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星拱论文范文资料

陈焕镛在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时，就已立下了保护、开发祖国植物资源，改变我国植物学研究落后面貌的志愿。他目睹一些国家的探险家、传教士和植物学家大量搜集我国珍贵植物出口，使我国植物资源不断外流。而在国内却缺乏完备的植物园和标本馆。这些现实使陈焕镛深感痛心。1919年学成归国后，他很清楚地知道在我国当时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必须用自己的科研工作实践去促使这种落后状态的改变，因此，他毕生不遗余力地紧紧抓住搜集植物标本、搜购图书资料和培育人才这三个重点，逐步开展科研工作。他先后担任过金陵大学、国立东南大学和中山大学教授，一面从事教学工作，一面致力于植物的调查采集和分类学研究，在国立东南大学任教期间，与邹秉文及秉志、胡先骕、钱崇澍、钟心煊、陈嵘等六位自海外学成归国的知名学者结为深交，共同培育学子，并分别开创我国最早的现代植物学和动物学科研事业。陈焕镛是我国植物调查采集的创始人之一。早在1919年他就接受美国哈佛大学的委派，赴海南五指山区采集，成为登上祖国南部岛屿采集标本的第一位植物学家。当时海南岛山区是瘴气（恶性疟疾）弥漫之地，从未有植物学家到过。他在岛上工作历时十个月，发现不少新植物，采集了大量珍贵标本，海南岛丰富的植物资源从此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有一次在采集时偶然不慎从树上坠下，跌伤手腕，继又染恶性疟疾，但他仍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带伤病工作。这种为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在他一生中屡见不鲜。这次采集后，他对海南植物特别注意，曾多次派遣队伍前往采集，为日后编纂《海南植物志》奠定了基础。1922年夏，陈焕镛和钱崇澍在南京筹得500元经费，和秦仁昌三人组织了湖北西部植物调查队，由宜昌出发，经兴山、神农架东侧至巴东，采得近千号标本，这是中国植物学家自己组织的第一次略具规模的调查队，采集所得最完善的一全套标本存放在上海招商局仓库，不料于1924年失火被焚，至为可惜。1927年陈焕镛又继续往粤北、广州、鼎湖山、香港、广西、贵州等地采集标本，同时还与英、美、德、法等多个国家的学者和标本馆联系，建立标本交换关系，交换得3万多份外国标本。至此他已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标本，遂于1928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内建立起我国南方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植物标本馆。开始建立，规模虽小，他即提出要尽力使之与世界著名的植物标本馆相媲美。为此，他亲自订立一套严格的科学管理方法。标本馆的每号标本有三套卡片，按不同需要分别排列存放；馆藏标本若被国内外书刊发表的文章引证，即用特定的标签贴在该标本上，在标本封套内还附上该种植物的原始记载、重要专著等文献资料，这样不但能使标本的定名比较准确，也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方便，同时能使馆藏标本有条不紊。当需要查找一张标本，在几种不同的情况如采集人、编号、植物名、标本号码或采集地点之中，仅知道其中一二，即可迅速地找到所要的标本。这看来似乎简单，但在数十万份标本之中，凭借不完全的条件，能找到所需要的那一张，如果没有一整套完善的管理方法，那是办不到的。对标本的这种管理方法，也为今日采用电子计算机管理打下了基础。陈焕镛亲手创建的这个标本馆，现已发展成为拥有70多万号标本的华南植物研究所标本馆，在研究中国植物区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陈焕镛是一位脚踏实地，艰苦创业，事业心极强，具远见卓识的科学领导人。1927年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聘他为教授，到广州中山大学设立讲座，由中山大学加聘为理学院教授。翌年改在农学院任教，校方接受了他关于设立植物研究室的建议。他立即进行筹建并主持研究室工作。当时政局动荡，治安不靖，交通梗阻，加之经费支绌，给建室带来极大困难。但他仍竭力设法使采集工作不致中断，研究室建设迅速进行，至1929年扩充为植物研究所。