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武士道的论文题目

关于我对武士道的看法就是：如果失败了那就自杀。但是网上搜了搜，概括的讲是：忠诚、信义、廉耻、正直、坚毅、简朴、胆识、礼节、诚实、礼仪，和像樱花毫无留恋地凋谢那样，干脆而彻底地死去。个人认为除了自杀而外，都是我们中国也在敬佩的品质。但是我不是历史学家，关于“忠诚、信义、廉耻、正直、坚毅、简朴、胆识、礼节、诚实、礼仪”这一长串，我不能说是因为受到日本武士道的影响才这样的。日本武士道的古典称为‘叶隐’(hagakure)，是江户时代的佐贺藩(肥前锅岛藩)所传诵的武士道修养书。而江户时代，也就是公元1600左右。这个时候中国是什么样子？请再自己查一下，公元前1600年我们就已经是商汤灭夏了。公元前1600年和1600年我想我不用提出来差距有多大了吧？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1600年（明清交替，明朝1644年灭），也就是说从商朝开始到快要清朝了，这段时间我们国家出了多少关于：“忠诚、信义、廉耻、正直、坚毅、简朴、胆识、礼节、诚实、礼仪”对这些道理的阐述的思想家？我也就不一一举例了。客观的来说，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唯一还能够影响我们的也就是“像樱花毫无留恋地凋谢那样，干脆而彻底地死去”这一条了。所以，综上所述，我也都说了，我不是历史学家，只是一名普通的网民。根据我随便找的资料，和粗浅的分析，楼主要找到受武士道影响的中国人，哪怕是一个都很难。而当今的中国人，对于普罗大众而已“忠诚、信义、廉耻、正直、坚毅、简朴、胆识、礼节、诚实、礼仪”这些，更多的会觉得是中国的古代传统，不会认为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至于自杀，自杀的人肯定很多。但又有多少人是“像樱花毫无留恋地凋谢那样，干脆而彻底地死去”抱着这样的信念去自杀的呢？我想这些自杀的人死前想的更多的可能是“宁为玉碎，不会瓦全”这类似的吧。所以基本上楼主选到这个题目，实在太难了。最后，我是纯粹来讲道理的，希望楼主说一说为什么觉得日本武士道精神会对当今中国有影响？如果楼主想来对骂也无所谓。

封建武士道+大和魂=国家杀人机器。是控制个人思想的一种精神。。。日本明治天皇时期的军官学校特别宣扬它!并把其作为军人的精神，因此出现了东条英机。。。。对中国的影响额~~？我觉得是日本的这种精神在侵华时对中国人民无情，残忍的屠杀。。。但是现在不是封建了。。。客观的说武士道精神能约束个人的行为，提高个人修养，提高对国家，社会的责任。。。 忠诚、信义、廉耻、正直、坚毅、简朴、胆识、礼节、诚实、礼仪

日本武士道精神 对于中国的影响不是很有力 中国要是以尚武精神武运长久来发扬国威 弘扬国防军队 那么 现在 中国军队敢打美国和其他国家 就不会受其他国家的遏制和欺负了 可惜现在的中国怕死 所以武士道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 几乎没有影响力 不过 台湾的国军 倒是 具有 武士道 精神 因为 台湾 的 国军 不怕死 不怕牺牲

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论文纲目 基本论点介绍你参考一下新渡氏的《武士道》称不上是一本学术著作，但作为了解日本武士道精神的目的而言，则是不错的选择。与成书于明治时期的新渡氏的著作不同，《菊与刀》出自西方的人类学家之手，成于二站后期，是地地道道的科研成果。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组合。新渡氏游访欧美，在日本日益受到世界注目和尊重时，于病榻之上完成；而本尼迪克特的书作于日本战败，同盟国为如何处置日本而着恼的没落时刻；新渡氏是人文学者，向世界介绍日本精神，热情洋溢；本尼迪克特是社会科学家，为雇主描述日本社会现实，冷静直白：正好一盛一衰，一内一外，一柔一刚。