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社会本质论文题目

社会主义社会是和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一样的独立社会形态。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社会主义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社会主义论文篇1 浅析空想社会主义 摘 要：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的社会主义的统称，这一称呼来源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有三个显著的特征：没有明确的阶级立场，盲目推崇理性并且坚持唯心史观。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直至19世纪早期达到顶峰。虽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具有主体性的缺失以及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的局限性，但它在批判性以及预见性方面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可忽视。 关键词：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共产党宣言》 一.什么是空想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中，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的社会主义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是指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尚未成熟时期的一种社会主义学说。其“空想”之名，则来自于最早的社会主义思想文献――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 Utopian socialism，即乌托邦社会主义，通常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这一词最早起源于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于1516年所写的《乌托邦》一书中。“乌托邦(Utopia)”一词是根据希腊语“虚”造出来的，指的是“乌有之乡”，即是一个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地方。 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是在16世纪反封建的资产阶级运动中，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产生的，这是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不同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①”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托马斯?闵采尔，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等，正是在这样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背景下，产生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相关学说和思想，“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暴动，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②”。 根据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的阐述，空想社会主义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没有明确的阶级立场。“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③”，他们想要改善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状况，想要解放全人类而且，空想社会主义者没有意识到无产阶级是这场革命的主体，而是寄希望于统治阶级，希望通过和平的途径、通过试验去实现他们的社会主义计划。 第二，推崇理性。和启蒙学者一样，空想家们同样希望建立一个理性的永恒正义的王国。和启蒙学者不同的是，启蒙学者的理性王国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只主张消灭阶级特权，而不是阶级本身;而空想家们的理性王国则是要消灭私有制和阶级产别。和启蒙学者相比，这无疑是一个大的进步，然而，空想家们企图建立的是一个超越阶级的、永恒的国家，这无疑是不现实的。 第三，坚持唯心史观。空想家们认为实现社会主义，“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④”，他们把社会主义当作纯粹主观的偶然的产物，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⑤”。 二.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一)16、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 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有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以及托马斯?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处于早期阶段，其主要的特征是空想家们出于现实社会中由于私有制而产生的各种弊病和罪恶，而描绘了一个他所憧憬的美好社会――一个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生活用品按劳分配，人人从事生产劳动的理想社会。 如莫尔的《乌托邦》，书中叙述一个虚构的航海家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的旅行见闻。“乌托邦”一词来自希腊文，意即“乌有之乡”。莫尔第一次用它来表示一个幸福的、理想的国家。在那里，社会的基础是财产公有制，人们在经济、政治权力方面都是平等的，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没有商品货币关系，金银被用来制造便桶溺器。莫尔的结论非常明确：私有制乃万恶之渊薮。莫尔在社会主义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问题。 (二)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 这一时期的空想主义最主要的特征是“禁欲主义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主要代表有摩莱里的《自然法典》和马布利的有关著作。 (三)19世纪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 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时期，其主要特点是：批判矛头直接对准资本主义制度;理论上提出了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私有制产生阶级和阶级剥削等观点，并用这种观点去分析历史和现状，从而预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在设计未来社会蓝图时以大工厂为原型，完全抛弃了平均主义和苦修的禁欲主义，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著名的三大空想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只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三.空想社会主义的局限性与积极性 (一)局限性 根据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节中的有关内容，空想社会主义主要有以下两个主要的缺陷。 第一，主体性的缺失。三大空想家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虽然看到了阶级对立，以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中的瓦解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_运动。”而是寄希望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希望通过和平途径实现他们的社会主义计划。 第二，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在空想家们的身上，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代替了社会的活动，企图用自己的美好幻想去解放全人类。“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然而未来的社会实际上是现实运动的结果。 (二)积极性 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批判性。“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含有批判的成分。”这些著作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它们批判资产阶级，抨击现存社会的种种弊端，为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材料。 第二，预见性。空想家们对未来社会的一些预见性的设想，“例如消灭城乡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和谐社会”等。在当时，阶级对立还处在刚刚发展的阶段，空想家们已经能对未来社会提出消灭私有财产、消灭阶级对立的思想，这是极为难得的。(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参考文献： [1] 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67. [2] 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3～567. [3] 托马斯?莫尔，戴镏龄.乌托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8～47. [4] 摩莱里，黄建华、姜亚洲.自然法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0～55. [5] 宫玉宽.《反杜林论》哲学编教程[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31～44. 注解： ① 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② 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③ 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④ 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6页。 ⑤ 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 社会主义论文篇2 浅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摘 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具有自己的特点,其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适合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建立和不断发展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和需要,具有理论上突出的优越性。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三权分立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 在发源于西欧和北美的民主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民主化道路,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面对当前国内外对于中国民主制度的种种质疑,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及其所具有的优越性有个清晰的认识和判断。 