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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诗作为唐诗的一个重要题材,历来较受关注。二十世纪以来,学界对唐代田园诗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突破,因此有必要对其基本情况作一回顾总结,对日后的进一步研究当不无裨益。为方便起见,本文主要就新中国成立以后近六十年的研究情况进行总结和评述。①近六十年唐代田园诗研究的基本历程近六十年来,唐代田园诗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49 - 1976 年,为研究的第一个阶段。五、六十年代,对唐代田园诗的研究还不够充分,产生的成果也很有限,而且研究范围比较狭窄,对唐代田园诗的整体情况基本没有涉及,主要对最具代表性的作家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作了一些讨论和评价。由于受当时极左思潮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着重对王孟诗歌的思想性和社会价值进行评论,而对其艺术性则谈得少而粗略。如北大文四(2)王维研究小组的《对王维诗歌的评价》(1) 、彭立勋等的《关于王维及其诗歌评价的几点意见》(2) 、陈育德《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思想倾向及其社会意义》( 34)等文,对王维诗基本持否定态度,说他的田园诗是粉饰生活歪曲现实的,甚至说王维的诗歌不但毫无价值反而具有反动的作用。当然更多的学者还是能对王维诗歌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作出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如陈贻 《论王维的诗》(4) 、北大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集体撰写的《杰出的诗人王维》( 5)以及王运熙的《王维和他的诗》(6)等文都对王维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作了较为全面公正的评价。1977 - 1989年,是唐代田园诗研究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有较大的进展和突破,成果量增长至90篇左右。首先开始从整体上关注唐代田园诗的创作情况,特别是对盛唐时期的山水田园诗派关注较多,对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及其原因、盛唐田园诗的心理依据以及所体现的时代精神等方面作了一些探讨分析,如刘德重《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7) 、葛晓音《盛唐田园诗和文人的隐居方式》( 8) 、林继中《试论盛唐田园诗的心理依据》(9)等文即是。第二,对代表性诗人王、孟田园诗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征作了较为细致深入的研究分析。王维作为卓有成就的大家尤受关注,出现了一大批从禅意、绘画、音乐等角度研究王维诗歌艺术性的文章。如袁行霈《王维诗歌的禅意与画意》(10) 、文达三《试论王维诗歌的绘画形式美》( 11) 、金学智《王维诗中的绘画美》(12) 、等文对王维山水田园诗“诗中有画”和“诗中有禅”的艺术特征作了分析。这一时期对孟浩然田园诗风格特色的研究也较多,如王从仁《孟浩然诗风格浅说》( 13) 、程发义《谈孟浩然田园山水诗的“味”》(14)等文对孟诗清淡、自然的基本风格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述。第三,此阶段不仅对王孟等大家作了较深入的研究,也关注到了唐代各个发展阶段的其他诗人的田园诗创作,从而使唐代田园诗的研究范围有较大拓展。1990 - 2006年是唐代田园诗研究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是20世纪以来唐代田园诗研究最为繁盛的一个阶段。其基本特点是研究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研究范围进一步被拓展,成果量也迅猛增加,共达到230 余项。首先从唐代田园诗的整体研究来看,打破了此前只集中关注某一阶段(主要是盛唐)的创作,开始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整体研究,如高人雄《儒道释思想与唐代山水田园诗》(15) 、葛晓音《论山水田园诗派的艺术特征》(16) 、林继中《田园诗人与自然的对话》(17) 、霍然《论唐代隐逸与山水田园诗的美学意蕴》(18)等文分别对唐代山水田园诗的产生原因、艺术特征、美学意蕴等问题作了较深刻的阐述。