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现形记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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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有反贪官的传统，也有颂清官的传统；但从根本上讲，读书→做官，“衣紫腰金，加官转职，门户生辉”(1)，还是被当作士人实现自身价值的主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途径而充分肯定了的。直到1903年，《官场现形记》“以小说之体裁，写官场之鬼蜮”(2)，中国小说史上才第一次出现了对于做官，对于官场，亦即对于官僚体制的全面批判的作品。正如鲁迅所说：“特缘时势要求，得此为快，故《官场现形记》乃骤享大名。”(3)《官场现形记》的出现以及获得普遍欢迎，都不是偶然的，它是开放和改革时势大背景下的产物。 早在1888年12月，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痛陈“窃观内外人情，皆酣嬉偷惰，苟安旦夕，上下拱手，游宴从容，事无大小，无一能举，人心者叹息而无所为计，无耻者嗜利而借以营私”(4)，就对官场的腐败，表现了极大的忧虑。他大声疾呼：“以此官制治国，而当各国奔竞之世，安得不失败！”1897年3月， 孙中山在伦敦《双周论坛》发表以英文撰写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指出：“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又是根深蒂固遍及于全国的，所以除非在行政的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以下引用孙中山的话均出此文，不再一一注出）康有为和孙中山分别从改革和革命的立场，几乎一致地提出：官僚体制的腐败是造成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前者侧重于体制的弊端的揭露，后者侧重于官僚贪污的抨击。他们的这种认识，可以说达到了当时批判官僚体制的最高水平。可是，在十九世纪的后期，《官场现形记》式的小说并没有产生。此无他，无适宜的气候和土壤耳：康梁变法的失败，使他们的一切作为化为泡影；而远避他国的孙中山的英文著作，在国内也不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 直到庚子十二月丁未（1901年1月29日）， “西狩”于西安的光绪发布了一道改革上谕，情况才有了大的变化。上谕中说：中国之弱在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为藏身之固，而胥吏恃为牟利之符。公私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5)这道由最高统治者发出的“改弦更张，以祛积弊”的上谕，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倡导、又自下而上呼应的，弥漫充盈于全国范围的批判官僚体制的社会大气候。 在各大臣按上谕的规定，“各举所知，各抒所见”、“条议以闻”奏折中，更进一步对官僚体制的情弊作了集中的剖析和揭露。光绪二十七年四月戊戌，御史陈璧在奏书中，痛斥旧法之“百弊丛生”，并将其归昝于“官不亲其事，而吏乃攘臂纵横而出于其间也”。他说：“夫所谓大政者，铨选也，处分也，财赋也，典礼也，人命也，讼狱也，工程也；以吏为之，铨选可疾可滞，处分可轻可重，财赋可侵可蚀，典礼可举可废，人命可出可入，讼狱可上可下，工程可增可减；使费既赢，则援案以准之，求货不遂，则援案以驳之，人人惴恐而不能指其非，天下之乱，恒必由之。”陈璧所奏，尚仅指官倚吏为左右手，而吏隐持例案以弄法舞文之一端，而在二十七年八月著名的《楚江会奏变法三摺》中，刘坤一、张之洞所提出的十二条“中法之必应整顿变通者”，包括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课官重禄、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改选法、筹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等，就大都触及到改革官制的问题。摺中批评“捐纳有害吏治，有妨正途”；书吏“把持州县，盘剥乡民”；“差役之为民害，各省皆同。必乡里无赖始充此业，结案之株连，过堂之勒索，看管之凌虐，相验之科派，缉捕之淫掳，白役之助虐，其害不可殚述”；“州县有司，政事过繁，文法过密，经费过绌，而实心爱民者不多，于是滥刑株累之酷，囹圄凌虐之弊，往往而有”；“部选之官，皆系按班依次选用，查册之外，辅以掣签，并无考核贤否之法，候选人员，多系倩人投供，必托部吏查探”；“文法过繁，则日力精力，皆有不给，必致疲劳于虚文，而疏略于实事；吏治过密，则贤者苦于束缚，不能设施，不肖者工为趋避，仍难指责，以致居官者但有奉法救过之心，并无忧国爱民之诚意”(6)，等等，都是对于官僚体制种种弊端深思熟虑的批判，反映了清廷统治集团兴利除弊改革图成的某种决心。正如慈禧在关于刘坤一、张之洞会奏的懿旨所说：“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7) 在“补救时艰”、“锐意图成”的总目标下，最高统治集团对于官僚体制弊端的认识和反省，就这样同历史发展的潮流取得了某种程度的一致，而《官场现形记》，就在这样的气候和土壤中，应运而生了。二然而，《官场现形记》并不是清廷改革官制政策的图解和注脚，它对于官僚体制的冷峻谛察，完全是通过大量社会现象的充分把握而独立进行的。小说的杰出价值，首先表现在对官僚来源和构成的全面剖析，指出不论是来自“正途”的科举和军功、保荐，还是来自“杂途”的捐纳，人们之求官，都是出于为钱的动机；而取得官职的手段，也通通不出金钱的贿赂和收买，这就必然导致“官僚的政治生活一般地体现为贪污生活”(8)的后果。最有趣的是，小说中有关官僚来源的全部描写，几乎莫不与孙中山数年前的揭露一一相合，——尽管至少现在还没有什么材料证明，李伯元确实读过孙中山那篇英文著作。 做官，为的是赚钱，这种意识在小说中的每一个求官者都是异常清楚的。从第一回写坐馆的王仁开导他的学生“做了官就有钱赚”起，到最后一回写黄二麻子“苦辣甜酸遍尝滋味”之后，悟到“统天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顶好”止，“做官赚钱”的主线，贯串了全书。既然做官也算是一宗买卖，那么，它自然可以同做生意比。做了十几年字号里“挡手”的田小辫子，忽然官兴大发，拿钱捐官，是因为“任他缺分如何坏，做官的利息总比做生意的好”（三十一回）；做官甚至还可以同出卖色相的妓女比，浙江抚院就公然说：“譬如当窑姐的，张三出了银子也好去嫖，李四有钱也好去嫖；以官而论，自从朝廷开了捐，张三有钱也好捐，李四有钱也好捐，谁有钱，谁就是个官，这个官还不同窑姐儿一样吗？”（十九回）“官”字之龌龊下贱，可以说是穷形极致了。 做官既然如同做生意，为了做官，首先必须投资，这就是各种“正当”的或不正当的、“合法”的或不合法的银钱上的付出。孙中山指出：“在中国有四种进入官场和获得提升的途径：科场出身，兵弁出身，保荐贤才，捐班出身。”有关这四种求官途径的变异百端的行贿收贿丑行，《官场现形记》都逐一写到了： 科场出身，本来是“最纯正和最好的”作官道路。但到了封建社会的季世，“老老实实”的科场考试，已经完全被铜臭所污染。举人赵温上京会试，主考吴赞善早就打听到这个土财主门生的家私，打算收上二三百两的贽见，不料“有现成的老师尚不会巴结”的赵温不知头路，只封了二两银子，结局只能是“春风报罢”。 “由军功的提升也许是最快的”，但“受命官员，对于这个任命，必须支出一笔价值和任命相当的款项”。《官场现形记》提到，一批从前打“粤匪”，打“捻匪”，“立过汗马功劳，甚么黄马褂、巴图鲁、提督军门头品顶戴，一个个保至无可再保”的“功臣”，当事平之后，没有什么差缺应付他们，“无论什么人，只要有大帽子八行书，就可当得；真正打过仗、立过功的人，反搁都起来没有饭吃”（十二回）。而“大帽子八行书”，只有钱才能弄到。一个从前打“长毛”，身当前敌，克复城池，叙功历保至花翎副将衔、尽先候补的湖南人毛长胜，因内无奥援、外无帮助，无家可归，流落街头，只也将饬知、奖札沿街兜卖；而善于钻营的冒得官，以三十块钱买得这几张形同废纸的饬知奖札，却当上了江阴炮船的管带（三十回），此无他，门路的功效耳。 “进入官场的第三个方法‘保荐贤才’是更糟的了，……因为‘保荐贤才’必需要有官员的记录，这些官员是毫无例外地贪污，靠行贿收贿为生的。所以除了他们自己的家属和族人外，他们只能从那些用黄金打开了他们的眼睛的人当中来挑选‘贤才’。”时筱仁并没有到过广西，然而仗着钱多，上代又有些交情，提督军门便在广西边防案内保举上来，以试用知府进京引见。小说说：“其实这种事情，各省皆有，并不稀奇。”