挑剔的怀疑主义者会不断地提醒我们，要对那种将书中所述的图景等同于日本的倾向保持警惕，但我相信两位作者都是真诚的叙述家，因此只要对他们各自的姿态和立场稍加注意，就不会妨碍我们作出努力，并且避免在通过他们理解日本的相关主题时，犯下令人难以接受的错误或偏差。因此，我将首先分别评论他们在书中未必自觉到的偏见，近而表达我所获得的有关日本武士道精神之结构与表现的认识。两位作者刚好处在同一股思潮的两端，这股被质疑为只属于西方的理性主义思潮事实上长期支配着整个世界。新渡氏在美国的病榻之上为他的妻子就日本“何以如此”这一主题娓娓道来，后来他发现这些内容对于那些外国朋友可能有意义。当西方话语支配世界时，善于学习的日本人迫切地渴望在西方主导的世界里获得“名誉”。明治改革使日本从作为他者的东方世界里脱颖而出，这一事实本身使本来就具有东方气质的日本显得更加神秘。在这个时候，由“作为被告的辩护者”的新渡氏来介绍日本，正是正中下怀。使这本书成为世界名著的，除了新渡氏对日本精神的深刻理解，他采取的表述方式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新渡氏事实上有意地将日本的武士道价值比附于西方文化中的相似形象，以帮助西方人从西方的角度来理解日本精神。或许最鲜明的例子就是与“骑士道”相对应的“武士道”这个词的创生。因为在西方的文化中找不到与“孝”这一个德目相与比较的东西，他甚至放弃了对这一个“日本道德之本”的轮子进行说明。或许这正是新渡氏的杰出之处，但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我们却不得不认识到我们正因此不仅仅要警惕其中的日本偏见，还要小心西方化的扭曲。它们都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转化为读者的信念。如果说《武士道》具有日本人在理性光辉下主动西方化的属性，《菊与刀》则难免使人无法放弃对其中可能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潜意识的怀疑。虽然从人的局限出发，两位作者都是无可指责的，但我的批评也仅仅立足于对客观真相的奢望之上。《菊与刀》的原材料主要地来自于相关的文献和对日本战俘的调查，虽然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这正是最大的缺憾，然而在当时的强约束条件下，这又恰恰让我们由衷地佩服本尼迪克特的洞察力。无论如何，尽管在十九世纪的《武士道》中，新渡氏多次提到中国的孔孟之学和阳明心学对日本的影响，我们在《菊与刀》中却很少发现对日本社会中的中国元素的注意，我们甚至难以看到有关中国战场上的信息。这一方面可能由研究者所用的材料所限，也可能与作者的写作意图有关；另一方面，整个世界话语对东方世界的有意和无意的忽略却是现在不应该被我们所忽略的。我不是一个激进的文化主义者或本土主义者，虽然我必须承认后现代话语给我造成的深刻影响，但那并不意味着这就是我的立场。我一方面相信话语结构中隐藏着权力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却又怀疑那种将表达当成事实的倾向。尽管如此，当面对文本时，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仍然是主要的进路，只是我将始终承认它与真相之间的无法消除的距离，并以这一多少带着悲怆意味的想象作为学者的共同命运。正如前文所述及的那样，鉴于两本著作之间的互补性，它们共同构成了我理解日本精神的起点。我将联系后者对日本社会的描述来进行说明并将它作为其表现。是这样一种假设使我免于那种以为自己在作循环证明的恐慌，即两位作者正确地（即使不是全面地）理解并反映了日本现实。在中国的一般经验中，“武士道”是日本精神的象征甚至别称，武士道就是日本精神，日本精神就是武士道。