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实问题研究论文

公开发表90余篇学术论文，其中，在权威刊物《会计研究》发表的论文有：《独立审计的诚信问题》（2002年第7期），《论控制与合并财务报告问题》（2001年第3期）；《债转股问题辨析》（2000年第8期）；《知识型企业的知识资本与财务报告》（1999年第5期）；《论中国会计的科学化与国际化》（1993年第5期）。在《审计研究》发表《中国独立审计的现实问题研究》（2001年第2期）和《中国独立审计市场秩序与制度安排》（2003年第6期）。

我国现阶段民族问题有何特点；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民族问题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经济问；一、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交织；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在民族问题中,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交织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在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时候,向来都将经济；一是通过社会制度的改革,废除了各个民族历史上的落；二、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的交织；民族问题都是历史现象,我国现阶段民族问题有何特点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民族问题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交织在一起,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这对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的特点做了高度的概括。在新世纪新阶段,正确认识当代我国民族问题的特点,对于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切实做好民族工作不断开创民族工作的新局面有着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为了深刻理解和认识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的特点,本文拟就对当前我国民族问题特点上呈现的“四个交织”做进一步的理论阐述。一、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交织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要求在民族工作上的体现,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这不仅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所以在考察和解决民族问题时,应该对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同时并重,两者都不能忽视。在民族问题中,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交织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政治平等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解决民族问题的本质就是实现民族之间的平等,而民族之间的平等首先要从政治上解决,只有实现各个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才能为各个民族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第二,经济问题的解决可以巩固政治问题解决的成果。当各个民族之间的平等地位确立后,民族经济的发展才可能在健康的轨道上发展,同时,民族经济的发展会进一步消除民族间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从而巩固民族关系向融洽和睦的方向发展。第三,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发展民族经济,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第四,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相辅相成。民族问题的解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互相影响、相辅相成的。如果在现实中,我们只强调经济问题的解决,忽视政治问题的解决,那么就会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同样,如果只是一味地抓政治问题,忽视经济问题,那么民族问题就不能很好地解决。中国共产党在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时候,向来都将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处理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先后采取了多种措施,如派遣中央民族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访问、组织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阶层人士到内地参观、进行民族识别和民族调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等,基本上都是为了从政治上实现民族之间的平等,为各个民族的共同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5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完成了两大历史任务。一是通过社会制度的改革,废除了各个民族历史上的落后制度,引导翻身解放的各个民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我国各民族人民形成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的民族关系。二是通过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加快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个民族共同繁荣。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集中地体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上。在这个时期,在经济权益上,各个民族还可能产生矛盾和纠纷,而这些矛盾纠纷也往往会以政治问题体现出来,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要从政治上努力解决随时出现的经济问题。二、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的交织民族问题都是历史现象,它的产生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突发现象。