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池春水暖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赏析】：这首小令是李清照的奠定“才女”地位之作，轰动朝野。传闻就是这首词，使得赵明诚日夜作相思之梦，充分说明了这首小令在当时引起的轰动。又说此词是化用韩偓《懒起》诗意。韩诗曰：“昨夜三更雨，临明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但李清照的小令较原诗更胜一筹，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少女的伤春心境。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这两句写昨夜的风很急，还淅淅沥沥的下起小雨；晚上又饮了一些酒，睡的很沉，直到早上醒来酒意还没有完全退去。一开始就将整首词的时间、环境勾勒得十分清楚。“雨疏风骤”十分恰当的写出了暮春的特点，风吹的紧而雨却是疏落，四个字即使人能够感受到暮春的气息。“浓睡不消残酒”则写出了人物现在的状态，刚刚醒来略略还带些酒意，一副慵懒的模样，这种状态下最容易想起昨夜的雨疏风骤，隐隐心底还藏着些许心事，这样就顺理成章地引出下文。上下两句前者写室外，后者写室内，转折的巧妙恰当，灵动自然。 经历了一场风吹雨打，主人公心中十分想知道园中的海棠是否花瓣零落，令人不忍面对，因此急急地向“卷帘人”询问。一个“试”字，写出了人物心中的担忧，她不愿意春天就这么快的过去。“试”字将不忍问却又忍不住想知道的矛盾心理刻画的淋漓尽致。孰料，“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这让她出乎意料，虽然她内心渴望海棠依旧，但自己也明白风雨之后必是花事凋零，所以“卷帘人”的回答给了她意外的惊喜。“海棠依旧”从后面应和了前面“问”的内容，这种手法使得其词更加耐读。“却”字同时写出了主人公原有的心思和听到回答后的意外之情，还隐隐道出了“卷帘人”不了解主人公的心思和回答时的漫不经心，这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对比，主人公的细腻委婉与“卷帘人”粗疏淡漠之间的对比。词至此，又叠进一层，意境又开一界。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主人公毕竟还是知道这是暮春时节，况且昨夜又是一夜风雨，海棠花断然是不会依旧了，因此她连用两个“知否”来纠正“卷帘人”的答复，口语的语气使得这两个“知否”让人读来颇觉清新。“应是绿肥红瘦”一句写出了当前的情形。这句是最为世人称道的一句，它十分的新颖别致、生动传神，看似信手拈来，却是功力独到。她用“绿”字代指满枝的绿叶，用“红”代指枝头的花朵，“肥”替换了“多”，“瘦”替换了“少”，写出了一个全新的意境。无怪乎多为历代词论者赞誉，如《草堂诗余别录》中曰“结句尤为委曲工整，含蓄无穷意焉”。而更深一层，“红”又不单指花朵，还隐指了春天万紫千红的景象与色彩，隐指了春天众多无比美好的事物，隐指了在春天里的喜悦心情。这样“红瘦”一词就逼真地写出了人物地伤春情思。不需直言，不假雕饰，却更令人心动，这是李清照的词作给读者的一个典型感受。 作为李清照的成名之作之一，这首小令写法别致。它曲折委婉，意境层层叠进，虽只六句，却几度转承，时时宕开一笔。同为伤春之作，作者并没有像其他诗篇一样直接写如何百花凋零、如何悲伤惆怅，而是通过听觉、视觉等侧面营造暮春时节的氛围，从客观现实逐渐转入主观感受，从而能够更加强烈的引起读者的共鸣。 其次，作者通过主人公与“卷帘人”的对话来展开全文。这种写法，不仅是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在脑海里形成一副完整的画面，增添了真切感，而且行文上也显得紧凑而有内容。同时还将人物的心境通过话语表现出来，更显得真实可信。此外作者在对话中稍加点缀，如“试”、“却”等字，将人物情感的转折细腻地刻画出来，对比着描写了两个人物的情感心思。 再者，成功地运用代指手法。以“绿”“红”代指叶和花，以“肥”“瘦”代指多少，在语言上更显凝练，言前人所未言。前已详述，此处即不重复了。 接下去三、四两句所写，是惜花心理的必然反映。尽管饮酒致醉一夜浓睡，但清晓酒醒后所关心的第一件事仍是园中海棠。词人情知海棠不堪一夜骤风疏雨的揉损，窗外定是残红狼藉，落花满眼，却又不忍亲见，于是试着向正在卷帘的侍女问个究竟。