用的山水中碱性较大,需用油腻的食物来调和,所以重油这一传统徽菜的特色有益于当时人们的身体健康,同时还由于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较低,人体内缺乏荤腥,需要重油。但是现代社会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长期营养过剩,出现了肥胖和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三高等文明病,这样就使人们追求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情况下,重油的徽菜必须随之调整,才能适应现代人们消费的需求,如在烹制徽菜时既保持其原有的特色也满足现代人健康合理的饮食方式。
重色是徽菜的独特调味之处,是以料定色,而非所有徽菜都为黑色。徽菜的重色与其重油有密切的关系,重油的徽菜如不加以着色,就会使人在视觉上对油腻的徽菜产生厌恶之感,难以入口,所以重色更多的是注重徽菜的视觉美感,增加人们的食欲。但同时徽徽菜的重色也非一成不变,现代社会人们追求标新立异,同样的菜肴重以不同的色将能增加人们的消费欲望,同时由于重油的变化,重色的需求之然也就降低了。
重火功即讲究炖,这样能保持菜的原汁原味,故有“吃徽菜要等”一说。徽菜重火的特点与徽州地区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们的生活方是式密不可分的。首先从自然环境看,徽州地区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可见其山地较多,且徽州地区多为高山密林,盛产木材,这为徽菜的重火所需的很多燃料提供了来源。其次从人们的生活方式看,人们可以自由支配很多时间,这为徽菜的炖所需的较多时间提供了保障。在徽商兴起之前,徽州地区的山区环境使这里的居民除农忙外难以有很多外出的活动,一是山路难行,二是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下人们就形成了缓慢的生活节奏。而徽商兴起与繁荣之后,徽商们留在徽州地区的家人享受商人们的赚回来的钱,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去追求徽菜的“味”,而随徽商到各地的徽菜厨师们则是专门从事徽菜制作,分工更细,可支配的时间更多了。同时徽商们出于社交活动的需要,也是大力支持厨师们花大量的时间去炖制菜肴。
可是到了现代社会,随做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竞争压力的增加,人们没有也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在徽菜的炖上,但是要保证徽菜重火即原汁原味这一特色,人们就找出了许多替代品,如高压锅等现代厨房用具。
可见徽菜的烹调特色也有了明显的变迁。
三、徽菜的消费群体由以前的特殊群体向现代社会的大众变迁
徽菜在产生之处,就是徽州地区的人们的家常小菜,只为徽州地区的人们享用,其消费群体很小,也没有什么市场而言。即使徽菜由徽商带出徽州推向全国,也仅仅为徽商所交往的圈内人士所享用,普通百姓是难饱口福的。就连同时期出现的很多的徽菜馆这种小群体消费的局面改观不大,这是因为受人们当时经济水平所限。
而到了现代社会,徽菜的消费群体变成了社会大众,这是因为一是社会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了消费的能力。而是随着现代烹饪工艺和各种技术的发展以及餐饮业竞争的激烈,徽菜的消费价格也在人们能够接受的范围之类了。
由此可见,徽菜在原料的选用、烹制工艺和消费群体等方面都因要适应时代、迎合消费者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所以徽菜文化的变迁是徽菜起源于南宋,繁荣于明清至民国和改革开放后喜忧参半局面得以长久存必然因素,同时徽菜文化要想在立足现在放眼未来取得更好的发展,其文化的变迁还需进行的更好和更加符合人们的需求。④①
参考文献:
[1]李德明 孙克奎.从餐饮业的发展趋势谈徽菜的振兴[J]. 中国食品,
[2]金声琅. 徽菜发展的几点思考[J]. 中国食品,2008年第16期
[3]高寿仙.徽州文化[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4](美)尤金·N·安德森 著 马婴 刘东 译.中国食物[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一帆杰作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发展,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变迁的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 要:探讨了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中的文化内核:柔性文化,而阐述了面对国际社会变迁的大背景,秉性文化需要植根入更多刚性文化的因素以适应社会变迁。因此要以柔性文化为本源,挖掘本民族刚性文化因子,一方面继承 传统文化 ,另一方面呼唤刚性文化,以适应主流社会文化的变迁。
关键词:民族精神;文化内核;柔性文化;刚性文化
