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战略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孙子兵法》重战与慎战相统一的战争观启发现代战争思维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孙子兵法》从揭示战争中“利”和“害”的矛盾运动规律出发来确立自已对战争的根本态度，从而决定其军事思想中功利主义的主导倾向。孙子正是用功利主义这把价值尺度考察春秋末期的战争，提出了重战与慎战相统一的战争观。《孙子兵法》所产生的春秋时期，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激烈的社会变革反映到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表现为频繁的战争。仅举鲁史《春秋》记载，在242年里，就发生过483次大的战争。在战争的旋涡中，大国胜败无常，小国安危不定，局势错综复杂。孙子从当时朝盟夕散、不宣而战的社会现实中认识到，战争只能暂时平息而不会从此废止。因此，他开宗明义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提醒人们要重视战争、研究战争和准备战争。当前，冷战已成为历史陈迹。两极战略格局的解体，国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世界基本矛盾出现新的力量组合，逐步形成与孙子时代相似的“多极”战略格局。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在这种形势下，孙子的重战和慎战思想，更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它为人们认识多极形势下的军事斗争，驾驭局部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指中国古代各阶级、民族、政治集团及其军事家、兵学家关于战争和军队等一系列军事问题的系统理性认识.是中国古代各历史时期人们军事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它随着社会的前进,军队建设和战争实践的发展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而逐渐深化,反过来又指导各时期的军事实践,对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产生深刻影响.它是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思想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历史上频繁激烈、规模巨大、空间广阔、形式多样的战争实践是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所经历的独具特色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形态,几千年高度集权的政权体制,以农业为主,兼有游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经济结构,以汉民族为主、多民族共存的民族构成,尚德、勇于反抗侵略和压迫、爱和平、重谋略、荣誉心和凝聚力极强的民族心理素质,长时期领先的科学技术,以长于理性概括和辩证思维为突出特征的诸子思想的相互斗争和融合,平原沙漠、江河湖海、崇山峻岭皆备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气候条件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决定和影响着它的发展趋势和特色.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是兵书.它出现早、数量大、种类多、内容丰富、哲理性强.散见于其他典籍中大量的论兵篇章,史书中关于军事人物、战争、军事制度等方面的记载,也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军事思想内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萌生、形成、充实提高、系统完善四个历史时期.⒈萌生时期.大约公元前21世纪至前8世纪,即夏、商、西周时期.中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产生了部落间的战争,人们对军事问题也开始有了一些初步思考.夏王朝正式建立奴隶制国家,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军队成为国家机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西周时已有师、旅、卒、两、伍等编制,青铜兵器广泛应用于军事.著名的战争有甘之战、鸣条之战、牧野之战、周公东征等,作战样式有步战、车战,多为"堂堂之阵"的正面交锋.作为观念形态的军事思想也开始萌生,在甲骨文、金文和《尚书》等古代史料及大约在西周时期出现的《军志》、《军政》等兵书中都有反映.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是：①在对战争的看法上,强调天命、 伸张正义和保民.《尚书》的《甘誓》、《汤誓》、《泰誓》等都提出以天命作为出兵征战之由,以"恭行天之罚"、"吊民伐罪"、"保民"相号召.军事决策和行动要以天象和占卜的吉凶定取舍.②治军上强调齐众以律,"师出以律,失律凶也"(《易·师》)；"尚桓桓"(《尚书·牧誓》),以成威武之师；严赏罚,"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尚书·甘誓》).③战争指导上,以重礼信仁义为主导思想,主张"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不穷不能","成列而鼓"(《司马法》)；战争实践中也已注意到以谋取胜.鸣条之战、牧野之战,都采取了阴蓄其力、争取与国、剪敌羽翼、运用间谍、侦察敌情、掌握时机、攻其腹心等方略.《军志》、《军政》中有"允当则归","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地利为宝"等谋略思想的记载.④在作战指挥上,已注意到前锋和主力、车兵与徒兵的配合及阵法的应用.由于这一时期战争样式简单,规模比较小,持续时间短,人们对军事的认识还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⒉形成时期.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中.争霸、兼并、统一战争激烈,用兵数量增多；铁兵器应用日益广泛,军事技术和筑城等均有进步；军制上,步兵、骑兵、水师逐渐分离为独立兵种,步、骑、车配合作战,形式多样；打破了"兵民合一"兵制,出现了募兵制和郡县征兵制；战争指挥复杂,要求高,将帅专职化；学术上百家争鸣等,促进了中国古代兵学的发展.