葛晓音的专著《山水田园诗派研究》(19)则对唐代山水田园诗从初唐的起步到盛唐的发展成熟再到中唐的新变作了较完整细致的勾勒。从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来看,最富有代表性的诗人王维、孟浩然等继续备受关注,成果丰硕,而且关注面进一步扩大,每个时期富有特色的诗人诗作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研究和重视。再者研究方法也进一步丰富多样,美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均被运用到研究中来。近六十年唐代田园诗研究的基本格局第一、整体研究(约32篇) 。唐代田园诗在唐代各个时期都存在,但每一阶段的发展并不平衡,且每个阶段各有其特点。盛唐田园诗的创作是整个唐代最为繁盛的阶段,创作者较多,作品量较大,艺术成就也最高,因而最受关注(约有论文21 篇) 。首先对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形成的原因(或产生的条件)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刘德重《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德形成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认为“当时政治现实的黑暗,作用于一群软弱的中小地主知识分子身上,再加上佛老思想的影响,促使他们逃避现实,归隐田园,寄情山水。这就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得以形成的社会原因。”葛晓音《盛唐田园诗和文人的隐居方式》则从文人的隐居方式这一独特角度探讨了盛唐田园诗兴盛的原因及其特征。该文认为,盛唐官僚阶层及中下层士人两种主要的隐居方式:即“亦官亦隐”和暂时闲居,对田园诗的写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首先,别业的创作环境造成了盛唐部分田园诗与山水诗相融合的趋势;其次,促使盛唐文人以合乎时代精神的审美理想继承了陶田园诗的传统,同时又注意到在陶诗中尚未被充分表现过的多方面的田园意趣;第三,形成了盛唐田园诗追求和平宁静和优雅高尚的审美趣味。“这篇文章对学界已成定论而语焉不详的隐逸与田园诗的关系的研究,显然比以往的阐述远为具体和深入。”(20)另外管士光《我对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产生条件的看法》(21) 、唐启翠《从文人心态看盛唐山水田园诗兴盛的原因》(22)等文章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产生和兴盛的原因。唐丽娟《论王孟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成就和影响》(23) 、陈建森《试论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心物感应形式》(24)等文对盛唐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性作了较深入的分析。对中、晚唐田园诗进行综合研究的不多,主要有林继中的系列论文《人的精神面貌在田园诗中的位置:兼论中唐田园诗蜕变之意义》(25) 、《变迁感:中唐士大夫的心理压力———中唐田园诗的透视》(26) 、《田园夕照话晚唐》( 27)等,前两篇通过将中唐田园诗与盛唐田园诗进行比较,探索出中唐田园诗对传统田园诗的新变。第三篇也是通过将晚唐田园诗与盛唐进行比较,总结出晚唐田园诗凄清枯寂的基本特征以及造成这一特征的深刻原因。第二、重要作家作品研究1. 王维研究 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成就最高,因而历来备受关注,研究成果尤为丰硕(约230项) ,研究也最为深入、细致,方法多样,角度多维。例如,对王维“诗中有画”的特点的研究重要成果就有:袁行霈《王维诗歌的禅意和画意》、佘庆华《王维诗中的色彩》( 28) 、陶文鹏《传天籁清音,绘有声图画》(29)等。其中,袁行霈文从总体上探讨了王维“诗中有画”的表现特征。认为王维的“诗中有画”是因为他虽用语言作媒介,却突破了这种媒介的局限,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语言的启示性,在读者头脑中唤起了对于光、色、态的丰富联想和想象,组成一幅幅生动的图画。同时,还把绘画的“经营位置”的技巧,运用到诗歌中来,善于处理画面虚实的布置,以达到“诗中有画”。佘庆华文则从王维诗善用色彩的角度来探讨王维诗“诗中有画”的具体表现形式。陶文鹏文则着重论述了王维诗将诗、画、乐融为一体的艺术特色,认为王诗是同时以诗人的心灵、画家的慧眼和音乐家的锐耳来捕捉、表现自然美的。