1930年该所不仅从事植物分布调查和植物分类研究，还担负起促进广东农林经济事业发展的使命，故改名为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建所伊始，经费不足，他除尽力向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争取拨给每年大洋一千元的补助费以外，又将基金会付给他每年四千元毫洋的薪金全部捐献给研究所作设备费，为工作开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在他领导下全所人员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标本和图书资料逐渐增多，科学仪器亦渐补充丰富，组织机构日臻完善，建立了标本室、图书室、标本园和实验室，科研队伍日益壮大，研究工作蒸蒸日上。1934年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在广州访问中山大学，并参观了陈焕镛主持的农林植物研究所，极赞赏其科研和建设工作，于1935年敦请陈焕镛到梧州筹建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自此他常往返广州、梧州两地，主持两所工作。数年内先后派出采集队到十万大山、龙州、那坡、百色、隆林、大瑶山采集了大量标本，为编写《中国植物志》和《广西植物志》打下了基础。1930年他创办以孙中山（孙逸仙）为刊名的研究所学术刊物——中山专刊（Sunyatsenia），纪念这位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该刊为英文版本，自1930年创刊至1948年止共出版七卷六期，刊载以植物分类学为主的植物学专业论文。这是一本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中国植物的重要刊物，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1946—1948年间由于经费不足，中山专刊面临停刊的威胁，陈焕镛说服在香港开办聚珍印书馆的叔父资助，使专刊能继续如期出版。研究所借中山专刊与国外交换得到大量植物学书刊，其中有部分卷册为国内迄今为止仅有的珍贵版本。有计划的书刊收集和积累，使研究所逐步发展成为我国植物学科研事业的重要基地之一。陈焕镛对经济植物尤其木本植物的研究十分重视，在科研和教学中，他向来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基础与应用兼顾。早在金陵大学和国立东南大学教学时，他有感于当时的树木学教科书题材多为欧美树种，因此他编写了一本《中国经济树木》（Chinese Economic Trees英文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出版）为教材，介绍国产的用材和经济树种，为我国最早一本有科学名称的树木学。他先后建立的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和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从研究所的命名至科研工作内容都体现了他联系实际，重视应用研究的思想观点。在建立研究所的同时，必开辟苗圃设立树木园和植物园；在野外采集植物蜡叶标本的同时，也采集木材标本、液浸的花、果标本和种子、苗子。每当发现有经济价值的植物，如名贵材用树种蚬木、观光木，药用植物罗汉果、杜仲等，都要引种到标本园作进一步的观察，并进行生态学、生物学习性、木材力学以及栽培、加工等方面的研究和调查，为推广利用提供科学依据。我国园林艺术历史悠久，称著于世，但主要是观赏性质的，作为科学研究有意识地栽培各类植物，利用人工栽培、驯化、保护和发展活的植物，这一领域在20年代尚寥寥无几。陈焕镛一向重视培植活标本，早在南京教学期间，他就在郊外建了个小园林，培植了从美国带回的棉花良种，又帮助在云南的蔡希陶，从国外引种烟草良种，以后在两广兴建植物所的同时，都附设苗圃或标本园，逐渐发展成为树木园和植物园。建园初期，植物园的具体工作由追随他工作近30年的何椿年负责，1962年又把他在金陵大学的学生、国内著名的园林植物学家陈封怀调来做园主任，经全园职工30多年的精心培育，这个位于祖国南大门、广州市东郊的华南植物园已逐步建成为从事热带、亚热带植物引种驯化和植物研究的基地。该园具热带、亚热带特色，其中棕榈植物、孑遗植物、蕨类植物、兰花、竹、木兰、姜和中草药等类植物尤为丰富，植物种类不下四千余种，在植物学知识普及和科学研究上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提高祖国学术地位在农林植物研究所建设过程中，陈焕镛把标本和书刊的交换作为重点工作，几年内向国内外发出交换标本37，000余号，先后和美国哈佛大学、纽约植物园，英国邱皇家植物园、爱丁堡植物园，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德国柏林博物馆，奥国维也纳博物馆，新加坡植物园，爪哇植物园和新加坡科学院等15个机构建立了联系，通过标本交换得到一万余号标本，遍及印度、日本、南北美洲、欧洲、巴尔干半岛、非洲、新西兰、婆罗洲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大地丰富和充实了研究所的世界植物标本。