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各个民族的历史以及现实状况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各个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状都对民族问题的产生和变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具体而言,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交织在民族问题中的体现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现实问题是历史问题的延续。在现实中,很多民族问题的产生都是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的。从国际上看,科索沃*问*题就是源自于二战之后,阿尔巴尼亚人一直要求独立运动的延续。在新中国建立前,新疆问题和西藏问题都是有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的。西藏和新疆的分裂活动和思潮,都是有着直接的历史延续性和继承性的。其次,历史因素在现实问题中有重要的影响。在民族问题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除了现实对于历史有继承和延续之外,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历史因素在现实问题中重新被发掘出来,以至于在社会现实中产生巨大的影响。西方分析家在评价世界民族问题时指出:“历史实际上并不重要,利用历史才是重要的。”由此可见,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的交织,不仅使民族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变,也给民族问题的解决带来巨大的难度。所以,解决我国当代民族问题时,不仅要看民族问题的现实表现,也还要看到其中蕴含的历史因素和引发其产生的历史根源。三、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交织曾针对我国的国情而强调指出:“民族宗教无小事。”民族与宗教问题确实事关重大,因为它关系到亿万群众的精神生活,关系到各个民族之间的团结,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关系到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关系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还关系到国际交流与合作。正确分析我国的民族与宗教问题,全面准确地阐释党和政府处理民族与宗教问题的原则、方针和政策,是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保证。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有着特殊的关系,虽然两者分属不同的范畴,但是民族问题往往与宗教问题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在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宗教问题通常是民族问题中难以剥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范围内,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成为全球的热点和难点。一些地区和国家的民族冲突往往以宗教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宗教之间的差异也加剧了民族之间的隔阂和纠纷。民族与宗教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宗教的民族性。1953年,主持中央统战工作的李维汉同志总结了宗教的“五性论”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宗教的民族性。宗教具有民族性,民族也具有宗教性,世界上没有无宗教的民族,也没有不具有民族性的宗教,这是中外的历史和现实。对许多民族来说,宗教信仰不仅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宗教的组织和宗教的礼俗也支配或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家庭婚姻。同时,在虔诚信仰宗教的民族中,宗教信仰是诸多民族性中最敏感最容易触动的神经感应器,一旦受到外界的刺激,便会做出反应。其次,民族是宗教的载体,宗教是民族文化的主要内容。民族是宗教的载体,在大多数群众信仰统一宗教的民族群体中,宗教礼仪往往与该民族的民族风俗习惯、文学艺术、道德规范等有机地融为一体,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宗教在民族问题中有重要影响。当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时,如果对宗教问题处理不慎或不当,也会影响民族关系。宗教的介入加剧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增强民族问题的敏感性,使原本就是复杂多端的民族问题难以解决。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一些单一民族国家相比,民族与宗教问题以及两者的关联,对我国社会生活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如果要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就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进一步提高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水平。四、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的交织民族问题一般是指一国内部的民族和民族关系问题,纯属一国内部事务。原本不属于国际政治的主要内容。然而冷战结束后,全球性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使一些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突破了国家边界限制,登上了世界政治的舞台。特别是近年来,西方霸权主义大国借口少数民族人权的国际保护,鼓吹人权*高于*主*权,出于自身利益而在世界各地实施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这不仅加剧了地区局势的动荡和民族问题的国际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主权不可侵犯,内政不容干涉”等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民族问题国际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民族冲突恶化和加剧,导致国内政局动荡,严重妨碍了国内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其次,引发相关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严重影响地区和平与安全。如发生在非洲大湖地区的武装冲突,一方面使得民主刚果近年来一直陷于战火之中,国家经济建设无法正常进行;另一方面也使得它与乌干达、布隆迪和卢旺达等邻国处于紧张的敌对状态。