尽管在中国有一种将“儒”学提到一个类似的地位的一贯倾向，但事实上，儒学只能算是中国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支。除了诸子三教之学外，最晚在易经中得到表达的一种世界观和另一种由五行说构建的宇宙规则不但在中医学理论中自成系统，也与诸子三教之学胶融在一起，并成为诸学的逻辑起点而且深刻地改变了域外传入的佛学。它们共同构成了现在被笼统地称为“中国文化”的那个观念系统。之所以要在讨论日本精神的时候对中国的情况作出说明，是因为至少就日本称为“武士道”的那个观念系统而言，深刻地打着中华文明的印迹。有研究者认为，在日本（以及韩国等东亚国家）存在一种认为他们接续了自宋明以来的正统汉学传统的观念，并且认为大陆本土的汉学已经被“蛮夷化”。这种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东亚关系和日本与世界的关系。然而我想说明的是，在日本的那个“武士道”的观念系统之内，存在着类似的多种观念杂糅的情况。如果说中国各种观念之所以能够相对和谐地共存是有共同的观念基础，我估妄称为在易经和五行学说中得到表达，并多少带着唯物色彩的世界想象，则日本的武士道中又是怎样的观念在起着类似的作用？又或者，是否必然需要一种这样的基础呢？新渡户稻造认为“武士道”精神中具有三种构成，分别为孔孟之学，佛学（主要地是日本式的禅学）和日本本土的神道。我以为这种说法至少是不假的。武士道中仁、义、礼和勇等德目清晰地表示着它与孔孟儒学思想的亲缘关系；日本本土供奉的鉴真和尚等也给佛学的影响作了很好的注脚，而武士道中的淡看来世和相信此身成佛的主张也诚实地展现了其与神道的渊源。在本土被斥为“心学横流”但在日本却受到尊重的阳明一支显然被包括在“孔孟之学”里，尽管新渡氏或只是下意识地将阳明学和孔孟之学分别说明，但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两者尽管渊源极深，但它们之间的差别或许更大一些。至少在岛田虔次甚至沟口雄三那里，作为“近代”或“前近代”思想异流的阳明心学传统多少被作为孔孟甚至宋明那个传统的儒学的一个逆反或背叛来看待。在我看来，这正是“三教合流”的实例，也是日本“武士道”生成类似结构的先例，并可能正是这种传统事实上很大程度上型塑了后者。简单而言，阳明一派主张的“心即理”及后来的“我注六经”的主张很容易让人想起禅宗那句“佛法非法，非非法”的著名谒语。如果不避时髦，我们还会发现这与时下流行的文化主义之“表达即真实”的主张“庶几似也”。倘若这种超越时空的对应可以逃避附会的指责，而后者多少深刻地反映了一种主张的合宜性，则这正可以解释前者的那种遭遇。或许东方人都具有一种在自己所愿意相信、但根本而言却不同质并且多少有点冲突的观念间自由进出和切换的本领。我认为不妨参照那种“何以中国不是这样”的模式，由西方的经验观照出这或与东方世界里宗教角色的不同和东方人的世界想象有莫大的干系。当然，我这里的“东方人”是就狭义上的中华文明圈而言。本文接下来想要说明的是，在日本的“武士道”那个系统里包含了怎样的世界想象。然而，我却希望现在能够提醒这种东方式的实用主义倾向对将要讨论的那个主题本身的构成所可能具有的种种影响。就新渡氏所展现的武士道而言，其核心是“秩序”。秩序是对可以经由禅宗式的修炼直觉到的世界本质的尊重，践行或者表达。这种秩序的世界是武士道中的孔孟传统，禅学思想和神道主张的共同指归。不仅对于人（至少对于日本人而言）的世界是这样的，对于世界本身——比如国家之间——也是这样的。对这种秩序的实践和尊重是最高的道德和终极的意义，它也是一切行为的合理性的出发点和终结点。这种秩序在人的世界中的表达其实就是等级。表现在人的观念上，就是忠于上；表现在民族国家之间，则可能是对“低贱”民族的侵略的正当性甚至必要性。这在日本传统社会中是能够等到印证的。在那样的社会里，主君和臣下之间，武士阶层与贱民阶层之间的等级不可逾越，这不但为法律也为习俗所认可和保护。这种等级的的正当性，更为重要的一点可能在于，只要一个武士认为必要，他可以砍下一个贱民的头颅以维护公认的秩序而不必承担责任。