此外，他用《中山专刊》交换到一批外国的植物学重要书刊，如英国爱丁堡植物园期刊、邱植物园丛刊及霍氏植物图谱等。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既促进了研究所的发展，也提高了它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陈焕镛不但是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先驱和权威，在国际学术界也享有很高的声望。1930年他应邀参加在印尼雅加达召开的第四届太平洋科学会议，同年8月，他作为中国5人代表团的团长，出席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并代表中国植物学家向大会致贺词。他的讲话措词渊源于古典欧洲文学，语句精练雅洁，讲毕全场不断鼓掌。会议中他发表的专题报告为《中国近十年来植物学科学发展概况》，内容述及我国植物学的发展以及从事教学与科研的中国学者的奋斗开拓精神，博得与会者莫大的兴趣与重视，因而大会将中国植物研究列为重要议题之一。他的发言为我国在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审查委员会中争得两票选举权，会上他和胡先骕两位学者首次被选为该委员会的代表，为我国加入国际植物学会及成为命名法规委员会成员国创立了开端。1935年陈焕镛又应邀出席在荷兰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植物学会，被选为该会分类组执行委员会和植物命名法规小组副主席。1936年英国爱丁堡植物园苏格兰植物学会特聘他和胡先骕为该会名誉会员。1951年陈焕镛受中国科学院的委托，任中国4人代表团团长，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南亚栽培植物起源与分布”学术讨论会。会上他发表演讲，从中国古农学和遗传学的观点谈到水稻的起源。他的见解及精辟的词语使与会者无不叹服中国的古文化和科学成就，演讲也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深入农民群众、尊重老农创造的群众观点。陈焕镛在国内外学术界得到高度评价和推崇，是与他的治学严谨和学术上的成就分不开的。1958年中国科学院派他出访苏联，到列宁格勒植物研究所等科研机构考察并作学术访问。在他访苏期间短暂的一个月工作中，鉴定了大批采自亚洲各地的植物标本，得到苏联同行的高度评价。历尽艰辛，保护国家珍贵标本陈焕镛毕生从事植物学研究工作，所以十分珍惜祖国的植物资源和植物标本。抗日战争期间，他为了保护研究所珍藏的标本、图书不致落入日本侵略军手中，历尽艰险；抗战胜利后又蒙冤受屈，事情经过颇为曲折，不易为人所理解。现根据当时中山大学有关史料记载简介于下：在抗战开始后，广州时遭日机轰炸，为防避农林植物研究所的标本、图书和仪器一旦被毁于炮火，经中山大学批准，该所于1938年把全部重要标本、图书和仪器搬运至香港，储存在九龙码头围道陈家寓所三层楼房内，并在此设立该所驻港办事处。同年10月广州告急，当时陈焕镛仍留在广州，准备对该所标本园的植物作最后的营救，直到广州沦陷时才匆忙奔赴沙面英租界，但他还念念不忘标本园的植物，数日后获知标本园已遭日军蹂躏，而陈焕镛本人匿居沙面亦不安全，经多方设法与梁培基同行离穗到港，继续主持研究所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焕镛积累20余年得之不易的标本、图书面临被掠夺的厄运，他日夕心焦如焚。就在这一筹莫展的困境中，适逢广东教育厅厅长林汝珩于1942年3月到香港，他提出将农林植物研究所迁回广州，愿协助运返标本、图书，并将前留广州的研究所公物一并交还。这时陈焕镛与全所职员共商后认为：“与其慕清高之行为而资敌以珍藏，曷若利用权宜之措施以保存其实物，名城弃守，光复可期；文物云亡，难谋归赵，为山九仞，岂亏一篑之功；来日大难，当抱与物共存亡之念，赴汤蹈火，生死不辞，毁誉功罪，非所敢顾。”经反复考虑，终于同意林汝珩的计划，但声明研究所乃纯粹科学机构，拒绝涉及政坛，几经波折在1942年4月底将存港标本运回广州，安置在康乐广东大学（原岭南大学）校园内，农林植物研究所易名为广东植物研究所，他仍任所长，兼广东大学特约教授。为保护这批珍贵的标本、图书，他不顾个人危难，多次奔波于穗港之间，使人民财产得以完好保存至今。抗战胜利后，陈焕镛以“如释重负”的愉快心情与员工清点公物，报请中山大学派人接收。对此在1945年12月31日中山大学农学院长邓植仪给校长王星拱的报告中提到：“查所称各节与及经过之记载，确属实情。该员忍辱负重，历尽艰危，完成本校原许之特殊任务—保存该所全部文物。”岂料1946年竟有人假借此事诬告陈焕镛为“文化汉奸”。当时教育界、法律界知名人士如许崇清、金曾澄、沈鹏飞、邓植仪等出于正义感，联名上书陈述事实并愿担保，至1947年法院当局以“不予起诉”了结此冤案。另外，中山大学迁到昆明时以陈焕镛没有随校搬迁为由曾把他解聘，后来王星拱弄清情况后，也恢复了陈焕镛原来的职务。