第三,有关大国和国际组织借口肆意干涉他国内政,严重影响国际关系。科索沃战争就是一个典型实例。最后,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以极端民族主义为指导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严重阻碍了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而针对外国人和外来移民的暴力冲突、种族仇杀,也使得一些国家和地区长期处于动荡状态,使国家间的经济合作难以有效地实施。造成民族问题国际化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就国际而言,第一,国际力量对比的发展演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普遍兴起了民族主义浪潮,这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欧瓦解后的情绪化反应,是冷战格局崩溃后新形势的必然产物。因为冷战的终结,使原先受美苏控制或影响的国家摆脱出来,民族意识、国家主权与民族国家利益上升为国家的主导意志。随着苏联战略力量的收缩和对外影响力的削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迅速挤进东欧地区,支持该地区的民族主义力量反对仍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南斯拉夫的解体和科索沃战争就与美、英、德、法等西方大国的干涉紧密相关。第二,经济全球化导致民族主义反弹。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民族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随着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国资金、商品、劳务越来越多地在国际上流动,随时随地冲击着传统的民族、国家疆域意识。第三,外部势力的干涉。跨界民族的存在,使得生活在不同国家境内的同一民族的国际联合斗争得以持久进行,这对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刺激着民族主义的反弹和民族问题国际化的发展。就国内而言,首先是国内错误的民族政策,导致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苏联东欧的问题就在于忽视了民族主义的作用和影响,用共同的阶级利益取代各自的民族利益,抹杀民族文化、民族特性,由此激发了民族矛盾。第二,在经济领域内的利益分配不公,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国内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往往导致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要求更多的自主权,而较落后的地区则抱怨中央政府(或当政的民族)对自己投资过少,民族间的抵触情绪由此滋生,长期积累下来自然会导致民族矛盾的加深和激化。第三,脱离国情地实行民主化。在某些第三世界国家,民主化不是本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要求,而是在西方国家的影响下一蹴而就的,往往造成一个民族一个政党。这种不适当的民主化往往导致民族问题的普遍化和扩大化。非洲多国所爆发的民族骚乱和部族间的武装冲突就是证明。此外,民族主义本身的号召力及顽强的生命力,也是当前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浪潮及其引发民族冲突的重要原因。就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国内问题和国外问题交织表现是跨境民族和国家安全。跨境民族的存在对我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有重要的影响,也影响到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至于会威胁国家的安全。总之,民族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民族问题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有着特定的、相应的形式和内容。因此考察民族问题也应该具有动态的眼光,要看到民族问题的时代性。惟有如此,在处理民族问题时,才能因时而异,将民族工作做到恰到好处

中国产业经济学的回顾与展望 产业经济学属于经济学中应用经济学下设的一个二级学科。其内容体系包括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布局、产业关联、产业政策、政府规制与反垄断等主要领域。在国外，关于产业经济学的内容体系，一直存在宽派与窄派两种理解。以英国为代表的宽派认为产业经济学除了产业组织理论以外，还包括产业结构理论等内容。而以美国为代表的窄派坚持认为产业经济学就是产业组织学。在中国，基本上是按照宽派来理解的。 一、中国产业经济学科发展阶段的回顾 从总体上说，产业经济学作为在中国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始于改革开放之后，与国际产业经济学主流接轨的产业经济学研究，至今不过十多年的时间。其间经历了从部门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向以产业结构经济学为主，到现在以产业组织理论为主的演化过程。 中国产业经济学的发展之所以形成这样的轨迹，是与中国经济社会特定的发展状况，以及人们对产业经济理论的认识相关的。中国的产业经济学学科体系是20世纪50年代从前苏联引进的，那时“产业”的概念主要指计划经济中的行业或部门，学科专业相应地也设立了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门类，但没有明确的“产业经济学”名称。直到改革前，一直缺乏对产业组织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但由于在经济建设中我们仍然遇到与产业组织有关的一些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因此，经济学界还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下，对产业组织问题在苏联范式下进行过一些分析和研究，如对工业经济领域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与协作问题、对工业生产的联合化和集中化等问题所进行的研究。总的来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产业经济学研究。以市场经济运行为制度背景的产业经济学，在改革开放以前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 第一阶段：产业结构经济学为主导的产业经济学起步阶段（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80年代，产业经济学在中国迅速成为经济学界的显学之一，但其研究对象，却不是国际上作为主流的产业组织理论，而是与日本相似的产业结构经济学。长期的计划经济使中国的产业结构陷入极为失衡和不合理的境地，调整这种产业结构，使国民经济走出濒临崩溃的境地，成为当时决策当局和整个社会最为关心的问题。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间必然经历一个政府主导型经济阶段。在政府主导型经济中，政府如何采用非指令性计划的手段有效地控制经济运行，是决策当局极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产业政策成为当时决策当局认可的调控经济的重要政策手段。