1 柔性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核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精神与时代息息相关,一个时代的民族精神总是烙上了这一时代的社会经济因素,但是悉数世界各民族“民族精神”的历史发展脉络,我们似乎可以从各种文明中找到一种跨越了时代背景、源于地缘经济特征同时又决定了民族性格、民族制度、民族精神的特有民族文化主线,在伊斯兰世界里,伊斯兰文化是伊斯兰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神权至上的伊斯兰教义中,忠贞的服从以及为和平的圣战意识性文化支配着整个民族,因此伊斯兰世界各民族表现得异常团结与排外,无论是仇恨还是友好都不偏不倚的一致,而这种一致是任何时代都未曾改变的。
而中华民族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核,它是“内敛含蓄”、“左右逢源”的,因此曾有学者形象的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内核形容成“太极”,也正是如此,林语堂在《中国人》中给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贴上老成温厚、消极避世、知足常乐、因循守教、中庸之道的标签,在这种文化内核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历来就具有“积极的人世态度、强烈的伦理道德色彩、注重‘中和’的思想特色以及兼容性与主导性并存的特点”。
究其原因,我们似乎可以从费孝通先生那里找到答案。费老先生笔下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中国人是与泥土分不开的,“从土里生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乡土社会下的中国人分外的“土气”,成员们更愿意生于斯死于斯,于是终老是乡土社会的常态,这种不流动注定了社会中成员间相同的生活环境、相似的生命归属、大体一致的生活方式。于是差序格局成为人与人交往的关系纽带,一方面由于这种横向弹性结构的“差”,中国人的 人际交往 总是“左右逢源”遵循“中庸之道”且“厚实而老成”的;另一方面,这种差序格局所锻造出的纵向刚性等级化的序列社会结构更是形成中国人宗族制度分明、强调伦理道德等等,因此在纵向等级结构的主导下,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又会表现的或者积极人世,或者消极避世……
如果将上述一切看成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普遍的文化内核,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怎样的时代特征、怎样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怎样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中一定有着这样一支希翼和平、友好待客、中庸之道、左右逢源、尊长护幼的不变力量,这是中华民族得以自立自强、积淀文化、传承文明的优良民族性情,是我们始终应该恪守的古老训诫。
2 社会变迁下的文化变迁需求
按照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所阐述的理论逻辑,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正在从传统以农业为主导的生产方式朝向以工业为主导甚至以信息、生物技术为主导的生产方式的快速变迁,这种变迁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最显而易见的背景。我们的传统文化所穿插其中的民族精神是否足够完美到可以跟得上世界社会格局的变迁步伐,而不被甩出世界主流格局之外?费孝通先生阐述的是“乡土中国”的社会格局,既然冠以“乡土”之名,那么乡土社会结构的适用范围至少需要局限到中国的乡村,更何况此书的写作时间是在解放前。然而就在2003年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庆典上的讲话中,形容中国的社会结构时仍然采用“差序格局”一概念,且概念内涵没变,笔者赞同费孝通先生的阐释,因为有意无意间就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印证了这一点,也就是说,无论时代变迁、城乡变迁、制度变迁,人与人交往的网络结构始终未变,传统宗族观念仍然影响深远,如果按照上述“太极”的比喻,那么,我们的民族精神中“太极”的部分并没有发生实质的改变。
那么这种近似“太极”的柔性文化是否能够适应当今时代的变化,应对当今世界的竞争呢?显而易见,根植于“乡土”的中国中土文化所形成的差序格局是适应农耕民族的乡土社会的。因此在世界大同的农耕社会,中华民族的历史往往可以成为世界性历史,隋唐盛世、明清盛世便是最好的例证,原因可以理解成是我们植根于民族灵魂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文明是与当时世界主流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了的,在那样的时刻,我们民族的精神体现了世界主流文明的精神,因此当时我国的历史同时也被写人世界的主流历史部分,然而,随着西方工业经济的异军崛起,世界主流文明为工业文明所取代,伴随工业文明而来的是世界一体化的高速变迁。空间、时间距离不再是国与国、洲与洲的隔阂,掌握着主流经济技术的西方文明开始主宰世界,无论是____教义中的“原罪”、“救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还是西方民族中的理性精神、批判精神,抑或是大和民族对天皇绝对忠诚的武士道精神,都体现着一种不同于“太极”柔性文化的刚性文化,当世界主流经济告别了农耕时代。刚性文化大行其道的时候,我们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扬弃保留、锻造更为坚实的民族精神?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世界一体化、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国家的状况却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科技文明三次浪潮并存。即“同一社会的不同部分处于不同的时代中”,属于各种时代的文化理念相互激荡,似乎传统的农耕文明在中国内陆乡村还没“过时”,工业文明的理念已经跟不上东部发达城市的步伐,需要做出改变去适应信息科技文明时代的文化了。这就造成在精神上民族情感很难统一,社会失范现象严重。
