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主题的论文

人文科学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有别于在中世纪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学。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 范文 ，希望你们喜欢。

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阵地

1、先秦 哲学 研究

首先，通过出土 文献 的研究，对先秦思想史上的许多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探讨。

“性与天道”的 问题 。此问题属儒家的“形而上”思想，传世的先秦儒家文献虽有之，但为孔子所“罕言”，一般认为至宋明 理学 才把这一问题突出出来。但郭店楚简中的《五行》、《性自命出》等篇，集中论述的就是“性与天道”。因此，学界对此问题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性与情”的关系。郭店楚简中的“性与天道”思想重视“情”，《上博简(一)》将《性自命出》改名为《性情论》。对“情”以及对“乐”之作用的重视，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与 社会 生活和人的情感的密切关系，这与宋明理学的重“性”贬“情”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因此，“理性与情感”遂成为先秦儒学以及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儒学与经学的关系。儒家的“六经”体系以前一般认为至汉代才形成，但郭店楚简中的《六德》和《语丛一》已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列。郭店简文中频繁地引《诗》、《书》，有的是引所谓“《古文尚书》”的 内容 ，几篇文献与《礼记》(包括《大学》与《中庸》)有密切关系，《上博简(一)》中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这些都使学界更为重视对先秦儒学与经学关系的重新认识。

儒学与治道的问题。郭店简《唐虞之道》篇集中论述“禅而不传”的思想，认为君位的继承若不是“禅让”而是“传子”，则不能“化民”。《上博简(二)》中的《子羔》和《容成氏》也是主张“禅而不传”，大意是说“至于禹而德衰”，这与孟子所说禅让与传子“其义一也”以及荀子否认“禅让”说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对于儒学的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家天下”的关系问题，学界已有新的认识。另外，郭店儒家文献强调君主自身要率先做到“忠信”，君对臣应该“忠敬”，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这对于重新认识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和君臣关系 理论 也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

其次，近年来一些出土文献的发现有可能改写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在郭店楚简中，道家文献有竹简本《老子》和《太一生水》，前者的字数只占传世本《老子》的2/5，后者为前所未见。儒家文献有《缁衣》、《五行》，以及前所未见的《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穷达以时》、《六德》、《忠信之道》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出四册，第一册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和见于郭店楚简的《缁衣》、《性自命出》等，第二册有内容见于《礼记·孔子闲居》的《民之父母》和前所未见的《从政》、《子羔》、《容成氏》等，第三册有迄今发现最早的古本《周易》和前所未见的《中弓》、《恒先》、《彭祖》等，第四册有前所未见的《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等。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及其与传世本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的认识不一，而不同的认识便涉及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如竹简本《老子》与帛书本、传世本《老子》的关系问题，学界形成几种不同的认识，这就把一直有争论的“孔老先后”问题 发展 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儒、道关系问题的新探讨，也必然涉及如何判定竹简本《老子》的性质。这些问题 目前 还不可能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但近期已有多篇关于如何认识竹简本《老子》的学术综述，这反映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可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能有所进展。《上博简(二)》中的《民之父母》有“无声之乐，

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表述，其内容见于《礼记》的《孔子闲居》，以前认为这是儒家受到道家“无”之本体论 影响 的结果，但《民之父母》的出现，使学者们重新考虑儒家自身的“形而上”思想。郭店楚简的几篇儒家文献，学界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在“孔孟之间”，但也有不同观点。因这些文献与孔门七十二子、子思、孟子、《礼记》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先秦儒家的学术谱系也是学界需要解决而正在深入探讨的问题。

2、秦汉思想史研究

秦汉 时代 的思想、制度、 文化 转型奠定了此后两千年 中国 历史 的格局，因此探讨秦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颇具重要意义。近年来，由于 现代 新儒家的“三期发展说”略过了秦汉，遂使秦汉思想的研究处于相对比较沉寂的状态。不过，即使在新儒家内部对于秦汉思想的历史地位也有不同看法，如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便给予了两汉思想以极高的历史评价。此外，钱穆先生的西汉今古文经学的研究，特别是《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基本上澄清了清代以来关于汉代经学的误解。近年来，在 台湾 关于历代经学文献的研究逐渐盛行，林庆彰曾主持编集了经学的研究资料，同时 组织了多次经学讨论会。另外，近年来关于汉代思想整体的研究，台湾的龚鹏程曾撰有《汉代思潮》一书。