以《孙子》为代表的一大批兵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兵学理论体系的初步确立.对战争的认识逐步深化春秋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师直为壮,屈为老"；"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计》).战国时兵学家进一步将战争区分为"义"和"不义",指出："禁暴救乱曰义"(《吴子·图国》),"义者,兵之首也"(《孙膑兵法·下编·将义》),并由此确定了自己对战争的基本态度:"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司马法·仁本》)；"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尉缭子·武议》).对战争的起源问题,提出"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吕氏春秋·孟秋纪》)的观点.对战争的起因问题,认为由于人民众、财货寡、事力劳、供养薄,故民争而不免于乱,已注意到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探讨战争的起因.在对战争与政治、经济、地理的关系和制胜因素的认识上,指出国家安危"在德不在险"(《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战法必本于政胜"(《商君书·战法》)；"以武为植,以文为种"(《尉缭子·兵令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兵要在乎"善附民"(《荀子·议兵》).战国时期的军事家们进一步提出军事改革的要求,主张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尤重耕战,强调富国强兵,"显耕战之士"(《韩非子·和氏》)；视富国为强兵之本、之先、之急,即"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管子·侈靡》).以法家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主张为统一而进行战争,对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形成系统的建军理论突出反映在将、法、教方面.《孙子》提出将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的条件,对军队组织编制、将官职责、军备物资、费用等也都有严格要求,管理要"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把"士卒孰练"作为胜负的重要条件等,奠定了中国古代建军理论的基础.其后战国军事理论家更进一步丰富了它的理论内容.《吴子》要求将帅总文武,兼刚柔,具备理、备、果、戒、约的素质；《尉缭子》强烈批评世将制度,提出将帅要有威、惠、机、战、攻、守、无过等全面修养；《六韬》不仅考察将帅个人的条件,而且强调统帅机关整体素质的互补和提高；《韩非子》主张从基层中选拔有实战经验的人为将领；等等.在军事法制方面,出现了许多关于作战、内务、纪律等法规性的文献,体现了以法治军、以治为胜的思想特点.同时强调以仁为本,恩威并用,赏罚严明,认为"善将者,爱与威而已"(《尉缭子·攻权》)；要爱护士卒,甘苦与共；赏不逾时,罚不迁列；要"刑上极,赏下通"(《六韬·将威》),和军同欲.在军队的教育训练方面,提出"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吴子·治兵》)；要"因便而教,唯利而行"(《管子·兵法》)；简募良材,料民选卒,依勇力、技艺分别编组,按级训练；装备要精良等.从本质上说,这是以法家的法治思想为主、吸取儒家仁学理论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适应当时军队特点的建军理论.提出一系列战争指导和作战原则春秋时期的战争指导者,已能成功地制定和运用军事与政治谋略,提出了诸如"尊王攘夷","威不轨而昭文德","观衅而动","兼弱攻昧","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等有价值的战争指导思想.重信义的观念逐步被"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所代替.《孙子》对以往的战争实践和军事理论进行总结,认为善战者必须了解和把握道、天、地、将、法"五事",重视谋略,强调"庙算"和先计后战.指出了用兵的"诡道"、"诈立"特征；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和进攻速胜的指导原则；强调主动、惑敌和因情用兵；提出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示形、任势、我专敌分、兵情主速、奇正相生、避实击虚、攻其无备、因敌制胜等基本原则.战国时期,伐谋、伐交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注重联盟战略,纵横捭阖,分化敌对力量；强调必攻不守,先机制敌,灵活应变；产生并发展了骑战、城战及不同地理、气象条件下作战的原则.《吴子》、《六韬》和《孙膑兵法》关于骑兵的地位、作用、特点的论述,已带有总结经验和理论概括的性质,其中"十胜"、"九败"和"用骑十利"已比较系统.在"攻城围邑" 和"救守"之法上,也有习用器械、集兵攻城、错绝其道、阻援攻虚、守不失险、守必出之、中外相应等论述.《墨子》中《备城门》等几篇晚出的墨家之作专论守城之法,对守城设施、布局和器械制作、使用等均有详细记述,核心思想是"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亲".奠定古代军事哲学思想的基础 《孙子》反对战争的不可知论,认为战争可先知、先算、先 胜,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观点；注重人事,反对"取于鬼神"、"像于事"、"验于度"；注重以"智"使"力"和趋利避害；注重从总体上联系上多方面地观察战争,体悟到军事领域中许多矛盾对立及转化的现象,提出了虚实、奇正、形名等一系列反映军事理论认识对象的性质、范围和内容的范畴.战国时的兵家更注重对"战道"(战争规律)的探讨,视之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同时对军事领域内的诸矛盾关系、军事与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关系的认识也更为广泛深入.⒊充实提高时期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0世纪中期,即从秦统一中国后历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至五代,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在分裂和统一的历史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完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也不断发展.