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禅宗思想也是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但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界对此几乎不曾涉及,80年代以后较早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文章仍当属袁行霈的《王维诗歌的禅意和画意》。袁文认为,禅宗思想渗透在王维的许多诗里,有些诗是空洞的说教,有些诗则在自然山水和田园生活的描写中蕴涵着禅意。此后,研究王维诗歌与禅宗关系的文章一下子多了起来,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成果,其中涉及到王维田园诗且较具代表性的有:孙昌武的《王维的佛教信仰与诗歌创作》(30) ,史双元《禅境画意入诗情》( 31 ) 、《王维诗中的禅意》(32) ,张应斌《禅意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美学建构》(33)等。其中,孙昌武文认为,禅宗思想对于形成王维山水田园诗“澄淡精致”、“浑厚闲雅”的独特风格,起了积极作用。其影响于王维的诗歌艺术大致有三个方面:以禅悟入诗、以禅趣入诗和以禅法入诗。论述颇为细致、精当。张应斌文对禅意具体怎样参与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美学建构的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入的探究分析,他认为,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奥秘在于:定、慧境界既是禅宗境界,又是诗意境界,王维通过定、慧境界使禅意转化为山水田园诗的美学构成。同时,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王维诗的艺术特色,如何国新的《论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意象》(34) 、童慧刚《王维山水田园诗图画意象之解读》(35) 、傅怡静《从生活家园到精神家园:就“青山”“空山”意象看王维诗境的本质》(36)等文运用意象研究的方法,通过对王维诗常用意象的分析,来探究把握王维诗的艺术和意蕴。为了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特征,一些学者常常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将王维与古今中外的诗人进行比较,产生了较多的成果(约40项) 。孟浩然是与王维并称的创作山水田园诗的大家,因此将王、孟进行比较的论文最多,并有王从仁的一部专著:《王维和孟浩然》(37) 。王著在肯定王、孟并称、王、孟地位相当的前提下,具体论述了王、孟山水田园诗的区别:首先,在王维诗中,诗人的自我形象与外界景物融成一体,作者的个性与自然达到了完美的契合;而孟浩然诗中,诗人的形象是独立的,作者的感情是直接抒发出来的。其次,王维的诗,静中有动,以静写动;孟诗中,首先使人感觉到的,是诗人情感的波动,他所描写的景物却往往是静美的。再次,王维诗以清秀精工著称,语言锤炼,善用彩绘。孟诗则清新自然,语言平淡,擅长白描。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李浩的《王维与孟浩然山水田园诗之比较》(38) 、胡遂的《论陶谢王孟田园山水诗审美意趣之异同———兼论山水诗从六朝到盛唐意境演进过程》(39)等。其中,李浩文从思想、创作时间、观照自然的角度、抒情方式和体裁等方面,对王孟山水田园诗作了较为细致具体的比较。胡遂文着重对王孟诗歌特色进行比较,认为孟诗个性鲜明,诗人自我形象特别活跃,呈现“淡美”的意趣;王诗则泯灭个性,消尽意气,从而达到一种“思与境谐”的境界。陶渊明被公认是田园诗的开创人物,王维则是集陶、谢之大成的杰出诗人,因此将王维与陶渊明进行比较的文章也较多,代表性的有:陈滢《陶渊明、王维、李白的田园山水诗异同探略》(40) 、任嘉禾《陶潜与王维:诗史上儒道结合与儒佛结合之比较》(41) 、邓民兴《田园异趣,隐逸别情:陶渊明与王维比较》(42) 、张自华《陶渊明、王维山水田园诗意境的比较》(43)等。此外学界还将王维与同时代诗人李白、杜甫、储光羲、裴迪等,与外国诗人华滋华斯、泰戈尔等进行比较。在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性进行研究中,还产生了大量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作品《山居秋瞑》和《渭川田家》进行赏析的文章(约60篇)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文化意蕴、深层内涵进行探讨也是研究的一个方面,并产生了一些成果。如杨德才《王维山水田园诗所折射的文化心态》(44) 、潘晓彦《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悲剧意蕴》(45)等。