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汪曾祺论文参考文献

【提要】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种潜在性文本，都存在着一个蕴含未定性意义的召唤结构，阅读理解文学作品需要从作品的召唤结构和读者的阅读期待之间展开对话。汪曾祺小说《受戒》是一部接受美学理论影响下的力作，研读它的文本内容和文学艺术，可以充分证明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就是对文本意义的再创造过程，也是文本意义得以具体实现的过程。【关键词】召唤结构；期待视野；水乡；诗化小说；梦 一.召唤·期待 文学作品的真正存在，只在于它的被展现的过程，只在于通过读者的再创造或再现来使得作品得到完美的表现。 “文学作品具有两级，我们可以称之为艺术极和审美极：艺术极是作品的本文，审美极是由读者完成的对本文的实现。”[1]27从接受美学来看，每一部文学作品的阅读过程的核心，应该发生在作品的召唤结构和读者的阅读期待的相互作用之中。作品的实际位置存在于文本和读者之间，读者将自身置入于文本的历史视域，在阅读理解过程中凭借着自身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审美趣味、接受能力等期待视野与文学文本展开对话融合，于是，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就是对文本意义的再创造过程，也是文本意义得以具体实现的过程。 作品的意义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从文本中挖掘出来的，在作品未经阅读理解之前，作品仅仅是一种潜在性文本，有着相当的空白和未定点，这种情况就构成了作品的召唤结构。只有在读者阅读的具体化活动中，这些空白和未定点才能得到补充和完善，才能生成作品的重要意义。 文学作品反映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总同时是一个共同的世界，并且包括其他人的共在。”[2]252这是一个存在着的世界，是在一个真实的无限的历史的世界里被作家创造出来的有意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的生命存在就成为了其中的基本事实，文学的历史性在历时性的交叉点上显示出来，它的过去和它的未来成为了不可分割的结构因素，所有的世界都统一在文学期待、记忆和建立作品意义的期待视野之中。 所谓期待视野，就是在读者进入阅读接受之前由于主体和客体、历史和现在、自我和他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阅读心理已经形成了的某种认知结构和预期认知。这是读者对于作品的预先估计和期盼，是读者原先各种趣味、经验、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欣赏水平与接受要求在具体阅读中的表现，因此是文学接受活动的基础，常常决定或影响着读者接受的方向和层次、水平和效果，所以也可以把它叫做阅读的前理解。 汪曾祺是一个很早就注意到小说自身主体性开放的作家，20世纪40年代起就开始强调小说“需要足够的空间，好让读者自己去从容来抒写”[3]169。晚年的他更加明确指出小说作者与读者的地位是平等的关系，读者是自由的，要让读者接近人物，这些主张与接受美学之间形成了呼应与共鸣。“汪曾祺认为作品文本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创作过程的完成，他相信接受美学，鼓励读者的参与意识，主张文本完成后作者还可以继续想下去，读者也愿意和作者一样继续想下去，这样读者才能既得到欣赏的快感，也能得到思考的快感。”[3]170他在60岁时发表于1980年10月号《北京文学》的小说《受戒》，是一篇新时期引起文坛震动和读者强烈反应的作品，也可以看做是一篇在接受美学“空白”与“同构”理论引导下的力作。 《受戒》表现了一个怎样的生活世界，它描述出一种怎样的人生意境，它又留下了怎样的“空白的艺术”，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这些问题有没有可能再次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本文试图从接受美学的范畴来加以认识和分析。 二.水乡·民俗·牧歌 汪曾祺说，“小说里所描写的景物，不但要是作者所见，而且要是所写的人物的眼中所见。