（二十六回）尤为可骇的是，严州本来没有土匪，但随员周果甫却为胡统领出谋划策，故意张大其词，以致于纵兵劫掠，焚戮淫暴，胡统领居然以“异常劳绩”随折奏保，还连带上江山船妓龙珠之父，也保举为副爷（十三至十五回）。 “第四个作官的道路，就是纯粹的购卖，这是完全受到法律认可的，并且一年比一年更普及。”《官场现形记》对于捐纳的弊端，进行了最为猛烈的抨击。第十九回浙江署院的朱谕谓：“浙江吏治之坏，甲于天下。推原其故，实由于仕途之杂；仕途之杂，实由于捐纳之繁。无论市井之夫，纨裤之子，朝输白镪，夕绾青绫；口未诵夫诗书，目不辨乎菽麦。其尤甚者，方倚官为孤注，俨有道以生财，民脂民膏，任情剥削，如此而欲澄清吏治，整饬官方，其可得乎！”这种抨击，与当时官方的舆论导向是一致的。由于捐纳是将官职作为商品进行公开的合法的拍卖，在考量一个人能否出任官职的时候，才德、学识、资历都可以弃之不顾，足够数量的金钱，成了唯一的权衡因素，那么，就中演出种种无耻之尤的丑剧，就毫不足怪了。江西何藩台与兄弟三荷包失和，三荷包吵着要算分家帐，报出帐来道：当初捐知县，捐了一万多；老太太去世，又从家里搬出二万多来弥补亏空；等到服满，又该人家一万多；后来捐知府，连引见走门子，又是二万多；八千两银子买一密保，送部引见；三万两买到一个盐道，终于署上藩台：先后一共花了近十万两银子（第五回）。河南臬台之子贾润孙先是捐得一个候补道，又被河台另片奏保，送部引见。贾润孙到京之后，走钱店掌柜黄胖姑的路子，意图拚出“大价钱”，买得一个肥缺，先后报效修盖园子工程二万两，孝敬太监总管黑大叔七万两，孝敬四位军机二万两，再以二万两作为一切门包使费、经手谢仪，五千两作为在京用度，满心以为一定可以得缺，不料因华中堂与徐大军机意见冲突，反而搁了下来（二十六回）。胡适称《官场现形记》是一部社会史料，小说所开何藩台、贾润孙为捐官所付出的一笔笔开销，确实比任何别的史料都来得具体而详尽。 求官既然花费了巨额的投资，当然就得要求有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快的回报。江西盐法道署理藩台（就是那位花了近十万两银子才署上的绰号叫“荷包”，而且是无底的、有多少装多少、不会漏掉的“荷包”的何藩台），闻知不久就要回任，就抓紧时机公开出卖差缺：“其中以一千元起码，只能委个中等差使；顶好的缺，总得二万银子——谁有银子谁做，却是公平交易，丝毫没有偏枯。”他兄弟三荷包，还索性开列了他经手的看货讨价、出卖缺分的清单：玉山王梦梅，是个一万二，萍乡的周小辫子八千，新昌胡子根六千，上饶莫桂英五千五，吉水陆子龄五千，庐陵黄沾甫六千四，新余赵苓州四千五，新建王尔梅三千五，南昌蒋大化三千，铅山孔庆辂、武陵卢子庭，都是二千，还有些一千八百的，一时也记不清，至少亦有二三十注。（第四至五回）蕲州吏目随风占，腊月二九就急急赶到任上，他这样做，纯粹是因为做捕厅的好处全在“三节”，生怕“节礼”被前任预支了。不想前任署事的也不含胡，早已抢先预支了两家当铺年下分礼，他当然也有自己的逻辑：“从中秋到年下，一共是一百三十五天，我做了一百二十来天，这笔钱应该我得。”无奈随风占一着不让，二人竟拉着辫子扭打起来。到了来年四月，随风占被派解犯进省，公事不完，眼看端节就在目前，一分节礼就要被代理的夺去，心甚不甘，便悄悄赶回蕲州，将所有礼物统统收齐，被代理的觉察，又扭打起来（四十四回）。不到半年，同一个随风占，先后扮演了两个互相冲突的角色，而其行为皆出于贪财之心的驱使则一。《唐语林》卷一载：“高利自濠州改楚州。时江淮米贵，职田每年得粳米直数千贯。准例：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职田。利欲以让前人，所在故为淹泊，过限数日然后到州，士子称焉。”随风占的行为，同中国自古相传的美德是绝不相称的。 如果说三荷包、随风占之流还显得过于露骨、粗鄙的话，那么，那些更为高级的大官的索钱伎俩，就确实令人叹为观止了。华中堂在朝中用事，“最恨人家孝敬他钱。你若是拿钱送他，一定要生气，说：‘我又不是钻钱眼的人，你们也太瞧我不起了！’”他爱的是古董，尤其是喜欢收藏鼻烟壶，他有一本谱，专门考究这烟壶，一共收到了八千六十三个，而且个个都好。华中堂又出本钱开了爿古董铺，走他的门路，最好是到他的铺中去买古董，“无论甚么烂铜破瓦，他要一万，你给一万；他要八千，你给八千”，自然还你效验。贾大少爷在他铺上买了一对烟壶孝敬，华中堂又使人来说十分赏识这烟壶，还想照样再弄一对。贾大少爷再到古董铺里发现有一对竟与前头丝毫无二——黄胖姑见面就问：“烟壶可有？”贾大少爷道：“有是有一对，同前头的丝毫无二，据我看起来，很疑心就是前头的一对。”黄胖姑不等他说完，忙插嘴道：“既然有此一对，就该买了下来。”贾大少爷道：“价钱不对。”黄胖姑问：“多少价钱？”贾大少爷道：“他问我要八千。”黄胖姑道：“八千不算多，就是八万，你亦要买的。”贾大少爷忙问其故。黄胖姑叹一口气道：“咳！你们只晓得走门子送钱给人家用，连这一点点精微奥妙还不懂得！”贾大少爷听了诧异，一定要请教。黄胖姑便告诉他：“你既然认得就是前头的一对，人家拿你当傻子，重新拿来卖给你，你就以傻子自居，买了下来再去孝敬，包你一定得法就是了。”（二十五至二十六回）比华中堂还要高明的是浙江署理巡抚傅理堂。这位署院上任之初，就传谕巡捕官：凡遇年节生日，文武属臣来送礼的，一概不收。且大倡“节用”，说：“孔夫子有句话，叫做‘节用而爱人’。甚么叫节用？就是说为人在世，不可浪费。又说道：‘与其奢也宁俭。’可见这‘俭朴’二字，最是人生之美德。没有德行的人，是断断不肯省俭的，一天到晚，只讲究穿的阔，吃的阔，于政事上毫不讲究。试问他这些钱是从那里来的呢？无非是敲剥百姓而来。所以这种人，他的存心竟同强盗一样！”不惟说的冠冕堂皇，且又克己躬行，旧衣破靴，“一顶帽子，却足足戴了三十多年”；照壁旧了也不彩画，辕门倒了也不收拾，暖阁破了也不裱糊，“一个堂堂抚台衙门，竟弄得像破窑一样，大堂底下，草长没胫，无人剪除；马烘堆了几尺高，也无人打扫”；“谁知外面花费虽无，里面孝敬却不能少，不过折成现的罢了”。署院自己自然不会出面，却让姨太太、少爷收人银票，整几十万两银子存在钱庄上生利。（十九至二十二回） 总之，“千里为官只为财，做书的人实实在在没有瞧见真不要钱的人”，一句话就将为官的本质概括无遗，其间的差异只不过是手段的高下工拙罢了。小说第六十回写甄阁学的胞兄在病中做了一个梦，梦见走到一座深山里面：原来这山上并不光是豺、狼、虎、豹，连着猫、狗、老鼠、猴子、黄鼠狼，统通都有，至于猪、羊、牛，更不计其数了。老鼠会钻，满山里打洞，钻得进的地方，他要钻，倘若碰见石头，钻不进的地方，他也是乱钻；狗是见了人就咬，然而又怕老虎吃他，见了老虎就摇头摆尾的样子，又实在可怜；最坏不过的是猫，跳上跳下，见了虎豹，他就跳在树上，虎豹走远了，他就下来了；猴子是见样学样；黄鼠狼是顾前不顾后的，后头追得紧，他就一连放上几个臭屁跑了；此外还有狐狸，装做怪俊的女人，在山上走来走去，叫人看见了，真正爱死人；猪、羊是顶无用之物；牛虽来得大，也不过摆样子看罢了。我在树林子里看了半天，我心里想：“我如今同这一班畜生在一块，终究不是个事。”又想跳出树林子去，无奈遍山遍地，都是这般畜生的世界，又实在跳不出去……明眼人不难看出，“畜生的世界”，就是指那充满了魑魅魍魉的丑恶的官场！小说的全部描写，都印证了孙中山1897年的论断：“贪污行贿，任用私人，以及毫不知耻地对于权势地位的买卖，在中国并不是偶然的个人贪欲、环境或诱惑所产生的结果，而是普遍的，是在目前政权下取得或保持文武公职的唯一的可能条件。在中国要作一个公务人员，无论官阶高低如何，就意味着不可救药的贪污，而且意味着放弃实际贪污就是放弃公务人员的生活。”花了钱去求官，目的是为了去赚取更多的钱，这里的中介，就是官所掌握的权力。私欲与权力的结合，必致导致腐败——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由《官场现形记》以形象的逻辑的力量归结出来的规律，具有颠扑不破的真理性。三《官场现形记》对官场体制的冷峻谛察，并没有单纯停留在有关官僚个人贪污受贿丑行的道德谴责之上，而是尝试着将封建官僚体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初步的、却是深刻的剖析和批判。 官僚体系自然是由许多单个的官僚组成的，各级官僚的自身素质如何，他们对于自己所承担的职守心理状况怎样，是小说首先关注的重点。通过对于官僚来源和构成的全面揭露，小说已经将这些大小官僚贪婪搜括的无耻一面暴显无遗；撇开这一层不论，作为一个在官僚体系中的个体成员，至少应该具备起码的独立工作精神和责任感，而小说通过大量细致入微的事件和场面描写，准确传神描画出了官僚个体在政事活动中的行政心理，充分暴露了官僚的昏聩颟顸，因循守旧，只讲形式，不图实效，办事拖拉，不负责任的种种弊病。第三回“悲镌级蓝呢糊绿轿”，写江西护院第一号红人、支应局兼营务处的黄知府，新近又保举了“免补”，即日就要过班，便是一位道台了。新的更高职务的任命所引发的，不是更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是一个同新的职位相称的“轿子问题”。因为按照法定的规格，知府坐的是蓝呢大轿，道台坐的是绿呢大轿；黄知府一听说部文将到，就三番两次催促赶做新轿，否则，“轿子做不来，坐了甚么上院呢？”