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论文数据作假现象频出现

曾几何时，“日本制造”以诚信、严谨、精细”而著称，“日本制造”也因此一直成为制造业高品质的代名词。然而现在，曾经以质量著称的“日本制造”似乎正在经历着一场“地震”——神户制钢所篡改部分铜、铝产品的检验数据，把产品以次充好地卖给客户，他们的客户囊括了汽车、飞机、军工等多个领域的制造商，更是包含一些世界顶级的企业。与此同时，日本汽车业巨头日产汽车宣布，暂停本土全部工厂的出货，并停产一段时间，原因是日产的工厂在进行检查时有造假行为，让无资质人员充当质检员；随后，因安全气囊存在隐患而广受关注的日本高田公司被曝篡改测试数据……

无论是作为日本支柱行业的汽车业，还是曾经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家电业，或是建筑、钢铁等助推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行业，日本制造业部门近年来频现各类违规、造假丑闻或缺陷问题，遭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质疑。一时间，人们也纷纷在感叹：“日本制造”开始跌落质量神坛了……

“日本制造”频现造假丑闻

作为全球高端制造的代表之一，“日本制造”一直以高品质、高性价比深受消费者的青睐。同样的，在质量管理领域，日本制造也为全球带来了全面质量管理、精益质量管理等知名的质量管理方法和模式，成为“中国制造”等学习的榜样。

然而，随着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制造业的分工变化，曾经高品质的“日本制造”近些年似乎遇到了不少的“麻烦”，使得引以为傲的高质量频频出现事故：2009年9月，丰田汽车因“召回门”深陷危机，其先后宣布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的多款车辆，合计850万辆；2016年4月，三菱汽车承认在油耗测试中采用不当手段，使得燃油经济性测试结果好于实际情况，涉及万辆微型车；对日本制造业打击最大的或许来自高田问题气囊事件，高田公司作为全球最大的安全气囊制造商，因为使用存在安全隐患的气囊，使大众、通用等汽车公司被迫召回数千万辆汽车。

除汽车行业之外，“日本制造”的其他优势产业同样未能幸免：东芝公司曾经是世界家用电器和笔记本电脑的领军人物，然而在中韩企业的竞争之下，传统阵地纷纷丢失，困境之下，东芝也选择了造假——2015年7月，东芝深陷财务造假丑闻。不仅如此，日本建筑业也在去年曝出业内近年来最大丑闻。2015年10月，日本三井不动产集团销售的横滨市都筑区一幢公寓楼发生倾斜。在调查后发现，作为该项目的下游承包商、负责打地桩的日本建筑业龙头企业旭化成建材公司在施工时偷工减料，甚至在施工前就篡改了固定地桩的混凝土用量、地盘强度等数据资料。

近年来被曝光的日本制造业丑闻还没有结束，直至今年的神户钢铁、三菱汽车等知名企业和品牌也陷入其中……。“我认为神户钢铁的‘造假门’不是一个偶然事件。经调查发现，包括管理人员在内的数十人参与其中，这说明神户制钢所造假案是一起长期的、集体性的行为，其副社长梅原尚人也承认，部分产品从10年前开始就一直沿用篡改后的数据，篡改数据也并非个别人所为，而是获得管理层默许，是公司整体性问题。”知名质量专家、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副总工程师蒋家东认为，神户钢铁的“造假门”也不是一个孤立事件。最近10多年来“日本制造”可谓质量问题频发，可以说“日本制造”暴露出的质量问题不仅在企业内部呈现集体参与、全面蔓延的趋势，而且从单一行业向多个行业蔓延，这显然不是用一个孤立事件能够解释的，而是显示出一种趋势性、系统性的现象。

来自日本的专家、株式会社现代文化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吴保宁则认为日本制造业出现的这些问题都是一些个案。“当然是影响极其恶劣的个案，这些年本人接触到的很多大中小企业和作坊企业的经营者，大家在循规蹈矩和遵纪守法这个问题上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很少有企业把它当作一种负担。因此，本人不认为绝大部分日本企业会平白无故地去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各种法律法规非常健全，一旦违法违规，企业和个人都将面临各种严厉的行政和司法惩罚。与之而来的同时还将面临道德和舆论上的日夜谴责。”