军事技术有新的进步,铁兵器种类增多,杀伤性能有所提高；军事交通、筑城、造船也有较大发展.唐代发明了火药并开始应用于战争.骑兵、水军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各朝军制多有所变革,武装力量体制基本成型,大致由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三大部分组成,集权于皇帝.北朝后期创立的府兵制经隋至唐初而趋完善,成为兵农结合的军事制度；征兵制、募兵制等兵役制度交相施行. 战争规模增大,时间延长,区域范围广,大规模的骑兵集团作战、横渡江河作战、水上交战以及水陆配合作战较多.汉代注重兵书的搜集整理,并将兵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这一时期军事思想在继承先秦传统的基础上,侧重于实际运用,内容更加丰富,水平进一步提高.高度重视战略谋划在几次统一中国的战争中,一些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思想和决策能力.楚汉战争中,汉对经营基地、收揽民心、分化对方、争取盟国以及正面坚持、敌后袭扰、两翼牵制等战略运用甚为成功.东汉统一战争中,采取西和东攻,先关东,后陇蜀,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战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在多极斗争中,联盟战思想的运用生动、突出.诸葛亮的"联吴抗曹",孙权的"联魏击蜀",曹魏的离间吴蜀、坐山观斗等,在不同情况下分别运用,各有成效.诸葛亮的《隆中对》提出了分清形势,建立根基,内修政事,外和诸戎,联盟抗敌的战略思想.隋唐五代时,隋先采取北和南攻,后又采取击北防南的战略,对突厥"离强合弱",击逆抚顺；对陈军事手段与政治手段并用,虚实结合,疲敌误敌,伺机一举击灭.这些都表现出战略运用的灵活性.李渊集团为统一全国采取的因势借力、以屈求伸、乘虚入关、居险养威、先急后缓、各个击灭群雄的战略,取得成功.周世宗柴荣的"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战略规划,亦不失为有识之举.这些战略思想和决策体现了从实际出发、驾驭全局、远谋多算、灵活用兵的共同特征.《黄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训》、《战略》等专门阐述战略思想的军事著作的出现,使制定和实施战略的艺术更加深刻和系统,而"贵谋贱战","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成败在乎智","以计代战一当万"等,均成为脍炙人口的重视战略运用的名言.国防指导思想呈现新的特点根据当时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及周边形势,秦朝修筑万里长城,体现了因地形,"用险制塞"、"限胡马之足"、以墙制骑、安边设防的思想.汉朝组建大规模骑兵集团后,转而采取"以骑制骑"之策,抗击强大的匈奴骑兵,由单纯防御转入攻势防御.汉朝还在秦徙民实边的基础上,推行军屯实边措施,形成了兵农结合的一种强边新形式.秦汉时,重视军事交通建设,形成以都城为中心、干线纵横、通向边远地区的交通网,提高了军队的机动性.汉初"文武并用"的治国强兵方略,"以蛮夷攻蛮夷"的对匈奴之策,隋至唐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军事战略区,采取重首轻足、中外相维的兵力部署原则等,对后世均有较大影响.作战指导思想有新的发展 重视利用骑兵机动性强的特点,采用多路出击、以快制敌、长途奔袭、穷追猛打的战法,注重多兵种运用；大规模江河作战,水陆配合,多路分进合击；城邑战地位突出,要塞攻守成为战争成败的关键.李世民的"持久以弊之"和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战法影响深远.野战中更注意对地形的详尽考察,聚米为山(即沙盘雏形),因地用兵.《卫公兵法》提出了速决和持久不可偏废的观点.《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联系战争实践,对虚实、奇正、攻守等范畴的阐述更为系统、辩证,强调"致人而不致于人"(即夺取战争主动权)是兵法精髓,指出"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太白阴经》强调战争胜负取决于人谋和国家富强;提出"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阐明了"形"(物质)与"神"(精神)的辩证关系,发展了《孙子》关于"形"的理论.⒋系统完善时期 10世纪至19世纪中叶,历经辽、宋、西夏、金诸政权并立时期和元、明、清(前期)几个朝代,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进一步系统完善.这期间,中央政权与北方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较长时期处于并立状态,既争斗,又融合,中国政治、经济和科技、军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较大的发展,统兵用兵之权高度集中.随着火器的发明及其大量装备部队和运用于实战,火器部队成为独立兵种.作战规模日益扩大,战争样式更加多样.随着武学的兴盛,《武经七书》成为将帅及武科举子的必读书,强调精神感化的理学、心学学说渗透到治军领域.以《武经总要》、《武备志》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军事类书相继问世,明确区分军事门类,系统整理军事资料.有关军事训练、军事人物、兵制、守城、阵法、车营、火器、军事历史地理、海防边防等专题性兵书大量涌现,反映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研究的广泛深入,也增添了更多的有价值的军事思想内容.以兵权高度集中为统兵建军宗旨宋朝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藩镇拥兵割据,大权旁落的历史教训,力主兵权高度集中,以军事行政权归枢密院,军事指挥权归"三司"、"三帅",互相制约,集权于皇帝.明、清两朝统治者也将集权原则奉为圭臬.兵权的高度集中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但宋初由皇帝亲制阵图,并派出排阵使监督将帅战守的做法违背了因情应变的基本原则,也容易束缚将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造成兵将互不相习的弊端,削弱部队的战斗力.练兵、练将思想日益深化、系统随着武举、武学的逐步发展和完善,对将领的培养教育制度化、系统化,重视选练和军事教育.