在大陆，关于汉代经学的研究近年来也被一些学者所重视。如陈苏镇曾就汉代春秋学与汉代 政治 的关系，撰有《汉代春秋学与政治》一书，着重于探讨汉代经学特别是春秋学与汉代政治格局的关系。在汉代经学系统的研究上，王葆玹成果突出，他曾出版了《西汉经学源流》一书，对西汉经学的系统和文献源流进行细密的考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扩展为《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成为近年来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汉代思想的显著特色是对先秦时期诸家思想的整理和综合，经学便是儒家采纳道、法、墨、阴阳等家思想，而融贯成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同样，在汉代同时还发生着从其他思想立场出发的综合融会 工作，《淮南子》一书便是这种工作的代表，即所谓杂家。对于杂家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将其作为先秦思想的集成，而从中爬梳追溯先秦思想的材料及其在秦汉时期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则可以为我们理解汉代对先秦思想的 总结 和综合的整体面貌及其气度，提供经学之外的另一条路径。陈静的《淮南子》研究是汉代杂家研究的最新进展，她的新著《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一书填补了汉代杂家特别是《淮南子》研究的空白。

3、魏晋思想研究

魏晋玄学研究自汤用彤先生开辟以来，一直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与佛学之传入和中国化之关系，其与宋明道学之兴起的内在思想史逻辑，都曾是前辈学者反复致思之所在。90年代以来，魏晋玄学研究曾经出现了一次不小的研究高峰。王葆玹在90年代出版了《玄学通论》一书，将此前他对正始玄学的研究扩充到整个玄学系统的研究。最近他又 计划在以前的玄学研究基础上继续扩展，完成《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与玄学》一书。2004年底，余敦康先生出版了总结其多年玄学研究成果的精心之作《魏晋玄学史》，该书兼重玄学的思想系统和历史发展，是近年来玄学研究的代表作。

4、宋元明清思想研究

宋元明清时期，据日本学者的历史分期，称之为中国的近世，或中国的前近代。唐宋文化转型后的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础，因此，其在思想史和社会政治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以往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习惯上宋、明连续，这主要是出于将宋明理学作为一个完整而连续的系统来对待，清代思想史则被视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近年来，由于对宋明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大致打破了仅以宋明理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因此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北宋思想史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意味着宋学而非仅宋明理学成为了研究宋代思想史的出发点。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理学或道学的重要性降低，而是更关注于道学兴起的历史动因及其政治文化功能。近年，余敦康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卢国龙著《宋儒微言》等，都是对宋学中几种不同话语与北宋政治的关系加以研究，基本上将宋学作为不同政治论纲的思想来看待。李存山关于范仲淹与宋代儒学复兴的研究，也是着眼于对宋学兴起的动因及对宋学整体和道学之精神实质的理解。在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在大陆出版以后，李存山 发表《宋学与〈宋论〉》一文，除了对余英时把道学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相 联系的主要观点给予肯定之外，还对王夫之和余英时有关宋学的某些论说进行了商榷。

二是明清思想史的连续性得到了重视，钱穆和余英时的清代思想史研究着眼于清代思想与道学的内在关联，把清代的考证学取向作为道学逻辑中对“道问学”的强调来看待，以有别于明代王学的“尊德性”。鉴于宋元明清时期思想史的重要性，大陆已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称之为近世思想史，如陈来即把其专论此一时期思想史的论著命名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在宋元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复杂变换之中，坚持道学研究的传统仍然是主流。陈来最近出版了研究王船山道学思想的大著《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重新将王船山放置在宋明道学思想的谱系中来加以定位，是王船山研究的重要新成果。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勾画了晚明心学的整体图景，是近年来晚明心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马晓英的颜钧和泰州学派研究，也填补了晚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5、道家和道教研究

90年代以来的道家、道教研究，具有道家与道教合流的趋势，出现了“道学”的提法。这方面的代表有胡孚琛、吴光、宫哲兵等学者。同时在道家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是西方学者对道家的生态哲学关注很多，试图从道家思想中发展出一种一般的生态哲学;二是在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新道学”，将其作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普世性的思想系统，胡孚琛在《道学通论》等著述中对此有多种论述。关于运用“道学”或“新道学”来描述在现代社会中展开道家思想的努力是否恰当，学界仍有争论。董光璧、陈鼓应、冯达文等都主张运用“新道家”的提法。