2. 孟浩然研究 孟浩然是与王维齐名并肩的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诗人,对孟诗的研究也是唐代田园诗研究的一个较重要的方面。共产生相关成果约60项。其中对孟诗艺术风格进行研究的成果最多。陈怡 的《孟浩然诗选·后记》(46)应是较早对孟诗艺术进行分析探讨的文章,陈文认为,孟的田园、隐逸诗学习了陶渊明的写诗经验,重视清新而浑然一体的感受,成功地创造出一个幽雅、恬静的意境以及与此意境相协调的“风神散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从而形成了清淡的独特艺术风格,为百花齐放的盛唐诗坛增添了别有韵致的奇葩。文章还抉发出孟诗创作的艺术精髓———“妙悟”,进行了独到、深入的分析,并对人们常常忽视的孟诗“浑健”的一面作了一定的强调。论述颇为全面、确切。陶文鹏的《论孟浩然的诗歌美学观》(47)一文则专门对人们很少注意的孟诗理论作了研究,角度比较新颖。文章通过对孟浩然谈诗的诗句进行钩沉整理,探讨出孟浩然重视诗歌着重写心灵、抒发感情这一美学特征,强调“情以物迁,词以情发”;指出孟诗创作中的美学追求是“以清真为核心,在清空、清幽、清淡、清旷的多种美感中洋溢着清新气息”;并对孟的诗歌美学观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也对孟浩然的田园诗作了较细致的分析,指出孟的田园诗大都取材于日常闲居的生活感受;艺术上,孟诗“善于在平淡闲逸的日常生活中把握微妙的情绪,融汇于清旷的境界”。文章最后还对孟诗作了高度评价,认为孟浩然从题材和精神旨趣两方面将田园隐逸和山水行旅结合起来,使陶的感受和谢的观赏融为一体,形成了情景交融、意在象外的意境和冲淡清旷的风格。另外象李明生、李浩的《论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自然特征》(48) 、柯素莉《孟浩然诗歌魅力探寻》(49) 、宁松夫《孟浩然山水田园诗意象论析》(50)等文,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孟山水田园诗的艺术风格作了一定的探究。一些文章还从比较的角度,将孟浩然与王维、陶渊明等进行比较分析,以期深入把握孟诗的独特风格。在孟浩然田园诗的研究中,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孟诗最有代表意义的诗篇《过故人庄》进行赏析,共有赏析文章28篇。近六十年唐代田园诗研究的问题与不足近六十年来,唐代田园诗的研究确实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无论是整体性探讨还是对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都产生了令人满意的一些成果,尤其是对一些山水田园诗创作大家(主要是王维)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更加令人瞩目。然而我们也能从中发现,整个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整体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研究者大多立足于唐代的某个阶段,且各个阶段的研究也极不平衡。从成果量的分布来看,盛唐占了绝对优势, 32篇整体研究论文中,专谈盛唐的就有21篇,中唐只有2篇,晚唐则只有寥寥1篇。当然,盛唐田园诗的创作十分兴盛,艺术成就也高,对盛唐作更多的关注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其他阶段的创作。从实际创作情况来看,中晚唐田园诗的创作数量不仅多,而且具有有别于盛唐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但到目前为止,只有林继中的几篇论文(见上)以及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对此作过一些探讨,一些中唐作家作品研究中也有零星的论述。晚唐田园诗则基本未被纳入研究视野。虽然有几篇从整体上研究唐代田园诗的文章,但往往关注的是某一个方面的特点,诸如文人心态、美学意蕴、文化内涵等,而缺乏流变史的勾勒,即田园诗创作从初唐、盛唐一直到中晚唐,其精神旨趣、艺术特征等方面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流变,这对整个唐代田园诗的研究当是极为重要的。第二,作家作品研究也极不均衡。首先我们对一些重要作家研究成果量的分布情况作一番考察。据笔者统计,相关作家的研究成果为:王维:约240项,孟浩然约60项,王绩:约22项,储光羲:约8项,杜甫: 5项,韦应物: 3项,白居易: 2项,柳宗元: 1项。从成果量的具体分布可以发现,王维研究占了绝对优势,是总成果量的2 /3强,这当然是由王维在整个山水田园诗史上的地位所决定的,对其作全面深入的研究是理所当然。