“日本制造”究竟怎么了

三菱造假、东芝因资不抵债不得不断臂求生出售闪存业务、高田因问题气囊面临破产的命运，松下、夏普、索尼等企业陷入亏损、变卖身家的泥潭。为什么曾经创造了属于自己“神话”的“日本制造”开始纷纷走下“神坛”？

“就整个日本制造企业质量体系崩塌的爆发原因而言，可以说既有个体因素也有整体根源问题。”日本制造研究专家、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经济产业研究部副教授张玉来认为，个体因素就是不同企业在经营上出现的不同问题，比如神钢的内因问题有4：近年企业经营业绩持续下滑，为确保订单和盈利，基层和高管都有作假动力；内部企业治理问题；企业研发投入不足，导致技术进步的源动力丧失，比如神钢近年迅速布局全球格局导致投资规模巨大而研发走弱；来自竞争对手挑战，在“出事”的铝材领域，神钢面对由古河斯凯与住友轻金属工业联合组建的“超级航母”UACJ集团。

张玉来指出，“日本制造”出现问题最大原因当然还是来自整体根源问题，这是整个日本制造业质量体系滑坡的根本原因——那就是曾经支撑日本制造业不断改善、技术进步的社会根基已经瓦解。对于“日本制造”的整体根源问题，他也说出了4个方面：企业家精神的颓靡；日本生产方式遭遇挫折；日本的整体基础研究水平也在不断下降以及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变。“这也是问题的直接根源所在。首先，近年大批日本企业纷纷转向欧美经营模式——突出强调股东利益而不是长期经营。过去，企业经营层主要精力在于构筑长期经营体制，为此而不断强调质量管理，特别是执着于日企普遍盛行的一点一滴式的质量改善活动（QC）。但如今，企业管理者更加关注各种短期财务报表，千方百计地追求利润上升。正如小松原会长坂根正弘所指出，‘质量问题已经很少能提交董事会层面讨论’，更多‘交给了基层质量负责人处理’。其次，近年来日本企业用工体制彻底转型，瓦解了其质量体系的进步动力和源泉。1995年经团联提出‘新日本式经营’之后，以派遣员工为主的非正式员工人数迅速增加，目前已逼近全部就业者40%规模。这些员工不再对企业具有强烈归属感，对于企业技术进步、产品质量体系以及改善等更是毫无兴趣可言。而原来号称‘团块’一代的熟练技术人员早已大量退休，所以，日本企业质量管理水平出现普遍滑坡。最后，经营者傲慢态度也是问题涌现的原因之一。自恃拥有传统的质量优势，日本企业经营者过于自信导致经营战略以及应对策略失误。”

“从近几年曝出质量丑闻的三菱汽车、丰田汽车、高田气囊、日产汽车、神户制钢等企业情况来看，引发质量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高层管理者的经营理念和价值取向出现问题，偏离了顾客导向的基本原则；二是企业管理方式方法无法适应当前的全球化竞争形势。管理者经营理念出现偏差往往是孤立的、偶然的情况，但企业管理跟不上企业发展的需要的问题确是带有普遍性的，需要认真反思与应对。”知名质量专家、山东大学质量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温德成教授说。

“为什么日本制造业会出现众多丑闻呢？这也是本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吴保宁认为背景有3个方面：一方面，企业内部利益驱使，强调创利创收，忘记和忽略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和遵纪守法，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企业的“可视化管理”推行得不彻底，特别是在基础的制造程序和工艺上没有能够彻底实行标准化作业，形成了许多有形和无形的“黑匣子”，为内部相互监督和外部监督留下了隐患和障碍，这种问题一定有人意识到，但由于对日本制造的过于自信和自负，很大程度上也包括侥幸心理占了上风，造成了惨痛的后果。另一方面，使用方或下游企业对制造业的基础或上游企业提出了严厉的降低成本的要求，如果双方不是共同改善，共享成果，对上游企业来说是巨大的负担。第三方面是对制造业的各种安全、排放、环境、节能和品质等方面的法律上和标准上的管制强化，客观上提高了制造业的成本。