一个“试”字，将词人关心花事却又害怕听到花落的消息、不忍亲见落花却又想知道究竟的矛盾心理，表达得贴切入微，曲折有致。相比之下，周邦彦《少年游》：“一夕东风，海棠花谢，楼上卷帘看。”便显得粗俗不堪，味同嚼蜡了。“试问”的结果如何呢？——“却道海棠依旧。”侍女的回答却让词人感到非常意外。本来以为经过一夜风雨，海棠花一定凋谢得不成样子了，可是侍女卷起窗帘，看了看外面之后，却漫不经心地答道：海棠花还是那样。一个“却”字，既表明侍女对女主人委曲的心事毫无觉察，对窗外发生的变化无动于衷，也表明词人听到答话后感到疑惑不解。是啊，“雨疏风骤”之后，“海棠”怎会“依旧”呢？这就非常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两句。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既是对侍女的反诘，也象是自言自语：这个粗心的丫头，你知道不知道，园中的海棠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稀少才是！“应是”，表明词人对窗外景象的推测与判断，口吻极当。因为她毕竟尚未亲眼目睹，所以说话时要留有余地。同时，这一词语中也暗含着“必然是”和“不得不是”之意。海棠虽好，风雨无情，它是不可能长开不谢的。一语之中，含有不尽的无可奈何的惜花情在，可谓语浅意深。而这一层惜花的殷殷情意，自然是“卷帘人”所不能体察也无须更多理会的，她毕竟不能象她的女主人那样感情细腻，那样对自然和人生有着更深的感悟。这也许是她所以作出上面的回答的原因。末了的“绿肥红瘦”一语，更是全词的精绝之笔，历来为世人所称道。“绿”代替叶，“红”代替花，是两种颜色的对比；“肥”形容雨后的叶子因水份充足而茂盛肥大，“瘦”形容雨后的花朵因不堪雨打而凋谢稀少，是两种状态的对比。本来平平常常的四个字，经词人的搭配组合，竟显得如此色彩鲜明、形象生动，这实在是语言运用上的一个创造。由这四个字生发联想，那“红瘦”不正表明春天的渐渐消逝，而“绿肥”象征着绿叶成荫的盛夏的即将来临吗？这种极富概括性的语言，又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称：“此语甚新。”《草堂诗余别录》评：“结句尤为委曲精工，含蓄无穷意焉。”看来皆非虚誉。 这首小词，只有短短六句三十三言，却写得曲折委婉，极有层次。词人因惜花而痛饮，因情知花谢却又抱一丝侥幸心理而“试问”，因不相信“卷帘人”的回答而再次反问，如此层层转折，步步深入，将惜花之情表达得摇曳多姿。《蓼园词选》云：“短幅中藏无数曲折，自是圣于词者。”可谓的评。

李清照词中花之意象 在李清照现存的四十多首词中，颇多自然意象，竟有三十五首词写到花，花这频频出现的意象，在她词的意象系统里占据了最主要的地位。如海棠、梅、菊、桂、荷、银杏、芭蕉、丁香、梨等等，花之意象几乎篇篇出现。其中写梅十三次，荷花四次，菊三次，桂花二次，海棠二次，梨花二次等，几乎全是在人们意识里风韵独特、毫无媚俗之态的花种。然而，花在李清照的笔下，不是纯客观的自然物，而是浸透着词人深情、景情相融、与词人心灵交感的“情”化了的“花”，“人化”了的自然物。这位好与花为伴的女词人把她杰出的人格精神及特殊时代背景下种种际遇的复杂体验都潜注于对这些花的描写之中，使她成为一个独特的“花间”女性词人。从李清照对花的意象的描绘上，能体验到她的内心的情感：她在早年，抒欢乐之情；中年，抒离别之情；晚年，抒忧凄之情。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称屈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那么，李清照不是简单地把最能引起视觉刺激的花采入词中，而是把意念和理性中与自己的人格追求能够相融合的花撷于笔下，其间的一枝、一境都摇曳着属于女词人自己的那一片“风月”。这既是为了寄情写志所作的有意选择，更是人生体验、人格追求与自然之花的无意契合。 她有一种特殊生活环境中对花事的异常敏感。梅花尚未大开，她就关注着“江梅些子破，未开匀”（《小重山》）；梅开刚刚落英，她又怜惜“晚风庭院落梅初”（《浣溪沙》）；而“昨夜风疏雨骤”（《如梦令》）更是牵系着她对花儿命运的关切。任何情感的形成与抒发，无不是词人对自身的生存状态所作出的反映。因此，“风疏雨骤”之后的“海棠花”，就不仅仅是引发作者惜春伤花情感的一种外物，在此，海棠花的生命遭遇与词人对自身命运的意识已经融合。即在这“浓睡不消残酒”的背后，便有着对人生价值的现状的思考，或者对未来命运摇落的隐忧。