然而我们也应注意到,孟浩然作为当时与身后与王维齐名的山水田园诗派的大家,其田园诗研究的成果却只及王维的1 /4,仅从数字上就说明,近60年来对孟浩然这样的大诗人的研究是不够充分的;再从成果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也主要是对孟浩然诗歌的基本风格作了一些分析,还有大量的单篇赏析,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显然不够。储光羲也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重要作家之一,他的田园诗数量大,且富有个性和特色,但从成果量和研究的实际状况来看,对他的田园诗的探讨分析也是很有限的。再看中唐诗人韦应物和柳宗元,韦应物的田园诗创作不仅数量较多,且有较明显的新变痕迹,这一点虽然已为一些研究者所注意并有所论述,但相对韦应物的实际成就和地位来看,研究程度是不够的。柳宗元既是中唐卓有成就的散文大家,同时又是一位富有创作个性的优秀诗人,但长期历来,学界主要关注其散文创作,而相对忽略了他的诗歌。近些年柳诗研究虽然有较大的突破,但也更多关注他的山水诗创作,而对其田园诗的研究十分冷落。此外,中晚唐还有:刘长卿、钱起、白居易、李德裕、张祜、陆龟蒙、杜荀鹤、司空图、唐彦谦等一批诗人,他们不仅创作了较多的田园诗,且在题材选择、思想旨趣、风格情调诸方面都十分有特色,但对其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这种研究格局的极不平衡,对于唐代田园诗的全面把握无疑是不利的。第三,研究选题重复,缺乏开拓创新精神。一些论者不仅习惯于将关注目标锁定在王维等大家身上,而且选题上也总是围着几个现成的论题打转。例如,对王维山水田园诗艺术的研究,从80年代开始,学界主要围绕其诗中的画意、禅意等问题进行阐述,尽管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论点重复、毫无新意的论文也屡屡皆是。对具体作品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一些名篇佳作上,而对其他田园作品少有关注,由此形成研究的盲点。第四,田园诗与山水诗的界定模糊。客观地说,田园诗和山水诗是有较为密切的联系,但它们毕竟分属两种不同的诗歌题材,各有属于自己的表现领域和风格内涵。魏晋南北朝时期,陶渊明和谢灵运分别开创了田园诗和山水诗两大题材,并为后世确立了创作典范。进入唐代以后,由于时代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变化和影响,从初唐王绩开始,田园和山水就有合流的迹象,到了盛唐,以王、孟为代表的诗人在创作中更增强了这一趋势,使有些诗歌山水、田园融为一体,难以分辨。然而从总体情况来看,大多数诗歌还是泾渭分明的,比如,我们决不会把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看作一首田园诗,也绝不会将王维的《渭川田家》认做一首山水诗。从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可以发现,相当多的研究者却更多地看重田园诗与山水诗的共性而相对忽略了二者的差异,因而多习惯于将田园诗和山水诗放在一起进行研究,甚且以山水诗为主以田园诗为次,这种状况对于更准确地把握田园诗独有的文体特征以及对其进行更深入地研究分析,无疑也是不利的。唐代田园诗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呈现一种文人士大夫的闲逸情趣渐渐削减而关怀民生疾苦的淑世精神逐步加强的趋势,这一现象也少有人注意。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去调整、克服以及进一步地深入发掘
悠悠思忞
主要内容:作品风格关键词:绘影绘形,有写意传神、形神兼备之妙。“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王维以清新淡远,自然脱俗的风格,创造出一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中有禅”的意境,在诗坛树起了一面不倒的旗帜。
艺术特点:
唐代诗人王维在其诗歌创作中很好地体现了他诗画意境统一的观念。“诗中有画”是王维诗歌作品的艺术特征,自然也就体现在各个重要的创作环节上,本文仅从结构、炼材、语言三方面进行赏析。
1、结构。王维的诗往往采用组诗的形式来写,每首诗都可构成一个画面,合起来可以集结成一幅和谐的全景画面。
2、炼材。指的是选材练意,王维的诗善于捕捉形象和创造形象,在诗中体现出绘画的特点。
3、语言。王维的诗善于运用词句描绘形象的声、色、光、态。
扩展资料
山水田园诗——盛世时期
山水诗形成以后,虽然它在不断寻求外部空间的开拓和内部体制的完善,从而在各个不同时代,而有了新的风貌和姿态,但是,道释玄禅的人生情趣和艺术精神,却始终贯穿于山水诗的发展中。随着唐诗繁荣局面的到来,山水诗出现了丽日经天的壮观。