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做出相应抉择,那么究竟是恪守柔性“太极”文化,继续维持“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还是选择一种刚性文化来锻造民族精神?诚如上面的论述,民族精神承载了厚重的地缘文化,其最精髓的部分是民族最深层次最本质的民族文化内核,也是民族得以存在之基、立足之本,这是我们无法改变也决不能改变的。然而现实要求我们在文化中注入刚性的血液,失范的社会情智急需重新整合民族情绪,因此笔者认为:应该继承中华传统的民族精神,并根据时代特色,挖掘和向社会呼唤属于本民族的刚性文化。 3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刚性因素
事实上,如果按照中华大一统的说法,我们的民族并不缺乏刚性文化。2005年姜戎的《狼图腾》一经问世,就引发了国内文化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等诸多学科领域针对“狼性”的广泛探讨与研究,“狼性文化”便是一种属于中华民族的刚性文化,狼是游牧民族顶礼膜拜的图腾,也是与牧民们在草原上争斗了几千年几万年,教导牧民智慧、为牧民积聚力量、有胆识有组织的强大集团军。游牧民族因此英勇善战、睿智过人,说游牧民族在狼图腾的教导下“雄韬伟略”一点也不为过,元朝无边无尽的疆土便是最好的例证,其实也正是中华民族这一支铿锵豪迈的力量令世界各民族心存敬畏。也正是这一支力量如我肤色者依然被世界称为蒙古人种,一时间相见恨晚,对狼性的呼唤一度成为学界呼唤民族精神的主流,笔者赞同这种对于植根于民族文化中的刚性文化的呼唤。但是反对完全否定对传统主流文化的做法,对于民族中源于地缘文化的文化内核,是我们始终应该坚守的民族习性,而我们现阶段呼唤刚性文化、呼唤狼文化的作用在于适应社会变迁,适应时代发展,这正如同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民族精神必须要适应时代发展、烙上时代烙印一样。
4 总结
综上所述,民族精神有着自身不变的文化内核特质,这种特质在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内核中表现为“太极式”的柔性文化,同时这种特质有着深厚的地缘文化因素,是一个民族区别他民族的分野特征,也是一个民族的立足之本,生存之基。但是放眼当今世界,主流民族精神中刚性文化大行其道,依然严格恪守柔性文化就会面临着被甩出主流文明结构之外的危险,因此,应该在恪守传统民族精神的同时,挖掘本民族的刚性文化,使得民族精神适应主流、适应竞争、立于不败之地。
摘要:在现代化的视阈下,从社会结构的变迁考察近几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变化,能够增强我们对社会发展变化宏观主题的把握和认识;对比分析东西方社会变迁的背景差异,得出实现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主要背景条件,从而更好地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提供借鉴。
关键词:社会变迁;现代化;社会结构;背景差异
对西方社会近几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变化,社会学家们都试着用某一典型性词语去概括和总结。许多西方学者用“现代化”或者说“从传统到现代”来概括和描述,也有人从社会发展总趋势的角度将其总结为“进步”和“发展”。或许,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出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清和把握西方社会的发展变化。当前,我们往往看到的是西方社会充分发展,而非西方社会展现的则是亟待完善,很少去探究西方社会实现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或者背景因素。若将社会变迁与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相结合,对比分析东西方社会实现变迁的背景因素,能够帮助我们清醒认识西方社会迅速实现现代化和社会变迁的原因和动力,进而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和实现社会变迁提供借鉴和启迪。
一、社会变迁及现代化视阈下的社会变迁
社会是人为了达到单个人所无法实现的需求满足水平而有目的地形成的,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又可以看作是价值联结的生存单位。而变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涵盖了世界历史发展和变化的方方面面。那么,什么是社会变迁呢?
