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山水诗研究论文

陶渊明更多的表现出的是一种与官场决裂的感情，将自己真正的融入田园生活中，所以诗歌更加的淡然与平和。而谢灵运虽然也寄情山水，但是更多的表现出了个人对于世事的不平态度。而且描写自然山水力求全面、翔实，虽然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但是显得比较朴拙。

一、题材和内容田园诗和山水诗往往并称，以后的研究者也经常将它们放在一起研究，但这是两类不同的题材。田园诗是陶渊明开拓的新题材，主要写农村的生活、农夫和农耕。田园生活，质朴无华，给诗人极美的享受：“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陶渊明长期在农村生活，他与农民已很熟稔，在《归园田居》其二中说：“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见面不再寒暄，而是直接进入对桑麻稼穑关心的话题，这一方面是以具体问题代替寒暄语，一方面也是农民所具有的独特的情感。陶诗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并真实地写出躬耕之苦。《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此诗虽写劳作生活，主旨却并非写其苦，“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是一幅极具审美意义的画卷。山水诗则主要是写自然风景，写诗人主体对山水客体的审美，往往和行旅联系在一起。谢灵运是山水诗的鼻祖。《气里濑》中的“孤客伤逝湍，途旅苦奔峭。石浅水潺？，日落山照耀。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写到孤客、山水，日落和荒林等意象，在此直叙其事，直描其物。《登池上楼》中写到登楼的所见所为：初春的阳光赶走了秋冬的续风，池畔春草丛生，园柳中鸣禽已变。等等。二、产生东晋建立后数十年间，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着，玄言诗成分的过度膨胀使得诗歌偏离了艺术，变成老庄思想的注疏。陶渊明的田园诗冲破了玄言诗谈玄说理、淡乎寡味的阴霾，成功的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为诗坛吹进了一股清新自然之风，开拓了人们向自然回归的新境界，开创了我国田园诗的传统，被后人誉为“田园诗之祖”、“隐逸诗人之宗”。早在《诗经》和《楚辞》的时代，诗中就出现了山水景物。如《诗经》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涉江》中对景物的描绘“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 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 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 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接舆髡首兮，桑扈裸行。 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 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 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 乱曰：鸾鸟凤皇，日以远兮。 燕雀乌鹊，巢堂坛兮。 露申辛夷，死林薄兮。 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 阴阳易位，时不当兮。 怀信佗傺，忽乎吾将行兮！”《相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都是十分优美的山水画。但他们都只是诗歌舞台上的幕景，而不是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不具备独立的审美意义。直到汉末，曹操的《观沧海》才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首山水诗。山水诗的产生与魏晋之后隐逸之风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宋初文咏，体有变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可说是对六朝人为艺术思潮的形象、艺术的概括，而这种现象长生的契机，正是由于“山水方滋”，极与山水诗的兴起密切相关。所谓“情必极貌以写物”正是“辞必穷力而追新”的原因。三、诗歌艺术陶谢诗歌在艺术上有很大的差别。