对景物的感觉，得是人物的感受。不能离开人物，单写作者自己的感受。作者得设身处地，和人物感同身受。小说的颜色、声音、形象、气氛，得和所写的人物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就是说，小说的每一个字，都渗透了人物。写景，就是写人。”[4]175《受戒》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充满淳朴民风的水乡，人物形象便在水的背景中透露着清静和质朴的气息。 水是万物之本源，人的生命同样离不开水，对水的迷恋就是对生命本源的迷恋，汪曾祺那铭刻于心的水乡情结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汪曾祺在回答安妮·居里安女士的问题时说过，“为什么我的小说里总有水？即使没有写到水，也有水的感觉。这个问题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过。是这样。这是很自然的。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4]217作者的故乡在江苏高邮，水灌注了他的童年。他从小就看运河，看船，看打鱼，与生俱来的水世界就成为了作者的生命本源，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作者作品的生活背景和生命基调。 “美的自然能唤起一种直接的兴趣，即一种道德上的兴趣。在自然的美的形式中发现美，反过来又导出了这样的思想，即‘自然创造了那种美’，凡在这种思想引起某种兴趣的地方，就出现了道德情操的陶冶。”[2]065自然与人物之间有着一种神奇的耦合性，是作者创作过程中的一种自然造化。我们在发现自然美的同时，恰恰是读者心目之中存在着一种美的秩序与期待。我们是在艺术中发现读者自身，是在作品中获得信息的确认。 《受戒》中的明海要去寺庙当和尚了，舅舅领着他“过了一个湖。好大的一个湖！”再“穿过一个县城”，“到了一个河边，有一只船在等着他们。”于是，明海和小英子的第一次相遇就在水上。“大伯一桨一桨地划着，只听见船桨拨水的声音：‘哗——许！哗——许！’”水的韵律敲击着人的心田，这是一首明亮欢快的清晨进行曲。到了荸荠庵，“门前是一条河。门外是一片很大的打谷场。三面都是高大的柳树”。后来“明子老往小英子家里跑” ，“小英子的家像一个小岛，三面都是河，西面有一条小路通到荸荠庵”。一来二去，明子与小英子之间便开始产生一种“从来没有的感觉”。“明子常搭赵家的船进城，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闲时是赵大伯划船；忙时是小英子去，划船的是明子。”明海去寺里，小英子划船相送；明海回来，小英子摇船相接。虽然作者每次直接着墨于水的文字并不多，可是依然可见江南水乡的清新自然和平和率性。水的波动生成了两个小主人公爱的涟漪，水的底色成就了生活在水乡人们的本色生命。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作者的笔下，《受戒》中的水乡世界不仅如此之明媚灵秀，而且这里的乡风民俗也是如此之淳朴宁静。本应庄严肃穆的菩提庵如今变成了充满俗尘气息的荸荠庵，本应受着清规戒律束缚的和尚们如今却过着逍遥自在的人间生活。“这个庙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因为这个地方“人不生病，牛不生灾，也没有大旱大水闹蝗虫，日子过得很兴旺”。庵赵庄的人们世代生活在这种超然世外的桃源似的环境中，悠闲自得，和谐共生，所以，明海在宁静澄明的桃花湖中，在平安祥和的风俗画里，他聪明、洁净而天真地出现在开朗、活泼而勇敢的小英子眼前，生命的活力得到了完全的解放，朦胧的初恋情愫像春天的野草一样蓬勃舒展，又像流水一般水到渠成。人与自然、人与风俗同心同感相融相契，即便是在充满神圣宗教的仪式面前也同样洋溢着本真快乐的人性，清新明丽的水乡风景和恬淡自然的民俗风情构成了一曲悠扬美妙的田园牧歌。 三.诗心·诗语·诗境 当我们沐浴在《受戒》那恬静而清淡、柔美而舒心的语言世界里的时候，我们的心田世界情不自禁地随着那诗一般的语言而陶醉。读到《受戒》的结尾，我们会和当初发现这篇作品的李清泉先生一样击节赞叹，从心底发出“太美了，简直是一尘不染”的赞叹[5]215：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 明海与小英子这一对水乡儿女在经历了受戒之后，他们的爱情再也无法遮掩，明海使劲地划着桨，小英子则开始了爱的攻击，从小声的问话到大声的应答再到小声的对白，芦花荡里的景色也随之欢快起来。