事实上，如果他在应该拔刀的时候放人一马，那可能会被那个人认为是一种更大的侮辱。出于同样的逻辑，他在必要的时候可能必须杀掉妻子父母以成全一种被称为情义的东西。他唯有实践这种情义，才能使自己在那种公认的道德中得到认可，而如果他的亲人拒绝受戮，他们就违背了自己作为亲人对武士的“义”并且变得更加应该被杀死。所不同的，在后一种情景之下死去，他将失去名誉。名誉可以理解为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只有那些忠于义，并且恪守着诸如勇、仁、诚等德目的人才有资格获得；名誉是一种纯粹的道德承认并且是最高的承认，一个人只有获得了真正的名誉他的生命才是重要的和有价值的；名誉也是一种最有力的激励，至少在物质刺激被斥为庸俗的传统的日本是这样的。等级的自觉和精神被拔高到一种极高的地步在本尼迪克特的著作中有许多体现。日本在二战中的态度在本氏看来，也与当时日本以为自己处在世界民族等级秩序之巅的一种想象有关。她近一步认为，日本人在天皇宣布投降前后的令人费解的行为差异，一方面是出于对国内等级秩序之顶端的天皇的忠义，另一方面，也因为战败的事实使日本人更正了原来的那种民族等级秩序想象。武士道本身是一种教育体系。在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看来属于社会教育系统的那些机制，在日本人看来，很可能不过是基于武士道的各种实践。一个武士的孩子从小必须学习包括参禅、击剑、柔道以及诸如中国传统中“六艺”纲目里的骑和射的内容。女性孩童在稍长之后会被作为一个武士的好妻子来培养。在日本的观念中，禅，剑，当然也包括茶道以及艺术等，都是帮助人觉悟的途径，而教育的目的也正在于此。忠于世界的本质是道德的出发点也是归宿。因此将武士道仅仅理解为新渡氏所描述的那种形象可能至少是过于简单化和世俗化。对于获得于世界本质的哲学体验的诉求可能会被归入专门的修炼实践之中，并体现出有别于通常意义上的武士道的属性。我们不应该将武士道的边界过于僵化而认为它就是由新渡氏所提到的那些德目的一种构成。至少在实践上它们是能够内洽的整体，比如仅就字面的意义上来说，勇是实践义的的一种潜能，仁是将勇合理化的约束，礼是将道德日常化的体现，诚则可以避免礼成为为人垢病的繁文缛节。使武士道的主张深入人心的，是武士道的社会化。这种社会化的能量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体现在各种观念和习惯中。总体而言，当一种观念成为共识时，它本身就是强大的社会形塑力量。武士道正是如此，关于日本儿童和武士的培养上，两位作者在各自的著作中有体现。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本尼迪克特所持的那种叙述方式，在客观性的自我假设之下，可能会妨碍我们认识到那些现象本身的武士道血统。而日本忠于由一种世界想象出发的严整的规则，并将社会行为和个人行为作为这种想象的实践的武士道显然与西方的被称为骑士道的那个蕴含也极为不同。这些正是我们在理解东方背景下的日本时所必须注意的。

没有影响最多就是强烈的反感。武士道，或者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封建社会中武士阶层(称作侍，さむらい;也有稍微古老的说法武士，ぶし)的道德规范以及哲学。如同欧洲中世纪出现的骑士精神，武士道是基于一些美德如:名，忠，勇，义，礼，诚，克，仁。只有通过履行这些美德，一个武士才能够保持其荣誉，丧失了荣誉的武士不得不进行切腹(腹切 はらきり、切腹 せっぷく)自杀。新渡户稻造认为，对武士来说，最重要的是背负责任和完成责任，死亡不过是尽责任的一种手段而已，倒在其次。如果没有完成责任所规定的事务，简直比死还可怕。认为切腹是武士唯一谢罪的方法的观点是错误的。浪人指的是武士畏罪逃亡或效忠的君主或国家灭亡却畏惧死亡的人日本的武士道，总结地说有八个字，那就是:名，忠，勇，义，礼，诚，克，仁。这八个字是有顺序的，重要性从前向后递减。