方东树评陶谢异质，认为“陶公不烦绳削，谢则全由绳削，一天事，一人功也”（《诗味詹言》）。一方面陶渊明善写意，他的生活是诗化的生活，他的感情也是诗化的，写诗不过是自然的流露。他无意于模山范水，也不在乎形似，只是写出自己胸中的一片天。陶诗发乎事，源乎景，缘乎情，而以理统摄。他诗中的意象入新苗、月亮、炊烟、春燕、青松、秋菊等已不是单纯的事物，而是诗人个人主观情感和个性的体现，往往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如“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等名句都体现了陶诗的特点。陶渊明写景是以“意”来驾驭景物的。他的风景是日常的、平凡的、不敬意出现的，他的意与这些平凡的生活、景物是一体的、无法分离的。而谢灵运则注重山资水态的描写。刘勰《文心雕龙》和钟荣《诗品》中评谢灵运诗歌的艺术追求为“极貌似以写物”和“尚巧似”。如《初去郡》：溯溪中水涉，登领始山行。野矿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飞泉，攀林搴落英。此诗写秋夜月明的幽静，写涉水登山的行程，写诗人陶醉自然的情形历历在目。自然已成为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客体，被诗人赏玩、品味。这样的名句还有很多：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过白岸亭》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异音同至听。殊响俱清越。《石门岩上宿》春晚绿野秀，眼高白云屯。《入彭蠡上宿》等等。另一方面，陶渊明的诗歌注重言外效果，发挥语言的启事性，充分调动读者的联想和想象，体会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信息。当然也是作者体会到很多道理是不能用语言来描述的，他常常遇到语言表达的苦恼，但他却采用以不辩为辩来解决这种困难。陶渊明很少用华丽的语言和夸张的手法，而只是使用白描，朴朴素素，明明白白。如《读山海经》：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这一类诗歌，全篇没有一个漂亮的字眼，没有一个华丽的辞藻，也不见哪一句有锤炼之功，只是觉得其中那份闲适的情趣、悠然的生活使读者神往。如果再加体味，就更觉滋味无穷。苏轼在《与苏辙书》中评价到：“：“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表面上质朴，实际上华美；表面上简单，实际上丰富。谢灵运的诗歌则是注重写实性。他充分发挥了语言的表现力，增强了语言描写实景实物的效果，努力探索新的表现方法，创造新的词汇，运用各种技巧去描摹或形容自己所写的景物，并从不同的角度再现大自然的美，显示出其高度的驾驭语言的能力。《晚出西射堂》中写到“连鄣叠巘崿。青翠杳深沉。 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宛如一幅比浓色艳的风景画。最后，与玄理的结合方式不同。袁行霈说过,“谢灵运的山水诗……常常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谢诗往往是山水和哲理生硬板滞的结合。如在《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既有“昏旦变气候, 山水含清晖”的佳句,末了又冒出“虑淡物自轻 ,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的干瘪说教。在谢灵运的审美活动中 ,山水自然景物给予他的,主要是哲理的思、玄理的证据, 而非审美的愉悦、情感的兴会。“因此他的诗歌也就很难达到陶诗那种情景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在陶渊明的诗作里,自然景观不再是玄理思辨的媒介,而成为一种自觉的审美对象同诗人的主体情感高度和谐融洽。如“日人群动息, 归鸟趋林鸣。傲啸东轩下 ,聊复得此生。”( 《饮酒》其七) “试酌百情远 ,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战! 任真无所先。”( 《连雨独酌》) 在这些诗中 ,我们很难指出哪句是理语 ,哪句是景语或情语。如朱光潜所说, “他把自己的胸襟气韵贯注于外物 ,使外物的生命更活跃 ,情趣更丰富; 同时也吸收外物的生命与情趣来扩大自己的胸襟气韵 ,”自然景物是作为“作者的整个的人格”而出现在作品中的。总之，陶渊明、谢灵运的田园山水诗，共同勾画了两个时期。陶渊明的田园诗，以其平淡自然的风格。将自然艺术推向了极至。而谢灵运的山水诗，则掀开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