这正与海棠花在“风疏雨骤”之后“绿肥红瘦”的那种生命状态的沟通，怜花自怜，花的生命状态成为人的命运状态的象喻。 “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文赋》），情、辞随物而变化，这是人之常情，因此，李清照独特词风的形成，固然是与其先天的性别、性格和后天的家庭环境的熏陶、学养、才识等诸因素分不开的，但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的心理，敏感入微的体察、捕捉外物入词，以神工妙笔对花之意象描摹刻画，也是形成她词风独具一格的重要原因。早年的李清照，天姿聪颖、潇洒不羁，虽囿于狭小的深闺庭院，但有远大的抱负理想，这从她早期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可见。婚后，多情善感的李清照，即使与丈夫暂时的分别，在她的笔下自然写出的是伤别离的离情词。南渡以后，李清照流离至建康（南京），此时，气质非凡的李清照诗兴不减当年，还常与丈夫出门郊游觅诗句。宋人周辉记云：“顷见易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觅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你看她“直欲压倒须眉”。明诚病逝，给李清照沉重地打击，显然使她的词风随着时代和个人命运的巨变而由前期的清丽妍媚变得凄婉幽恻。花之意象的情调也由前期的蕴含着快乐而转为浸透着悲苦。如她早年笔下的海棠，无论是经风雨后，变得“绿肥红瘦”，还是海棠开后的“拥红堆雪”；或写她沉醉“误入藕花深处”，或写她流连于露洗的“苹花汀草”；或笔下春深时的“梨花欲谢恐难禁”，或笔下寒食天的皎月“浸梨花”……诸花之意象，都包蕴着无穷的遐想，深含着词人的轻灵神思。把读者引进一个无限清新而又无比洁静美妙的境界。这在当时北宋词坛上别具一格，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这里仅有菊花为例。在李清照之前颇多咏梅诗作。屈原咏菊是为表明自己的卓尔不群，“渊明之属意于菊，其意不在菊也，寓菊以舒其情耳。”（《菊趣轩记》）而李清照人品文品深受“屈平、陶令”的影响。在追求崇高理想的情操上，在高洁而不同流合污的品格上，他们是一致的。屈子“餐秋菊之落英”，陶令“东篱”下“采菊”，易安笔下的“琼肌”、“清芬酝藉”，在《多丽》词中对白菊的赏爱成为易安与屈、陶相合的契合点。菊在《漱玉词》中多半被叫做“黄花”，它往往作为词人心态和命运的象征或载体而出现。比如《醉花阴》中深秋生长在东篱旁的尚“有暗香盈袖”的“黄花”，只是作为女词人与丈夫因分居两地而产生的离愁和悲秋情绪的载体；到了《多丽》中“渐秋阑，雪清玉瘦”的白菊，由秋后的凋谢零落而引发出“似泪酒、纨扇题诗”的“婕妤之叹”，从而表达了女词人惟恐丈夫明诚在外有“天台之遇”的担心；而到了《声声慢》中的堆积满地“憔悴损”了的“黄花”，则成了女词人幽凄孤寂、冷落哀伤的廋语。我们透过《漱玉集》中各种花之意象象征意义的捕捉，或许可探及李清照情感心态衍变的轨迹。 做为具有东方式大家闺秀典雅风范的李清照，却因其先天秉赋异俗，才华志向超群，以及传统文化中儒家人格精神的影响，自然突破了一般闺阁女子所具有的柔弱、逆来顺受的人格规范，她不仅具有热烈、浪漫、争强好胜的性格特点，而且强烈地、自觉的追求着超尘绝俗、高洁自负、孤芳自赏的君子人格的自我完善。于是，那些风韵气质压倒群芳的花，才在这种生命之气的酝酿中，显得格外夺人心目。 她特别崇尚梅的风韵气质，她欣赏“柳眼梅腮”（《蝶恋花》），“玉瘦香浓，檀深雪散”（《殢人娇》）的形象里蕴涵的诗情，更能体味出“不知酝藉几多香，但见包藏无限意”（《玉楼春》）的神韵。她的《满庭芳》一词，是一首托物寓志之作。句句写梅，也是句句写己，词中写的是梅花的寂寞环境、潇洒风韵，及其遭遇和所表现的孤标傲世的精神。词的上片，通过“藏”、“锁”、“闲”、“深幽”几个词，表达着“寂寞”度日的人生滋味的体验。然而，一株“江梅”却吸引了她此时此境的全神贯注，寄托了她在人生逆境中的精神追求。下片以“韵胜”二字表现梅韵与自己人格精神的同一境界。她虽香消玉殒而情志永存的人格，使生命的价值就不在于身居要津，荣华富贵，而是“良宵淡月，疏影尚风流”，这是历来命运不佳而志趣高远的骚人墨客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李清照对桂花的欣赏更是出手不凡：“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这里的桂花“暗淡轻黄”、“情疏迹远”，但是，它有奇“香”留在人间，所以“自是花中第一流”。