从广义上讲,社会变迁指的是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在社会学中,社会变迁这一概念比社会发展、社会进化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它包括一切方面和各种意义上的变化。因此,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如社会变迁的规模、方向、性质、人们参与和控制的程度等,社会变迁类型就会呈现多样性。罗荣渠先生就将社会变迁的方式划分为微变和巨变,并将其阐述为渐进性微变、突发性微变、传导性巨变和创新性巨变。
我们所讲的社会变迁主要是从社会结构的变迁出发的。所谓社会结构,它指的是“社会系统的构成要素间相对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使社会系统具有形态特征(它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它不是对现实的复制,而是根据认识和思考而抽象出来的),是对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实在侧面的相对静止的形态或者说状态的特性的描述。”简单说来,社会结构就是指在社会变迁中长期保持不变而带有一定方向性变动的那部分。社会结构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功能性结构的变化,表现为人们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各种经济、政治、组织、制度等结构要素的分化和组合;二是社会成员地位结构的变化,表现为社会成员由于其经济地位、职业、 教育 水平、权力、社会声望等的不同和变化,所造成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关系的变化。
西方学者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理论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假设的前提,即社会可分为“传统”与“现代”两个部分,并且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现代”的部分逐渐膨胀、“传统”的部分逐渐萎缩的过程。许多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学家都曾详细讨论过“传统”和“现代”的特征或差异。他们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个人人格与行为特征等方面去对比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典型差异,当然也有许多学者从社会结构出发去研究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美国学者C·E·布莱克将关于伴随现代化进程而发生的社会结构变化的主要内容和走势归结为:人口分布走向城市化,地理流动性和社会流动性提高;社会的收入分配趋向公平,文化教育趋向普及,机会趋向平等;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水平的提高,个人主义愈来愈强,责任中心由社区转向社会,由地方转向国家等。丁建弘认为布莱克的概括“并非十分全面和合理”,他认为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结构的变迁主要体现在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和从地方共同体到整合的社会的变化。尽管将传统和现代的概念引入现代化研究会带来一些不足之处,但是对于我们研究现代化背景下的东西方社会变迁问题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现代化一词可以说是对“世界历史”开始以来至今对人类社会发展主题较具代表性和说服力的概括之一。从逻辑上讲,社会变迁理论从宏观上就包含了现代化理论,因而我们将范围限定在现代化视野下。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我们也主要是从现代化这个历史发展的主题出发,着重考察在现代化视域下社会变迁中的社会结构变迁。
二、东西方社会变迁的不同背景及其差异
为了更好地对比东西方社会结构之间的不同之处,我们选择社会结构变迁中比较突出和代表性的五组变量进行比较。
(一)社会的开放性与流动程度不同
许多学者从西欧与其他国家历史发展的比较中探索西欧率先迈入工业社会的原因。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就从非西方国家的自身条件出发,他认为东方国家古代文明太发达以至于难以产生新的文明。钱乘旦则直接将原因归结为社会结构的不同。他认为西欧的封建社会是一种金字塔的等级结构,形成以贵族集团共同分享权利为特征的等级君主制,并且在这金字塔外面,还有一个异己的力量存在即“市民社会”。而东方的封建社会则是一个“大屋顶”结构,它笼罩一切,控制社会的一切方面,极大地阻止了资本主义的自发产生。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经谈到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英国)在构成上有“三大骨架”,即土地贵族、“中间阶层”和工资劳动者。17~18世纪英国“三层式”社会结构为英国启动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力量和阶级力量。除了这个主体性力量外,英国还具备了使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充分发挥的两个社会特征:社会的开放性和社会的流动性。英国社会的阶级与阶级、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界限趋向重叠,个人在社会的区域流动、职业流动和经济地位的流动也是相对自由的。当然,法国和德国各阶级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与同时代的英国进行比较时,显示出了相互隔绝的状态,但是他们在19世纪后期都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随之而来的中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如法国在19世纪最大的社会变化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角色的转变。贵族在政治上经济上逐渐失去了昔日的风采,从权势的巅峰上跌落了下来。在1950年代,德国的统治阶级的大部分容克开始分化、资产阶级化。通过改革,普鲁士一德意志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一个基本上是封建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从而迅速地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而在东方国家,村社和类似于原始社会的村落制度将人们紧紧地捆绑到了一起,个人完全依赖于他所处的村社和村庄。村社体现的是一种类的、集体的主体意识,个人主体性丧失。村社培育着人们的集体意识,他们往往聚族而居,一个村庄的居民相互血缘关系盘根错节,拥有共同的祖先,因而村庄成为由宗法关系联结在一起的集体,这点俄国、中国、印度表现得尤为突出。特别是在俄国,村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被称为“米尔”的村民大会,负责和决定村长及其他公职人员的选举、土地的重新分配、村社成员的迁徙及新成员的接纳、赋税徭役的分配等重要事务。此外,还有为保证服役完税而建立了连环保制度。这样,个人的一切都离不开集体,取决于集体,只有作为集体的一员,个人方能生存。而在印度由于村社和种姓制度的严密性,人们也被死死地束缚在他所在的村落和种姓阶层里。在以上的社会里,人们之间除了和村社内部人员的交流外,基本上不需要也不能与其他村落和人员进行交往,人们彼此生活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里,社会流动性和开放的程度极低。