长短参差，奇偶多变，构成了抑扬顿挫、回环绵长的节奏和气韵。无论是芦穗、浮萍和野菱花的颜色和形象，还是青桩那“扑鲁鲁”的声响，都明白地告诉我们“语言本身是艺术，不只是工具”[4]166。不仅让我们感受到自然世界朴素的语言所带来的浓厚的诗意，更引发读者充满期待的骚动和预示着主人公命运的生命气息。 汪曾祺的小说里常常充满着诗情画意，崭新的意象之中蕴藉着丰富的意境，这种美学倾向充斥在《受戒》之中。作品不重情节，而重意境，不重人物，而重印象。试看一个场景描写： 晚上，他们一起看场——荸荠庵收来的租稻也晒在场上。他们肩并肩坐在一个石碾子上，听青蛙打鼓，听寒蛇唱歌——这个地方以为蝼蛄叫是蚯蚓叫，而且叫蚯蚓“寒蛇”。听纺纱婆子不停地纺纱，“沙——”，看萤火虫飞来飞去，看天上的流星。 这里渲染出的一种情致与气氛，几近空灵而不真实，有一种诗意化的虚幻和真实之间的浪漫和亮丽，同样透露出俏皮的欢悦和美好的心灵体验。 《受戒》几乎是一篇诗化的小说，没有明确的情节，这正是汪曾祺小说从情节模式到情调模式的革命。“作者着力于某种气氛的渲染和烘托，在某种意义上，人和事反倒成了‘背景’，而背景则成了‘前景’。”[3]159这种诗化倾向与作者的“气氛即人物”的美学观不谋而合，同时证明了作者“一个小说家的气质也是一个诗人”的理想追求。所以《受戒》的人物刻画往往是寥寥数笔，在特定的氛围中突出表现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使得人物和氛围成为声声相息的一个整体，有着别样的历史厚重感和生命立体感。 哲学诠释学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受戒》的行文信手拈来，随心所欲，充满着抒情色彩和风情画意。作品一开头就向我们描绘了江南水乡的习俗与生活，明海出家当和尚，荸荠庵里的经声，庵里和尚的清闲日子和平常生活，年轻和尚的情歌；接着介绍小英子一家的水乡生活，农家园里的勤劳和善，晒谷场上的蛙叫蝼鸣等等，似乎没有一条明显的线索因果的关系，在顺乎自然的情调里布满了生命的平和意境，内在的人物命运与干净的文学语言交织在一起，在表面看来平淡无奇的内容里，有着强烈而冲动的生命力。 《受戒》的语言不事雕琢，没有渲染，接近口语而贴近生活，哪怕是人物的对话也是干脆利落，十分的珍惜，我们来看看明海与英子初见时的对话： 明子听见有人跟他说话，是那个女孩子。 “是你要到荸荠庵当和尚吗？” 明子点点头。 “当和尚要烧戒疤呕！你不怕？” 明子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含含糊糊地摇了摇头。 “你叫什么？” “明海。” “在家的时候？” “叫明子。” “明子！我叫小英子！我们是邻居。我家挨着荸荠庵。——给你！” 小英子把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明海，小明子就剥开莲蓬壳，一颗一颗吃起来。 一个羞涩被动，一个活泼主动，简洁的话语间可见他们的憨厚与机敏、率真与爽直。“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的东西就在一切人眼前提升到一种意义域之中，而每一个能阅读它的人都同时参与到这个意义域之中。”[6]507在字里行间，读者自然参与到作品的理解之中，极普通的对话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在平常的语言里迸发出超乎寻常的活力和韵味。正因为这样，即使小说情节虚化，语言诗化，却仍然保持着小说丰厚的特质。 四.童话·梦·人性 汪曾祺的《受戒》依照传统阅读的期待，人们自然会联系到既然出家当和尚，就需要遵守和尚的清规戒律，诸如不杀生也不偷盗、不饮酒也不食肉、不妄语也不淫邪等，可是，小说的生命形态出现了许多的悖论，和尚们的一言一行似乎都在与一切常规叫板。我们无需在这里赘述他们是如何杀生偷盗、饮酒食肉的，即便是淫邪一桩，也是够厉害的。他们不仅准备将来还俗娶亲，还可以在庙里有老婆，甚至善因寺的方丈有小老婆，一场焰口之后还会有大姑娘小媳妇跟着失踪。汪曾祺说，“我认为和尚也是一种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凡作为人的七情六欲，他们皆不缺少，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4]206在他的笔下，一幅幅平和淳朴的生活画面和一处处清新淡雅的自然风景，编织出一个充满斑斓色彩的童话世界，我们所能够感受到的是一种近乎自由和潇洒无拘的生命状态。 