这正体现了李清照对内在美、人格美的崇尚。她把桂花视作“花中第一流”，自然也是把人的内在美、人格美视作最高的人生境界，具有这种人生境界的人，也才是“第一流”的人。 李清照十八岁时和赵明诚结婚，从此开始了充满学术气氛的爱情生活，情趣十分高雅。她在爱情上是幸运的。她所得到的共同生活的伴侣，竟是一位志同道和、才华卓绝的太学士。他们的爱情生活既美满又充实，可谓伉俪相得。她的“清丽其词，端庄其品”得到丈夫的爱慕和敬重，志趣相投，两心相印。明诚“每遇苏黄诗文，虽半简数字必录藏。”清照则“诗情如夜鹊，三绕未能安”。无论踏雪寻诗，还是射典斗茶都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这样的良缘，对清照和明诚都如鱼得水，对他们自各事业上的成就，无疑是一个强大的动力。因此，李清照前期词对爱情的描写，主要是精神生活的抒写。她倾心于菊，并以菊之意象象征纯洁的爱情与高尚的人格，艺术品位较高。比如她的代表作《醉花阴》一词：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这是李清照重阳节思念丈夫赵明诚远行的词作。李清照婚后不久，丈夫赵明诚“即负笈远游”。深闺寂寞，时届重九，“每逢佳节倍思亲”，便写了这首词寄给赵明诚。 上片以“薄雾”、“浓云”起兴，勾画出暗淡阴沉天气，烘托出女词人郁闷心境和愁思。“永昼”：即长日。“瑞脑”：是一种香料。“金兽”：指刻着兽形的铜香炉。重阳佳节，女词人因思念丈夫而感到度日如年。独守闺房，眼看着香炉里燃的瑞脑香慢慢地消融了，而女词人愁情更浓，象袅袅青烟，不绝如缕。这里作者巧妙地勾勒出一个阴雾迷蒙的环境，以衬托她孤寂无聊的心情。情景交融。“愁永昼”一语，耐人寻味，言愁之多，愁之久。上句写外景，下句写内景，内外衬托女词人之愁。物态人情，两相映衬，使愁越发显得“剪不断，理还乱”了。此二句比温庭筠的“玉炉香，红腊泪，遍照画堂秋思”更为深沉凝炼。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一年一度的“佳节又重阳”，只能增添女词人的离愁别苦。深秋之夜，秋凉更使人难寝。往昔的玉枕、纱厨是和丈夫与共的，如今却孤零零地独对着。触景生情，寓意相思之苦。“凉”字，一是“秋凉”，更是“心凉”，指女词人孤单凄凉。这两句通过女词人对“玉枕纱厨”和“凉初透”的切身感受，含蓄而深刻地揭示出她对丈夫思念之深切。 下片利用重阳黄昏把酒赏菊的特写镜头，更加细致入微地表达怀人之情。前两句是说，傍晚时，在菊圃赏菊饮酒，满身都是菊花的幽香。古代人们在重阳日，或头插茱萸，登高望远：“遥知兄弟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维）或饮酒赏菊：“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重阳赏菊自陶渊明后，已成为文人的雅事，然而李清照一怀愁绪，本无心赏菊，更何况是在“黄昏后”呢？黄昏是一天中思人最切之时。“东篱把酒”，是为了借酒排遣，但睹物伤情，难以自禁，反而勾起更深远的离愁。此二句深含着无限辛酸的滋味。“此情无计可消除”，于是想避开菊花，回到屋中。此时女词人感情高度升华，于是产生出流传千古之名句，“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切不要说莫为离别伤神啊。“帘卷西风”一语奇妙，妙在巧用词语倒置的手法，倍增其动态美感。“人比黄花瘦”一语为警句，乃千古绝唱。“瘦”字为“词眼”，它是词人感情、精神的集结处。在这里，瑟瑟西风中憔悴柔弱的瘦菊与女词人清瘦的形象叠印在一起。比秦观的“人与绿杨俱瘦”更高一筹。 煞拍两句，形象地刻画出女词人消魂后的情态，西风卷起珠帘，帘内的少妇，玉肌消瘦，花貌憔悴，比帘外清瘦的菊花，更是弱不禁风了。菊花是高洁雅士的象征，用以喻人，其人高雅不凡。把酒赏菊，是以陶渊明高远清淡的人格来喻己。菊花又具清丽俊秀的风姿，用以状物，以拟人之瘦，其人之神态更活灵可见了。此乃女词人独创之语，用于这特定环境中特定人物的特定感情时，尤为深刻逼真。 这首词不明写相思情，以深婉含蓄之笔出之，而情却愈深。词的首句点出一个“愁”字，末句以“瘦”字作结，与首句“愁”字相呼应。因离愁伤情，使腰肢瘦损，衣带渐宽，“为依消得人憔悴”之含意自在其中了。 宋代咏菊词作颇多，如东坡、山谷等人词中所用菊之意象为数亦可观。