“日本制造”是否会跌落质量神坛

从三菱汽车油耗造假、东芝公司虚报利润到高田安全气囊的安全危害，本是战后日本的骄傲并赖以生存的制造业，如今却频频作为丑闻主角登场。甚至有人感叹，“日本制造”已经跌落质量神坛。

“对于神户钢铁所而言，面临的现实困境将是政府的罚款和相关企业的索赔，以及品牌影响力的严重下挫，能否摆脱困境和破产危机，还有待进一步观察。这些负面的质量事件无疑将重创令日本引以为傲的制造业信誉，使得‘日本制造’国际形象严重受挫，引发对‘日本制造’普遍性的质量信任危机，最终在宏观层面上进一步打击日本的经济。判断‘日本制造’是否从此将在质量上名誉扫地、一蹶不振，还为时尚早。”蒋家东指出，一方面，就整体而言，支撑“日本制造”质量优势的工匠精神仍然存在；另一方面，随着日本舆论的关注，日本政府和企业也会进行反思和修正，如果这种反思和修正能够重新激活日本的质量立国理念，日本反而可能在质量经营上再次发力。

道歉、破产、重组……随着质量造假事件的出现，事件的“主角”们也在遭受着不同的“命运”。“这种违法违德的丑闻，对整个日本制造业的形象在短期内当然会形成重大打击，其中受害最大最深的肯定是涉事企业本身。对‘日本制造’随之产生的影响是企业内部的相互监管，用户方的监管和国家主管机构的监管，在制度的设定和执行上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日趋严厉的各种法律和标准方面的管制，是否超前，是否过度，是否可行，将进入一个反思、评价和科学制定的阶段。”吴保宁也表示，日本的制造业和德国的制造业一样，总体水平仍然处在世界的领先地位，不仅是研发本身，还包括企业自律、行业自律和遵纪守法方面；不仅包括大企业，还包括数量众多的中小型企业，甚至于家庭式作坊。很多丑闻不是媒体的暴露，而是企业自身的自我揭露，这不仅是法律和道德的要求，更是行业和企业社会责任的驱使。这种自约自律和自我净化一定决策艰难，代价惨重，但却是强化体质，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源泉。 《中国质量报》

我觉得现在的学术论文里面是存在数据造假的情况的，因为他需要能够给你自己的学术论文有一些要求的话就会造假。

虽然论文造假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学术界可以放松自我要求。日本“学术女神”萧春子因为博士论文失败而辞职。韩国生殖专家黄禹锡因伪造论文被开除公职，并被判处两年和三年处理。可以看出，国外学术界在处理欺诈方面是严格而有力的。可以借鉴相关做法，整顿学风，杜绝欺诈行为。

防止假文件的关键仍有待检查。霍顿先生认为，编辑和评论《柳叶刀》有两个特点。首先，他们有很好的专业能力，足以对评判论文给出权威的意见。第二，法官来自世界各地，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法官的多样性。如果这两种模式能在中国学术期刊上推广，我相信它们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此外，双向匿名审稿制度，即审稿人不会被告知作者的真实身份，作者也不会得到审稿人的真实身份，这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保证审稿的客观性和公正性。首先，评论者和作者之间产生厌烦情绪的可能性被最小化了。其次，审稿人在审核论文的原创性不会有任何顾虑。

目前，新闻中揭露的大多数假文件都是偶然的。如果高校依法设立学术权威机构，接受各方举报并处理相关案件，造假者在日常工作中也会感受到相应的压力，从而将造假行为堵在摇篮中。试想，如果梁颖在早期学术生涯中的造假行为能被期刊及时制止，也许她不会在漫长的岁月中误入歧途。

恐怕这也与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有关，即很难解决假论文的问题。盲目地以发表论文的数量来评价人才，使得许多研究者过分追求论文的数量而不是质量。近日，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联合发布通知，联合开展“四清”专项行动。这一举措是为了改变“短而快”的项目容易产生论文和产生成果成为热点。

呼吁成立国家学术仲裁部，作为一个正部级单位，来确保学术圈的风清气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