姚斯认为，“假如文学本文首先需要成为一种回答，或者加入后来的读者首先在其中寻找一种回答，这决不暗示着作者自己已经在其作品中给出了一个明晰的回答。这种本文的回答特点，为过去的作品和它后来的阐释之间提供了一种历史的关系，它是一个结构模态——这是从它的接受观点来看的，它不是作品自身中的一个恒定的价值。”[7]87上文提及的文章结尾关于芦花荡的描写就是一段不可思议的情境表现，作者用诗情画意的芦花荡来暗示明海与小英子之间的美好爱情，其本身就是对清规戒律的一种否定，是一种自然生命的率真而本性的反映，是一首从“受戒”到“破戒”的生命赞歌。读者所期待的回答或意义，在矛盾与纠结之中获得了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或思想洗礼，是作品的未定性决定了审美体验所带来的深刻思考。正因为这样，作品在最后的落款处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悬念：“一九八0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这是怎样的一个梦，四十三年前的梦是啥样的，现在这个梦有没有得到再现了，作者自己说，“四十多年前的事，我是用一个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的。《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4]207我们无法猜测新时期汪曾祺复出文坛时用《受戒》来投石问路的真正用意是什么，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个梦依然存在着，难道仅仅是作者所说的“是我的初恋的一种朦胧的对爱的感觉”吗。据作者自己介绍，他的生活中确实有赵姓一家，小英子后来还曾到汪家当过弟弟的保姆，那么，这种“对爱的感觉”怎么会放置在这样一个背景中描述呢，而且，八十年代的感情有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呢，是怀念抑或憧憬当时当地的生活，还是另有别的企图，这些阅读期待再一次敲打着读者的魂灵。 汪曾祺有了写作的冲动之后，也曾有人问过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东西，“当时我没有回答，只是带着一点激动说：‘我要写！我一定要把它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写成后，我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4]207不难看出，即使时光已经到了八十年代，作者的心目中依然保留着少年时代所期盼的没有扭曲、没有束缚、没有压抑的爱和人性。1980年作者已经60岁，四十三年前正好是明海出家四年之后的年龄，这不可能只是一种巧合，而是作者的一种匠心。在天真善良充满太多梦想的年龄，生活总是那么色彩缤纷美丽动人。时过境迁的生活命运有没有发生深刻的变化，人们的心灵世界有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和困厄，读者需要去重新认识，而作为汪曾祺来说，他用小说来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去肯定人性的价值，这是一种梦中的期盼，也许这正是改革开放所需要的一种思想。在汪曾祺的《受戒》里，不光是荸荠庵的一批和尚那么自由自在，还有小英子一家的生活也是其乐融融，从庵赵庄到善因寺，从尘世到佛门，都表现出情感和欲望的自然宣泄，现世和未来的自在纯粹。这大大丰富了人性的健康与审美的乐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生命境界也就不外乎如此的浑然一体。 伽达默尔说，“当我们理解某一本文的时候，本文中的意义对我们的吸引恰如美对我们的吸引一样。在我们能够清醒过来并检验本文向我们提出的意义要求之前，本文的意义就已经自己在发挥作用，并自身就已经有一种吸引作用。”[6]634作为读者，我们无法摆脱一切的前理解存在下来的认识，但是随着理解的进一步深入，一切的前理解又会发生新一轮的再认识。《受戒》之中明海与小英子之间的爱，在不经意间不着痕迹地生长和发育，终于在“受戒”的故事里释放出“破戒”的渴望，寻找到了一个精神的避难所。在爱的面前，人生命的形态有着原始野性的本然力量和追求生命美的热情勇敢，这是一种圣洁而朴质的生机和活力，是一种自然之美与生命之美的同构和契合。 五.