在道教研究方面，养生学日渐受到重视。在美国的波士顿成立了养生学中心，德国慕尼黑正在筹办养生学的国际研讨会。与此相联系，内丹学研究也渐成为国际道教研究的 热点 ，内丹学中的身心哲学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同时也出现了“身体哲学”的提法，“可思维的身体”观取消了身心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将身体视作是物质与精神的中间层次。在这些方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胡孚琛的研究居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近年来，道家道教研究的一个基础工程是编修了《中华道藏》。该项目由中国道教协会、中国社科院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和华夏出版社共同发起，随后又得到了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正式批复，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小组的鼓励，被列为“十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2003年，煌煌49册的《中华道藏》终于完成。

6、佛教思想史 研究

中国 的佛学研究从民国时期 现代 学术建立以来即从属于中国 哲学 史或思想史研究，当然在佛教内部也一仍旧贯，始终延续了其教义教理的研究。值得 反思 的是，在民国佛教复兴运动中兴起的支那内学院的佛学研究(吕澄先生特称之为“院学”)，却不是以上两种研究框架所能容纳涵盖的，而这种研究却由于1952年支那内学院的解体而不复存在。无论是支那内学院的所谓“院学”，还是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佛学研究，以及佛教内部的教理教义研究，严格说来都与近代欧洲兴起而 影响 至日本的佛教学不同。在检讨近期以来的佛学研究时，我们发现随着佛教研究的逐步恢复和 发展 ，学界关于佛教研究 方法 及旨趣的思考也在逐步展开。其中的一个主要潮流是集中思考如何在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与欧美日本佛教学研究接轨的佛教学研究。当然，在此潮流当中也发生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即为确定中国自己的佛教研究的特色，我们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研究方法。与这种反思意识配合，中国佛学研究界的一些青年学者开始关注日本佛教学界80年代以来出现的“批判佛教”思潮，借用日本佛教学内部对于自身研究局限的思考来重新为我们自身的佛学研究定位。

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研究一直是典范之作，在这一典范的影响下，佛教学界形成以史学意识为主的佛教史学研究。这一史学意识在建国后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方法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佛教研究，并形成了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佛教史》一书。90年代以后，参与该书撰写的专家都纷纷转入更为精深的 历史 研究，开展出众多佛教宗派研究的新局面。其中，禅宗史研究是重中之重，杜继文和杨曾文分别撰写了两部禅宗史。此外，洪修平和魏道儒的禅宗史和华严宗史研究也颇具代表性。最近，龚隽和徐文明的禅宗史研究是这方面的新成果。近年来，唯识宗和天台宗研究逐渐兴盛，涌现出许多有价值的专著。在唯识学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徐绍强、程恭让、张志强、魏德东、周贵华等学者。天台学方面则以张风雷、李四龙为代表。值得关注的是，方广锠的藏外 文献 和佛教经录研究，是佛教教史和教理研究的基础，且为编撰新的佛藏准备了前提。方立天近年出版的几部佛教研究专著，系统阐述了中国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史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近年来，对近代佛教的研究也成为 热点，在这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的是楼宇烈，他的近代佛教人物研究将学界的注意力引向了近现代佛教，太虚、欧阳竟无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佛教思想都成为近代佛教研究的重心。在这方面，麻天祥、李向平的近代佛教思潮研究，程恭让的欧阳竟无研究也具有代表性。

在诸多研究当中，还出现了一种强调佛教与中国思想史脉络之间有机关联的研究倾向，这一倾向力图将佛教研究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使佛教研究成为透视中国思想史的一个视角。张志强 目前 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二十世纪佛学思潮与中国思想的现代转换”便是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并且已完成和 发表了《哲学、史学与量论》一文。

7、近现代思想史研究

在近十多年的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成果颇为显著。方克立主持的国家重点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开创了使现代新儒家研究成为显学的新局面。在这方面，郑家栋出版了《现代新儒学概论》等多种专著，其他如黄克剑的《挣扎中的儒学：论海峡彼岸的新儒学思想》、方克立的《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陈来的《人文主义的视界》、颜炳罡的《当代新儒学引论》等都很有研究深度，力图对新儒家思想作出反省和超越。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中，人物研究系列的郭齐勇著《熊十力思想研究》、曹耀明著《梁漱溟思想研究》、张祥浩著《唐君毅思想研究》、宋志明著《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吕希晨和陈莹著《张君劢思想研究》等，以及 专题研究系列的陈少明著《儒学的现代转折》、韩强著《现代新儒学心性思想研究》、武东生著《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研究》、李毅著《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赵德志著《现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施忠连著《现代新儒学在美国》、卢升法著《佛学与现代新儒家》等，都是研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成果。2005年在武汉大学召开了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与会的一百多位中外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儒学、当代