这里仅以小山的《蝶恋花》（黄菊开时伤聚散），少游的《满庭芳》（碧水惊秋）词中菊之意象与李清照之《醉花阴》比较，从中可见李词以女性特有的细柔轻灵之深婉清瘦的独到之处，赢得更高的赞誉。 晏、秦、李三人都是婉约大家，三首词都是睹菊怀人，把菊作为引起离愁的媒介，借菊来表达内心思念、愁怨等复杂情感，体物感情敏锐深挚，菊之意象便成了词人种种感情的载体。然而三首词中菊之意象又各有异。晏词中之菊，表达执着不移的“痴情”，颇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意。而秦词中之菊，透露出词人内心的“奇想”与凄伤。“问篱边黄菊，知为谁开。”正可谓“泪眼问花花不语”。晏、秦以写男妇相思的艳情为其主要内容，被称为“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他们虽以擅写柔情而著名，但与女词人易安特有的深婉细柔相比终逊一筹。词贵阴柔之美，易安身为多情善感的女性，“天姿秀发，性灵钟慧”，她更钟情于花，其词不乏香韵。《醉花阴》中的菊之意象，不再是纯客观的自然景物，不再是触起怀人之愁思的中介物，也不再是因痴情而发生的幻化物。在李清照凝神观照后的菊之意象，变成了其情趣的反照。正如黑格尔所说：“艺术最大的任务在使人在外物界寻回自我。”李清照的内心世界比晏、秦等男性词人婉曲、轻灵、细柔，使她对丈夫的深切思念，潜入到灵魂最深处，从而达到了物我两忘，菊我同一的艺术境界，于是产生了与菊比瘦的奇幻神思遐想，以清瘦淡雅的黄花，喻已因相思之苦而使人消瘦的情态，形象逼真地表现出李清照伉俪之情的真挚。“人比黄花瘦”之句，可谓女词人独出心裁之佳品。这一菊之意象，既喻相思之苦之深情，又喻女词人品格之高洁。全词幽细清丽，声情并茂，实为晏、秦所不及矣。难怪当赵明诚收到李清照寄给他的《醉花阴》词时，在叹赏之余，自愧不如，又“务俗胜之”，便一切谢客，废餐忘寝三日夜，写出五十阙词，竟没有一首比得上其妻的“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里的“务欲胜之”，并不是什么大男子主义，而是作为丈夫的憨态可掬的纯情和对妻子赏识的一片爱心。是的，李清照的《醉花阴》一词，在后世文坛上被传为诗趣佳话。而南渡之后在她的《声声慢》一词中：“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之句，则表现了一种生命枯竭意识。这里，女词人把自己的形象又移入了菊花。

倒是听过“一池春水”成语名称 吹皱一池春水 成语释义 原形容风儿吹指水面，波浪涟漪。后作为与你有何相干或多管闲事的歇后语。 成语出处 南唐·冯延巳《谒金门》词：“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一池春水吧！！南唐·冯延巳《谒金门》词： 风乍起， 吹皱一池春水。 闲引鸳鸯香径里， 手捋红杏蕊。 斗鸭阑干独倚， 碧玉搔头斜坠。 终日望君君不至， 举头闻鹊喜。

大巧之拙 不工自工——白居易《正月三日闲行》荐读发布时间： 2007-6-28 15:16:08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名作欣赏》2007年第六期 文字 〖 大 中 小 〗 ） 唐诗中，最有南方印记的山水，莫过于“桥”了。而桥最多，被写得最多的，又莫过于苏州。桥景，不仅是最有特色的苏州山水，也是苏南景致最突出、最有个性的地方。在写苏州的桥的诗中，张继的《枫桥夜泊》太有名了，也太诗美了，以致顾颉刚这么说：“山东王子容来游寒山寺，大懊恼，谓受诗人之。”白居易有诗吟道：“何似姑苏诗太守，吟咏相继有三人” （《送刘郎中赴任苏州》）。唐代三位著名诗人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都在苏州当过刺史。白居易是在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的七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的，而在宝历元年（公元825年）三月又出任了苏州刺史。白居易在苏州任上，写有不少吟哦姑苏的好诗，其中《正月三日闲行》并不出名，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似乎也不算上乘之作，然而，此诗之美即在一闲字，认真玩味起来，还真的具有经典的意义。如果说张继的枫桥诗美在一种孤独情感，而白居易此诗则美在一种闲适状态。