王维与孟浩然等继承了陶渊明、谢灵运山水诗传统,形成了一个与边塞诗派交相辉映的山水田园派。在唐代诗人中,没有哪一个诗人没有写出以自然山水为题材的诗篇。
唐代诗人中以山水诗闻名的人很多,但能代表山水诗成熟的,主要还是孟浩然、王维、李白。山水田园诗到了宋代以后,虽在运用诗化的语言抒情、状物、写景、叙事方面,有行文不拘一格,使人耳目一新之作,但山水诗的境界上子已远远比不上唐朝。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山水田园诗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王维
瑾年凉薄
试析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异同。(1)王维、孟浩然都以写自然山水而齐名。孟浩然生卒年均早于王维,但成名却在王维之后。(2)王、孟年轻时,均有建功立业以扬名不朽的思想,中年以后,均以山水田园诗名世。王维精通音乐,又擅长绘画,他的诗境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由于归心佛法,又精通禅理,所以他习惯于把宁静的自然作为凝神观照而息心静虑的对象。诗人着重写无心、写偶然、写坐看时无思无虑的直觉印象,将禅的静默观照与山水审美体验合而为一。而孟浩然则不然,他的山水田园诗更贴近自己的生活,“余”、“我”等字样常出现于诗中。如《过故人庄》中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如《与诸子登山见山》中:“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出现在孟浩然诗里的景物描写常常就是他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带有即兴而发、不假雕琢的特点。(3)王维晚年隐居嵩山和终南山,经营归隐的辋川别业,他诗中景物,多为山中之景。如《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如“荆溪白石山,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山中》);如“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终南山》)。多为静态之画面。而孟浩然一生多次出游,而且偏爱水行,在乘舟漫游吴越水乡的时候遇景入咏,如《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如《耶溪泛舟》:“落景余清辉,轻桡弄溪渚。”如《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乘舟行吟,多显动态流畅之画面。(4)空明境界和宁静之美,是王维诗歌艺术的精髓,他的诗歌形象宁静优美而神韵缥缈。他诗歌艺术手法多用通感之法。而孟浩然单纯明净之美,诗语自然纯净而采秀内映,比王维更显淳朴,自然而平淡,给人以洗削凡近之感,描画出淡泊纯净的山水之美。因而孟浩然的诗境是冲淡明秀的。
流云归晚
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 恰巧南宗画创始人王维也是神韵诗的大师,而且是南宗禅最早的一个信奉者。《王右丞集》卷二五《能禅师碑》就是颂扬南宗禅始祖惠能的,里面说:“弟子曰神会……谓余知道,以颂见托”;《神会和尚遗集·语录第一残卷》记载“侍御史王维在临湍驿中问和上若为修道”的对话。在他身上,禅、诗、画三者可以算是一脉相贯,“诗画是孪生姊妹”这句话用来品评他是最切不过了。苏轼《东坡题跋》卷五《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凤翔八观·王维吴道子画》说得更清楚:“摩诘本诗老,佩芷袭芳荪,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敦。”纪昀评点苏诗说:“‘敦’字义非不通,而终有嵌押之痕”,指摘得很对;“敦”大约是深厚之“义”,可参看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论画山水树石》:“又若王右丞之重深”,但和“清”连用(collocation),就很牵强流露出凑韵的窘态了。 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七:“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如彦远画评言,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余家所藏摩诘《卧雪图》有雪中芭蕉,此难与俗人论也。”[23] 都穆《寓意编》:“王维画伏生像,不两膝着地用竹简,乃箕股而坐,凭几伸卷。盖不拘形似,亦雪中芭蕉之类也。”神韵诗派另一位大师王士祯把王维这种画和他的诗融会,《池北偶谈》卷一八:“世谓王右丞画雪里芭蕉,其诗亦然。如‘九江枫树几回青,一片扬州五湖白’,下连用‘兰陵镇’、‘富春郭’、‘石头城’诸地名,皆辽远不相属。