新儒学与当代世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此次会议标志着当代新儒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对以新儒家为代表的 文化保守主义研究之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研究也是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重心所在。如徐素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西、马”互动中的主导地位，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张利民在自由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方面开始较早，积累深厚，在国内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李存山对于儒家思想的近现代转型，特别是对于张岱年在三四十年代的新唯物论思想，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2005年在吉林大学召开第五届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会议主题之一是“中西马”对话与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张岱年、冯契的哲学思想在马哲论坛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他们的思想在京沪两地也曾举行专题会议进行研讨。

8、中国哲学学科发展趋势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一个以基础研究为主的、作为哲学 理论 研究一个分支的学科。因此，它除了遵循其自身的即所谓“内在理路”的发展 规律 之外，它还要面对 时代 的现实 问题 而进行反思，不断地与时俱进。随着我国 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 经济 实力的日益提升，“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 科学 发展观”、“以邻为善”和“和谐世界”等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面对全球化给人类造成的一些全球问题，如何使中国哲学研究更多地 联系现实问题，弘扬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应对时代现实问题的挑战，使中国不仅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更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即“德力俱足”、“硬实力”与“软实力”俱足的国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共同进步与天人和谐，作出自己的贡献，此为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努力方向。

近年来，关于文明对话中儒家传统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儒家的“和谐”“民本”思想、儒家与宗教、儒家与生态、儒家与全球伦理等问题的讨论，以及2005年学术界举办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朱子学与和谐社会”、“朱熹思想与现代社会”、“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 自然 ·和谐·发展———弘扬老子文化”等学术研讨会，都昭示了中国哲学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民族复兴、文明对话和人类共同进步的现实价值。(2005年郭沂发表的《儒学当代发展的回顾和展望》、张利民发表的《不断丰富、发展传统美德内涵》、李存山发表的《“人本”与“民本”》《忠恕之道与世界和平及 环境保护》，都注重阐发了儒学的现实意义。)

时代问题的解答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可能有的要求，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严格说来，中国哲学是在世界历史的“轴心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哲学突破”的一种类型，其后果是产生了与西方和印度不同的中国文明类型。这种“哲学突破”而形成的文明类型主导了以后中国历史演化的方向和性格。因此，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实际上便是对中国文明类型的因素、原理和观念的研究，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我们不仅要知道中国文明的独特价值，更要知道这种独特价值是如何塑造着中国的历史、安顿着中国人的生命、 组织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的。因此，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精神、结构和原理及其历史形成的研究，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及其历史逻辑，以应对今天中国的文化处境，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研究需要不断地回溯到轴心时代。因此，先秦、秦汉的哲学研究一直是显学，其重要性由于近年出土文献的发现和整理而更加突出，在今后仍然会继续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

其次，中国文化从先秦诸子到汉初的“独尊儒术”，此后形成儒道互补和儒、释、道三教并行的基本结构。这种基本结构不仅贯穿中国的历史，而且影响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因此，对于汉代的儒道互补，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儒、释、道三教哲学的研究，以前是、今后也将是中国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方面。对于儒、释、道三教的关系以及形成这种关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根源的研究，以及对于儒、释、道三教与____、伊斯兰教的比较，不仅可以深入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在意蕴，而且有助于探讨今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多元互补”“和而不同”的发展途径。

第三，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儒门淡薄”之后，北宋时期儒学呈现复兴之势，道学或 理学 兴起，历史学家谓之“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现代新儒家称此为“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宋元明清哲学作为中国前近代的“近世”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中国近代哲学所由以出发的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而实现近现代转型的思想观念的前提。对于宋代儒学复兴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宋明理学与佛道二教的关系，宋明理学的“内圣”与“外王”、道义与功利、道统与政统的关系，宋明理学的理本论、气本论和心本论等派系的关系，宋元明哲学与清代考据之学(或宋学与汉学)的关系，宋明理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宋明理学与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这些问题都将可能成为进一步研究的热点。