《正月三日闲行》娓娓吟道：黄鹂巷口莺欲语，乌鹊河头冰欲销。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鸳鸯荡漾双双翅，杨柳交加万万条。借问春风来早晚，只从前日到今朝。[1]此诗写在白居易苏州刺史任职时。长庆二年七月，白居易自中书舍人出任杭州刺史，直到长庆四年五月除太子左庶子返洛阳，仅仅十一个月后，即宝历元年五月又回江南任苏州刺史，至白居易离开杭州，就任苏州刺史，宝历二年十月，因病罢职。《旧唐书·白居易传》载云：“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 可见白居易此次到苏州任职，与其在朝廷的处境有关。诗人自京城外放，而且是自求外放，在政治上肯定不太适意，且年已半百，但是，因为远离朝廷是非，远离正在兴起的朋党之争，而苏州则人情融洽，故而诗人的精神状态也便特别闲适，有他自己的诗为证：“吴中多诗人，亦不少酒酤；高声咏篇什，大笑飞杯盂。五十未全老，尚可且欢娱；用兹送日月，君以为何如？”（《马上作》）诗中生动描写了诗人诗酒适意、唱和酬酢的闲情逸致。正月阳暖，早春时节，气候宜人，风光格外秀丽，街市特别繁华，故而心情也愈发轻松。于是，才写罢《钱塘湖春行》（脍炙今人之人口）不久的白居易，便又有了《正月三日闲行》。据孟二冬“中唐诗歌年表”考，白居易宝历元年（公元825年）三月除苏州刺史，时年54岁，五月五日到任；又考，宝历二年二月，落马伤足，卧三旬。五月末，以眼病肺伤，请百日长假，九月初，假满，罢官。十月，发苏州，与刘禹锡结伴游扬州、楚州。[2]P305－306 故而笔者断定，《正月三日闲行》诗写作于宝历二年正月，白居易时年55岁。孟二冬的诗歌纪年里列出白居易此一时期诸多的代表作，而《正月三日闲行》却不在其列，想必孟氏尚未将此诗确认为白居易的力作。白居易在苏州期间比较短暂，似乎还常在病中，其实乃小病大养。白居易曾有《咏慵》诗云：“尝闻嵇叔夜，一生在慵中。弹琴复锻铁，比我未为慵。”一生都在慵懒中的嵇康都不如他慵懒，诗人已经无心长进，心闲而百闲了。故而，此时他的闲适诗的数量大增，而且此时的诗中多“闲”字，连题目也往往以“闲”字作，如《郡中闲独寄微之及崔湖州》、《闲园独赏》、《闲卧寄刘同州》、《城东闲游》等。“闲”是他的一种状态，“闲”也是他的一种情调和境界，因此，我们从“闲”上着眼和发掘，方可真正读懂此诗，读懂白居易的此在状态。《正月三日闲行》诗首联巧用地名：黄鹂为坊名，乌鹊乃河名和桥名。乌鹊桥，是苏州城中最古的石拱桥，与阖板城同建，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原位于“子城”正门前直街，因春秋时吴王在此建乌鹊馆而得名。这是一座集政治、经济、文学和建筑艺术于一身的名桥。据史书记载，此桥原为周武康石建造，整体彤红，端正耸峙，如琼雕玉凿，乌鹊桥拱之顶，与玄妙观内三清殿屋脊对峙，甚是壮观。此桥与城中其它桥梁相较，大有鹤立鸡群之势。乌鹊桥一直成为历代诗人墨客竞相吟咏的对象。白居易诗中“红栏三百九十桥”之“红栏”，显然是指称乌雀桥，诗以乌雀桥之个别而代“三百九十桥”之全部。白居易在任苏州刺史时，对此桥真可谓情真意笃。黄鹂、乌鹊语意双关，《正月三日闲行》中诗人巧用地名来写春意。首联两句中“欲”字并用，此乃大巧之拙，似为重复而其实匠心独运。诗人率意成诗，仿佛冲口而出，不管是平是仄，也不管是否重复，无心锤炼，不屑刻意，将一“闲适”的慵懒情态凸现出来。以笔者之推断：诗中连用两个“欲”，非诗人情词枯竭，实乃有意为之也。中间两联，巧对偶得，不求工而自工，自然工稳。“东西南北”的方位词对“三百九十”的数词，妙不可言，以暗写绿水与河道，东西南北，纵横交织。一池春水，又由于水道的东南西北、曲折蜿蜒，更觉波光粼粼、源头绵绵之意。而各色桥等本来就姿态各异，情状呈献，又因为“东西南北”的方位，因为桥栏色彩鲜艳夺目，便愈加风情万种了。白居易在《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诗中也有对河道、对石桥的类似的描写：“远近高低寺间出，东西南北桥相望。水道脉分棹鳞次，里闾棋布城册方。人烟树色无隙罅，十里一片青茫茫。”水是苏州城的自豪，桥是最苏州山水的特色标志，苏州就像一座用桥搭起来的水上城市。苏州最主要的山塘街，街市傍水而筑，居民临水而居，人家前门临街，后门临河。河道与街道水陆并行，河街相邻，而石桥沟通连接，船行水里、人走道上，构成了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水城景观。