宋代岳飞严于治军,信赏明罚,其军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为信条.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坚持阵法要与伍法相结合,并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比较适用的练将、练兵的原则和方法,认为"练兵之要,在先练将"；练将既要入武庠(军事学校),也要到实境中锻炼；对士兵的训练,则贯彻选、练兼顾的原则,主张兵贵选乡野老实之人,摒弃市井油滑之徒,注重练胆、练艺.战略思想更加丰富、系统《武备志·战略考》按"非略弗录"和"略非奇弗录"的原则辑选春秋至元各代的用兵方略.《读史方舆纪要》系统论述了山川形势对战争的影响.在战略进攻上,北方各民族将帅普遍注意发挥骑兵机动能力强、善于野战的特长,主张进攻速决.如辽朝女军事家萧绰的长驱直入、紧逼腹心的谋略；蒙古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的远程迂回、突然奔袭、中间突破以及假道南宋的灭金方策；后金统帅努尔哈赤面对强军,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等方略,都从不同角度为中国古代战略增添了新的内容.朱元璋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也采纳了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方针,后又采取了先断羽翼,再攻腹心的方略,逐步消灭群雄,建立明朝.在战略防御上,南宋提出了依靠江河,藩篱三层,扼守要点的点、线、面结合的设防思想.明代逐步形成以长城为骨干,因险守塞,择点分片(建立九镇),宽正面大纵深,有重点和层次,精兵机动和城守相结合的边防思想.针对倭寇自海上入侵的新情况,《筹海图编》一书提出要海陆结合,分区、多层、要点设防,强调实行哨于远洋,击于近海,巩固海岸,严守要城的海防思想.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火器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作战指导思想的发展明代前期建立了以火器为主的特种部队——神机营,嗣后火器大量装备部队,有了火器和骑兵、步兵编组成军的车营.在作战中,重视发挥火器的作用,阵形和战法都有变化,并提出了火器在先、各兵种配合的思想.《车营叩答合编》专论火器部队的作战特点和方法,适应用车在用火,用火在用叠阵的原则,使车、骑、步之间交相更迭、配合,保证了火力的发扬.火器的发展也引起城邑攻防理论的变化,城池防御工事层数增加,注意骑墙、敌台火力相交,并构筑附城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早、发展快,内容博大精深.其体系确立于先秦时期,历朝历代均有丰富和发展,其中包括古代农民起义的丰富实践和理论升华,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在战争观上提倡重道慎战、义兵必胜、以战止战；在国防建设上主张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在战略和作战指导上强调先计后战、知彼知己、因情定策、"全胜"、文武并用、伐谋伐交、兵不厌诈、出奇制胜、避实击虚、各个击破、造形任势、动敌、致人、我专敌分、并卒击敌、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以逸待劳、善择战机、兵贵神速、灵活应变；在治军思想上要求以治为胜、制必先定、兵权贵一、教戒素行、气艺并重、赏罚严明、恩威并施、励士练锐、精兵良器、将帅贤能、 智勇双全、上下同欲、三军齐心；在后勤保障上提倡聚财积力、足食强兵、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在兵役思想上坚持寓兵于民、因势改制等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有广泛影响和突出地位,不仅在历史上对指导人们的军事斗争有巨大的作用,在今天仍为中外各界人士所称道,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什么是军事思想？军事思想是关于战争、军队和国防等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是人们长期从事军事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不同队级、国家或政治集团有不同的军事思想。同一阶级、国家或政治集团的军事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或发展阶段也有区别。军事思想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既受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也影响和作用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在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中，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便是一支绚烂的奇葩。中国古代战争之多，兵书和论兵要著之多，军事群星之多，军事典章之多，堪为世界之最，其军事思想发展水平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在现代军事领域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认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其代表作为以《孙子》为首的所谓武经七书）已经完全过时了，在以精确制导，全球快速机动，GPS和C4ISH为特点的世界新军事革命面前完全是故纸一堆；另一种观点则恰恰相反，认为美军就是在孙子兵法指导下打赢了海湾战争和最近的伊拉克战争，甚至煞有其事地宣称，美军指挥官给每个美军大兵都发了孙子兵法，让他们临阵好好学习，书就装在大兵们鼓鼓囊囊的大背囊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早、发展快、内容博大精深1.西周时期的《尚书》、《军志》、《军政》是中国最早的兵书，它们虽然早已消亡，或仅存只言片语，但已高度概括和抽象出了一些有关战争和战争指导的理性原则。例如：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等。2.春秋末期出现的《孙子》兵法，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立意高远、深邃独到、哲理性强，素有“兵家圣典”“世界第一兵书”之称，为历代谈兵者所推崇，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共十三篇5900字。