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以及80年代国际经济学界对“通产省奇迹”的称赞，使正处于困境中的中国看到了一个似乎可资模仿的样板。当时的很多学者和政府官员都认为，借鉴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对中国摆脱经济困境，实现经济振兴，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正是在以上社会经济背景下，当时中国的产业经济学研究，借鉴了日本产业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形成了以研究产业结构调整及其政策为主的产业经济学研究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等研究机构是这一时期产业结构与政策的研究重地。 第二阶段：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引进吸收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西方国家产业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在英美国家已经有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这个理论起源于剑桥大学教授马歇尔提出了“马歇尔冲突”,即自由竞争与规模经济和垄断的两难选择问题。后经1933年的“垄断竞争革命”，到1959年产业组织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哈佛大学教授贝恩《产业组织》一书出版，标志着产业组织理论的正式诞生和产业组织理论哈佛学派的形成。此后，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又催生了产业组织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的兴起。最早介绍到我国的产业组织著作是美国学者的《市场势利与经济福利导论》，该译著于1980年出版时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更谈不上深入研究了。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杨治编著的《产业经济学导论》出版，是国内第一本以产业经济学为名的著作，在国内影响较大，而且它影响了以后的产业组织经济学的内容体系和研究框架，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1985年，世界银行经济发展学院和清华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举办经济管理讲习班，编印了《产业组织经济学》，比较系统地对西方产业组织理论进行了介绍。1988年，日本学者植草益的《产业组织论》出版，成为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国外产业组织理论的译著。随后，国内又陆续翻译出版了几本西方学者研究产业组织的著作，如丹尼斯·卡尔顿和杰佛里·佩罗夫著的《现代产业组织》、J.施蒂格勒的《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等著作的翻译出版，对我国产业组织研究在中国的兴起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学术界积极引进国外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学家也开始尝试运用产业组织理论范式对中国现实产业组织问题（特别是垄断与竞争问题）进行研究。蒋学模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专门设了一章“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竞争与垄断”。谷书堂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也大量讨论了竞争与垄断问题。1988年出版的胡汝银的专著《竞争与垄断：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分析》，完全以中国经济的竞争与垄断为研究对象，蒋学模评价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竞争和垄断的专著，填补了一个空白点”。1989年出版的邹东涛和杨秋宝的专著《经济竞争论》，系统论证了中国经济竞争模式问题。与此同时，《经济研究》1987年第10期发表了史正富的论文《产业组织的转换与产权制度的改革》，《经济研究》1988年第10期发表了陆德明的论文《改造产业组织，建立垄断竞争市场》，复旦大学课题组发表了《通过产业组织的改革与创新，建立社会主义垄断竞争市场》等专著和论文，开创了运用产业组织理论范式对中国现实产业组织问题（特别是垄断与竞争问题）进行研究的先河。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产业经济学界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还是个别的和初步的，还没有出版一本产业组织专著，屈指可数的研究成果所涉及到的产业组织问题也是夹杂在其他问题当中。 第三阶段：中国产业经济学的初步形成阶段（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垄断与竞争之间以及竞争与效率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并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因此产业组织理论研究成为产业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产业组织研究成果。1990年，陈小洪、金忠义出版的《企业市场关系分析——产业组织理论及其应用》是针对国内读者的第一本系统介绍产业组织理论和国外产业组织状况的专著。1991年，王慧炯主编的《产业组织及有效竞争——中国产业组织的初步研究》与1993年马建堂的《结构与行为——中国产业组织研究》于1994年同时荣获了第六届孙冶方经济学奖。1994年，夏大慰编写的《产业组织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和分析产业组织理论、方法以及产业组织政策的教材。此外，《经济研究》等期刊也发表了不少有关产业组织的论文。1997年，国际上最流行的泰勒尔的教科书《产业组织理论》和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斯·卡尔顿等著作的《现代产业组织》的中译版均被出版。其中《产业组织理论》的最大特点是应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方法分析产业组织问题，为中国产业经济学界带来了新的分析方法，从此，应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方法研究中国产业组织问题的文献逐渐增多。总之，这一时期的研究趋于多样化，在研究的理论框架上，既有在西方正统的产业组织理论的SCP分析框架内展开的分析论著，也有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分析的成果；在研究方法上，规范性的分析在减少，实证和案例分析的论著增多；在分析的广度上，既有综合性分析，又有行业分析和专题性研究；在研究内容上，有关市场进入与退出、反垄断、政府规制、垄断行业引入竞争机制问题都不断地进入了经济学家的视野和研究工作，可以看出中国产业组织理论体系已初步形成。 