安徽大学走出来的名人有很多，下面我来列举几个。

刘文典。

刘文典（1889—1958），原名文聪，字叔雅，笔名刘天民，祖籍安徽怀宁，出生于安徽合肥。现代杰出的文史大师，校勘学大师与研究庄子的专家。原名文聪，字叔雅，笔名刘天民。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国立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所讲授课程，从先秦到两汉，从唐、宋、元、明、清到近现代，从希腊、印度、德国到日本，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专长校勘学，版本目录学，唐代文化史。著有《淮南鸿烈集解》 、《庄子补正》 、《三余札记》等。

黄德宽

黄德宽，1954年出生于安徽广德县，先后于安徽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获得文学学士、硕士和历史学（古文字学）博士学位，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安徽省第七、第八届委员会委员，曾任安徽大学校长、党委书记 、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长。2018年1月，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曾经参加央视《开讲啦》节目。

丁大钧

毕业于安徽大学。

我国著名的土木工程专家，国际著名的混凝土和砌体结构专家、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国务院首批博士生导师。曾获全国科学大会个人奖（1978年），刚度裂缝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四等奖（1982年）和省部级1-3等科技奖共10次，含2002年中国工程院“光华工程科技奖”。

朱光潜，桐城县人。父亲朱子香，是乡村私塾先生，颇有学识。朱光潜少年在父亲的督促下读私塾，15 岁上孔城高小，半年后升入桐城中学。在桐中他弃时文而从古文，受国文教师潘季野熏陶而对中国旧诗产生浓厚兴趣。中学毕业后，入免费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中文系。入学后一年又考取北洋政府教育部派送生，到英国人办的香港大学学教育。民国7 年（1918）至民国11 年，学习了英国语言和文学、教育学、生物学、心理学等课程，奠定了一生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方向。入香港大学后不久，国内爆发五四运动，朱光潜由《新青年》杂志看到胡适提倡白话文的文章，深受震撼，毅然放弃古文和文言，改写白话文，后用白话文发表美学处女作《无言之美》。香港大学毕业后，经同班好友高觉敷介绍结识吴淞中国公学校长张东荪，并应邀于民国11 年夏到该校中学部教英文，兼校刊《旬刊》主编。编辑助手是当时以进步学生面貌出现的姚梦生（姚蓬子）。在吴淞时期，朱光潜心向进步青年却不热心于党派斗争，不问政治，与左派郑振铎、杨贤江，右派陈启天、李璜等都有往来。江浙战争中吴淞中国公学关闭，由朋友夏丏尊介绍到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英文，结识匡互生、朱自清、丰子恺诸友。不久匡互生不满春晖中学校长的专制作风，建议改革未被采纳，遂辞去教务主任职。朱光潜同情他，一起断然离开春晖中学赴上海谋生。后夏丏尊、章锡琛、丰子恺、周为群等也陆续离开春晖中学赶到上海。加上上海方面的叶圣陶、胡愈之、周予同、陈之佛、刘大白、夏衍等，成立了一个立达学会，在江湾办了一所立达学园。按匡互生的意见，朱光潜草拟了开办宗旨，提出教育独立自由的口号，矛头直指北洋政府的专制教育。他们还筹办了开明书店（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前身）和《一般》杂志（后改名《中学生》）。立达学园办起后，朱光潜考取安徽官费留英，民国14 年夏入英国麦丁堡大学，选修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欧洲古代史和艺术史，民国18 年毕业后转入伦敦大学，同时又在法国巴黎大学注册听讲，对巴黎大学文学院长德拉库瓦讲授的《艺术心理学》甚感兴趣，并受其启发起念写《文艺心理学》。后离开英国转入莱茵河畔歌德的母校斯特拉斯堡大学，完成《悲剧心理学》。英法留学8 年中，朱光潜先后获英国文学硕士和法国国家博士学位。但由于官费经常不发，经济拮据，他只得边听课、边阅读、边写作，靠稿费维持生活。先后替开明书店的《一般》和后来的《中学生》写稿，曾辑成《给青年十二封信》出版。该书反映了当时一般青年小知识分子的心理状况，畅销全国，影响很大。从此他和广大青年结缘。