视野·相遇处 伊瑟尔说，“读者的角色是由三种基本内容预先构造的：在本文中表现出来的不同视野，读者综合这些视野所由之出发的优势点，以及这些视野汇聚到一起的相遇处。”[1]27这里有两个重要概念，一是视野，一是相遇处。文学作品是传达作者思想世界而构思出来的产物，读者在阅读理解文学作品的时候往往接受和交织着不同的文本视野，包括叙述者视野、人物视野、情节视野以及虚构的读者视野等。当这些视野汇聚到一处时，这个相遇处就会产生作品的意义，就能真正获得作品响应的效果。 单纯地理解一篇作品的文学意义是偏面而狭隘的，因为每一个读者都依赖于他的社会环境、人生经验和审美体验，而每一部作品又都有其自己的历史意识和社会特性，有作者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作品群。读者既是一个提问者又是一个思考者，更是一个回答者，在自问自答的过程中试图倾听作品的回答。一部作品被读者首次接受，所调动的阅读期待也随着读者的阅读理解不断发生着变化，而一部作品的意义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将不断被丰富和充实，它的审美价值同样在读者理解过程中不断被证实。 所以，汪曾祺的《受戒》一方面是一篇可以完全独立的文学作品，一方面又与作者的人生经历、生活哲学、文学精神、思想作风等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汪先生的小说从上世纪40年代跨越到八九十年代，在当代文坛上出现了一种“异质”现象，具有特别重要的研究意义，如果仅就《受戒》是难以认识清楚汪曾祺的文学思想和作风的。最基本的事实是，既然作者自己提及四十三年前的梦，那么与他的年轻时代的生活自然有着必然的联系，与他早期的小说《异秉》之间也有着前后的关联。再有，他说“这篇小说像什么？我觉得，有点像《边城》。”[4]207联想到作者师从沈从文先生，在创作的潜意识里是不是也和先生之间有着许多的交叉的脉络文风关系。80年代后作者以故乡高邮的旧生活为背景发表了大量的小说，面对如此的一片艺术新天地，我们就更有必要放在一起去探讨其艺术魅力和文学价值，像《大淖记事》等令人神清气爽的力作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丢弃不管的。 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是自然存在的，穿越这种历史的时间距离，只有依靠视域的对话来完成。然而，在阅读过程中，作品的潜在意义永远也不可能被读者全部来实现。“在艺术的历史传统中，一部过去作品不断延续的生命，不是通过永久的疑问，也不是通过恒久的回答，而是通过疑问与回答、问题与解决之间的动态的阐释，才能够激发一种新的理解并允许重新开始过去与现在的对话。”[7]88读者凭借的阅读视域需要不断加以扩充和修正，在与作品视域的对话中才能不把自己限制在作品的框架内。而不断地扩大阅读理解的范围，不断地研究作者作品是一条十分重要和非常必要的途径。 一个读者不可能完全理解领会一部作品，同一个文本经过不同时期不同读者的阅读理解也会产生不同的意义。汪曾祺《受戒》的潜在意义会随着不同读者的不同方式去实现，第二次阅读的时候还会有与第一次不同的阅读效果。有人说这是一首悠闲的牧歌，也有人说这是一首冲锋的号角；有人说这是一个唯美的避难所，也有人说这是一个诗化的存在；有人说这是一种新写实主义，也有人说这是一种文学先锋性；有人说这是一篇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也有人说这是一篇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新作品，凡是种种，都说明了一部作品的真价值，不在于其所已经说的，而在于其所没有说的，在于它的召唤结构和言外之意。 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在读者的阅读理解进程中永远发生着穿越时间距离的阅读对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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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风雨人生路上行身染恶性疟疾，使他差点误了考期；他抱病参加考试，总算如愿以偿考取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从高邮去上海，必得通过日本人的封锁线。常有青年学生在过封锁线时，被日本人无端抓走甚至杀掉。