小说写黄道台坐上新轿的得意神气道：“黄道台坐在绿呢大轿里，鼻子上架着一副又大又圆、测黑的墨晶眼镜，嘴里含着一枝旱烟袋，四个轿夫扛着他，东赶到西，西赶到东。”赶来赶去，目的就是要借着轿子，张扬他所获取的新的职位。不料正在兴头之上，忽然接着一个电报，说制台查确，军装一案，黄道台也诖误在里头，这样一下子又变成了“被议人员”，再出门该坐什么轿子呢？“知书识礼”的黄太太以为，是不能再坐绿呢大轿了；家人戴升却以为，一个电报作不得准，不妨一切照旧，等奉到明文再换不迟。黄太太反驳道：“再坐绿大呢的轿子上院，被人家指指摘摘的不好，不如换掉了妥当。”可是旧的轿子已被轿子店抬去，只好用蓝呢把轿子蒙上，惹得戴升大发感慨：“我们老爷真真可怜，好容易创了一顶绿大呢的轿子，没有坐满五回，现在又坐不成了！”绿呢大轿，是官僚的一定等级的标志，在大多数场合，这种外在的标识，甚至比其内涵的职责更其紧要。因为对于官僚来讲，踞于某一等级，就意味着获得某种限度的特权，凭借这种特权，就可以攫取相当份额的利益，至于这种官职所应承担的使命和责任，却变成极次要的东西了。《官场现形记》对于晚清的官场乃至旧的官僚体制，进行了超迈前古的揭露和批判，但作者的本意并不想彻底摧毁旧的官僚体制，而只希望对它进行陶熔和改造。作者认为，为了救中国，为了改变中国贫弱落后的面貌，“提纲挈领”的法子是陶熔官僚，改革官制。作者并非不向往民主政治，第五十四回就借着较有新进思想的冯彝斋评论六合知县梅扬仁设立保商局之举道：“照着今日此举，极应仿照外国下议院的章程，无论大小事务，或是或否，总得议决于合邑商民，其权在下而不在上。如谓有了这个地方，专为老公祖聚敛张本，无论为公为私，总不脱专政体。”显然，从根本上讲，作者是肯定民主，反对专制的。但是，从国情出发，正因为中国是专制政体，上行下效，只要认真改造官制，就可以使中国逐渐摆脱贫弱，走向民主与富强，这同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主张利用专制政体的权威，“大行干涉政策，风行雷厉，把这民间事业，整顿得件件齐整，桩桩发达”，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是完全吻合的。(1)《清平山堂话本·花灯轿莲女成佛记》

一 先秦两汉书目 十三经注疏 阮元 中华书局1957年用四部备要本重印 全四十册 中华书局1982年用原世界书局缩印本影印全二册 四书章句集注 四部备要本 论语译注 杨伯峻 中华书局1981年修订重印 论语新解 钱穆 孟子译注 兰州大学中文系 中华书局1660年版 孟子正义 焦循 墨子闲诂 孙诒让 中华书局1954年重印 老子本义 魏源 中华书局1955年重印 老子校诂 马敍伦 中华书局1974年版 重订老子正诂 高亨 中华书局1959年版 老子校释 朱谦之 龙门书局1958年版 中华书局1963年新一版 老子新译 任继愈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庄子解 王夫之 中华书局1981年重印 庄子集释 郭庆藩 中华书局1978年重印 列子集释 杨伯峻 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 中华书局1979年版 管子集校 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 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荀子集解 王先谦 韩非子集释 陈奇猷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 韩非子集释补 陈奇猷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 吕氏春秋集释 许维遹 古籍刊行社 春秋左传集解 杜预注 孔颖达疏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春秋左传注 杨伯峻 中华书局1981年版 左传译文 沈玉成 中华书局1981年版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国语韦昭注二十一卷 顾广圻 四部丛刊影印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校点本 战国策高诱注三十三卷（宋）姚宏校正续注 士礼居仿宋刻本 武昌局翻刻本 顾广圻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校点本 诗三家义集疏 王先谦 毛诗正义 孔颖达 见十三经注疏 诗集传 朱熹 上海古籍1980年版 诗经通论 姚际恒 中华书局1958年版 诗义会通 吴闓生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 诗选与校笺 闻一多 收入《闻一多全集》选刊之四 诗经选 余冠英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诗经选译（增补本） 余冠英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诗经今注 高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版 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 孙作云 中华书局1979年重印 诗三百篇探故 朱东润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诗经韵读 王力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诗经研究论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楚辞章句 楚辞补注 王逸注 洪兴祖补注 中华书局1957年用四部备要本重印 楚辞集注 朱熹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楚辞通释 王夫之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重印 山带阁注楚辞 蒋骥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 屈原赋注十卷 通释两卷 戴震 万有文库第一集 楚辞书目五种 姜亮夫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 屈原赋校注 姜亮夫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屈赋通笺 刘永济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屈赋新编 谭介甫 中华书局1978年版 离骚纂义 游国恩 楚辞注疏长编第一编 中华书局1981年版 离骚语义疏解 王泗原 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 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 林庚 上海古籍1981年重印 天问论笺 林庚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楚辞论文集 游国恩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楚辞论文集 蒋天枢 陜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楚辞韵读 王力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楚辞选 马茂元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980年重印 楚辞研究论文集 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中国古代神话 袁珂 山海经笺疏 郝懿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 先秦散文选注 罗根泽 汉魏六朝散文选 陈钟凡 盐铁论校注 王利器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论衡集解 刘盼遂 中华书局1959年版 潜夫论笺 汪继培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中华书局1979年版 贾谊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晁错集注释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枚叔集 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 司马长卿集 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 