3.战国时期，又诞生了《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孙膑兵法》等一大批兵书巨著，达到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一个高峰。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不仅历史悠久，且著述丰厚，浩如烟海，史书注录的有3000多部，为世界之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革，争霸、兼并战争频繁、激烈，加之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学术思想上的百家争鸣，有力地促进了军事思想的发展，使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不仅懦、道、法、墨等诸子百家典籍中有大量深邃的军事思想，而且涌现了孙武、吴起、孙膑等一批兵学家，产生了《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孙膑兵法》、《尉缭子》等一大批兵学著作。孙武是先秦军事理论家的杰出代表，其著作《孙子兵法》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先秦军事思想主要有十个观点：一是明确提出战争“必取于人”的朴素唯物论观点。二是指出战争有“义”与“不义”的性质之分，以“义兵”讨“不义之兵”是可取的。三是认为战争是国之大事，应当“慎战”，否则穷兵者亡。四是认为应综合比较敌对双方的国家政治、将帅才能、天时地利、军事制度和军队的数量、训练及法度纪律等各项要素的优劣，据以预测战争胜负。五是认为属于政治范畴的“道”、“德”、“仁”等因素对战争具有重大影响。六是总结出知彼知己、践墨随敌、因形用权、战胜不复、以众击寡、避实击虚、致人而不致于人等军事规律。七是概括出奇正、迂直、强弱、攻守、主客、进退、虚实、众寡、分合等军事领域特有的范畴，并且辩证地阐释了它们的关系。八是主张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九是主张耕战结合，富国强兵，居安思危。十是强调教戒为先，严明法度，“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兵权高度集中于最高统治者秦王朝后军事思想。自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2 000多年间，中国军事思想虽没有出现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兴盛景象，但仍然时缓时快地向前发展。秦统一六国时的远交近攻，各个击灭；东汉统一战争中的西和东攻，由近及远，各个击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广结联盟；隋末李渊统一全国时的因势借力，乘虚入关，居险养威；蒙元初期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的远程迂回，假道南宋灭金；明初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清初努尔哈赤的“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等方略、策略，使中国古代战略思想有了一定发展。宋代统治者提出并实行的兵权高度集中，以军事行政权归枢密院，军事指挥权归“三司”、“三帅”，互相制约，集权于皇帝的统军思想；明代戚继光提出的一套比较完整的军队训练原则和方法，使中国古代治军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秦代修筑万里长城体现的“用险制塞”思想；汉代推行军屯戍边措施；隋至唐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军事战略区，采取强干弱技、居中驭外、中外相维的兵力部署原则；明代提出的哨于远洋、击于近海、巩固海岸、严守要城的海防思想，使中国古代国防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后代李世民的“持久”防守和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战法；《卫公兵法》提出的速决和持久不可偏废的观点；火器出现后，明代有人提出火器在先、各兵种配合作战的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作战指导思想。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经过悠久的历史考验和古代军事家们长期的战争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具有宝贵的价值。因此我认为，以《孙子》兵法十三篇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或称中国古代兵法），对于现代战争仍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这是因为只要人类还有战争，其中的众多政治军事原则就将是永远适用的。有人可能认为中国古代兵法仅仅是“用兵之法”，之所以已经过时不再有用，是因为那时的战争与现代战争已有了根本的不同。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博大精深，浩如烟海，在许多方面论述的并不是单纯的用兵布阵，而大量涉及到政治与战争及经济与战争的关系，进而从政治及经济层面论述军事问题和战略问题，提出了许多至今仍然有用的政治军事经济观点，同时中国古代兵法还大量涉及到战略学，战术学，军制学，军事地理学，军事心理学，军事管理学，军事人才学，战争性质理论，战争指导理论等方面带有一般规律性的基本理论原则。这些基本理论原则对于正面临世界新军事变革的中国军队和中国国防建设具有普遍的借鉴和指导意义。今天，我们谈到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兵法，不应拘泥于古代如何布阵，如何行军打仗，如何火攻等。历史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也已进入新军事变革年代，古代战争形式与现代战争形式已经大相径庭。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兵法的许多著名思想和论断，如“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兵谋伐，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等等，至今仍有着现实指导意义，换言之，这些军事原则是永恒不变的。除了以上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军事原则，在战争指导理论，作战指导理论，军队建设理论，以及军队的组织纪律对于军队的教育等各方面，中国古代军事思想都提出了极其重要的正确主张。