“三百九十”桥，真可谓千姿百态，诗人不作具体描绘，事实上也无从写起，唯有以“三百九十”桥而概写，极言其多，各色桥等让人调动起丰富的想象：或狭长如玉带飘逸，或联翩如雁阵同列；或贴水如苍龙浮游，或高隆似鳌背连云；或弯曲如新月初出，或平直似鸟翼伸展……其桥不仅造型各异，而且阴晴变化，晨昏二殊，桥倒映水中，随荡漾的绿水而荡漾，虚实交映，与自然浑然一体，为环境平添十分的诗情画意。白居易的《小舫》，则是驾舟水上行的记录：“小舫一艘新造了，轻装梁柱庳安篷。深坊静岸游应遍，浅水低桥去尽通。黄柳影笼随棹月，白苹香起打头风。慢牵欲傍樱桃泊，借问谁家花最红。” “游应遍”，“去尽通”，可见诗人的游兴甚浓，去处甚多，而且兴酣未尽；而深坊静岸、浅水低桥的苏州水城构建的特点，则给了闲适诗人以无穷的寻幽乐趣。水用“绿”，可谓清澈之极；桥用“红”，可谓绚烂之甚，结合首联的“黄鹂”之黄、“乌鹊”之黛，复见诗人之匠心矣。黄、乌、绿、红，色彩鲜艳而明丽，图画层次丰富而跳跃，形成生动的形象，足以给人以美感强烈的视觉冲击。繁彩缛色，烂漫春光。因为是早春，还在正月，即便是江南也未到春花盛开季节，所能见到的尚不可能是姹紫嫣红开遍的情景，诗人巧妙地用绿水红栏来渲染春天，不可不说是对春意的一种刻意追求了，以满足其精神上的强烈意愿，与首联的两个“欲”字也暗中应合。 在“莺欲语”而未语、“冰欲销”而未销之时，便有“鸳鸯荡漾双双翅，杨柳交加万万条”，显示出春天急不可耐的情绪和状态。鸳鸯双双，甜情蜜意，嬉戏而知水暖；杨柳万万，嫩绿饱绽而润泽，虽然不像是“春风似剪”的二月，却也全然不同于寒冬里抖瑟的枯枝。正可谓“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 （唐杨巨源《城东早春》）诗人也如自然界的自然物态，自由自在，心闲如雀跃而又一无用心。于是，诗人在尾联生出活泼一问答：“借问春风来早晚，只从前日到今朝？”自问自答，作者介入其中，问得漫不经心，问得随意天真，与杜牧的“借问春风何处好？绿杨深巷马头斜”的形式不同，白居易拟以答问，极富情趣。春风来时是早还是晚，是前天还是今日？欲问而问不出个究竟，欲辨而辨不出个界限，然而却还是问了。也正因为如此一问，方才显出诗人的机智和幽默，也使全诗顿时充满了稚趣。此二句属于“合掌”之笔，强调春天来得不知不觉的神奇和快速。作者在案牍之劳后，步出官邸，轻松一身、惬意无限的神情也已跃然诗外。比较起唐代其他诗人的诗来看，此山水诗凸显了江南水乡的旖旎景色。从全诗的用笔来看，“信意落笔，自然超妙”（东坡语）。而此等境界，自然源自诗人的“闲”心。从审美原理看，心闲而境生。谢思炜研究认为：“在文学的具体的表现方法上，白居易很重视两点：一是比喻，一是诗境。” [3]P372 在古代诗人的中，还真的没有人在诗里像白居易那样频繁出现“境”的字眼儿的。而且，把“境”与“闲”同举，互为关系，如：“意闲境来随”（《夏日独直寄萧侍御》）、“闲中得诗境”（《秋池》）、“唯此闲寂境”（《北亭卧》）、“偶得幽闲境”（《玩新庭树因咏所怀》）等等，谢思炜统计其诗中之“境”多达四十多次。[3]P373白居易诗咏曰：“幽境虽目前，不因闲不见”（《冬日早起闲咏》）强调了心理的作用，境与心相关，有闲心方有幽境。据日本藤元粹辑《苏诗记事卷上》东坡：“渊明形神似我，乐天心相似我。”查“心相”一词乃佛家语，若从是句观之，东坡深慕乐天豁达，是其心闲得下来。闲，也使白居易消解了内心愤世嫉俗、消解了精神负荷和生活的压力，其精神绝对放松，意志也高度自由，安详从容而身心俱适，进入了享受生命的人生境界。因此，“对诗境的重视，尽管主要是在闲适诗创作中提出的，但显然也纠正了讽谕诗论仅强调诗歌语言质径易谕的偏颇。在白居易的全部诗论中也占有重要位置。”[3]P374－375赏析此诗，笔者还有三点需要特别提示：其一，可作为《钱塘湖春行》的姐妹篇来比较研读。《钱塘湖春行》诗云：“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乎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二诗都是写早春，都是写寻春踏青的行迹，都是写一种欣欣向上的繁荣，也都最能够充分显示诗人的观察、欣赏的感受能力，而且同样表现的是比较好的精神状态。但是二诗各有特色，风格两异：《钱塘湖春行》着重捕捉早春行迹，突出自然的水态天容，突出对春天的细致入微的感受，以“乱”“浅”“渐欲”“才能”，特写诗人对春天的感觉，尤其是充分显示其惟妙惟肖的艺术表现功力。