第四，在经历了“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之后，对于中国哲学理论的宏观研究有可能继续。关于中国哲学的世界普遍性和民族特殊性，中、西、印哲学的比较，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国哲学的“实质系统”与“形式系统”，以及这一系统内部的本体论与宇宙论、天人关系、人性论与价值观、“尊德性”与“道问学”、 政治 哲学、历史哲学和生态哲学等等，都可能在今后有更深入的研讨。

第五，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在近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社会、文化和哲学都处于近现代的转型之中。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近一百多年的挫折、屈辱和奋斗之后，终于衰而不亡、衰而复起，在本世纪之初呈现民族复兴之势。于此形势下，反思中国 传统文化 与现代性的关系，回顾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发展历程，检讨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三大思潮之间的关系，探讨如何在“中、西、马”哲学的对话与良性互动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探讨弘扬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其进一步中国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价值，这些都将使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呈现新的局面，其学术地位和现实意义也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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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闻传播缺失人文关怀摘要:中国媒体正处于行政垄断与资本拉拢强弱转换的时代。一方面，行政垄断着媒体的运作；另一方面，广告商制约着媒体现实表明我国当代传媒对受众的确有了重新认识和重视，但客观地讲，传媒对受众现有的人文关怀与受众所需的人文关怀相比是相当微薄的，尽管它已经开始关注弱势群体，关心大众的生存状态。不可否认当代传播中对人文关怀的表达可以说既不充分又不深刻。主要原因在于传媒自我定位存在一个悖论，在理论上自知是大众的引导者和教育者，但在实践上却徘徊于颐指气使的钦差大臣和亦步亦趋、满脸堆笑的服务生之间，实际上这个悖论产生的根源是传媒心态浮躁，急功近利，对人文关怀缺乏理性思考，由此造成新闻理念的偏颇和肤浅。然而只有当传媒以真正的人文关怀即科学而理性的人文关怀为复归和基点时，才会正确地自我定位，才会具有最大的说服力与感染力，也才能最成功地完成引导和监督的责任。我国传媒在注入人文关怀、“突现人”的过程中走向了极端，在市场利益的趋势下，在传播中大量运用视觉新闻，极尽渲染之能事，强烈刺激人的感官，这种“不得不为了金钱而进行的精神活动，会使人感受到对完整的人的本质的否定。”这种传播是将受众仅仅看作自然的人、本能的人，对大众缺乏情感的疏导和理性的提升，显然这是对人的简单理解，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忽视，是有悖于人文关怀的原则的。从这个角度讲，当代传播对作为受众的“人”缺乏深刻的哲学把握。马克思曾就人的概念论述过：“‘人’？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这个范畴，那么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的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么他应该被看作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如果这是一个生活在不论那种社会形式中的人，……那么出发点是，应该具有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它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这里，生产，即他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已经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性质。”简言之，人的本质规定性包括自然性和社会性，有自身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人更重要的在于其社会性，作为社会活生生的人，必然会有理性和情感的矛盾，物质欲望和精神追求的矛盾，个人与其他社会人及与周围环境的矛盾，他们是种种矛盾的统一体。因此当代传媒要全面的看待人，要从人的本质规定性出发，实现对人的理智和情感、理性和非理性的全面尊重，真实客观地把外部世界呈现给受众，倡导回归人类真善美，树立起健康积极的社会观念体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人的互助。