接着《文艺心理学》及其缩写本《谈美》、译著克罗齐的《美学原理》、总结自己对变态心理学的认识的《变态心理学派别》（开明书店）和《变态心理学》（商务印书馆）陆续问世，《诗论》写出初稿，还在罗素的影响下写过一部叙述符号逻辑派别的书（稿交商务印书馆，抗日战争中遭焚毁）。这些书文笔优美精炼，资料翔实可靠，说理明晰透彻，见解独到精辟，蜚声海内外学术界。回国前，经高师同班好友徐中舒介绍给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委聘北大西语系教授，除讲授西方名著选读和文学批评史外，还在北大中文系和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班开过《文艺心理学》和《诗论》，后又应留法老友徐悲鸿之约到中央艺术学院讲了一年《文艺心理学》。 当时正逢“京派”（多是文艺界旧知识分子）和“海派”（主要指“左联”）对垒。朱光潜由胡适约到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京派“新月”时期最盛，诗人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后日渐衰落。胡适、杨振声等人想重振京派，由朱光潜、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音等人组成编委会，筹办《文学杂志》（月刊，商务印书馆出版）。朱光潜任主编。朱自清、闻一多、冯至、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经常为杂志撰稿。杂志于民国26 年5 月创刊，至8 月，出了4 期，是当时最畅销的一种文艺刊物。抗日战争爆发后停刊。民国36 年复刊，民国37 年出了6 期后终止，前后共出了3 卷22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光潜应四川大学代理校长张颐约任川大文学院长。民国27 年秋，国民党二陈系派程天放接替张颐正式长校，企图推行党化教育。朱光潜为了维护学府的尊严，捍卫教育自由和学术独立，坚决反对易长。他主持全校教师大会，号召罢教，教师们纷纷响应，大家公推他草拟抗议电文和罢教宣言。“易长风潮”轰动一时，但迫于压力，以妥协告终：一方面不拒程天放任校长，一方面不许程天放动全校人事。这场斗争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沙汀和周文把消息传到延安，周扬立即通过他俩转信约朱光潜去延安参观，朱光潜回信欲去。这时陈立夫邀他去重庆晤谈，又通过他的一些留欧好友劝阻，再由王星拱和陈西滢几位旧友把他拉到武汉大学任教，延安之行落空。晚年朱光潜回忆此事，认为延安之行未果是因自己“当时根本没有革命的意志”，是“一次惨痛的教训”。民国31 年，武大校内湘皖两派内江，遂以朱光潜出任教务长来调和，因为他是皖人而和湘派较友好。按国民党规矩，学校“长字号”人物都须参加国民党，朱光潜名义上被拉入国民党（后挂名三青团中委和国民党常务监委）。并让他在国民党的《中央周刊》上经常写稿。虽然如此，他并不屈从任何政治偏见，说诗、论文、谈修养，后来集成两本书《谈文学》、《谈修养》。民国30 年至民国31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央党部每次密令武汉大学监视一批点名的“奸匪”和“奸匪嫌疑”学生的行动，强制一批学生离校。身为教务长的朱光潜与校长王星拱、训导长赵师梅一面应付教育部，一面向学生通气，提醒他们行动谨慎，维护他们到民国31 年夏天毕业安全离校。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光潜不愿去安徽大学当校长，仍回北京大学文学院，任代理院长。受与地下党有联系的化学家袁翰青影响，他的政治观点逐渐明朗化，开始同情并支持民主运动。民国37 年6 月29 日，他与北平各院校教授104 人联名发表宣言《抗议轰炸开封》；民国37 年10 月，他与郑华炽、陈发松等17 名教授联名写信给蒋介石及行政院长翁文灏，呼吁“解除人为的经济痛苦与不平”，并宣言“停教”；民国37 年11 月4 日，他与北平各院校47 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的抗议书，抗议国民政府用所谓“处置后方共产党临时办法”强行解散民盟。北平解放前夕，国民政府派专机接“知名人士”去台湾，名单上胡适居首，朱光潜列名第三。这时袁翰青教授受地下党的重托，挽留他熟悉的“文化人”不要离开北平。朱光潜毅然决定留下。建国初思想改造阶段，他是重点对象，受到很多教育，特别是在参加文联和全国政协（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第二、三、四、五届委员，第六届常委，民盟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全国文联委员等）后，常有机会参观访问全国各地，经比较新旧中国，他心悦诚服地认识到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1957年，中国开始长达6 年之久的美学大讨论。