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名画家兼诗人金农更把王维这种画和他的禅贯通,《冬心集拾遗·杂画题记》:“王右丞雪中芭蕉为画苑奇构。芭蕉乃商飙速朽之物,岂能凌冬不凋乎?右丞深于禅理,故有是画,以喻沙门不坏之身,四时保其坚固也。余之所作,正同此意,观者切莫认作真个耳。”金农对“禅理”似乎不深;禅宗有一门“话头”,和西方古修辞学所谓“不可能事物喻”(adynata,impossibilia)[24] ,性质相同,例如《五灯会元》卷一○光庆遇安章次:“古今相承,皆云:‘尘生井底,浪起山头,结子空花,生儿石女’”,又卷一二道吾悟真章次:“三面狸奴脚踏月,两头白牯手拿烟,戴冠碧兔立庭柏,脱壳乌龟飞上天。”[25] 假如雪里芭蕉含蕴什么“禅理”,那无非像井底红尘、山头碧浪等等也暗示“毕竟无”。
水乡的风光
唐代著名的诗人王维的诗作,大部分诗都体现了高雅,优美的特点,“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自苏东坡发表这一评论后,“诗中有画推王维”遂成定论 ,申说者不乏其人。叶燮更直接说:“摩诘之诗即画,摩诘之画即诗,又何必论其中之有无哉” 。今人也都将诗中有画作为王维诗的最大特色,一再加以肯定、推阐。据我的不完全统计,自八十年代以来,以“诗中有画”或绘画性为核心来讨论王维诗艺术特征的论文已多达六十余篇(这是古典文学研究中课题重复和陈陈相因的又一个典型例证) ,而结合“诗中有画”来分析作品的鉴赏文章更不啻倍蓰。若从美术学的角度说,早出的袁行霈、文达三、金学智三文已对这个问题作了透辟而充分的分析,以后的论文很少新发明。在海外的研究中,台湾学者杨文雄和简静慧、佘崇生各有论文研究王维诗中的画意,日本学者丸若美智子也曾就这一问题加以讨论;韩国柳晟俊教授《王维诗之画意》一文,从经营位置、选材、对比与烘托等方面分析了王维“将画境融入诗境中,而表现诗中独特之美感”的艺术特征 。看来,“诗中有画”作为王维诗的主要特征,已是中外学者的共识。 然而我对此一直持有不同看法,觉得以“诗中有画”来论王维诗,值得推敲。几年前也曾与王维研究专家陈铁民先生交换过意见,陈先生对以文、金二文为代表的“诗中有画”论是有保留看法的,曾在《王维诗歌的写景艺术》一文中提出不同意见,又补充了“景中有我”的见解 。但他的意见似乎未被倾听,同时我觉得这个问题在学理上还有进一步展开的余地,故再提出加以讨论。 就诗中有画的命题本身看,“画”应指画的意趣,或者说绘画性,据邓乔彬先生概括,它在诗中的含义有三重:其一,重视提供视境,造就出意境的鲜明性;其二,以精炼的文字传视境之神韵、情趣;其三, “虽可入画却难以画出的东西,入之于画为画所拙,入之于诗却为诗之所长、所胜,因而非‘形’所能尽,而出之以意。” 第三重含义又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动态的或包含着时间进程的景物;二是虽为视觉所见,但更为他觉所感的景物,或与兼表情感变化有关的景物。尽管谈论诗中的画意不同于绘画本身,但从一般艺术论的意义上说,历时性、通感、移情且发生变化的景物,毕竟不宜充任绘画的素材,而且根本是与绘画性相对立的。但它们却是最具诗性的素材,我们在杰出的诗人笔下都能看到成功的运用。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当我们将这重与绘画性并不亲和的含义从“诗中有画”中剥离时,“诗中有画”还能葆有它原有的美学蕴涵,还能支持我们对王维诗所作的审美评估吗?看来,首先还须对“诗中有画”的“画”的意义和价值作一番探讨。 二、历来对诗画关系的理解 让我们重新翻开《拉奥孔》,温习一下莱辛对诗画特征的经典分析。虽说是老生常谈,但今人似乎已将它淡忘。对诗和画的区别,莱辛首先指出,诗和画固然都是摹仿的艺术,出于摹仿概念的一切规律固然同样适用于诗和画,但是二者用来摹仿的媒介或手段却完全不同。这方面的差别就产生出它们各自的特殊规律() 。就造型艺术而言,“在永远变化的自然中,艺术家只能选用某一顷刻,特别是画家还只能从某一角度来运用这一时刻”,所以除了选取最宜表现对象典型特征——比如维纳斯的贞静羞怯、娴雅动人而不是复仇时的披头散发、怒气冲天——之外,还宜于表现最能产生效果即“可以让想象自由活动的那一顷刻”(),也就是“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顷刻”()。而诗则不然,“诗往往有很好的理由把非图画性的美看得比图画性的美更重要”(),因此他断言,上述“完全来自艺术的特性以及它所必有的局限和要求”的理由,没有哪一条可以运用到诗上去()。的确,艺术家通常是非常珍视他所从事的艺术门类的独特艺术特征的,就像德拉克罗瓦说的“凡是给眼睛预备的东西,就应当去看;为耳朵预备的东西,就应当去听” 。这种珍视有时甚至会极端化为对异类艺术特征的绝对排斥,比如像我们在泰纳《艺术哲学》的艺术史批评中所看到的那样。莱辛也认为玛楚奥里和提香将不同情节纳入一幅画是对诗人领域的侵犯,是好的审美趣味所不能赞许的。站在这种立场上反对各门艺术特征相混合的还有新古典主义者和叔本华,而在文学领域内,则有诗人蒲伯倡言:“凡是想无愧于诗人称号的作家,都应尽早地放弃描绘。” 