第四阶段：产业经济学研究的繁荣阶段（21世纪至今）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按照国际上通行的产业经济学研究范式进行的研究越来越多，这标志着中国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渐渐与国际主流接轨。SCP分析框架是中国学者研究产业组织使用的主要研究工具，较多的研究者以中国经济转轨作为研究背景，引入制度变量，对特定产业的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随着研究的深入，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开始针对国际贸易、金融、保险、证券、中介机构、出版等具体行业领域进行研究。此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程的深入，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和反垄断、政府规制体制改革、产业竞争力等问题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这方面的成果开始大量涌现。 产业经济学繁荣与深化还体现在专业学术团体和专业期刊的繁荣上，国内目前有2个全国性的学术研究团体——中国产业经济学会、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主要专业出版物有《中国工业经济》、《产业经济研究》、《产业经济评论》、《中国产业组织评论》、《产业组织评论》和《规制与竞争前沿问题》。在国外，众多国际一流的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活跃在产业经济学领域，产业经济学领域的论文在《美国经济评论》等世界顶级经济学期刊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中国，产业经济学经过30年的发展得以迅速普及和提高。中国经济学界的顶级期刊《经济研究》大量刊载有关产业经济学领域的论文，其研究成果对政府产业政策、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WTO新一轮谈判（贸易与竞争议题）、垄断行业改革等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学科建设上，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的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覆盖产业经济学）和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山东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的产业经济学科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全国拥有产业经济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30家，拥有产业经济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达到172家（含上述30家）。此外，产业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和方法已经渗透和体现到法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内容中。可以说，如果说经济学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学”，那么，产业经济学则是经济学中的“显学”，成为研究生学科专业中的热门专业。1996年，中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了新的研究生专业学科目录，正式把产业经济学列为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与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国际贸易学、劳动学、统计学、数量经济学、国防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并列为应用经济学的组成学科，这也标志着中国产业经济学在学科设置上与国际惯例逐步接轨。目前，产业经济学已成为中国综合性大学经济学类、工商管理类专业和财经类院校学生的专业必修课。但随着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产业经济学何去何从，目前争议分歧很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产业经济学在学科目录上的归属如何调整，产业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已经较为普及，对产业经济学的研究一定会继续深入下去，产业经济学对推动经济学的进步和推动中国产业经济振兴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二、中国产业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展望和建议 （一）学科内容应进一步凝练和集中 目前，在产业经济学学科建设上，由于内容体系没有界定清晰，导致学科之间相会入侵，不仅其他大量的学科入侵产业经济学领域，产业经济学也大量入侵其他学科领域。如有些大学在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中，设有产业组织研究方向；如发展经济学专家大量研究本属于产业经济学范围的自然垄断产业的竞争和规制问题；如有些大学在产业经济学专业博士和硕士招生中，设有产业核算（会计学）、产业管理（企业管理学）、区域经济、国际贸易、体育产业、品牌管理、期货贸易、信息系统与电子商务、消费经济等研究方向，均是普遍反映的现象。 （二）产业经济学研究水平有待提升 中国产业经济学界在市场结构研究方面，对我国市场结构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水平、集中度和进入壁垒的实证性研究明显不足，无法深入了解市场结构对企业行为进而对市场绩效的影响；在企业行为研究方面，多数成果是沿着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市场绩效这样一种分析范式展开研究，忽略了产权结构、治理结构、技术结构、业务结构等相关因素的深入分析。在市场绩效研究上，多数成果对绩效缺乏全面性和动态性的了解，忽略了绩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和综合的结果。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已有的成果研究方法较为落后，只有定性研究，缺乏实证研究，博弈论方法和计量分析方法等目前尚未被产业经济学研究者广泛采用。对于产业经济学来说，不重视对计量分析和统计研究，确实很难取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防止产业经济学研究中“数学崇拜”现象，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用众所不知的语言讲述众所周知的道理”，以至于有的经济学家发出“经济学将兴于数学也必将于数学”的感慨。因此，在今后的产业经济学研究上，一方面需要注重形式上的规范化，同时也要强调在规范化的背后，选题是否重要，方法是否恰当，结论是否可靠等“问题导向”。相信伴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随着学术界研究基础和研究方法的提高，中国产业经济学“命题本土化，方法规范化，水平国际化”的“三化”趋势和特征一定会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 （三）产业经济的现实问题应受到关注 1. 