扬子云集 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 张河间集 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 蔡中郎集 四部备要本 史记 司马迁 汉书 班固 后汉书 范晔 史记三家注 史记集解 裴駰 史记索引 司马贞 史记正义 张守节 汉书补注 王先谦 商务印书馆1959年重印 汉书管窥 杨树达 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后汉书补注 惠栋 后汉书集解 王先谦 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淮南子高诱注 《诸子集成》中华书局本 世界书局本 第七册 说苑 刘向 四部丛刊影印明钞宋本 新序 刘向 四部丛刊影印明刻本 文选李善注（有关部分） 中华书局1977年缩印本 文选六臣注（有关部分） 四部丛刊影宋本 古诗十九首集释 隋树森 中华书局1955年版 玉台新咏（有关部分） 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明寒山赵氏刊本1958年重印 乐府诗集（有关部分） 郭茂倩 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 古诗源（有关部分） 沈德潜 中华书局1977年重印本 古诗纪（有关部分） 冯惟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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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南唐二主词校订 王仲闻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花间集评注 李冰若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全唐诗 乐府诗集（有关部分） 全唐文 说郛 唐人小说 汪辟疆校录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重印 唐宋传奇集 鲁迅校录 文学古籍刊行社印本 本事诗 孟棨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 唐语林 王谠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云溪友议 范摅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唐摭言 王定保 古典文学出版社 唐国史补 李肇 古典文学出版社 唐诗纪事 计有功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五代史 新五代史 文献通考 历代诗话正续编 何文焕 丁福保 中华书局1981年版 清诗话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一版 清诗话续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诗话总龟 阮阅 四部丛刊影印本 苕溪渔隐丛话 胡仔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标点本 诗人玉屑 魏庆之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重印 诗薮 胡应麟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版 历代诗话 吴景旭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 随园诗话 袁枚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点校本 瓯北诗话 赵翼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点校本 昭昧詹言 方东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校点本 带经堂诗话 王士祯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宋诗话辑佚 郭绍虞 中华书局1980年版 原诗 叶燮 饮冰室诗话 梁启超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宋诗话考 郭绍虞 中华书局1979年版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陈寅恪 元白诗笺证稿 陈寅恪 唐诗杂论 闻一多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 隋唐五代史纲 韩国磐 中国通史简编 范文澜 唐代科举与文学 傅璇琮 中国文学简史 林庚 北大出版社1988年重印 唐诗综论 林庚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唐诗论丛 陈贻焮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唐代诗人丛考 傅璇琮 中华书局1980年版 唐诗人行年考 谭优学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唐人行第录 岑仲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 程千帆诗论选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程千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唐人选唐诗（十种） 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 全唐文纪事 中华书局 唐才子传 唐人说荟 唐音癸签 胡震亨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排印本 旧唐书 新唐书 唐会要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袁行霈 北大出版社1987年版 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 罗宗强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汉唐文学的嬗变 葛晓音 北大出版社1990年 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 葛晓音 北大出版社1998年版 唐诗小集（丛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史稿》郭沫若 《中国哲学史》任继愈 《中国佛教史》任继愈一.二册 中国社科出版社1988 《中国道教史》卿希泰一.二册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 王震中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绍虞 上海古籍出版社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郑振铎 人民文学版 《中国文学发展史》 刘大杰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3 《中国历代诗歌选》 林庚主编 《中国历代散文选》 刘盼遂主编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严可均 中华书局1958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逯钦立辑校 中华书局1983 《文苑英华》 宋 李昉等编 中华书局1966影印 《古诗源》 沈德潜编 中华书局1963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恩选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 贾兰坡 天津人民版 《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 安志敏 文物版 《震撼心灵的古旋律》 郑凡 四川人民版 《山海经》（《四库全书本》） 《淮南子》 （《诸子集成》 上海书店） 《探索非理性的世界》 叶舒宪 四川人民1988 《诗毛氏传疏》（清） 陈奂 《毛诗传笺通释》（清） 姚际恒 《甲骨文字典》 徐中玉 