祖父、父亲一同商议好久以后，决定让汪曾祺扮成药材商人。为此，还让汪曾祺到"保全堂"熟悉业务几天，背下一些常见药材的价格，以应付日本人的突然盘问。就这样，家人还是不放心。正巧一个在上海静安寺出家的高邮人回乡探亲，他也要回上海，有了这个和尚照顾，汪曾祺毫无风险地到达上海，顺利地找到准备一道去昆明的同学。他们的路线是从上海到香港经越南到昆明，进出越南必须有法国领事馆的签证。其他同学来得早，都已办好了，就差汪曾祺，别人不好代替。没有签证，还是走不成。后来是一位姓郑的同学想办法，托人找关系，凭借黄金荣的一张名片，不费吹灰之力拿到了签证。1939年7月中旬，汪曾祺和他的同学踏上去昆明的漫长路程。这段路本来就不好走，何况战火纷飞的岁月?他们坐轮船从上海出发。要是一个人在旅途中，单是从上海到香港这段水路就够沉闷单调的，因是同学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倒也不寂寞。从香港到越南还算顺利。当时越南属法国殖民地，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他们赶到河内，费了些周折，终于买到了去昆明的火车票。汪曾祺的身体原来就不强壮，经过这一路十多天的辛苦劳累，觉得十分疲劳。在河内，他们住在一家小旅馆内，价钱倒不贵，就是卫生条件太差。天一黑，蚊虫特多，一顶破蚊帐根本无济于事，简直无法入睡。幸亏只住两天，要是时间再长一些，汪曾祺肯定受不了。就这样，打从上海出发算起，前后花了近二十天时间，这些年轻人总算赶到昆明，这时离正式考大学只有六七天了。由于报考的学校不同，也不可能找到一个让这么多人仍然住在一起的地方，到昆明以后，大家就分头找住处。当时，从内地迁到昆明的学校很多，汪曾祺通过同学关系，寄住在位于青莲街的同济中学的学生宿舍里。这地方离著名的风景区翠湖很近，汪曾祺在这之前从别人口中听说过，从书上见过介绍，可是还没等他去翠湖游览就病倒了。这是他到昆明后的第三天，才把宿舍安顿好，早上一觉醒来，冷得发抖。冷过了发热，浑身像火炉般烫人，而且伴着剧烈的头疼。又过了一会儿，大汗淋漓，内衣湿透，虽然轻松了一些，但人感到很虚弱。同济中学的那个学生是个热心人，一看这情形，赶紧把他送到校医务室。验血以后，校医初步诊断是疟疾，但同时发现血内有好几种病菌，包括伤寒菌，这可不是小事，叫立即送医院。在医院，护士给汪曾祺量了体温，超过40度。她二话不说，先给汪曾祺打了一支强心针。这时，汪曾祺感到不妙了，问护士："要不要写遗书?""怎么问这个问题?"护士看了看稚气尚未完全脱尽的汪曾祺，看他满脸紧张的神情，笑了，安慰说："不要紧的，给你打强心针，是怕你烧得厉害，人受不住。"再次抽血化验，医生看了化验结果说，有多种病菌潜伏，但主要问题是恶性疟疾，必须打针。汪曾祺猛然想起，这病与在越南河内那两天住宿有关，当时不在意。这就是书中说的瘴气吧?护士把注射针剂拿来了，汪曾祺一看是606，马上声明："我生的不是梅毒，我从来没有......"看他急得满脸通红的样子，护士又忍不住笑了。她觉得眼前这位年轻人很纯朴，也很可爱。看来，他平时看的书很多，很杂，懂得的知识不少，可有些是一知半解。护士耐心地告诉汪曾祺："606并不是专治梅毒的，也是治疗恶性疟疾的特效药。奎宁、阿脱平这些常用药，对你已经不起作用了。"注射606后，汪曾祺的病情在一两天内迅速好转，可是身体依然虚弱。他要求出院，医生不准。汪曾祺急了，用近乎哀求的口吻说："我千里迢迢赶到昆明，是来考大学的，明天就是考期，不让我出院，就要误了考期，那怎么行?"医生只好同意，再三关照他注意饮食，只能吃流食，藕粉、蛋花汤都可以。汪曾祺对藕粉印象不佳，于是第二天喝了一肚子蛋花汤。 到昆明后，汪曾祺报考的学校，第一个就是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这是他心仪已久的志愿。他多次听人说过，在这所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名牌大学组成的大学中文系中，有他十分景仰的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等名人，能够做他们的学生，听他们的课，那才真正的三生有幸。考试进行了三四用状天仪天，考试科目有国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八门。汪曾祺一门不拉地参加了。一个星期后就发榜，很快。来自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挤到西南联大学校的门口看榜，激动的汪曾祺也在其中。对于这次带病进考场，其中一些科目又是他平时头疼的课程，因此他不敢抱太大希望。