产业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研究 产业经济学一些基本的界定和实证检验一直缺乏深入研究。以传统的自然垄断为例，人们都在广泛使用自然垄断概念，可究竟何谓自然垄断，自然垄断在质上和量上如何界定，自然垄断的产业范围是什么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始终是模糊不清的，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定义自然垄断，不仅自身难以逻辑一致，而且也难以解释活生生的自然垄断产业以引入竞争为主题的改革实践。另外，产业组织学基本范式的基本逻辑关系，特别是制度范畴在其中的作用机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2. 结合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深化对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演变规律的研究 目前我国对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基本上是还是“舶来品”，没有形成自己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被称为“中国奇迹”。“中国奇迹”背后一定会隐含着中国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演变动力和演变规律，对此问题的研究将会有重大理论创新的空间和可能。 3. 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和反垄断问题 国外垄断行业改革已经有了30年的历史，中国垄断行业改革也已经有了10余年的历史。如何总结国内外垄断行业改革的经验教训，如何确立中国垄断行业改革的模式和路径，这些命题自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就已经提出，十七大政治报告再次提出，但总的来看，中国产业经济学界对垄断行业改革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即将实施，如何有针对性地禁止和反对形形色色的垄断行为，对企业集中的审查标准如何确定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产业经济学家提供理论依据。处在迅速发展中的中国物流，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处理好诸多的关系，协调发展。从而，有许多政策性问题需要解决。政府需要制定相应的方针和政策，加强我国物流业的协调发展，使物流业真正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概括地说，发展中国的物流业需要采取“协调发展、稳步前进”的八字方针，并采取以下的八大协调政策： 一、现代物流业的基本内涵 物流理念被引入产业界后，其内涵一直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充。短短几十年间，物流由最初概念的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在全球迅速成长为具有无限潜力和发展空间的新型服务产业，并已进入现代物流的发展阶段。所谓现代物流业，是指产品从生产地到消费地之间的整个供应链，运用先进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技术，进行高效率计划、管理、配送的新型服务业。它通过对物流的各个环节，包括运输、储存、包装、装卸、加工、配送和信息处理等相关活动，进行一体化管理，以达到降低流通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企业利润的目的。因此，国际上通常把降低物资消耗而增加的利润称为第一利润源泉，把节约活劳动消耗而带来的利润称为第二利润源泉，而把通过降低物流成本挖掘的利润称为第三利润源泉。著名管理权威.德鲁克则把现代物流业称之为尚待开掘的“黑大陆”。 二、现代物流业的基本特征 虽然物流活动存在已久，但在现代经济中，物流产业及其所提供的物流服务，与传统的物流活动或者生产、流通部门从事的物流活动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具体表现为：第一，现代物流业是国民经济中的动脉系统，它连接社会经济的各个部分并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第二，现代物流业通过对各种物流要素的优化组合和合理配置，实现物流活动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物流总成本的降低。第三，现代物流业可以为全社会提供更为全面、多样化的物流服务，并在物流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实现价值增值。 三、现代物流业的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现代物流业发展呈现出五大趋势：一是系统化趋势。为满足用户需求不断变化的客观要求，现代物流包含了产品从“生”到“”的整个商品流动过程，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专业化的供应链，物流系统也就成为一个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社会系统；二是信息化趋势。借助于商品代码、数据库的建立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在运输网络合理化和销售网络系统化的基础上，整个物流系统实现管理电子化，物流业正进入以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信息化新阶段；三是专业化趋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生产企业为精干主业，提高效率，逐渐把物流配送业务交由专业的物流企业去做。第三方物流能够发挥集约化、专业化的优势，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物流合理化，从而节约流通费用，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四是仓储、运输的现代化与综合体系化趋势。仓储现代化表现为高度机械化、自动化、标准化，组织起高效的人、机、物系统；运输的现代化则要求建立铁路、公路、水路、空运与管道的综合运输体系；五是物流与商流、信息流一体化趋势。传统上，商流、物流、信息流是三流分离的。但现代物流的功能逐步拓展，将商品的交易、产品的位移和信息的传递集成在一起，实现了三流合一。 四、我国物流业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政策 基于上述分析，发展中国的物流业需要采取“协调发展、稳步前进”的八字方针，并采取以下的八大协调政策： （一）发展物流业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相协调的政策 物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产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必须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相协调。