要从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环境，所受过的压抑，以及他们隐退之后生活的环境，等等分析。而分析的门路就是从他们的作品种判断。

诗是谢灵运山水诗中的名篇，大约作于元嘉元年至三年之间。在宋景平元年谢灵运辞职回到故乡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的庄园里，他在此修建石壁精舍后，潜心读书、诵经、礼佛。感慨甚多。面对湖光山色，他智海翻腾，欣然命笔，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诗篇的末尾四句，写出游后所悟的玄理。诗人认为，一个人只要淡泊名利，便会置穷达荣辱于身外，不受其牵累，只要精神上恬静和惬意，就会觉得心性与自然常道相通为一。人生在世，要顺情适性，随遇而安，这就是人生的真谛。全诗融情、景、理为一体，寓情于景，景中含情，诚如王夫之所评：“谢诗……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古诗评选》）。 谢灵运作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重要诗人，是中国山水诗的鼻祖。他坎坷的一生和佛教有着无法解开的缘份，他最为突出的山水诗成就也很大程度地缘于佛教思想的影响。上一首诗中就体现出很强的玄理（佛理）思想。 谢灵运（三八五至四三三），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附近），世居会稽（今浙江绍兴）。谢灵运这位淝水之战前敌指挥之一谢玄的孙子，是东晋南北朝最重要的门阀士族谢家的子弟，从小受着特殊的厚待和众人的瞩目。因为谢家三代单传，为了使谢灵运顺利成人，信奉道教的家庭就把他送到钱塘杜明师的道馆中寄养。于是，谢灵运就有了“客儿” “阿客”的小名，后代人也习惯称他为谢客。寄居钱塘时，笃志好学，博览群书，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谢灵运十五岁时回到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十八岁就袭封康乐公，家世显赫，加上自身才华出众，更免不了如中国的传统知识份子一样拥有一番天大的政治抱负。但由于他在政治上所代表的王、谢等门阀世族，与当时执政的出身比较寒微的刘宋王族之间存在着矛盾，因此虽然自恃甚高，以为可以参与政要，但却一直不被重用。谢灵运在官场生涯中几经挫折。到三十八岁时任永嘉太守时，他对政治已开始有所怨倦，寄情于山水，后来辞官回会稽，凿山浚湖，探奇访胜，排遣政治上的不满情绪。 正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诗云：“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士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政治上的不得志，使谢灵运转而将精神寄托于自然山水，并在诗歌领域中成为一代巨匠。 晚年任临川内史，在政治纠纷中因谋反被收。最后在广州被杀。 谢灵运自幼好学，博览群书，文字之美与颜延之并称江左第一，名动京师。《南史·颜延之传》中说，颜延之与谢灵运以辞采齐名，而快慢不同。宋文帝刘义隆有一次命题让他俩作诗，颜很决就交了卷，而谢则好一会儿才完成。颜延之曾问诗人鲍照：“我与灵运相比优劣如何?”鲍照回答说：“灵运的五言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你的诗则若铺锦列绣，也是雕缋满眼。”南朝梁代的著名诗人兼诗评家钟嵘在他所著的《诗品》中也引汤惠休的话说：“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 古人的所谓“芙蓉”，指的是荷花，亦称莲花，而不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芙蓉花。自此，“出水芙蓉”、“芙蓉出水”或“初发芙蓉”、“芙蓉初发”便成为形容诗文词句清新可爱、美妙自然的一句成语。正如我们众所周知的，莲花是佛教中的重要象征物，鲍照的评价不经意地点中谢灵运一生与佛教摆不脱的缘份。 谢灵运自身向佛的心愿可以从他申请参加高僧慧远的僧社一事深刻反映。 僧社又叫法社、莲社、净社、香火社等，是崇奉佛教的官僚贵族和在家居士同僧人结成的信仰团体。最早的莲社是由净土宗的先驱者，东晋高僧慧远创办的。慧远“博综六经，尤善庄老，性度弘伟，风鉴朗拔”。他对祖国文化的深厚修养，以及风度魅力，对士大夫很有吸引力，使得“宿儒英达，莫不服其远致”。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张莱民、张季硕等一百二十三人，都“弃世遗荣，依(慧)远游止”。慧远于是和他们集于庐山北面般若云台精舍阿弥陀佛像前，建斋立誓，共期往生西方净土。这样，中国的第一个莲社便产生了。莲社的创立开辟了僧俗交游的新蹊径。当时人选的条件比较苛刻，谢灵运一度被拒之门外。