当前媒体在对人的关怀中做得更多的是同情人、关爱人，但往往在这种所谓善意的关怀中随意侵犯他人隐私，忽视新闻人物和受众心理，对受众造成实质上的伤害。这种高高在上的同情和隔靴搔痒的关爱，让人感到更深的冷漠，与真正的人文关怀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真正的人文关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爱和善意的表达，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和空洞的泛爱精神，不仅仅是眼泪和同情，它所揭示的是平凡的人的内在的精神、品格、信念、理想和尊严，所弘扬的是蕴于其中的质朴、坚韧、善良和互助这些美德，而这正是人文关怀所坚守的人本身的真、善、美，这样一些道德价值的存在正是促进社会健康发展之必要。有一种叫作“新闻本位”的新闻观。执行这种观念的人，把事实、传播者、接受者、传播通道、新闻信息等看成新闻传播中的各个环节，而以新闻信息为本体。于是，新闻传播者在选择新闻的时候只是以事件是否具有所谓的“新闻价值”，即是否具有非常性和猎奇性、能否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能否引起轰动效应作为标准，甚至一味地迎合部分人的低级趣味，最终导致媒体品味的下降，也不利于社会风气的净化。诚然，新闻追求新奇，渴望引起轰动本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是，在这种新闻理念的指导下，新闻中最重要的因素“人”往往被忽略了，人们的眼睛只盯着事态的发展而无视扮演主体角色的人的感受。阅读（收看、收听）新闻的人们也只是一群充满好奇心的旁观者。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信奉一条原则：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这种夸张的说法无外乎是想强调新闻事件的新奇性。据说真有国外媒体曾报道过人咬狗的事件，且不说这个消息是真是假，单从事件本身来看，这则报道对当事人来说有何意义呢，难道从中他（她）能感受到社会的关怀而获得心灵上的安慰吗？相反，也许当事人从此会被别人当成疯子来对待！另外，这对广大的受众来说又有何意义呢？！难道他们因为获得了奇闻怪谈而感到真正的欢乐？或从中感悟到人生的意义或真谛？多半的可能性是长此以往受众的欣赏趣味会下降许多。我国新闻传播人文关怀精神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一） 人文关怀的泛化和简化。自上个世纪90年代文化界、思想界开展人文精神大讨论以来，“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文关怀”这些术语纷纷涌现，从社会精英阶层“下凡”到人间，几乎妇孺皆知。新世纪伊始，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后，“以人为本”、“人文关怀”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地泛滥开来，形成了“言必称关怀”的奇怪局面。人文精神、人文关怀被严重地泛化了。例如，对有些属于权力部门职权范围内的工作也大加颂扬，便是人文关怀泛化的一种表现。据《北京晨报》2005年1月6日报道，日前，河南省许昌市国税局原局长姜国仕被法院以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2年，姜国仕当庭对检察院表示感谢，因为在查案中，许昌市检察院充分体现出人文关怀和司法诚信。那么检察院是怎么做到“人文关怀”的呢？报道说，“在查案中，考虑到姜国仕年纪较大，有关节炎和高血压，检察院专门为他安排了一间较好的号房；天气凉了，检察官及时给姜国仕送去被褥、衣服。在搜查姜国仕家时，检察官严格区分合法财产和赃款赃物”。一位叫“气横西北谁人剑”的网民疑惑不解，在论坛上问道：“难道这不是检察院应该做的吗？如果不讲‘人文关怀’，在工作中就应当让一个上年纪的嫌疑人（不管他是贪污还是伤人）住‘较坏的’号房？就应该让他在天凉时无衣无被吗？就不去严格区分合法财产和赃款赃物？如果把这样的工作也叫做‘人文关怀’的话，那么公安局不打骂嫌疑人、监狱不虐待犯人、乡干部征税不抓人，不也可以叫作‘人文关怀’吗？自从新一届领导人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思想后，‘人文关怀’就迅速成为一个流行词。以前，每听到这个词，总让人感到一些温暖，可是现在随着它的被滥用，我们只感到乏味。”（新华网2005年1月6日）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已经习惯于没有关怀的生存环境了，现在有人“大发慈悲”施舍了一点“关怀”，我们反而受宠若惊，感叹社会确实进步了。若仅仅是普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倒也情有可缘，而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媒体却也在歌颂这些“宝贵的人文关怀精神”，难免让人觉得悲哀。（二） 对弱势群体的冷漠和歧视中国媒体正处于行政垄断与资本拉拢强弱转换的时代。一方面，行政垄断着媒体的运作；另一方面，广告商制约着媒体。这样一来，很大一部分消费不起，或者消费能力严重不足的弱势群体便被媒体遗忘了。这种情况首先表现在媒体留给社会弱势版面和频道太少，报道力度偏小。