在此,诗歌的赋性乃至从对描绘即绘画性的否定中凸现出来。诗真的就那么与绘画性相抵触吗? 我们不妨再检讨一下中国古代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一般地看,也许可以认为中国古典艺术论是倾向于诗画相通的。日本学者浅见洋二先生指出,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历代名画记》所引陆机语:“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刘勰《文心雕龙·定势》“绘事图色,文辞尽情”又予以发挥 ,而至钱钟书先生《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征引的宋代孔武仲、苏轼、张舜民等人的议论,则可以说是理论形成的代表。我这里再补充几条后代的材料。其泛论诗画相通者,有明代王行言: 诗本有声之画,发缫缋于清音;画乃无声之诗,粲文华于妙楮。 清代汤来贺言: 善诗者句中有图绘焉,善绘者图中有风韵焉。 近代张可中亦言: 诗为有韵之画,画乃无韵之诗。 就创作动机论者,则有金李俊民言: 士大夫咏情性,写物状,不托之诗,则托之画,故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得之心,应之口,可以夺造化,寓高兴也。 从艺术结构论,则有清人戴鸣言: 王摩诘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人尽知之。不知凡古人诗皆有画,名(疑应作古)人画皆有诗也。何以言之?譬如山水峰峦起伏,林木映带,烟云浮动于中,诗不如是耶?譬如翎毛飞鸣驰骤,顾盼生姿,诗不如是耶?譬如人物衣冠意态,栩栩欲活,诗不如是耶?其各画家之笔致,苍劲雄浑,宏肆秀丽,峻峭迥拔,古雅精致,瑰奇华艳,奇逸瘦挺,浑朴工整,洒脱圆啐,不又皆诗之风格神韵欤? 从艺术效果论,则有王渔洋《分甘余话》卷二曰: 余门人广陵宗梅岑,名元鼎,居东原。其诗本《才调集》,风华婉媚,自成一家。尝题吴江顾樵小画寄余京师,云:“青山野寺红枫树,黄草人家白酒篘。日莫江南堪画处,数声渔笛起汀洲。”余赋绝句报之,云:“东原佳句红枫树,付与丹青顾恺之。把玩居然成两绝,诗中有画画中诗。” 然而这只是一面之辞,不同意诗画相通,而主张诗画各有其长的意见,同样也出现于宋代。那就是钱先生《读〈拉奥孔〉》已征引的理学家邵雍《诗画吟》:“画笔善状物,长于运丹青。丹青入巧思,万物无遁形。诗笔善状物,长于运丹诚。丹诚入秀句,万物无遁情。”(《伊川击壤集》卷十八)至于绘画在历时性面前的无能,晚唐徐凝《观钓台图画》(《全唐诗》卷四七四)诗已道出:“画人心到啼猿破,欲作三声出树难。”此诗不仅印证了沈括“凡画奏乐只能画一声”(《梦溪笔谈》卷十七)的论断,同时也对上文王渔洋的说法构成了质问:“数声渔笛起汀洲”的图景如何表现?即使不是数声而是一声,又如何画出? 当然,王渔洋此处不过是借现成的说法随口夸奖一下门人而已,他何尝不知道画在表现听觉上的局限。宋琬《破阵子·关山道中》词云:“六月阴崖残雪在,千骑宵征画角清。丹青似李成。”渔洋评:“李营丘图只好写景,能写出寒泉画角耶?”陈世祥《好事近·夏闺》“燕子一双私语落,衔来花瓣”一句,渔洋也说:“燕子二语画不出。” 绘画对视觉以外诸觉表达的无能,并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稍有头脑的人都会理解,所以古人对此的指摘独多。自顾长康的“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世说新语·巧艺》)以降,钱钟书先生已博举了参寥、陈著、张岱、董其昌、程正揆的说法,这里再补充一些材料。叶燮《原诗·内篇下》论杜甫《玄元皇帝庙》“初寒碧瓦外”一句之妙,说∶“凡诗可入画者,为诗家能事。如风云雨雪景象之虚者,画家无不可绘之于笔。若初寒、内外之景色,即董、巨复生,恐亦束手搁笔矣。”显然,“初寒”作为包含历时性变化的状态,“外”作为以虚为实的方位说明,都越出了绘画性所能传达的限度,使画笔技穷。叶廷琯《鸥陂渔话》卷五云: “人家青欲雨,沙路白于烟。”江右李兰青湘《江上晚眺》句也。余尝为序伯诵之,序伯极叹赏,谓有画意而画不能到。
丁成,诗人、批评家。1981年12月5日生于江苏滨海。主编《80后诗歌档案》。2002年发起“80后诗歌运动”,同年主持出版《蓝星—80后文论卷》引起巨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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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论文还是自己写比较好,请别人写体现不出自己的特色!
能用的很多很多,重点是审对题并从你背的古诗词里找到符合立意的来用,下面推荐几个比较好用的: 1、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杜甫 适用主题:坚持不懈,工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