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文化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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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是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涌现的最大的地域商帮，称雄商界40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工商企业集团，也是最具活力的工商企业经营管理者。徽商是中国商业的一次崛起，是商业文化的一次革命，它倡导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商业道德，创造了一套完整的商务理念，这一切都源于博大精深的徽商文化。大文豪胡适先生把徽商比喻为“徽骆驼”，把徽商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赞之为“徽骆驼”精神。从徽商文化中，我们可以得到企业成功的启示：一是徽商的创业精神，二是徽商的创新精神，三是徽商的团结精神。徽商的创业精神表现在徽商的拼搏精神、勤俭道德、谦逊态度和诚信理念。徽商从小背井离乡，奋力拼搏，重勤俭重，自强自立，行谦让之德以营造融洽的各种关系为自身发展增强凝聚力，并且以诚信二字作为徽商创基立业的根本。徽商的创新精神在于其注重从实践中创新思路，以人为本，以制度作保证，以文化为基础，适时度势，永远进取。徽商善于利用宗族势力展开商业竞争，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为纽带，从自发到自觉地联合，通过联合和结帮经营减少内部消耗，依靠群体力量壮大整体竞争势力。创业精神、创新精神、团结精神正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纵览晋商、徽商乃至湖州帮的沉沦，都不是因为资金不足，而是因为浮躁、投机取巧，而且还自闭僵化，既不了解外面，也很少自我检省。浮躁是暴富之后就开始吃喝嫖赌，纸醉金迷；投机取巧就是倒卖盐引子，炒作地产。他们完成初始的资本积累后，无一不进军房地产，比如，湖州帮就是折戟在上海房地产投机狂潮里，胡雪岩所代表的徽商就是崩溃在自己的蚕丝贸易投机里。思维僵化的最主要表现，就是暴富之后不知道如何进一步发展！比如晋商读书的不多，徽商读书也只是热衷科举，为的只是进一步的官商勾结。甚至很大程度上，他们往往不觉得自己是暴富的，反而认为自己的致富是辛苦闯荡而来的。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崛起都是靠当时的重大经济政策、开放政策。实际上，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也毫不陌生，而思维僵化这一点，恰恰是中华文化最陈旧最要不得的地方。所以，你不得不承认从古至今一家企业能走多远，最终取决于战略思维能站到多高。以此为鉴，其实只有两条出路：或是，顺应改革进入下一个政策性行业；或是，升级企业管理制度，实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高度整合，告别传统的商业模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雪岩和晋商、徽商还有湖商根本不值一提，而宁波商帮和潮州商帮的战略高度反而更值得我们关注。胡雪岩只是个人的纯粹投机，不但无法引领一个行业，甚至都没法长存一个家族企业。他的财富完全来自权力腐败和荫庇。这甚至与其他同样基于权力垄断而崛起的晋商、徽商和广州帮等都不可相提并论，因为后者垄断正是为当时的政权提供了其必需的服务，并且正因如此才能得到政治体制上的不断维护和支持。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商帮能够长期做到顺应和主导改革，进而继续垄断这种政策性行业，特别是面对来自体制外部的强大挑战、竞争甚至侵略时，商帮大抵难逃被淘汰出局的宿命，包括晋商，徽商，湖商和广州商帮。历史都曾留给每个商帮转型的时机，然而山西票号迈向现代银行之几度难产，又无比鲜明地展现了僵化思维的痼疾。

说起窑湾古镇，就不能不说窑湾古镇的八大会馆。在一个古镇上，能够同时存在八省会馆，这在大运河流域是独一无二的。

会馆，是一个商帮成熟的标志。 所谓商帮，是由于亲缘和地缘关系结成的独特的商业群体，来自同一地域的商人，利用他们天然的同乡和宗族亲情关系，互相支持，和衷共济，并形成一个稳定的、具有规范作用的商业群体组织。

为什么商帮文化能够成为窑湾古镇最为经典的特色文化？窑湾古镇的商帮文化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商帮文化使窑湾古镇形成了什么样的文化特色？要研究窑湾古镇的 历史 文化，这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