一、民主的内涵 从词源上讲,民主一词产生于古希腊,源于古希腊文,由demos(人民)和kratos(统治)两个词汇组成,意为“人民的统治”,即多数人的统治,意味着最终的决定权不依赖于个别人或少数人,而是依赖于特定人群或人民全体的多数。 民主概念产生于欧洲,其存在和发展的外部条件是欧洲 文化 ,在部分人欧洲人移民北美大陆后,民主也发展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元素。因此,“民主”作为欧美国家及其地区共同体的政治文化,是一个有区域性意义的政治哲学理念,并不存在于其他文化的本来形态中。 而今天,民主之所以被其他文化接受和使用,是因为民主所蕴含的基本价值观念如平等、自由、至善、多数统治等对于世界文明和发展的价值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而对于民主本质的认可并不等于对于西方实现民主本质的具体形式的认可,而混淆民主本质和实现形式的关系往往是导致一些国家民主进程曲折甚至失败的重要原因。 二、制度的选择 制度是民主精神、理念和原则的载体,也可以说是民主精神、理念、原则得以实现的工具。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不同、文化不同、价值取舍不同,完全有可能(也应该)选择更适合当前国情需要的实现形式。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反复验证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民主道路,必须要与本国的国情相适应。这一国情首先包括国家规模、自然资源条件、人口规模等自然因素,这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源于其上的政治制度有着深刻和长期的影响。西方国家在其历史传统影响下以及长期的民主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以议会制、选举制和政党制为基石的民主制度。就我国而言,我国在国家性质上与西方国家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同时,我们国家领土广大,历史源远流长,民族众多,具有同西方国家差别巨大的现实条件,因此,在民主制度的选择和建立上,尽管西方国家比我们 经验 丰富,但我们也不能够盲目学习,更不能轻松地“克隆”,我们必须立足于本国实际。无论理论分析还是实践考察,当前我们所建立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能够实现民主本质的、具有自身优越性的制度。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如何判断一国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呢?笔者认为除了符合该国国情以外,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首先,从本质上讲民主就是要保证社会按照多数人的意志进行管理,因此,通过各种不同方式选举产生的代议机关能否代表多数人的意志进行决策就成为判断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准。其次,民主制度下代议机关决策的执行能否得到有效监督,这决定着民主制度带来的效果是实质的还是形式的。再次,在民主制度之下社会发展能否保持长期有序、稳定的状态也是考察该民主制度有效性必不可少的条件。从上述几方面考察,建立在人民民主专政基础上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具体制度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优越性: (一)保证了代表利益的全面性 西方国家对于民主的理解,普选制是民主的重要标志,只有通过普选产生的代议机关才能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保证代表利益的全面性。而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不论选举制度是采用多数代表制还是比例代表制,一部分群体的利益都很容易会被选举规则过滤掉,比如女性代表;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代表部分精英群体的利益。在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实现国家民主管理必须要采取区别于西方普选制的途径。我国选择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满足了既符合国情又保证代表利益全面性的双重目标。我国的各级人大代表是按区域及人员构成比例分配名额,分别由间接、直接选举和差额选举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使不同背景、不同利益取向的人都能够参与到国家事务的决策当中,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民主“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 (二)保证了监督的有效性 现代民主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代议,对代议机关的监督也是民主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西方国家的代议机关之间通常采取相互监督的方式,议会立法权、政府行政权、司法机构司法权三项权力往往分立或存在部分联系使得相对独立的机构能够产生权力的相互制约,三者之上不存在更高的权力监督机构,这一制度存在理论上的优越性,但在实际运行中权力监督的效率不高并容易造成权力的牵制和推诿。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国家的政权形式相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不分权,在我们国家的机构构成中,人民代表大会是在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背后的最高权力来源,各机构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其监督,而人民代表大会本身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监督其他机构的同时也在受每一位参会代表监督,每一个权力主体都具体、明确并可进行权力问责,相对于西方存在权力争夺的机构相互监督和个人监督方式,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好的保证了对国家管理权力的监督的有效性。 (三)保证了政局的稳定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了十三亿人当家作主,体现和保障了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从而维护了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也使得社会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得到最快、最直接、最有效的解决,也使得危害社会稳定的因素消失在萌芽阶段。除了上述两个方面,还有一项重要的民主制度对我国社会稳定、政局稳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即——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项民主制度的最大优势在于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的关系是领导与合作、执政与参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和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为国家的建设贡献智慧和能量,从而能够把社会各方面的政治力量整合成朝同一目标作用的正向力量。 (四)保证了执政效率 西方的议会制和三权分立由于只强调民主而缺乏必要的集中,议会内部、议会与行政部门、司法部门之间经常存在互相牵制、推诿、挟制的现象,即使是正常的议会立法程序也由于不同党派之间的矛盾、争论而变得冗长,很多好的议案在复杂的议会争论中不了了之。而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实行的民主集中制结合了民主与效率要求,无论在决议的形成阶段还是执行阶段,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都贯彻其中,有议有决,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程序化、科学化,“既可以保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挥民智,反映民情,汇集民意,维护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力和权利;又可以集中各方意见,协调不同利益,统筹各种需要,做出正确决策,因此民主集中制是保证民主与效率相统一的有效方式。” 总结 中国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建立和不断发展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和需要,具有理论上突出的优越性,并在实践中较大程度的实现了民主的精神、理念和原则。不可否认,我国在民主制度方面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待于改进和完善。然而,笔者认为这些问题都是民主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不能因此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本身所具有的优越性。

我是老校区314齐礼根班的，有同班的不？

无语了，我也安师院的，我们老师也是白树震，都是人才…

我们老师是钱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同志首先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中前进的。而邓小平同志则从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的高度，正确区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提出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邓小平同志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深刻分析和具体把握，抓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竭力主张和推动全面改革，扩大开放，克服发展生产力的主要障碍，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长期使人困惑的重大问题。 一、发展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通过什么方式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生产力发展呢？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课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揭示了作为一般社会形态均具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更为基本的矛盾，指出这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由于他们没有亲身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因而对于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表现不可能作出超前的说明。列宁因去世过早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发展，在实际上否认了这一问题的存在。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正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科学的认识和正确的解决，因而造成了种种严重失误。 1956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社会主义认识有许多重大的突破和发展。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及党的八大文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两类矛盾学说、我国的主要矛盾理论、体制改革思想和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等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他还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与旧社会的矛盾不同，具有非对抗的性质，大量的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的这些精辟论述，为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无疑是一大理论贡献。