他的十世孙、中唐诗僧皎然对他十分推崇，曾说“康乐公(谢灵运)早岁能文，性颖神澈，及通内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皆造极，得非空王之道助邪!”(《诗式》卷1)而唐末诗僧齐己却否定“心地更精”的说法，认为“谢灵运欲入社，远大师以其心乱，不纳”，“谢公心乱入无方。”很可能由于顿悟说尚未被当时的佛教界普遍接受，谢灵运主张顿悟说，佛教界的正统派人物认为他“心乱”，为了加以压制，以便不惹出麻烦，干脆连佛教的外围组织也不让他加入。但是正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谢灵运的自身心愿和他的佛学修养（已经有些让当时的佛教高僧感到担心）。 据楼宇烈先生的《为研究佛教文化提供一部简要的原始资料——<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编后》指出：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并不仅仅是出家僧人的信仰，而且有着极其广泛的世俗信仰者做其基础的。特别是其中有许多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又不同于一般的信仰者，他们通过自己的文字著作或艺术作品，宣传和发展佛教理论，其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绝不下于那些出家高僧。而正如我们上面已经提到的，谢灵运的佛学修养在短短的《辨宗论》中体现出来，他把儒佛在成圣问题上的异同和当时名僧道生的“顿悟”说揭示了出来，在中国佛教理论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谢灵运还把《大般涅盘经》整理成南本。 还有一点过去我所不熟知的，谢灵运在佛画领域的成就。据相关文献记载，由魏至唐五代因画佛得名并在我国绘画史上占有显赫地位的佛画家在晋朝有张墨、卫协、谢灵运等人。 如果仅仅如以上所说，那么谢灵运就仅仅是一个出色的佛画家和佛学家（哲学家），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声望和地位更来源于他取佛教思想精神融个人感悟，在过去玄理诗和描写山水的诗（非真正的山水诗）的基础上，真正创立了中国的山水诗传统。 中国文化中，受到佛教影响的诗有两大类，有的明显，有的隐晦；有的直接，有的间接。而这两类诗，谢灵运都写过，并且有比较出色的作品。 一类是明显表现佛教教义的，可以称为佛理诗（与玄言诗 稍有区别）。这类诗，虽然名曰佛理，但是出家人作，很多一般文人也作，例如： 法藏长王宫，怀道出国城。愿言四十八，弘誓拯群生。净土一何妙，来者皆菁英。（谢灵运《净土咏》） 另一类是山水隐逸诗。这类诗是六朝时期释道思想融合文人雅士的生活的反映，所以虽然没有明白宣扬佛教教义，却也是佛教影响下的产物。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菱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虑淡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这正是谢灵运得以成为中国山水诗鼻祖的基础。

谢灵运山水诗的特色沈德潜《说诗晬语》云:“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转关也。康乐神工默运，明远廉俊无前，允称二妙”，黄子云《野鸿诗的》也说:“康乐于汉魏外别开蹊径，舒情缀景，畅达理旨，三者兼长，洵堪睥晀一世”。历来大都以谢灵运作为山水诗的缘起，这是需要首先说明的。六朝是玄学兴盛的时期，谢灵运的身世使得他走向寻求山水慰藉的道路，当然这其中又使得他深受道家文化思想的影响。又因为他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比如我在《慧远及其佛学》一文提到过他与慧远的交往，又因为他曾撰写过《辨宗论》，又有人认为山水诗的产生与发展与佛教有关系。这其实都忽略了谢灵运自身那无可抒怀的矛盾。我认为他逃向道家、佛家，其实与他“反身草泽”，追寻山水都是一样的心态，只是寻求慰藉，未必是种信仰。举例而言，如《登江中孤屿》所谓:“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即使他想要寻求长生，也不过是在山水的探寻中发现的“理”罢了。“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也只有山水中的清晖能让诗人流连忘返。“情用赏为美，事昧竟谁辨？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从斤竹涧越岭溪行》），也只有在山水中诗人的忧思才能得到排遣，“理”才得以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