四川辞书版 《白话易经》 南怀瑾 岳麓书社 《古文尚书疏证》 （清） 阎若璩 《战国史》 杨宽 《春秋经传集解》（晋）杜预 《韩非子集解》 王先慎 《荀子简释》 梁启雄 《楚辞章句》 （汉）王逸 《乐府诗集》（宋）郭茂倩 乔象钟等点校 中华书局1979 《古诗十九首集解》 隋树森 《汉书补注》 （清）王先谦 《骈体文抄》 （清）李兆洛 《晋书》 房玄龄等撰 中华书局1974 《南史》 李延寿 中华书局1975 《北史》 李延寿 中华书局1974 《北朝文化特质与文学进程》 吴先宁 东方出版社 《哈德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美）黄仁宇 三联版 《艺术哲学》（法）丹纳 安徽文艺版 《中国诗学》 （美）叶维廉 三联版 《六朝文絜笺注》 黎经诰笺注 中华书局1962 《王粲集》 中华书局80版 《阮籍集校注》 陈伯君校注 中华书局1987 《嵇康集校注》 戴明扬校注 人民文学1962 《谢宣城集校注》 曹融南 上海古籍1991 《何逊集校注》 李伯齐 齐鲁书社 1988 《阴铿集注》 刘国珺注 天津古籍1988 《玉台新咏》 穆克宏点校 中华书局1986 二、必读书 《汉文学史纲》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 《中国美学史》 李泽厚.刘纲纪 《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 北大版 《中国通史》 范文澜 《剑桥秦汉史》 （英）崔瑞德.鲁惟一编 中国社科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 褚斌杰 北大版 《中国诗学体系论》 陈良运 中国社科版 1992 《中国诗歌美学史》 庄严.章铸 吉林大学版 《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二 罗根泽 古典文学社 1957 《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 王仲荦 上海人民 《金明馆丛稿初编》 陈寅恪 上海古籍 1980 《士与中国文化》 余英时 上海人民 《道教与中国文化》 葛兆光 上海人民 《佛教与中国文学》 孙昌武 上海人民版1987 《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 方立天 上海人民版 《中国佛学源流略讲》 吕征 中华书局 《中国创世神话》 陶阳钟秀 上海人民1987 《中国古典诗学原型研究》 刘怀荣 文津出版社 《艺术家的艺术》 朱狄 中国社科出版社 《神话论文集》 袁珂 中华书局 《诗经的文化阐释》 叶舒宪 湖北人民版 1994 《老子的文化解读》 叶舒宪 .肖兵 湖北人民版1994 《楚辞的文化破译》 肖兵 湖北人民出版社 《毛诗注疏》毛传.郑笺.孔正义 （《十三经注疏》） 《春秋左传正义》 孔颖达 《战国策校注》 王延栋等校注 南开大学版 《国语选》 傅庚生 《诸子集成》 上海书店影响 《楚辞集注》 朱熹 《史记》 中华书局 《汉书》 中华书局 《后汉书》 中华书局 《三国志》 中华书局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吴汝纶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影印 《汉魏乐府风笺》黄节笺释 人民文学 《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 北大中文系选 高教出版社 《汉魏六朝文学论集》 逯钦立遗著 陕西人民版 《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 上海辞书 吴小如等撰 《乐府诗论丛》 王运熙 《古诗十九首探索》 马茂元 《曹操集》 中华书局 《曹植集校注》 人民文学版 1984 赵幼文校注 《陶渊明集》 逯钦立校注 中华书局 1979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 罗宗强 浙江古籍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 王运熙 上海古籍1989 《山水田园诗派研究》 葛晓音 辽宁大学版 1993 《汤用彤学术论文集》 中华书局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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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发展概况 文学史上产生过各式各样的创作方法，但“主要的‘潮流’或流派共有两个：这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①。当然，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为文艺史上的流派，同作为作家对待现实的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文学的创作方法，是在文学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时代和作家世界观的不同，又表现为不尽相同的形态和性质。文学一开始就有以描写现实为主和以表现理想为主的两种倾向，这在古代原始歌谣和神话中就表现得十分明显。以后随着时代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在文学创作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基本的创作方法。至于二者的名称。则是到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才先后出现于欧洲，②在“五四”前后开始传入我国。 在欧洲，古代希腊文学，特别是希腊的悲剧、喜剧和史诗，就已为这两种基本的创作方法奠定了基础。恩格斯所推崇的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便富于浓厚的现实主义精神，而荷马的史诗，就具有更多的浪漫主义的色彩和对英雄业绩的歌颂。这时神话的时代还没有完全过去，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经常联系在一起的。经过中世纪而发展到文艺复兴时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就更趋完善，出现了像《神曲》、《十日谈》、《堂·吉诃德》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佩斯》那样一些名著。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反映着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要求，作�恢中滦说慕�浇准兜奈难В�词故窍质抵饕宓淖髌罚�捕几挥诶硐牒腿惹椋��幸恢置骼是逍潞屠止鄣纳�省6�裆�勘妊呛腿�蛱崴沟任按笞骷遥��浅32煌�潭鹊匕严质抵饕搴屠寺�饕褰岷显谝黄鸬摹?/P> 到了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先后形成为遍及全欧洲的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浪漫主义运动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它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学上的反映。它否定一切旧的制度和旧的传统，要求个性解放和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想。作为一种文学运动，它是对反映君主专制制度要求的古典主义的一种否定。它打破了古典主义的一切清规戒律，带来了文学内容和文学形式的解放与革新。拜伦、雪莱、歌德、席勒、雨果等，就是这种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现实主义创作潮流是在十九世纪中叶继浪漫主义运动之后掀起的，那时资本主义开始走向没落，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日趋尖锐并明显暴露，人们对它也日益产生怀疑和不满。当时，从资产阶级或旧的封建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一些有着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的作家，用现实主义的武器来暴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矛盾和种种罪恶，并且反对当时那种美化和粉饰资本主义的反动的浪漫主义，一时形成为一种广泛的文学思潮。