比如，对进城农民工的报道就很少，我们只能看到零星的、琐碎的报道，而且大部分报道范围也只停留在拖欠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子女教育等问题上，对农民工整体生存情况没有作全面深入的调查，报道的层面很浅。对下岗职工和新失业群体也是如此。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很多（应该说是大部分）记者报道政府关怀困难群众的时候往往是跟在各级领导人送温暖的队伍后面，报道的重点不是弱势群体的困难，而是领导的关怀，处处突出党和政府的亲民爱民的形象，弱势群体的困难只是突出这一形象的辅助物。这种摆拍的矫揉造作的镜头、照片我们看见的还少吗？这是真正的关怀吗？我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可见，我们媒体还没有真正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放在重要的地位，这很显然是违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神圣职责的。另外，近年来媒体对社会黑暗面的报道很青睐，纷纷采取暗访、卧底的方式对社会底层的黑暗面大加揭露，执法队伍到哪儿我们的新闻记者就跟到哪儿。关于黑心棉、黑香肠、地下性工作者的报道层出不穷，甚至对乞丐、流浪人员有损城市形象也大张旗鼓地进行报道，而没有深入探寻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现象，难道仅仅是因为弱势群体贪财、无耻、没教养吗？最后，新闻报道的内容本身往往也漠视弱势群体。南京一家电视台的社会新闻栏目《服务到家》曾报道过一位农村老大爷身患怪病，需要不停地走，否则一停下来就会呼吸加重，甚至晕倒，连打吊针吃饭都要在行走中由家人帮忙才能完成。多方求医也无法治愈。节目报道这则新闻的时候不是从为这位老人想方设法治病的角度展开，而是以猎奇的眼光、调侃的语气报道新闻，新闻中所使用的背景音乐竟然是一首摇滚歌曲，并且将病人边行走边吃饭的镜头用快放式播放，似乎是记者编导们觉得那种样子很滑稽好笑。这真让人哭笑不得。再请看另外一家地方电视台的一则名为《市区开展清除整治算命、测字人员行动》的新闻：警车开到一栋大楼前停下，执法人员下车，走到楼前的一个算命摊，拉起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头吓得瘫坐在地上，苦苦哀求，而执法人员“义无反顾”地架起老头拖向十几米外的警车。其他执法者当场没收算命、测字工具，并焚毁。而这个身体瘦弱的老头嘴里一直在哀求：“我改，我改，放过我。”从这则电视新闻来看，很明显，电视台是站在执法人员一边的，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迷信活动，这当然有道理。但是，我们的记者有没有想过，老者那么大的年龄为什么不在家安享天伦之乐，却做出这等有伤风化的事情；老者的工具被焚烧后，他该如何生活下去；除这个老者外，其他从事迷信活动的人的情况又怎样；为什么现在文明社会中仍然存在大量的愚昧迷信活动。问题太多了，可有几家媒体认真思考过了？！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没有就此深入采访调查下去，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人太普通了，没有新闻“价值”。而这样的想法本身不就是对弱势群体的冷漠和歧视吗？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社会往往过多地强调个人服从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而无视个体生存发展的合法权利。（三） 对隐私报道不慎重通常情况下，隐私是指公民享有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1我国媒体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主要涉及公众人物和未成年的隐私。前者，比如著名电影导演冯小刚曾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破口大骂某娱乐媒体，原因是这家媒体公开刊登他家详细地址，以致他家屡遭陌生人上门骚扰，干扰了其正常生活。冯氏声称要诉诸法律手段加以解决。这是媒体侵犯“名人”隐私的典型事例。更严重的，有些媒体对去世的公众人物也不放过，对他们的死以及生前的情况捕风捉影、妄加猜测，不顾死者家属的痛苦，对其生前的私密信息恶意挖掘、大肆炒作。对歌星高枫之死的报道就是典型一例。这不仅是对死者及其亲人的不尊重，从根本上说也反映了社会对人的不尊重。另外，媒体对未成年的隐私保护也做得不够。关于未成年人的报道，正确的做法是未经当事人同意，新闻不得披露当事人的姓名、出生地、家庭住址以及一切可能推算出其真实身份的信息。还要注意不得暗含受指控的人与少年儿童本人关系的内容。例如，2003年1月20号，某报以《14岁少女身染五种性病》为题，报道一名尚未满14岁的女孩外出打工误入淫窟而身染五种性病的事件。报道中虽然使用化名，对图片也做了相应处理，但不经意间流露了一些相关信息，如事件发生地点、时间等，同样能让某些“有心人”比较容易地推断出当事人的真实身份。未成年人是弱势群体，他们无力保护自己的权益不受伤害。我们的媒体一定更要慎之又慎，不能对他们造成再次伤害。2其实尊重公民的隐私权是新闻媒体最起码的要求，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或者做得不当，那就更不要奢谈什么人文关怀了。