这是武士道精神与中国儒家的根本性不同:儒家讲求的则是仁，义，礼，诚，克，名，忠，勇。这是与许多人理解不太一样的。在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穷兵黩武的道路之后，武士道经历了一次畸变。武士道作为传统封建制度的精神规范，却在日益法西斯化的国家军队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工具。武士道主要分为两个流派:叶隐武士道，主要强调名，忠，勇，死和狂，代表人物为山本常朝。儒学武士道，主要强调义，勇，奉公，忠诚和仁，代表人物为山鹿素行。要了解日本，必先了解武士道。武士道是日本文化精神的核心，对日本民族性的影响颇深，今天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精神信仰中，都留下了武士道精神的印痕。为推行侵略扩张的政策，日本当权者需要用武士道去激励士气，巩固军队，也需要用武士道去禁锢和统一国民的思想，为此，他们开足宣传工具的马力，打着"拯救日本"的幌子，强行灌输"皇国论"、"大和魂"、"为天皇尽忠"等思想。 武士道本来是一套道德体系，崇尚克己，奉公，勇敢，隐忍，谦让，的道德伦理观，统治者却断章取义，过分突出"勇"和"忠"，因为自古武士把武士刀和和弓当作勇敢与地位的象征。特别是"武士道，就是对死的觉悟"，当这种对于淡然面对死亡的思维方式与狭隘民族主义和扩张政策相结合，就变为了无视他人的生命价值同时也那样对待自己的生命疯狂信念，变为虐杀狂和自虐狂。其实武士道在刚出现的时候，它的本意还是善良的，只是到了后来才被统治者用到了歧路上去了，同时也就让周围的人对它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武士精神武士道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尽臣道)，尽忠是绝对的价值。中国的原始儒学是以孝为本，尽孝才是绝对的价值。如果"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但是如果"君有过"，臣"三谏而不听，则逃之"。武士道论者认为，儒家的"士道论"乃在粉饰贪生怕死的私心，慎于人伦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选择生死，则面对死却不干脆去死。唯有纯粹彻底的觉悟死，才是武士道强人之处。武士道彻底的觉悟死了，他的容貌、言语、起居动作，也就与众不同。武士社会尊重礼仪，不光是封建社会阶层秩序的尊从，更进一步说"礼仪端正"，才是武士强人一等的表现。武士要"死的干脆"，君要你切腹自杀你就得切腹自杀，这是日本镰仓武家时代以来的传统。起源1200年左右，日本出了一个名满天下的法师。他的一生是奔波劳碌的一生，因为他是说艺人，而且也是一名武师，他生活全部就是刀和文学。他的刀如同他的文章一样有名，他到处讲述武士的故事，讲故事时身旁总有一把琵琶，于是人们就叫他"琵琶法师"。无论刮风下雨，他都在道路上奔波，足迹遍及日本各地。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他的刀锈了，但笔却更加锋利。他的文法如同他手中的刀刃，华丽、任性、痛快淋漓，他可以惊人的不顾事实，但他的满怀豪情和个人行为的确成了武士最初的形象。传说，琵琶法师在晚年，为了磨练自己的刀，砍断了上百棵白桦。而在他有生之年，却未曾找到对手。那时的琵琶法师未曾找到对手，决不是武士太少，而是他的刀术太高。在他那个年代，武士已成为一个阶层，在民间已广为流行，到处可见腰别长刀，头挽发髻、身著真垂的武士浪人。标志著日本进入武家政治时代。武士道兴起于藤原氏专权政治背景下的日本，武士的形成是与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的瓦解和庄园制的发展相关联的。大化革新以后实行的征兵制随著中央集权制的衰落也日趋松弛。9世纪初改行"健儿制"，而导致服兵役成为贵族的专制，以至军队素质一落千丈。