这种现实主义，因以暴露和批判资本主义为其主要特色，所以一般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有相当的进步性，在艺术上也达到了高度的水平，产生了像巴尔扎克、狄更斯、列甫·托尔斯泰这样一些伟大的作家和他们的许多优秀作品。 在我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也是古已有之，源远而流长的。早在先秦时代，就出现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其中《国风》里有许多是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同时，也产生了我国第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和他那光同日月的诗篇《离骚》。千古传诵的《国风》和《离骚》，可说是我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开端。以后经过两汉和魏晋六朝，这两种创作方法就日益丰富和发展，并且经常联系在一起。建安时代的曹氏父子，魏晋六朝的诗人左思、陶渊明、鲍照等，都写过许多现实主义的和浪漫主义的杰出诗篇。发展到唐代，就出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创作空前繁荣的局面，李白和杜甫，集前代诗歌创作经验之大成，分别地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以后在小说、戏剧等领域中，从唐代的传奇，宋元的话本，元代的杂剧，以至明清的小说和传奇，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都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元代如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等，明代如汤显祖的《牡丹亭》传奇等，以及明清小说《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红楼梦》等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文学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已经高度成熟。上述这些作品，无论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或是两者结合的，它们在概括时代生活的广阔性、丰富性和深刻性上，在典型人物的塑造上，在对人们的美好的生活理想的具体描绘上，以至在细节的真实和情节的典型化上，都分别地达到了很高的成就，积累了无比丰富的经验。 我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主要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和发展的，所以具有自己民族的特点。思想倾向上具有批判封建制度、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剥削，揭露封建统治集团的荒淫无耻和穷兵黩武，反映人民群众要求摆脱封建奴役，争取自由幸福的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等特色。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一时期的文学，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的《孽海花》等作品，就有了反对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揭露和批判他们的罪行和丑恶面目的新的特点，“五四”以后，在无产阶级思想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推动和影响下，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就具有了彻底反帝、反封建，争取民主、自由、解放的新的性质。 根据以上的简略叙述，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文学创作上反映现实和表现社会生活的方法，不论我国或外国，都是自有文学以来，就并存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潮流或倾向，尽管在十八世纪以前，文学领域中还没有出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个名词。十八世纪末，当近代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刚刚兴起，而巴尔扎克、狄更斯等现实主义作家还没有诞生的时候，德国的席勒在一七九四至一七九六年之间，写了有名的美学著作《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总结了从古代到当时的文学创作方法上的两大倾向。他用“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来说明这两种不同倾向的特点。他认为：素朴的诗的特点是“尽可能完美地模仿现实”；感伤的诗是“把现实提高到理想”，或是“表现或显示理想”。前者打动人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而后者打动人的则是“观念”，是“诗人沉思事物在他身上所产生的印象”，所以，席勒从他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得出如下的结论：素朴的诗的表现方式是“模仿现实”，他们“以现实性胜过感伤诗人”；感伤的诗的表现方式是“表现理想”，他们能够比素朴诗人提供“更崇高的对象”①。席勒所说的“素朴的诗”实际上就是现实主义的文学，而“感伤的诗”就是浪漫主义的文学。只是席勒的时代，批判的现实主义文学还没有兴起，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给文学发展带来的影响，因而从发展文艺的需要出发，总结了从古代诗人到他自己所处时代的创作实践经验。 到了别林斯基从事文学评论活动的时候，近代现实主义文学已经达到了全盛期，不仅西欧已有了歌德、巴尔扎克、狄更斯等大作家的成就，即在俄国，也已有了从普希金到果戈理的丰富的经验，这就给别林斯基以更全面地总结文学经验提供了有利条件。他明确提出：“诗歌可以说是分成两个部门——理想的和现实的。”他认为古代的“理想的”诗歌的特点是“从生活中仅仅汲取崇高的高贵的东西，把一切平凡的、普通的、日常的东西统统抛开”；而当代的“理想的”诗的特点，则是在诗人面前“展开着整个现实的和设想的世界，整个想象的丰饶王国”。“他所矢忠不渝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法则”是他“自己创造”的。他认为，从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到司各脱的“现实的”诗的特点，则是“真实，最高的真实”，“他的人物，是真正的人，像他们实际的那样，应该的那样”，“它不再造生活，而是把生活复制、再现，像凸面玻璃一样，在一种观点之下把生活的复杂多彩的现象反映出来，从这些现象里面汲取那构成丰满的、生气勃勃的、统一的图画时所必需的种种东西”①。 毫无疑问，别林斯基所说的“理想的诗”就是浪漫主义的文学；而他所说的“现实的诗”就是现实主义的文学。 无论是席勒或别林斯基，他们都只从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根据文学创作的实际经验，指出历来作家在创作方法上存在两种基本倾向，但是，他们都不把这两种倾向看作互相对立、互相排斥、不能并存的。尽管，就个人的偏爱来说，席勒倚重浪漫主义，别林斯基倚重现实主义，但是，他们又承认这两种倾向的创作都可以得到重大的成就，并不厚此薄彼。别林斯基说得很明白，“应该对哪一种更看重些，这是很难决定的。也许，彼此都不分轩轾，当它满足着创作条件的时候……”①。 到了高尔基时，世界文学己累积了更丰富的经验。除了十八世纪以前的经验之外，他不仅可以回顾整个十九世纪欧洲和俄国的文学经验，而且，他自己就经过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并且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后的历史条件之下，又累积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新经验，因此，他对这两种创作方法的基本特点，就看得更加清楚了。