为了以防万一，他在填报西南联大中文系的同时，还填报了迁到昆明的国立艺专。这所学校是由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合并而成的。他的计划是，如果考不取西南联大，学不成文学就去学画。尽管如此，他仍首先看中国文学系新生名单，才看了几行，就看到自己的名字，顿觉心花怒放。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如愿以偿更令人快乐的呢!翠湖给他留下美好印象，简陋的西南联大办学条件激起他的学习信心学校虽然发榜，但离开学还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汪曾祺的情绪很好，既因为如愿以偿地考取西南联大中文系，也因为疾病消除，身体逐渐好起来。他正好抓紧这段时间，看看书，游览昆明的风景名胜。他与同学们骑马到黑龙潭、金殿，坐船到大观楼，游览次数最多的地方则是住处附近的翠湖。汪曾祺对翠湖印象很好，觉得翠湖既与杭州西湖、济南大明湖、扬州瘦西湖一样，成为一个城市的一道美丽的风景，又有自己独特的方面，那就是湖与城血肉相连，密不可分。别的地方，城是城，湖是湖。翠湖不同，是湖，也是一条路，并不妨碍交通。湖当中有一条很整齐的贯通南北的大路，从文林街、先生坡、甬府道到华山南路、正义路，这是一条直达的捷径。因此，翠湖中往往是游人少，行人多，行人到了翠湖也就成了游人了。昆明气候好，四季如春，翠湖的垂柳即使到了冬天也还是绿的，尤其是在雨季，翠湖到处可见的柳树绿得简直要滴下来，树影倒映在极清的湖水中，只能用"翠"字来形容。汪曾祺注意到，路过翠湖的昆明人，总是不知不觉地放慢了脚步，有人甚至停下来，在路边石凳坐一坐，抽一枝烟，难得悠闲地四下看看。即使匆匆忙忙地赶路，人在湖光树影中，精神也很不一样了。每逢这时，汪曾祺就感慨地想，翠湖每天给了昆明人多少浮世的安慰和精神的疗养啊。汪曾祺对翠湖印象好，还因为翠湖里有一个图书馆，这是他一生中去过次数最多的一个图书馆，也是印象极佳的一个图书馆。图书馆不大，形制有一点像道观，但非常安静整洁。正是在翠湖图书馆，好学的汪曾祺抓紧开学前的有利时间，读了很多书。这个图书馆藏书颇多，而且有些是善本，汪曾祺想看的书大都能够借到。那时，他看书还没有明确目的，从《南诏国志》到《福尔摩斯》，什么都感兴趣，逮住什么看什么。此时的汪曾祺像一头饥饿的小羊，乍一闯进肥美的草原，一个劲地贪吃不止。多年后汪曾祺仍念念不忘翠湖图书馆，还因为图书馆有位孤独、负责但有点怪癖的管理员。此人给了他终生难忘的印象，这真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读者去早了，门还没有开，只好在外面等。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早就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啦啦"拨到8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过了两三个小时，这位干瘦而沉默的有点像陈老莲画的古典人物的图书管理员站起来，把壁上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啦啦"拨到12点，下班。这完全是一种以意为之的计时方法，也可能举世无双。但包括汪曾祺在内的读者习惯了，并没有意见。游览昆明名胜，去翠湖图书馆看书之外，汪曾祺还常与一道被录取在西南联大的同学到新校舍去玩。这大抵是因为一个年轻人对未来大学学习生活的渴望与好奇。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有些甚至是借用的会馆、祠堂、学校，只有新校舍是联大自建的，也是联大的主体。这里原来是一片坟地，但坟主的后代已不知去向，联大征用这片土地并未引起麻烦。汪曾祺之所以对新校舍感兴趣，是因为他听说文、理、法三院的男生都住在新校舍，对自己未来学习和生活的地方不免要格外关心些。第一次到联大新校舍，汪曾祺甚至有点失望，与他想像中的高等学府差距太大了。有一座校门，但极简陋，两扇大门是用木板钉成的，不施油漆，露着白茬。门楣横书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门是一条贯通汪曾祺的春夏秋太南北的大路。路是土路，去的那天，一场骤雨刚歇，马路上泥泞没足，极易滑倒。就是这条大路把新校舍一分为二，路以西是学生宿舍，路以东是图书馆、大食堂、教室......汪曾祺迫不及待地去看学生宿舍。嗨，一样简陋不堪。土墼墙，草顶，两头各有门。