正于此时日本各地庄园兴起，庄园主为了领土和安全，而，慢慢分离一些农民去训练，后来干脆成立了专门负责保卫工作的武士团。一些寺庙、神社也组织了"僧兵"。但庄园武装的建立，对地方构成威胁，意识地方势力也组织了武装力量。一般由当地的富豪组成，称为"郎党、郎众"。武士势力的出现和加强，从11世纪初期开始逐渐形成了超越庄园范围的地区性武装集团。无数分散的武士聚集在一地，统一指挥，组成了武士团。武士团的首领称"物领"下属称"庶子"。武士团有著极强的宗族观念，坚决实行首领的命令，实行主从关系。武士在战场上武勇和对主人的献身精神，是武士个人和武士团的基本要求，形成了"武家习气"，"弓矢之道"等新观念，成为维持武士团组织的重要思想支柱!武士兴起的年代，正是日本从律令社会转变为贵族社会的时期。也正是封建社会开始占据优势的时代。所谓武士的兴起，决不仅仅是贵族与武士之间争夺权利的过程，而且包含了武士从地方富农中产生的新兴力量。那时，作为地方地主的五武士，把根扎在土地之中。他们被任命为捕头、押司等，并且拥戴出身名门的武将为靠山。但事实上直到战国末年，德川幕府初年，"武士道"这个名词才最早见于文字资料。武士道的目的与西方中世纪的骑士规章很相近:为战士设定生存的理念，将他们由受雇的杀手的地位加以升华。真正信奉武士道的武士崇尚正直、坚毅、简朴、胆识、礼节、诚实、忠诚等种种美德。只要武士忠于天职，就能得到荣誉。这种不计代价维护个人荣誉的信念，使得武士不会避开堪称无谓的自我牺牲。被敌人团团围住，仍然英勇厮杀的武士，以武士道的标准看，并非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样的行为乃是武士由衷忠诚的具体表现。关于这一点，以现代的观点来看，不免有些奇怪，甚至是自杀的行为。事实上并非如此。比起欧洲的骑士精神来说，一点也不稀奇。受到武士道深深影响的武士，在考虑自己下一步的行动时，根本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生死对一切果说，还在其次，让自己行动发挥效果才是正道。奋力一试，在这个过程中即使得一死，也比毫不尝试来得好，因为武士完全不用考虑自己的得失，而勇向前。不过这种精神仍然无法阻止部分武士自阵中逃走(毕竟他们也是血肉之躯)，武士道并非要人一味死战，不管胜算多寡，将自己陷入困境。武士必须智勇全，无谓的性命是错误而愚不可及的行为。像是经常出现的那城内守军开城迎击敌人的自杀行为，就得用武士道重新审视一番。出城迎击围攻城堡的敌军，不啻是自杀行为，但要是能牵制敌军，让领主有时间击退敌军，就是忠义和英勇的表现，而不是自我毁灭的冲动。1600年伏见城最后两百名德川家守军，开城不断迎击西军，正是此类的英勇行为!当然，这种精神也能用来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有太平洋小岛上的日本守军高呼万岁的自杀式攻击。武士道仍长存于二十世纪的日本陆军及日本海军心中。武士道，和其他正式的行为规范一样，也有负面的地方。武士经常残酷的对待俘虏，因为俘虏放弃了武士道。许多武士的敌人在作战后仅仅因为这个原因而遭处决。不像中世纪的欧洲，贵族和骑士被俘(通常会被监禁数年)可以用赎金赎回，日本人的作战方式从未采取用金钱换回俘虏的类似作法。武士或大名在战场上被生擒，通常都会不光彩地死在俘虏者的手下。战国时代流传下来关于武士道的书籍主要有三大类。其一是武术秘笈，武士道的定义大幅削减为武技。《单骑选集》这本1735年出版的书，着重于武士在战场上需学的武技。副标题为著铠之道，正确地诠释了这本书的内容。虽然是在战国时代过去许久之后才写就，但在行事作风一向保守的德川幕府，这本书内所写的武技，在经过百年后，仍然十分有效。其二是哲学思想，在战场上的精神广泛运到日常生活中的话，就可以达成任何目标。第三类是经营城堡，统领武士大军的实学，但也提及武士如何将武士道精神运用在日常生活中。加藤清正提倡之"武士不应有舞蹈之行为，狂舞之武士…应该切腹以示谢罪"，这样的标准看来有点过于严厉，但或许也就是说，真正的武士必须兼具教养及武艺。