他认为从文学创作的原始阶段——神话、传说的阶段开始，就存在这两种不同的倾向。他说：“从客观现实的总体中抽出它的基本意义并用形象体现出来，——这样我们就有了现实主义。但是，如果在从客观现实中所抽出的意义上面再加上——依据假想的逻辑加以推测——所愿望的、可能的东西，并以此使形象更为丰满，——那末我们就有了浪漫主义”。② 高尔基的最大特点是对过去时代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都肯定了它们各自的光辉成就，同时又指出了它们各自的不可克服的缺点，并在这基础上，要求新时代的作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批判地汲取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的积极因素；创造新时代、新阶级的文学。 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 现实主义的作品据以反映生活、构成形象的原则的共同特点，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再现生活。现实主义的作品都偏重于描绘客观的现实生活的精确的图画，描写那些在生活中已经存在或按照生活的规律可能存在的事物，而不是代之以作家自己的愿望。现实主义作家当然也有自己的社会理想，他们在反映生活时也都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爱憎感情，但是，他们的社会理想、爱憎感情以及作品的政治倾向，是通过对生活的真实的、具体的、历史的描绘，通过生活和形象本身的规律自然地流露出来的，他们并不因此而改变生活的真实面貌。这种描写生活的具体性和客观性，正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重大特色之一。高尔基说：“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作真实的、不如粉饰的描写的，谓之现实主义。”①契诃夫也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应该“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它的任务是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②”。列甫·托尔斯泰说他的创作“除了意图塑造性格及其活动以外，除了表现性格的冲突这一意图而外，我还有一个意图就是要表现历史”③。 鲁迅的《祝福》描绘了祥林嫂悲惨的一生，写她原来是多么善良和能干，逃到鲁家帮佣以后，如何勤奋地干活，希望用劳动来换取生活的权利，又如何被婆婆卖到山区，如何再一次失去丈夫和儿子。为了摆脱鬼神的‘惩罚”，她用自己的血汗钱去庙里捐门槛作替身，让“千人踏、万人跨”，但仍遭歧视和打击，终于在受尽了人间的苦难后，于除夕的爆竹声中倒毙在雪地里。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读者眼前就展现出一幅幅现实生活的逼真的图画，犹如亲身经历了那种黑暗的时代，了解到那时的劳动妇女血泪的生活历史。契诃夫的《万卡》，也有同样的特色。可怜的万卡在给爷爷的信中所叙述的生活情景和他的天真的希望，是用最朴素的笔调描写出来的，故事是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到处都会发生的最平常的事。读了这篇小说，人们都会感到：这一切全都是真实的，那时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农奴的儿子，在那时是不会有更好的命运的。 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扎克的小说时，曾说“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①。巴尔扎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成就，也正是因为他生动地表现了生活的“直率的真实”。由于对这种“直率的真实”的追求，使得现实主义作家努力于对生活作客观的观察与解剖，并特别重视细节描写的真实性。 现实主义作家表现生活的具体性和客观性，决不等于对生活现象作简单的、机械的抄袭和记录。它所要求的不是对生活表象的“摹写”，而是高度的艺术真实。前面已经谈过，对生活现象不加选择地作机械摹写，即使做到毫发不差，也并不见得就是真实的，反而常常会模糊、掩盖以至歪曲了生活的本质。所以，现实主义的上述特点，总是和另一个根本特点结合在一起，那就是：对生活进行广泛的概括，塑造出典型形象，对叙事作品来说，就是要塑造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 现实主义选取生活中那些有典型意义的现象，予以集中、概括和加工，以揭示生活的本质。祥林嫂和万卡的遭遇，在旧中国和旧俄罗斯，都是有普遍意义的。祥林嫂悲惨的一生，代表着在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的重压下千百万旧社会劳动妇女的共同命运，也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作者并没有抄袭生活，而是进行了高度的集中、概括，使读者觉得像是写某个特定的人，“又像是写一切人”①。所以鲁迅认为作家应该“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②。高尔基也说现实主义是“从纷乱的生活事件、人们的相互关系和性格中，攫取那些最具有一般意义、最常复演的东西，组织那些在事件和性格中最常遇到的特点和事实，并且以之创造成活画景和人物典型。……现实主义作家倾向于综合、归并他的时代一切人们所特有的、具备一般意义的特点，使之成为唯一完美的形象，③。可见，现实主义重视细节的真实，一来是为了加强真实感，而更主要的却还是为了要更好地揭示生活的本质。离开了这一根本的目标，细节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对生活进行概括，当然容许虚构、想象和夸张。但现实主义的虚构和夸张，不同于浪漫主义。它忠实于生括本身的规律，是实际生活中可能发生的，叫人觉得合情合理，而不像后者完全可以是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甚至是全属幻想的。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契何夫的《套子里的人》鲁迅的《阿Q正传》都是有高度的艺术夸张的，同时又都是人情入理，最真实不过的。像毕里可夫这样的人，直到现在还可以在一些不敢接触新事物、害怕生活的变革的鼠目寸光的保守主义者身上看到他的影子。 上述两个方面，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最基本的特征。对此，卢那察尔斯基曾有过简要的说明：“现实主义艺术一方面认为它的描写对象是本来面目的生活本身，另一方面认为现实主义艺术家并不是一个奴隶似的摄影师和‘自然主义者”，他可“说是用删除、抹掉一系列不需要的细节的方法，突出现实中的典型特征，对这个现实进行加工。”①把这两方面综合起来，可以概括地说，现实主义是指作家通过典型形象，按照生活实际存在的样式，真实地、具体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作方法。 艺术的真实性是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但却不可以把现实主义和真实性等同起来，因为真实性是一切先进的创作方法（如积极浪漫主义）的共同特征。同时，也不能把现实主义与塑造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等同起来，因为一方面，积极浪漫主义也可能塑造典型人物，而另方面，也并不是任何文学样式都能塑造典型人物的。例如，“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的这首诗并不着力刻划人物性格，但却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对祖国的一片赤诚，倾诉了在那“风雨如磐”的黑暗旧中国，诗人愿为祖国、人民献出自己的生命的强烈感情。它同样是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所以，塑造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只是像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的特点，不能把它作为现实主义的定义，否则就会把很多文学样式，如抒情诗，散文等作品排斥在现实主义之外。 