朱光潜积极投入到这场原本起自对他过去的美学思想“批判”的论争，既不隐瞒或回避自己过去的美学观点，也不轻易接纳他认为不正确的批判，客观上他带动了大家不断前进，促进了美学研究空前普遍地蓬勃发展。这次讨论发表的文章辑成6 册《美学问题讨论集》、朱光潜发表的论争文章另辑成《美学批判论文集》，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这次讨论促使朱光潜认真钻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年近60 岁时，他还挤出时间攻读俄文，并达到能阅读和翻译的程度。他曾精选几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来摸索，译文看不懂时就对照英、法、德、俄4 种文字的版本去琢磨原文的准确含义，对中译文的错误或欠妥处作了笔记，后写了“建议的校改译文”。同时他惊讶地发现不少参加美学论争的人并未弄通马克思主义，由于资料的贫乏，对哲学史、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之类与美学密切相关的科学，有时甚至缺乏常识。因此他立志翻译一些重要资料，此后20 多年他陆续译出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莱辛的《拉奥孔》、袁克曼辑的《歌德谈话录》、黑格尔的《美学》3 卷、维柯的《新科学》等。1962 年，朱光潜受邀到中央党校讲授美学史。同年文科教材会议决定大专院校文科逐步开设美学课，并指定他编写教材。1963 年，《西方美学史》这部倾注他多年研究成果、全面系统阐述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专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它代表了迄今为止中国对西方美学研究的水平，推动了中国美学教育和研究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朱光潜被关进牛棚，尽管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从未动摇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以及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他坚持锻炼身体，时刻准备重新拿起笔。“四人帮”垮台后，他重振精神，老当益壮，积极翻译名著、撰写文稿、先后出版了《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还指导研究生，在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驰骋不懈，成就蜚然。1980 年5 月，在昆明召开的中华全国第一届美学会议上，他被一致推选为中国美学会会长。 1983 年3 月，朱光潜应邀去香港中文大学主讲“钱宾四（钱穆）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一开始就声明自己的身份：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实为他后半生的定论。同年，北京大学为朱光潜举办执教60 周年纪念会。翌年，香港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1984 年夏朱光潜由于多年工作过于疲累，患疲劳综合症，出现脑血栓。1986 年3 月6 日，朱光潜在北京病逝，终年89 岁。在他逝世的前3 天，他神志稍许清醒，趁家人不防，竟艰难地沿梯独自悄悄向楼上书房爬去，家人发现急来劝阻，他嗫嚅地说，要赶在死前把《新科学》的注释部分完成。朱光潜视野开阔，对中西文化都有很高的造诣。在他的700 万字的论著和译著（已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全集，共20 卷）中，对中国文化作了深入研究，对西方美学思想作了介绍和评论，融贯中西，创造了自己的美学理论，在中国美学教学和研究领域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在中国文学史和美学发展史上享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近代继王国维后的一代美学宗师，并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日本、联邦德国、英国、荷兰、法国、美国都有人研究他。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中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作为一名安大学子，我了解到的从安徽大学走出的名人有很多。在此，我列举两个名人。