（四） 灾难报道缺乏人性化关怀当前我国媒体对突发重大事件报道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一是隐情不报，认为灾难性事件容易给受众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损害，报道会造成社会恐慌，等事件过去以后再报或者干脆不报。二是报道不及时、不充分，对一些重大事件迟报、缓报、简报，难以满足受众对事态发展的关切。媒体往往把灾情简单地表现为伤亡人数、财产损失、经济损失这些没有生命力的数字，这说明缺乏对生命的真正敬畏。三是过于注重从政府立场说话，灾难发生后不是把镜头对准正在忍受苦难的群众，而是大力渲染党和政府怎样关心受灾群众，社会各方怎样慷慨解囊，高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赞歌，把灾难的起因、发展、损失、灾情严重程度、灾民的情况却放到了次要的位置。四是采访报道方式不当，不顾受灾群众的感受，缺少对人的精神和感情的关怀。例如，“5、7”空难第一个黑匣子被打捞出水的情景被拍摄下来，被很多媒体所采用。照片显示，当黑匣子被打捞出水的时候，在场的工作人员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虽然记录的是实情，但是我们在编辑的过程中有没有想到遇难者亲人看到欢呼的场面后会怎么想。还有的记者采访遇难人家属的时候，伸过话筒就问：谈谈您失去亲人的心情好吗？灾难新闻报道出现人文关怀缺失与错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制度层面的，也有现实利益的驱策，也有传统传播理念对人文关怀的漠视，还有缺乏理性约束，有的是技术上的失误，但归根到底还是传播者人文精神的缺失。比如满足受众知情权的问题，看起来似乎和人文精神无关，但是知情权是当代信息社会中的人的基本权力之一，因为信息是最重要资源，如果受众不能及时充分地获知应该获知的、与自身、他人、社会有关的重要信息，实在是媒体的重大失职。不夸张地说，满足受众知情权是新闻媒体首要的、最大的人文关怀。做不到这一点，其他再多的关怀都是多余。（五） 对女性的不尊重关于女性的新闻报道问题更多也更突出。概括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关于女性的报道数量很少，说明对女性的关怀不够重视。《人民日报》2000年3月要闻版涉及女性的报道仅占，而涉及女性问题的就更少。其次，对女性的形象定位有歧视。据2002年12月28日金羊网报道：华坤女性调查中心近期一项调查显示，有八成被调查女性认为“对女性的宣传报道娱乐性、生活性居多，而事业性少”，“女性处于弱者地位的题材多，强者形象少”，“有关妇女的新闻报道很难摆在国内重大媒体的显要位置”，而且“女性作为配角的题材多，作为主角的题材少”。第三，宣扬落后的贞操观。贞操观是男权社会所产生的帮助男性从肉体到灵魂上占有女性的精神枷锁。如今，这种落后的封建的贞操观仍然有市场。1997年，四川姑娘唐胜利因为不愿做三陪小姐而跳楼受伤致残。媒体抓住这个事件争相报道。但是有些文章不是强调她维护人权与尊严的可贵精神，而是她“宁死不做三陪女的刚烈行为”、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尚品格，说什么她“用献血维护自己的清白”。这些错误的思想导向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一时间，各地不断出现类似“唐胜利”的事件，很多妙龄少女落下残疾。媒体的责任太大了。第四，存在污辱女性的报道。其中最典型的言论莫过于什么“女祸论”。这原本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把朝廷腐败、民风败坏的责任推卸到女性头上的反动历史观。然而这种愚昧可笑的观念在如今的新闻报道中仍然存在，着实可悲。比如，很多媒体把政府官员腐败的原因归结到官员家属身上，报道为党组织一把手的妻子办学习班以培养“廉内助”的新闻。《大河报》还用了一个言词粗俗的标题：好女人是所学校，好干部老婆熏陶。甚至有的女性刊物都说：“一个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如何、廉政形象好不好，与其配偶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如果枕头风常吹，领导干部势必先替个人或小家庭打算，假公济私，甚至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多么荒唐的言论！3新闻媒体一般主要以事件本身是否具有传统的新闻价值来选择所要报道的新闻，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中，人反而被放到次要的甚至是无足轻重的地位。很显然，这违背了人文关怀的精神，也不利于社会和人的全面进步。总之，新闻不能只见事不见人。注释：1张宝新 ：《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72张菊样 ：《传媒应重视人文关怀——对当前某些新闻报道的反思》，《宁夏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3马守敏 ：《新闻报道中的性别歧视》，《新闻记者》2000年 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