我国物流产业政策的制定，必须实现这一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物流业的跨部门和多环节以及服务业态和服务种类的多样性特点，决定了物流产业的发展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相协调，具有其内在的要求。物流既涉及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物流设备制造业、物流信息业等诸多产业部门，还涉及物流经济活动中的运输业、仓储业、包装业、货运代理业、物流咨询服务业等诸多行业，涉及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物流产业政策的制定具有其内在要求：一是物流产业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部门的协调发展。根据产业结构的理论，不同的产业结构有着不同的经济效益和经济发展水平。结合大力发展我国物流产业的过程，有计划地进行我国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将极大地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在更高的水平上稳步发展，促进中国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实现。二是物流产业内部各种相关产业经济活动的协调发展和资源整合优势的发挥。经济学大师们对产业组织有过多方面的深入研究，产业组织理论的先驱者马歇尔对产业的组织形态进行了分析，美国产业组织理论的鼻祖张伯伦对产业内的竞争与垄断进行了研究，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代表人物贝恩对产业组织的市场效率进行了研究。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结果表明，实现产业内的最佳资源分配状态是产业组织的目标。物流产业作为一种特殊的复合型产业，其产业组织的目标就是使物流产业内部资源得到最有效的整合。我国的物流产业政策，必须反映这两方面的内在要求，使我国物流产业的发展与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相协调，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我国服务业的进步和发展。 （二）发展物流与工农业生产相协调的政策 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正处在由小康社会向工业化社会、信息经济时代全面过渡的发展新阶段，信息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现阶段，工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农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物流业不仅是连接工业生产活动和农业生产活动的桥梁和纽带，而且是连接工业生产各个部门、各个企业的桥梁和纽带。通过现代物流经济活动，应该能够有效、及时、准确、快速地把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化肥、农药等各种农业生产资料配送到乡村，把工业生产所需的各种农产品工业原料、各种工业中间产品配送到工厂企业，使我国的物流产业能够真正成为有效地连接工农业生产的桥梁和纽带。因此，我国的物流产业政策在促进物流产业发展的同时，必须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相协调，服务于工农业生产，形成高效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使物流产业的成长与我国工农业的发展能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现代物流业作为服务业的一部分，在为工农业提供有效的现代物流服务的同时，也将使本身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实际上，从经济分析的意义上说，产业经济学的配第一克拉克定理，已经给我们描述了现代物流产业进化的未来。 （三）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与物流资源整合相协调的政策 我国的“十·五”计划已把物流业作为“十·五”时期着重发展的服务业。现在，我国各级政府，根据“十·五”规划中大力发展物流的战略，按照中央制定的加快发展我国物流业的大政方针，对发展本地区的物流产业进行了规划，特别是对大规模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尤其是各大、中城市都在规划投巨资建设大、中型物流枢纽、物流中心，成十亿、上百亿元投资的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比比皆是。应该说，对于各级政府大力发展物流的热情和大动作是需要首肯的。但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搞清楚，就是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与物流资源整合相协调的问题和关系。发展我国的物流产业，具有来说就是要充分发挥物流资源整合的优势，实现物流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在于，大批物流基础设施的集中建设，究竟是不是合适，它们究竟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实现充分发挥物流整合资源的优势，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实现物流资源的最优配置。投入产出的理论告诉我们，一定的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投入产出关系。我国物流产业现在的投入产出关系如何确定，我国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现在的投入产出模型如何构造，它们之间具有什么样的相关性和数量关系。这些物流发展中的宏观问题和数量关系，需要我们去认真的进行宏观经济数量分析。至今为止，我国物流产业的宏观经济模型还没有建立。我国物流产业的宏观经济数量分析和参数估计问题，已经影响到我国物流产业的宏观经济决策的正确性和可信度。实际上，我国各地现在大规模的投资建设大批的物流基础设施，大多是建立在各地物流发展预期基础上的，普遍缺乏全国物流发展的理性预期和有效协调，缺乏充分可信的可行性论证和宏观数量分析的政策指导。这样，很容易造成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重复建设，结果很可能导致中国现代物流的投入产出效益比的失衡。因此，尽管我国物流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是必要的，但各地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适度，要有统一规划，要进行中国物流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和论证，需要有全国物流“一盘棋”的动态规划及决策。应该看到，加快我国物流产业的发展，建设一定数量的大中型物流中心是客观的需要，关键在于，这些物流中心的建设，对于实现物流资源的最优整合需要具有充分的理性预期，是切实可行的。我国物流产业政策的制定，需要贯彻这样一种“充分理性预期”原则，促进我国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与物流资源整合的协调发展。 (仅供参考，自己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