争暖树的早莺，啄新泥的新燕，迷人眼的乱花，没马蹄的浅草，诗人饱览而陶醉其中，尽情享受，且余兴未阑，诗中多的是愉悦；而《正月三日闲行》则多的是闲适，诗人紧紧扣住题目中的一个“闲”字，而又集中表现一个“闲”字，于自然景色之中点缀以人文景象，摄入镜头的所有物象均为“暖”色调，表现出截然不同于《钱塘湖春行》诗的清丽淡雅，则突出了大红大绿，是风俗画的基调，是闲适悠逸的情态，特别是最后参以稚拙的答问，情趣活泼，戏嬉而谑谐，突出表现诗人豁达而幽默的性格特点，而整个诗的格调俗而多谐，气格轻飏。第二，此诗可以作唐代苏州繁荣的历史见证来读。苏州，古称姑苏，秦汉时代，江南置会稽郡，苏州始设吴县，为郡首邑。自589年隋朝统一后，废吴郡，改称苏州。东晋以来，由于政治中心的南移，经济中心也南移，苏州得到了很好的开发。在三百多年的隋唐时代，有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流贯苏州全境，苏州也成了南北往来的水陆交通要冲，苏州由“望”升为“雄”，成为唐代江南地区唯一的雄州。苏州自古以桥梁之盛闻名内外。“三百九十桥”是个虚数，是个约数，甚至是个夸张的数字，但是，苏州桥多是事实。一个城市有“三百九十桥”，的确不是个小数目。千载的苏州，在那久长的历史岁月，到底建下了多少座桥？这确实难以探究。如斯多的古桥，也足以明证，苏州在唐代就是个适合人诗意居住的天堂。水乡泽国，城外四面环水，城内水网纵横，因为河道，便有了各种水榭，有了无数船只，白居易在离开苏州后还是一往情深地歌咏道：“水国多台榭，吴风尚管弦。每家皆有酒，无处不过船。”（《和梦得夏至忆苏州呈卢宾客》）苏州小桥，繁荣了经济，也孕育了文化。有了船只，也就有了繁荣的通商活动，有了各地的客商与物产，有了南来北往的游客，进而有了市井的繁华。苏州的许多园林，也都以水池为中心，环池缀以亭台楼阁。安史之乱后，中原战乱频仍，北方士人多集中到江南，也促进了江南的文化经济的迅猛发展，形成了主要以苏州、杭州、宣州为中心的诗人群落。白居易在与此诗写作于同时的《登阊门闲望》诗中，生动地描绘了苏州水城的昔日的繁华，认为苏州超过了杭州：“阊门四望郁苍苍，始觉州雄土俗强。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阖闾城碧铺秋草，乌雀桥红带夕阳。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云埋虎寺山藏色，月耀娃宫水放光。曽赏钱塘嫌茂苑，今来未敢苦夸张。”白居易在《齐云楼晚望偶题十韵兼呈冯侍御，周、殷二协律》诗中也咏道：“人稠过杨府，坊闹半长安”。意思是说，苏州人口之众多，民生之繁华，已超过了江淮重镇扬州，已经抵得上半个长安城了。《正月三日闲行》诗正是苏州唐代时苏州繁荣的一个生动的缩影。其三，可以作为江苏特有的风俗画来读。白居易的此诗所写山水所以独特，不同于王维、孟浩然笔下的山水，是因为被写的苏州具有独特的水域特点，诗人切合苏州山水的特点采用了“风俗画”的构图和用色。江南的很多城镇也是结合水系自然布局的，但是，苏州尤其独特，唯独苏州的河道主要是人工开凿的，像这样严整地规划和建设了大规模的河道系统的城市，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也属独此一例。白居易在任苏州刺史任上，疏浚开凿了从阊门到虎丘的七里山塘，解除了这一带的水患，这也正顺应了苏州的水域优势和苏州人的“亲水情结”。此河一开，悠悠七里，在河堤两岸聚集了一户又一户枕河人家，从此“水陆往来频”，但见“花船载丽人”，而苏州的山塘人家，更是“好住湖堤上，长留一道春”（白居易《武丘寺路》）。苏州城以水系为脉络、河道为骨架，道路相依附，水陆两套相辅相成的交通系统，构成“水陆相邻，河街并行”的双棋盘格局。两套交通系统既相辅相成，又互不干扰，从现代化交通观点看，这里已经体现了常规道路网与高速道路网相结合的设计思想。河道水网纵横交织，构成了城市空间艺术的基座，古塔、深巷、园林、寺观、粉墙黛瓦的民居、各献其巧的桥梁、自由散漫的碧水，把这些城市元素统一在一起，密切结合，相互渗透，创造出水与城市浑然一体的苏州水城艺术风貌，凝成特色鲜明的吴文化的风俗画。《正月三日闲行》体现了典型的白居易诗风，语言平易浅近，清新自然，用白描手法精心摄入，而且具有“诗史”的意义，具有经典的价值，说其乃白居易的代表作，应该是当得起的。参考文献：[1] 全唐诗[M],卷447.（文章中所引用白居易诗不一一注明）[2] 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 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