现实主义作家如果缺乏远大的目光、积极的理想，在观察生活、反映生活时，只局限于一些表面的、局部的真实，而看不到真正典型的、本质的东西，就容易把现实主义庸俗化，而庸俗的现实主义，就很容易成为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在表面上似乎跟现实主义相近，实质上却正好是它的反面。自然主义的理论家们标榜用自然科学的实验的态度来对待生活，主张用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待一切社会现象，因此在反映生活时，就强调对生活现象作“纯客观”的记录，反对进行概括和加工，也反对对生活进行主观评价。自然主义的理论认为“社会环境是一群活着的人所造成的结果，而这一群活着的人绝对地服从物理的和化学的规律，这些规律对于活着的人一如对于没有生命的物体同样是起着作用的”①。因而，对于作家的创作来说，他们认为：“这里不要夸张，也不要强调，只要事实，值得称赞的或者值得贬黜的事实。作者不是一位道德家，而是一位解剖学家，他只要说出他在人类的尸体里面发现了甚么就够了。”②可是，实际上“纯客观主义”的作家是不存在的，任何作家都是抱着一定的思想倾向和爱憎感情去反映生活的。倡导自然主义理论的作家左拉，自己也并没有例外。他在创作实践中，并没有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论去进行创作，而是在许多方面突破了自然主义理论的束缚，从生活出发，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例如，在小说《萌芽》中，他就表现了对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工人的不满，肯定了工人对资本家的反抗和激愤。这些先进的思想感情，正是作家真实地反映生活的根本前提。 普列汉诺夫就曾精辟地指出：某些现实主义者（例如福楼拜）“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以客观的态度来对待他所描写的社会环境，正如自然科学家对待大自然的态度那样”，然而，“他对当代社会运动的评价却还是非常主观的”③。而那些保守的乃至反动的所谓现实主义者，由于“充满故意地回避当时伟大的解放运动”，就必然“排除了那些具有最丰富的内在生活的最有意思的标本”，“他们所能考察到的唯一的现象，就是平庸的小市民生活的“污秽的泥沼’中产生的‘渺小的思想’和‘渺小的激情’”，这就必然会导致他们的创作陷入“死胡同”。自然主义的所谓“实验的方法”，根本不可能理解“一个社会的人的行动、意向、趣味和思想习惯，不可能在生理学或病理学中找到充分的说明，因为这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①。这里，不仅说明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相通的一面和不同的一面，而且也说明了自然主义的根源和实质。 那些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无动于衷，对生活中的新生的美好的东西漠不关心的作家，表面看来是“客观”的，实质上正代表了一种政治倾向，一种有利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倾向。根据这种倾向进行创作的自然主义作家，恰恰是违背真实的，因为他们只是烦琐地去记录生活的个别现象，不注意生活中真正有典型意义的东西，结果就导致用某些毫无意义的生活细节，掩盖以至歪曲生活的本质。 自然主义用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待人，把人看成是只有动物的本能，消极地被环境和遗传决定着一切的动物。在自然主义者的笔下，不管是什么阶级的什么样的人，都是庸俗的、低级的。丑恶的，充满着兽住和疯狂性的。在他们看来，生活中没有任何美好的、积极的东西。这正是资产阶级的没落情绪的反映。所以，自然主义的作品，虽然有时也暴露一些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但主要的却是经常用低级趣味和颓废情绪腐蚀人们的心灵，使人们对生活失去崇高的理想和信心。用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写出来的作品，并不能真正反映生活的真实，也不可能有艺术的生命力。 积极的浪漫主义和消极的浪漫主义 现实主义按照生活的实际样式反映生活的本质和本质的某些方面，浪漫主义则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以丰富的幻想和热情，表现生活的理想。高尔基说：成为“神话的基础”的浪漫主义“是极其有益的，因为它有助于唤起人们用革命的态度对待现实，即以实际行动改造世界”①。参考资料：

先秦：诗经里的《国风》，“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是我国古代文艺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国风”中的周代民歌以绚丽多彩的画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真实的生活，表达了他们对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的不平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秦汉：《史记》的列传，《项羽本纪》、《信陵君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淮阴侯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以上是史记十大名篇。三国两晋南北朝：三曹的诗文。唐宋：不用说了，1、唐宋诗词。2、唐宋八大家的散文。韩愈：《师说》、《祭鳄鱼文》、《祭十二郎文》、《进学解》柳宗元：《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他的永州八记都值得一读。 苏洵：《送石昌言使北引》《木假山记》《名二子说》《张益州画像记》 苏轼：《喜雨亭记》《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石钟山记》《记承天寺夜游》苏辙：《黄州快哉亭记》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读孟尝君传》《伤仲永》曾巩：《墨池记》《醒心亭记》 欧阳修：《醉翁亭记》《秋声赋》《五代史伶官传序》当然还有王勃。元代：主要是元曲和杂剧。元曲四大家 ：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和白朴。元曲四大悲剧是：关汉卿的《窦娥冤》，白朴的《梧桐雨》，马致远的《汉宫秋》还有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元曲四大爱情剧：关汉卿的《拜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墙头马上》还有郑光祖的《倩女离魂》。明清：小说了，以四大名著为代表。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从明代始，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充分显示出其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清代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现代小说转变的时期。这些读下来，你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精华已经有个基本的摄取和认识了。同时也会得到中国古典文学从形式到内容的审美认识。

中国古代小说，有反贪官的传统，也有颂清官的传统；但从根本上讲，读书→做官，“衣紫腰金，加官转职，门户生辉”(1)，还是被当作士人实现自身价值的主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途径而充分肯定了的。直到1903年，《官场现形记》“以小说之体裁，写官场之鬼蜮”(2)，中国小说史上才第一次出现了对于做官，对于官场，亦即对于官僚体制的全面批判的作品。正如鲁迅所说：“特缘时势要求，得此为快，故《官场现形记》乃骤享大名。”(3)《官场现形记》的出现以及获得普遍欢迎，都不是偶然的，它是开放和改革时势大背景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