在战争指导理论上，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认为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为人心向背，经济实力，将帅人才以及气象和地理，并认为这些是一个整体；提出了“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政治观点，以及“三宝全，则国安”的发展经济与增强国防力量的关系，并指出在具备以上基本条件的基础上，运用谋略指导战争，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胜利的主要途径。在作战指导理论上，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智能取胜，要“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以自守者，下也。”并力求取得战略上“全胜”的境界。为此，提出了几个主要原则：如： 要“先胜而求战”，不打无准备之战，“兵胜于朝庭”；要“能夺人而不夺于人”确保战争主动权；要“审敌虚实而趋其危”，也即要避实击虚，为此，必须运用“奇”“正”之法，“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而后再“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以及要“因形用权”，“因敌制胜”，在战术运用上要机动灵活，以变制变，对敌人要“多方以误之”。 在军队建设理论上，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着重提出了“寓兵于民”的“人民战争”思想，并提出了“兵贵精，不贵多”的正确主张。同时还提出了正确的人才观，尤其强调将帅的选择和任用。并提出“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一剑之任，非将事也”，同时还着重指出将帅的人格人品是选将的最重要条件。关于军队的组织纪律，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主张健全各项法令制度，认为“制必先定”，同时强调“以赏为表，以罚为里”，并做到“杀贵大，赏贵小”。对于军队的教育，则主张“理之以义，动之以礼”，军队要有道德规范，要“以武为植，以文为种”，等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对现代战争的影响可以说无孔不入,不管现在的军事战略战术有多先进,都脱离不开古代军事思想的精髓,可以说如果没有古人先驱性的军事思想,现在的军事思想发展不会这么快，因此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对于现在战争起着绝对的指导作用。

论古代户籍制度与中国古代王权政治摘要: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人身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王权对编户齐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很大程度上依靠户籍制度,这是这项制度在中国古代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古代;户籍;制度 《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萧何私自收藏的图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秦国户口版籍,这一举动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惨烈斗争中具有强烈的符号象征,可谓意味深长:拿到了户口版籍就可以了解秦国的国情,并进而控制土地和人民,获得了它,也就象征着获得了国家政权。 中国户籍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经无数次的战争、内乱和王朝的更迭,户籍制度总是以某种方式继承或沿袭下来,并且越来越严密,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功能是全方位的:组建军队、分配土地、征收税赋、推行礼教、维持治安都与它有关。如果说官僚制度是君主对官吏进行管理的有力武器的话,那么户籍制度就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商君书•画策》云:“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专制王权对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户籍制度。大体说来,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发展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1萌芽阶段 中国历史上最早对人口进行管理的记录应当从商代开始。甲骨文中,常常出现“登人”的字样,即登记人口的意思。但当时的“登人”,几乎都以人丁为计量单位,而且在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口”、“人”等字,但却很少出现“户”、“家”的说法,因此后人推测,商周时“登人”,主要目的是为了征集兵丁、组建军队以满足战争的需要,还不具备后代户籍制度所具有的多重功能。 据《周礼》记载,周王朝分别在国野设六乡、六遂对人口进行地域划分: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又据《周礼•秋官•司民》: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生死。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受拜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 由于目前对《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仍然聚讼纷纭,因此,西周时是否真有如《周礼》中所言的那种系统而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当然是值得怀疑的。不过,虽然《周礼》并不一定反映周代的真实情况,但它至少说明和反映了中国古代管理户籍的思想和实践,很早已经萌芽。 2奠基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壮大,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频繁四起。战争需要有兵源的保证,由于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都意识到了人是宝贵的财富。