一、黄德宽

要说安徽大学曾出过的鼎鼎有名的人物，前安徽大学校长黄德宽绝对算其中一个。

黄德宽，1954年出生于安徽广德县，先后于安徽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获得文学学士、硕士和历史学(古文字学)博士学位，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安徽省第七、第八届委员会委员，曾任安徽大学校长、党委书记 、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长。

他主要从事中国文字学、古文字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独著和合撰有《汉语文字学史》、《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古汉字形声结构论》等论著。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九五"重点项目《商周秦汉汉字发展谱系研究》等多项。兼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法人代表，中国文字学会会长,安徽省社科联副主席等职。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1998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

二、李世雄

李世雄教授在我校同样享有很高的声誉，是我校师生最为尊敬的老师之一。

李世雄教授是著名数学家，曾任中国数学学会第四届、第五届理事，因病于2006年11月2日逝世，享年77岁。

他是浙江省宁波市人，1958年8月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同年来安徽大学数学系执教，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于1986年4月被评为教授。1983年至1997年任安徽省第五、六、七届常务委员，2000年退休。

李世雄教授的一生，是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一生，是为安徽大学教学、科研奋斗的一生，是兢兢业业严谨治学的一生，他真正做到了“学高人为范，品端人敬之”。他培养的众多学生在各自的岗位上已成为国内外知名学者、专家、教授。他是李群、调和分析、小波分析、辛几何及数学应用方面的专家。

李世雄教授于1953年左肺全部切除，1969年胃又切除四分之三。他是凭着一颗对党的教育事业的赤忱之心、淡泊名利的崇高精神、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和对安徽大学的无私奉献，为我校的教学、科研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以实际行动为我校的教职员工树立了热爱安大、爱岗敬业的光辉榜样。

为纪念李世雄教授，弘扬他“爱教育、爱科学、爱学生、轻名利、重奉献”的高尚师德和奉献精神，安徽大学建立了师德师风教育基地——李世雄教授纪念馆，内设有“生平简介”、“求学时光”、“情系安大”、“亲情友情”、“师生情深”、“师德永传”等版块，充分展示了他致力于教育、科学事业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