窑湾古镇位于徐州新沂市西南35公里、京杭大运河与骆马湖交汇处，自唐朝建置，至今已有1300余年 历史 ，但作为商贾重镇，却是由大运河而兴。它位于中运河中段，扼南北水路之要津，其商业地理价值十分突出，被称为大运河的黄金拐点。全国各地的货物依托窑湾码头实现南北流通，有的还远销南洋、台湾、日本等地，“日过桅帆千杆，夜泊舟船十里”。水运的兴盛带动了窑湾工商业的迅速繁荣，在清初至民国的鼎盛时期，镇上设有大清邮局， 钱庄、当铺、商铺、工厂、作坊 等达360余家，成为运河商贾中心，有 “黄金水道金三角”和“小上海”之称。

各地客商涌入窑湾，商业经济迅猛发展，作为维护经济发展环境和秩序的需要，商帮也应运而生。各种地域文化和外来文化在窑湾交流融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具有包容性和统一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窑湾商帮文化。在康熙年间，窑湾古镇先后建成了 安徽、福建、河南、江西、山东、山西、苏镇扬 七个会馆，标志着窑湾古镇的商帮文化特色的形成。

由于窑湾古镇位于大运河中段，也是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点 ，因此南方和北方的商人都向窑湾聚集，南方有福建、江西、安徽、苏镇扬等地域，北方有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域。康熙年间，窑湾古镇因大运河的贯通，水运和商业迅猛发展，各地商人的聚集数量巨大，为商帮的形成提供了商人群体基础。商业规模巨大，需要稳定的经营环境和秩序，保证商人的经营活动和经济的稳定发展，而商帮的形成，可以最为有效地满足这种经济发展的需求。

在康熙皇帝十年大典期间，下旨大赦天下，全国十多省明代旧官员带领族人和乡亲来到地震灾区窑湾经商发展。这些明朝旧官和商人，不仅资金雄厚，而且文化素质高，商业意识强，经验丰富，管理能力强。为了适应窑湾的商业经营环境，为商业经营活动提供可靠的保障，商帮成为他们最为切合实际、也最为得心应手的选择。

许多商业城市，虽然商业比较发达，但由于本地商业势力较强，外地商帮很难形成气候。而窑湾古镇在中运河开通前，并不是一个商业城镇，本地没有任何商业强势。 中运河开通后，各地商人一拥而入，商业迅速发展。 由于本地没有商业强势，客商的势力也相对均衡，南方和北方各有四大商业势力，这种均衡也为商帮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所以窑湾古镇的商帮没有主帮，所有客帮在这种均衡的环境下，实现了均衡发展。

由于以上几个原因，形成了窑湾古镇独特的商帮文化特色，而运河沿岸的其他城市，不具备以上的条件，也就不能够形成鲜明的商帮文化特色。

窑湾古镇在明清时期同时存在八大会馆，这是一个独特的商业现象。明清时期，在大运河沿岸，商业城市不计其数，北有 德州、沧州、临清、台儿庄 等，南有 清江、扬州、镇江 等，许多城市商业规模巨大，但是商帮文化的特点却远没有窑湾古镇这样鲜明。

会馆林立，为大运河古镇会馆之最。商帮以亲缘和乡谊关系相结而成，会馆不仅是商帮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某一地域商帮形成并成熟的标志。窑湾古镇的八大会馆中， 山西会馆、福建会馆、苏镇扬会馆、江西会馆、山东会馆、安徽会馆、河南会馆 均初建于康熙年间，只有河北会馆初建于乾隆年间。这表明，早在康熙年间，窑湾古镇的各个商帮都已十分兴盛并发展成熟。位列十大商帮的晋商、徽商、闽商、赣商、苏商、豫商，鲁商均在窑湾建有会馆，在一个古镇同时存在八家会馆，可见商帮在窑湾古镇的兴盛。

各成体系，充分发挥商帮经营优势。商帮利用亲缘乡谊，实现协调经营，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力，争取利益最大化。窑湾古镇的商帮，充分利用商帮优势，形成了各自的经营体系，既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又能给予其他各帮充分的经营空间，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市场繁荣。各商帮之间还相互融合，形成了粮 行、盐帮、船行 等行帮组织。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窑湾还成立了邳宿窑湾商会，协调各商帮之间的关系，处理经济事务，维护窑湾经济的稳定。总之，在商帮的体系下，商人各安其业，维护了古镇的商业繁荣。