为了增加人口,各国都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是用减免赋役的办法来招徕别国人口,其次是限制本国人口逃亡,如秦律就规定严厉处罚拐带秦国人出境的行为:“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还有就是提倡早婚,鼓励生育。在这些措施实施的过程中,人口登记和户口管理方面的制度也就逐渐完善起来了。通过清查登记人口并实行管制,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人口流动,防止人口流失,保证兵役和赋税源源不断。 有关战国时期各国重视人口管理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考核官僚的上计制度中找到证明。所谓上计,就是官吏将一年的预算收入,以及户口、垦田、库藏的增加等事项,事先写在木券上,然后剖而为二,国王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年终上计时,国王根据原券考核实征数目,决定官职的升迁。在上计制度中,对户口的考察一直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一个重点。 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最为成功。秦的户籍制度的创立,大约始于秦献公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所谓“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的办法编制户口册,这表明“伍”是当时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进行了改革,不仅将其作为增加人口和社会控制的手段,而且极大地强化了通过户籍制度对民间社会进行社会控制的专制工具这样一种色彩: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罪。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所谓“令民为什伍”,就是把国中所有人口,按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的办法编制起来,每伍之中,设一伍长,每什之中,设一什长,平时为民,战时即为兵。伍、什就是军队中最基层的建制。商鞅变法的主旨,就是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凡在战场上杀敌多者,不管原来是什么身份,都可以按规定晋升爵位。同时也规定,行军作战时,什伍之中如果有一个逃亡或降敌,什伍之中的其他人都要连坐。 秦的户籍制度,自秦统一天下之后,更加严格和完备,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各种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规定了生著死削的统一办法,制定了户主申报和典老审查核实的登记户口的程序,登记的内容非常详细,有户主的姓名、身份、籍贯和年龄,也有户内成员的姓名、年龄和健康状况,祖宗三代出身情况及家内人员与财产类别等项内容,有时还有身高的记录。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为了对民户加强控制和便于征发兵役、徭役及课取赋税服务的。对不报、虚报和假报户口的或未经官府批准而擅自更籍的,统统严加惩罚,还作出了不许擅徙、迁徙时必须审核和必须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 西汉年间,户籍管理备受统治者的重视,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其中之一就是“户律”。西汉在秦代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统计制度,汉代的户籍制度之明显不同于秦制的地方,还在于汉代有户等的划分。尽管汉代户等的划分不如唐宋以后明显和具体,但确实是户等划分制度的萌芽。汉代还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乡有乡长,亭有亭长,他们主要负责户口管理和基层社会治安,从而使户籍管理更加完善和周密。 为了严格户籍制度,禁止任意迁移和逃亡,汉代统治者还为此制定了“舍匿之法”,又叫“首匿法”。《汉书•淮南厉王传》:“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汉代的“舍匿之法”,等于是秦的禁亡之法的发展,它由打击逃亡犯本人,发展到了逃亡犯的藏匿者;而且“舍匿之法”执行甚严,以致汉代诸王侯中,不乏因“藏匿亡命”而被削爵下狱者。 3发展完善阶段 从隋唐开始,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进入到了发展完善阶段。隋初人口大增,主要是隋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大索貌阅”和“输籍法”,将隐漏的户口检括出来了。开皇五年,文帝下令“大索貌阅”,进行全国性的户口清查。政府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相貌与本人核对,检验是否以丁壮诈老诈小,还鼓励居民互相检举揭发,如户口所据不实,正长要受罚流放远方,其目的是要把浮游民及世家豪门的荫附户搜括出来,载入国家户籍,增加赋税收入。在“大索貌阅”的同时,还实行“析籍”政策,规定堂兄弟以下分立户籍,以防容隐。隋朝还因袭北魏的三长制,把它作为检括户口的地方组织,五里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长。畿外设置里正、党长,前者相当于闾正,后者相当于族正。畿内保长、闾正、族正与畿外的保长、里正、党长称“三长”。三长是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催驱赋役和检查户口的农村基层组织,都有检括户口的职能。另外,隋朝时还把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按照地域来分配考试名额,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唐承隋制,户籍管理更加周密。唐代检查户口、劝课农桑的基层组织是乡里:“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设里正一人,是最基本的政权单位。里正由勋官六品以下的富户白丁担任,用来“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 唐代户籍可以分成编户与非编户两大类。编户是编入户籍的居民。可以是品官,也可以是白丁,但必须是良民。编户又可以分为课户与不课户两类。按租庸调法纳税服役的普通民丁,称为课口,有课口的户称为课户,无课口的称为不课户。