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之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保证艺术创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发挥创造的主动性，去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裁。详情参见百度百科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词条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最初出现于1932年,它是和“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简称)的命运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活动于1922至1932年间的“拉普”,曾提出“没有同路人,只有同盟者或敌人”的口号,在组织上实行关门主义,惟我独尊,排除异己,把包括高尔基、阿·托尔斯泰、爱伦堡等在内的所有“非无产阶级作家”都打入另册,企图在当时的苏联文学界建立一支高度“纯洁”的作家队伍。与“队伍建设”上的这一意图相适应,在理论上,“拉普”也力求制定出一个统领全局、人人服从的“创作方法”。20世纪20年代后期,“拉普”及其主要领导人曾先后提出过“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宏伟的、英雄的、浪漫的现实主义”等新概念,并将其运用于当时的文学理论与批评。1929年,阿维尔巴赫、法捷耶夫、叶尔米洛夫等人又提出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1930年,法捷耶夫撰文对这一“方法”进行解释,对作家及其创作活动提出种种具体要求。这一“创作方法”曾一度被认为是对“新型艺术纲领”的一种精确的表述。“拉普”要在组织上、理论上建立文学一统化格局的意图,虽在20年代即已有之,但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文坛氛围,一下子还难以实现。俄共(布)中央1925年《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曾明确主张实行“各种文学和流派自由竞争”,“不能听任即使在思想内容上最为无产阶级的任何集团实行独占”。布哈林也曾指出:在文学中不能拒绝“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的竞争原则”。这些政策和主张,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拉普”实现文学一统化格局的企图。但是进入30年代,情况已经完全不同,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经济体制要求文学的一统化。“拉普”一度感到自己的良机已经到来,大有称霸文坛、一展雄图之势。只是因为它树敌过多,不可能成为一统化格局中一个真正有威望和凝聚力的组织,它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也因其明显的庸俗性而无法作为统一所有作家思想的口号与旗帜。这一客观情势决定了实现文学一统化必须以对“拉普”的否定为前提,于是就有联共(布)中央1932年4月《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的颁布。这一决议宣布取消包括“拉普”在内的所有作家团体,着手筹备建立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同时,它还决定为文学界制定一个“统一的思想原则——创作方法”。这两项工作都由原《消息报》主编、被任命为苏联作家协会组织委员会主席的伊·米·格隆斯基负责。在决议发布后不久,“拉普”领导人曾在一次有斯大林、格隆斯基等参加的会议上,向中央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在作家协会内部建立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文学组织”;二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作为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但这两项建议均被驳回。事实上,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斯大林就曾单独与格隆斯基商谈(时在1932年4月底或5月初),询问他对于创作方法问题有何意见。格隆斯基表示坚决反对“拉普”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建议把苏联文学的创作方法称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或更确切地称为共产主义的现实主义”。斯大林对格隆斯基说:“您已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但对它的表述不十分准确。如果我们把苏联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那么您以为如何?”紧接着,斯大林还对这一提法的优点做了说明。格隆斯基自然是无条件地赞同斯大林的意见。同年5月20日,格隆斯基就在莫斯科文学小组积极分子会议上宣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的基本方法。”这一史实明确地告诉我们:最先把苏联文学的创作方法定名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是别人,而是斯大林本人。上述整个过程,高尔基均未参与。他自1921年秋即侨居国外,仅在1928、1929、1931年中,每年回国住几个月,其间从未就“苏联文学的创作方法”问题发表意见。但可以肯定的是,高尔基坚决反对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对“拉普”的霸道作风和庸俗社会学的文学主张进行过严肃的批评。斯大林并不愿意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人”的头衔留给自己,因为这样做多少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于是,1932年10月26日,抓住高尔基在国内的时机,斯大林在莫斯科小尼基塔街高尔基的寓所召开了一次文学座谈会。参加这次晚间会议的,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5人,苏联作家、诗人和批评家45人。座谈会上,在回答一位诗人提出的问题时,斯大林说:“艺术家应该真实地描写生活。而如果他将真实地描写生活,那么他就不可能不注意到、不可能不反映生活中引导它走向社会主义的东西。这就将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番话是斯大林公开表明自己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志。如果说,前述斯大林对格隆斯基所说的话,具有为创作方法定名的意义,那么,10月间在高尔基寓所的谈话,则是要通过一大批著名作家向整个文学界传达出他个人的意见。这显然比5月20日格隆斯基的宣布更具权威性。至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提法已取得不可动摇的地位。这期间有两件事值得注意:其一,1932年10月26日的文学座谈会,虽然是在高尔基寓所举行的,但在整个晚上高尔基始终没有谈过苏联作家应当运用什么创作方法的问题,更没有使用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其二,10月29日,苏联作家协会组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委员会秘书吉尔波丁做论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报告,而高尔基恰恰在这一天离开苏联,重返意大利。在此后的近两年时间内,苏联文学界曾就创作方法问题展开过讨论,共有三百多篇文章出现。但这些论文的内容仅限于论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征,这一方法应如何看待和处理文学的一系列内外关系。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本身表示疑义,更不可能提出其他概念。至1934年5月,作家协会组织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总结这场讨论时,已经在《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草案》的理论部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做了“完整的表述”,后来被人们经常引用的、为人们所熟悉的那一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至此已完全成型。三个多月后召开的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不过是对其履行程序上的通过手续而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被正式载入《苏联作家协会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