各地商帮还形成了极强的凝聚力，能够形成一呼百应之势。乾隆五十三年（1788），窑湾曾经发生过著名的 “打蛮船” 事件，湖南道运粮官罗恒太押运皇粮进京，他不仅贪污官府救灾粮，还趁山东灾荒，拐买年轻女性到江南贩卖，途经窑湾，被山东会馆得知，他们会集安徽会馆、河南会馆码头工人，打跑了运粮船贪官，救回良家姐妹，充分显示了商帮的凝聚力。后来，这事件被编成多种曲艺形式，在山东、江苏、河南、安徽等地广为流传。

03窑湾商帮文化的南北交融特色

商帮，不仅是商业经营的群体，也是原始地域文化交流的使者。商帮作为地缘群体， 住房、宗教、教育、文化 娱乐 等均有着地域特色的需求。众多商帮云集窑湾，不同的地域特色文化同时也被带到窑湾，实现文化的交融。 不同地域文化的交融和交流，成为窑湾文化的显著特色。 窑湾古镇南北文化交融的特色，体现在 社会 生活的各个方面。

建筑风格的交融。 窑湾古建筑群各具特色，体现南北交融风格。 山西会馆和山东会馆庄重宏伟，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传统标准模式。福建、江西会馆在南方园林布局结构上注入了新的活力，富丽豪华，生动活泼。山西人住房布局结构严谨，呈现山西古建筑特色——“天井院”；福建住宅仿南方园林式建筑，整体砖木结构，青砖小瓦，院落宽大，吴家大院有四进院落，是古镇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宅院；江西、福建、苏镇扬人住宅多注重室内装饰，多悬挂家乡名人字画。此外还有大户人家所建北京四合院构造、欧州宫殿式小洋楼，天主教堂则为典型欧洲哥特式建筑风格，由此形成了窑湾古镇丰富多彩的建筑特色。

信仰文化的多元化。 不同地域的商人，有着不同的地域信仰。在八大会馆里，山西人建关帝庙，福建人建天后宫，朝拜妈祖娘娘，苏镇扬人供奉孔圣和门神秦琼、尉迟恭，江西人建逍遥宫，供药王像、拜岳飞父子，山东人建三义庙，拜刘关张，安徽人供奉如来观音，河南人建河神庙，愿风调雨顺。

民俗、饮食文化的融合。窑湾古镇的民俗文化深受商帮文化的影响，夜猫子集市是窑湾特有的商业民俗文化，全国各地的商人在夜市里交集，各种经营和生活方式得到充分的交融。民俗文化丰富多彩，琴书《打蛮船》极具苏北鲁南特色，传说《十大巧女》颇具江南风味，皮影戏为正宗山西韵味，巡街打更、抛绣球、茶馆扬琴、水龙会等各具地域特色。

窑湾古镇的特色食品口味独特，营养丰富，亦多具商帮特色。窑湾入夜后商人与花船歌妓云集，歌妓多来自江南和淮扬地区，秦淮船菜与淮扬菜系融合，渐成窑湾船菜，以河湖时鲜精心烹调，色香味俱佳，为苏北厨艺一绝。著名的 窑湾绿豆烧 原名绿酒，原为明朝宫廷御酒，明末由江西籍宫廷御医赵学敏等传入窑湾，酒含名贵中药50余种，如绿豆汤色，为保健佳品，乾隆时定为贡酒。窑湾甜油是清康熙年间，由江西籍名医宗柏云和赵学敏，在酱油的基础上融入 养生 理念研制而成，有滋阴养肾、增强人体免疫力、健胃美容的作用。南明弘光帝御厨镇江人马洪移居窑湾后，将糕点制作绝技传入，抗战前窑湾糕点店达20余家， 云片桂花糕、寸金糖、糯米金果、绿豆糕、中秋月饼 等至今仍为窑湾特色精品糕点。

窑湾是对大运河文化体现最为典型古镇，其商帮文化特色尤为突出。在各地商帮的经营下，南北文化在窑湾古镇充分交融，造就了窑湾古镇商贸文化的辉煌时代，在大运河沿岸，能够充分体现南北文化交融特色，留下如此深刻的商帮印记，窑湾古镇是绝无仅有的。

在对窑湾古镇的保护开发中，我们应充分发掘窑湾古镇的商帮文化特色，保持其原有的 历史 风貌和地域特色，注重保护和开发传统特色产品，使窑湾古镇成为名副其实的大运河商帮文化第一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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