非编户有三种,一是贱户,分为三等,最低的是官奴婢,较高于奴婢的有部曲、客女,均为私家的家仆,身份近似农奴,因为都属私人使用,所以附属在主人的户籍中。贱户中还有一种是官户,唐代官户大多是“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今朝配役”之人。二是方外,指释、道及为逃避赋役而避入寺院的逃户。三是士兵,唐初实行府兵制,士兵来源皆所属下户、白丁。士兵本来在原编户内,自玄宗开元年间府兵制破坏,改为募兵后,兵农分离,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因此,也不在户口统计之列。〖〗 宋代的户籍制度在唐代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唐代虽然已经用“坊郭户”来称呼城市居民,但并没有为他们单独设立户籍。宋代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户籍制度上分别设立“坊郭户”户籍和乡村户户籍。在户籍实行城乡分别治理的基础上,宋代又将户口划分为主户与客户:有常产的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分别列入户籍。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与客户。坊郭客户为城镇贫民,多为小商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和帮工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是佃户、主户的雇工和佣工。另外宋代还将城市主户划分为十等,乡村的主户划分为五等,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除了主户与客户之外,还有一种官户,即品官之家,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和科配的权利。 王安石在变法时力主推行保甲制,他于宋神宗熙宁三年“始联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诏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赀最厚、材勇过人者亦充保丁”。 推行保甲制,既可以清查户口,又可以通过这一“兵民一体”的制度维护社会治安、为军队提供后备兵源,可谓一举多得,对后代影响极大。保甲制度还通过“保”和“甲”两级建制,实现了王权专制主义国家对县以下的乡里社会的逐渐渗透:由于在这种制度采取的是人人相结,家家相联的形式,从而充分保证了乡里组织被牢牢控制在统治者手中。 明朝的户口制度,承上启下,既有历史的继承,又有时代的更新,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户口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并与当时的赋役制度的变革相适应,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代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 与宋代相比,明代户籍管理的人身控制功能大大加强了。赋役黄册编定以后,户籍不得随意改动,从农村到城市所有的人户都处于封建朝廷的严密控制之下,任何人不得擅自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如有知情不报者,要受到连坐,外出百里之外时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其组织系统之完备,层层管制之严厉,实超越于前代。由此可见,明代严密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的人身牢牢地束缚在乡土之上,农民寸步难行,只能安土乐耕,向政府纳赋税,服兵役。 清代的户籍制度大体上沿用明制,清初就沿用明代的黄册制度,在黄册之外,〖JY〗另编《赋役全书》和《编审册》作为配套。但满族以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各民族分而治之的政策,对户籍管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整体说来,清代的户籍管制比明代略有放松,究其原因在于康熙和雍正两朝实行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使得赋税与人丁之间没有了直接的联系,统计户口的意义也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了。清代税收方面用里甲,治安用保甲。在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每户发给一印牌,登记人口及姓名;外出时必须注明目的地,对迁入者必须检查其原籍。 纵观历史,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们都非常重视对户口的清查、登记和管理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并非真正出于对百姓利益的考虑,而主要是为了维持专制王权统治的需要,这是户籍制度能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另外,中国各个朝代的封建统治者之所以都高度重视户籍编制,还在于它是一项具有多重功能的重要制度。户籍制度在不同朝代的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大致而言,早期或战乱时,寓兵于民、维持治安的作用要强一些,其余时候,则重在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和劝导风俗。此外,一般在王朝初创和前期,户口编制比较严格,到了王朝的中后期,则逐渐松驰”。但无论如何,户籍制度都是维护专制王权统治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而且中国的历史还表明,“在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迁徙自由。因为农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要固定居所,因此,安土重迁,就成了农业社会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而封建国家也强调要以农为本,以此维持国家的安定。基于此,中国历代王朝对户口迁徙,都设有种种禁限,有时,还把迁徙作为一种处罚”。这其实也是专制王权通过实施人身控制而维持其统治所必需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2]宋昌斌.编户齐民——户籍与赋役[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