他不仅要精通剑术，还得娴熟社交礼仪，包括茶道及诗艺。还有武士沉迷其中的吟诗比赛，有时甚至在战场上吟诗作对!武士会先作出开场句(上联)，对手必须立即接句。精妙的双关语及暗喻在这种斗智中评价很高。当然日本是个相当富庶的国家，而武士乃社会的上层阶级，有缘体验人生中所有的美好事物。当然，过着这种生活的大名，可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地主权贵了。精神解析要了解武士道，先要看看武士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一般国家都会以猛兽，猛禽比喻武士、英雄，但在日本是以樱花来比喻武士的。因为他们认为樱花的几个特性很符合武士的特点:首先，看过樱花的人都知道，单个的樱花很美丽，但成片的樱花聚在一起就更加漂亮。这和日本武士的集团精神是很相似的。武士道是注重共性，而非如欧洲武士那样注重个性的。但他的这种共性实际上比欧洲武士的游侠精神还要狭隘，这个集团精神和团结精神是不同的，也绝非是爱国精神，他们既不忠君也不爱国，他们爱的是自己所在的武士集团。日本人评价武士也不是以是否忠君爱国来评价的，而是看他是否忠诚于自己的武士团，比如战国时期的真田勇士，明治时期反天皇势力的武士集团，日本人都给予很正面的评价，评判的标准不是他们的行为是否对日本有利，而是因为他们是终于自己的集团的武士群体，贯彻了武士道精神。所以，如今小泉执意参拜靖国，日本人不论是反对参拜的还是赞成参拜的，对小泉只有政见上的敌意，对其人格却都有些敬意，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为了自己的利益集团，宁愿冒天下之不韪，宁可在实现自己所在政治集团的理想后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日本历史上的岸信介等几位首相为了冲破和平宪法对日本不可有军队的限制的时候，也是一样，宁可解散议会也要通过自己的主张，通过之后自己也因触犯众怒而倒台，但倒台之后日本人对其人格倒反而更加尊重，其本人倒台了，但岸信介派，桥本派却更加壮大，这也使得日本的政治家更加敢于突破种种限制。二是日本人认为樱花最美的时候并非是盛开的时候，而是凋零的时候，樱花花期不长，但凋零有个特点，就是一夜之间满山的樱花全部凋零，没有一朵花留恋枝头。这是日本武士崇尚的精神境界，在片刻的耀眼的美丽中达到自己人生的顶峰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之后豪无留恋的结束自己的生命。武士自杀并非因为输不起，也不是因为失败而感到羞耻才因屈辱而自杀，武士并没有这么脆弱，自杀是因为感到自己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了，自己的心愿已经了解，自己的一生已经不可能有更大的辉煌了。这时候就应该象樱花一样毫无留恋的凋零。比如一个武士，因为仰慕一个剑术高手而很想跟他决斗，自己穷尽精力刻苦练习，多年准备之后终于有了这个机会，此人把这场决斗看做是自己一生最光辉的时刻，好象自己就是为等待这场决斗才生存的。但一交手，却发现自己根本不是对手。失败的武士自杀了，并非因为感到后悔和屈辱，而是感到很大的满足，感到自己一生的目标已经实现了，自己努力了，得到机会了，在决斗中自己的人生放出了最大的光辉，在这光辉之后人生应该戛然而止，不该再有什么留恋。所以武士的自杀并非如我们所想的是要洗刷耻辱，或是输不起，正相反这是源于其自己对自己生命的一种觉悟，一种对自己已经达到顶峰的一种判断，是一种满足，是对如樱花凋零般的凄美的一种向往。上学的时候问日本外教，之后也问过好几个日本人，用最简单的话概括武士道怎么说，他们说"武士道是对死的一种觉悟"，武士道的理想境界不是生存，而是死亡，田园终老的武士不是好武士，战死沙场或者自杀才是理想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