然而，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指出这些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事情就是这样，尽管毛泽东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所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但是由于他没有对此作出符合实际的具体分析，不仅没有看到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抓住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症结，在实践上反而把新制度和旧制度残余的矛盾扩大化，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是主要矛盾，所以要用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办法解决矛盾，作为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这样搞的结果，不仅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反而使基本矛盾更加突出，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致使中国在20年间基本上处于动荡、徘徊和停滞状态。 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了深入的具体的分析，深刻总结了国内国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必须进行全面改革。他指出，这种改革不同于过去的政治革命，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制度，它的基本方面不会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但是，制度不等于其具体实现形式，长期形成的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条件的变化，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抓住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现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从而把握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关键，深化了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也从根本上论证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指明了改革的对象和任务。 二、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为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奠定了理论基础 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经济的发展，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毛泽东同志继承并发挥了这一思想，在1956年便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获得大解放，为大力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1957年初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又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他号召全党把工作中心适时地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方面来。应当说，毛泽东同志关于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我国主要矛盾转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思想是明确的，只是由于他后来在主要矛盾的认识上发生了错误的转向及其它复杂原因，才导致了在实践中未能一贯地实行转移。毛泽东同志虽然认识到中国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没有发达的生产力做基础，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巩固的，但他夸大了主观能动性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急于求成，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到了晚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支配下，甚至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了。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 当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后，邓小平同志断言：“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就是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文选》第168页）这样，就使得停止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获得了理论依据。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这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指出的一个重大问题。据此，我们坚定地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移。 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以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的原理为依据的，更重要的是以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为现实条件的。邓小平同志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辩证地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目前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既联系起来又区别开来。他认为，在社会基本矛盾中，根本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主要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就要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要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最中心的环节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影响了基本矛盾的解决。这就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中的主要矛盾。要解决主要矛盾，就要首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是在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就更加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而要发展生产力，首先就要把生产力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与之不相适应的那些不完善、存在着缺陷的方面和环节的阻碍和束缚下解放出来，以生产力的解放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否坚持这个基本出发点，是判断是否真搞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曾经未能始终如一地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沉痛教训，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在确定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就要牢牢地在实际工作中抓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项根本任务，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 三、发展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民主政治的必要性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创造性地并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它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官僚主义者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始终是毛泽东同志深切关注的问题。他曾把这个矛盾，归结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在某些环节上还不相适应的矛盾，并认为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是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的。引申来说，官僚主义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现象，固然有其历史的、阶级的、社会的原因，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首先是由于党和国家的具体制度上还存在一些弊端，成为其滋生、发展的土壤。据此，逻辑的结论应该是进行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是，长期以来，系统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在毛泽东同志的视野之内。因而，面对官僚主义现象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虽经反复多次的斗争，却总是收效甚微，他困惑了，倒退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待官僚主义及其酿成的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和冲突，对矛盾性质的看法也就由非对抗性变为对抗性的了。 邓小平同志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认为体制上的弊病，只能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问题的最终解决，不在于大搞群众性阶级斗争或所谓“大民主”，关键在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1980年8月，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从苏联模式演化而来的，高度集权，并不是很成功的。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二者应当相互依赖、相互配合。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改变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使政治生活民主化，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从制度上保证政治生活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美国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指出：毛在晚年很少考虑任何正式的和制度化的民主程序，而邓小平则把从制度上保证政治生活民主化以至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作为他的目标。我认为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