窗户是在墙上留出方洞，直插着几根带皮的树棍，空气倒是很流通的，因为没有人在窗洞上糊纸，当然更没有玻璃。所有学生宿舍都是大统间，两边靠墙，床与墙垂直，各排了10张双层木床，一张床睡两个人，一间宿舍可住40人。一开始，汪曾祺很担心，这样的宿舍太简陋，住的人太多，能睡好觉吗?再接着看几间高年级学生的宿舍，他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原来学生并不老老实实地把双层床靠墙直放，刻板地向右看齐。聪明的学生总是重新组合，把三张床拼成一个"U"形，外面挂上旧床单或钉上纸板，就成了一个独立天地，屋中之屋。汪曾祺还看到，宿舍中没有桌椅，但聪明的大学生自有办法，他们去买了很便宜的肥皂箱，一般三个就够用了。上面一个糊一层报纸，便是书桌；下面两层放书，放衣物，这就是书橱、衣柜了。椅子?床就是。看来，许多未来学士就是在这样的肥皂箱桌面上写出了洋洋洒洒的论文。参观了新校舍，特别是参观了学生宿舍，原来为校舍、宿舍过于简陋而感到微微失望的汪曾祺，心中忽然充满了感动与激动。他想，千百年来，寒窗苦读成了中国读书人的宝贵传统，这种传统在西南联大得到史无前例的继承与发扬。敌寇入侵，国难当头，一批名牌大学迫不得已迁到昆明，根本就不可能指望有好的学习环境与学习条件。在艰苦而恶劣的条件和环境中，坚持高扬起西南联大的旗帜，是希望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不断，一如既往地培养和造就救国、保国、建设祖国的有用之才。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国人的希望。理解和想通了这一切，汪曾祺渴望早日开学，渴望多学一点知识的心情，变得特别强烈起来......他从"跑警报"中体会出从容不迫、乐观坚强的民族性格开学了。汪曾祺就住在新校舍的学生宿舍25号，一住就是两年。他睡靠门的上铺，下铺是姓刘的历史系的同学，河南人。说来令人不信，两年中，汪曾祺和姓刘的同学几乎没有见过面。刘是个很用功的老实学生，每天黎明即起，到树林里去读书；汪曾祺相反，是个夜猫子，天亮才回去睡觉。就这样，两人始终没有见面谈话的机会。对于学生搬动床位，调换宿舍，学校是不管的，更不用说过问学生作息时间了。西南联大的自由于此可见一斑。开学后的生活给汪曾祺留下难忘印象的不是学习，而是"跑警报"。1939年、1940年这两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昆明那个时候几乎说不上有防空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有时竟然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27架飞机来昆明轰炸。起初，汪曾祺有些紧张。后来，习以为常了，一有警报，就随着老师、同学往郊外跑。再后来，非但不紧张，这位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的有心人，居然饶有兴致地观察、收集起同学们跑警报中的言行，越想越有味道，进而还从中悟出关于生活、人生、民族性格的大道理。警报有三种：预行警报、空袭警报和紧急警报。汪曾祺注意到，联大学生见到昆明的制高点五华山上挂起红球，发预行警报了，一般是不跑的，照常上课。倒是市里的百姓一见预行警报，就开始向郊外移动，但是也不紧张，甚至还有人吹着哨，或低声唱着民歌。等到有空袭警报了，汽笛声一短一长，联大学生才离开教室往外跑，虽然没有准地点，像是漫 、山遍野，但人有习惯性，自然地形成几个比较集中的"点"。有两个"点"让汪曾祺什么时候也忘不了。一个在古驿道的一侧，靠近历史语言研究所资料馆，有一片马尾松林，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尽管空袭就在眼前，但做小买卖的照样在这里吆喝着卖各种零食，更多的学生则躺在软软的松毛上，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或仰面看蓝得像要滴下来的天空。另一个"点"比较远，得沿古驿道走出四五里，驿道右侧较高的土山上有一横断的山沟，可能是哪一年地震造成的，自然地形成一个天然的防空沟。日本飞机若是投弹，只要不是直接命中，落在沟里，即便是在沟顶上爆炸，弹片也不易蹦进来。机枪扫射也不要紧，沟的两壁是死角。这道沟可以容数百人。就是在这个天然防空沟里，汪曾祺意外地、更是吃惊地发现，竞有联大学生用碎石子或瓷片嵌出图案，缀成对联。有两副新意盎然的对联简直令人拍案叫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