(二)角色和地位分配的原则不同
现代化的所谓合理化倾向要求的水平不过是机会均等,以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能找到最适合于自己能力和兴趣的角色。帕森斯提出,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一整套“角色期待”,它规定了社会中每个成员彼此期待着要充当的社会角色,进而形成了“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对比东西方社会,我们就会发现,东方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的社会结构是稳态、封闭和静止的。东方社会特有的社会等级制度使人们习惯于承袭而来的地位和角色,几乎从不考虑改变职业和居所。如印度的村落统治机构是依据传统习惯进行活动的,缺乏明确的法律以及关于权利、义务的契约,统治者的资格基本上是以先天条件(如出身、年龄等)为优先,并且是世袭的,财富、受教育程度以及个人能力等后天因素居次要地位:俄国的村社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宗法共同体内部的简单协作传统,如劳动改组、公耕地等等,在价值观念上轻视自由个性,强调整体和谐,把个人视为共同体的附属物而否定其独立人格。这样,人们对于自己的角色和地位就有了先天性并且自然的逆来顺受;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也是如此,虽说中国有士大夫精神,但出发点还是想一劳永逸,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个人几乎不期望改变自己的地位,并且相信以往的社会秩序是天经地义和不可改变的,地位和爵位的世袭成了中国古代社会角色和地位分配的重要原则。
而在西方社会,虽说也是封建社会,但它的封建社会是一种“分封建邦”的社会,各封建邦国之间相互独立。并且西方社会是一种阶级制度。等级与阶级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前者的成员资格基于出生机会,后者则基于职业和经济地位。西方发达国家则在生存斗争中创造出具有强烈经济追求的新教精神,将崇尚个人才能和力主个人权益的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构成他们的价值取向。这样,决定他们地位和角色的不再是先天的出生条件了,而是要靠自己的职业和经济地位了。西方发达国家有一共同点,那就是在社会结构中诞生了具有主体性力量的中间力量(市民社会)并逐步发展成为强大的资产阶级。如在19世纪下半叶,法国由于文官制度的推行,社会升迁又多了两条途径:学历和成就。整个19世纪,法国人的社会地位变迁大致以一种渐进方式实现的:最底层的工人首先改变工种,一般工人经过几代努力,也许可进入小资产阶级的行列,一部分的小资产阶级升入更上一层的社会集团。英国的“三层式”社会结构形成特有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使生产力要素得以充分发挥,进而影响到角色地位分配原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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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变迁 作为一名七十年代出生的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表哥来我家,骑着“永久牌”自行车,这让我着实高兴了一段时间。我家里买的一台缝纫机也是我们山村里第一台。而今的城市里自行车也基本快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样的小车。我的女儿也不认识缝纫机了,现在穿的各式各样五彩缤纷的衣服,就直接到商场或专卖店购买,甚至到网上订购。有时给我七十岁的老爸电话,老爸总是说:现在的社会变化真大,变化真快啊,我都老了,我都不行了…。是啊,现在变化真快,从农村到城市,从内地到沿海,从国内到国际,都无不是在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变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自中国加入WTO,全球经济一体化。狼没有来,金融危机却来了;外国先进的科技和管理技术来了,可一些腐朽的思想也来了;滋养我们躯体的山珍海味来了,果子狸的SARS也入侵了;陈光标的裸捐感动着成千上万的人,可郭美美也来了……。随着这社会的飞速发展,也不得不让我们擦亮我们明亮的眼睛,务必分清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我们也只能吸收好的方面,而掘弃不好的方面。这样才更有利于更好的提升我们。古有“孟母三迁”的感人故事,现在还一直昭示着我们。孟母那种提前改变自己的环境来改变孟子的教育这种精神,无不是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面对发展变化的时代,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甚至去创造机会来更好的提升我们。为了更好的发挥我们的个人价值,为了实现我们的国家在世界和平方面有所贡献,我们必须做好规划,做好计划,定好目标,有步骤,有计划的提升我们,强大我们。再说刘备给刘禅的告诫“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是我们做人做事亘古不变的准则。我们无论如何发展变化,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我们的这个“根”。“善”就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我们在不断充实提升自己的情况下,让我们变的越来越来好,让我们的创造也越来越高效。新的时代,新的世纪,我们务必要遵循我们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精神。快速的提升自己,发展自己,从而更好的为我们国家的繁荣和富强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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