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戏曲研究的论文

1．《明代戏曲评点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获安徽省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徽州戏曲》，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获安徽省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3．《徽商精神》（合著），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4．《皖人戏曲丛刊·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校点），黄山书社2005年出版5．《新安名族志》（校点），黄山书社2004年出版6．《明清戏曲论稿》，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获安徽省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7．《沈璟评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出版；8．《包公故事源流考述》，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9．主编《徽学》丛刊3辑，主编《徽学研究资料辑刊》6种。 1、《徽州文化：明清文化的标本》，《光明日报》2001年6月12日2、《“罚戏碑”与明清徽州的戏曲文化》，《光明日报》2001年8月7日83、《明代〈西厢记〉的评点系统》，《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3期《陈继儒戏曲评本考》，《戏曲研究》第57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4、《评点的形式要素与批评功能》，《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夏之卷5、《明代的〈西厢记〉批评》，《艺术百家》2002年2期6、《李卓吾戏曲评本考》，《文献》2002年3期7、《〈雷峰塔〉的梨园本和方成培改本》，《安徽大学学报》2002年3期8、《汤显祖戏曲评本考》，《戏曲研究》第61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9、《亦文亦武的汪道昆》，《文史知识》2003年5期10、《〈西厢记〉的“摹索”手法——兼答蒋星煜先生》，《艺术百家》2003年3期11、《明代的民间诗人：以徽州为例》，《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4期12、《〈祁门清溪郑氏家乘〉所见郑之珍生平资料》，《文学遗产》2004年6期13、《〈新安名族志〉的版本及其史料价值》，《文献》2005年1期14、《论明代戏曲评点中的戏曲本体观》，《中华艺术论丛》第四辑，同济大学主办，2005年出版15、《〈徽郡风化将颓宜禁说〉所见徽班资料》，《戏曲研究》第68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出版16、《徽学与当代学术》，《学术界》2005年1期17、《明人对〈牡丹亭〉的评点批评及其传播功用》，华玮主编《汤显祖与〈牡丹亭〉》，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专刊32”18、《烟波与画船》，《读书》2007年10期19、《〈丛睦汪氏遗书〉与汪氏文学家族》，《文献》2007年4期20、《明代戏曲评点：批评话语的转换》，《文艺研究》2007年10期21、《明清徽商的壮大与文学的变化》，《文学遗产》2008年2期22、《明清商人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2008年3期23、《清代曲家郑由熙的生平和创作》，《戏曲研究》75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出版

文：许大果 汤显祖是我国明代曲坛上名声斐然的杰出剧作家。他笔下奇葩“临川四梦”《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足为明代剧坛乃至中国、世界戏剧文化增光万分。 在当下，倍受文学界和戏剧界关注的“临川四梦”，仍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在当今世界范畴的视野之下，文学研究逐步向文化研究这一大背景转移。就汤显祖《南柯记》而言，倘若由文化背景切入，可谓是对“南柯一梦”宏观意义的剖析。于此，笔者试从佛教文化这一大背景来探求其深层的文化意蕴。 与汤显祖同时代的王思任在《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中曾如此评价“临川四梦”：“其立言神旨：《邯郸》，仙也；《南柯》，佛也；《紫钗》，侠也；《牡丹亭》，情也。”这一概括可谓言简意赅，颇得精髓。 《南柯记》中关于“佛”之引经据典极多。佛理极多，前后几出尤甚，譬如第四出“禅请”、第八出“情著”、第四十三出“转情”、第四十四出“情尽”等，尤其借契玄禅师之口，大谈“因果轮回”，大讲“空即是色”、“色即是空”、“非空非色”的佛理，宣传“冲破情障，立地成佛”等，多引经文，诘屈聱牙，如不解释单看字面意思，就今人而言，恐怕如坠五里云雾。那么，倘若把汤氏的《南柯记》置于明代语境之下，时人能否接受这种佛理满篇的戏曲，能否通晓个中精义？ 首先需要看到的是，汤显祖作为明代大戏剧家，他的剧作“临川四梦”在其生前曾风靡一时，引起过人们的重视和评论。不仅在民间盛演不衰，到了清代，在宫廷里也是常演的剧目。且不说汤氏所谓的“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之《牡丹亭》，单说《南柯记》中的“花报、瑶台”等折，至今仍流传在舞台上。由此窥见，《南柯记》在当时可谓“叫座”也“叫好”的戏曲作品，既得老百姓喜好，又受统治阶层欢迎。 其次，需要考察佛教在明代的流行状况。这便从文化背景方面进行研究阐释。当时，明朝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对宗教尤为提倡，明代寺观满天下。先是上层权威下的“宗教意识”渗透，继而便是身心的逐渐认同与虔敬，佛教文化自然在老百姓心目中成了崇尚的符号。而且，其时士大夫习气有二：非言道即谈佛。汤显祖自是难以从中抽离。更何况，在他年轻之时，已经接受佛道的熏陶。在研读经典之余，他还与诸如达观一类的名僧交游。 然而，《南柯记》中佛理的大量出现，也使得汤氏这一戏曲显得繁琐冗杂，不免有喧宾夺主之嫌。比方说第八出“情著”，堆砌了不少佛典，甚至把天台宗的主要经典《妙法莲花经》中《普门品》整段抄录演绎。如此一出，观者却不明白汤氏意欲何为。他倒像把自己胸中关于佛的虔敬倾尽托出，以至遗忘了戏曲主题的明确性。无怪乎有将其归入“以梦幻宣扬宗教”的论断了。 诚然，《南柯记》体现出明代儒佛教合流的思想，汤氏借用“梦”的形式，告诉人们所有的欲念或愿望都是虚幻的空无之“梦”，而“梦”的结构形式正好体现了“空”、“无”二字，《南柯记》即是以此作为叙事的文化文法而展开来的。 另外，结合汤显祖生平经历的分析，《南柯记》虽从整体上看，含有佛教的虚无思想，但其中也隐含着儒家知识分子积极入世的情结，在他身上，入世情怀与出世希冀始终交织在一起，若即若离无从截然分开。所以，一方面，他借用佛教思想来沽解人们的现实欲望；另一方面，又借人物之口阐发了他的治国理想。这种儒家、佛教同时并存的现象恰好折射出有明一代三教合流的文化态势。在重释汤氏《南柯记》的时候，应当注意将其放置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这样才能对汤显祖创作时复杂的文化态度、思想倾向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才能找到其思想史的源头。 在这“南柯梦”中有个极为奇妙的“磨合”：佛教与儒家两家思想的矛盾与融合。在第二十五出“玩月”中，瑶芳公主便让“孔子之道”与“佛教”的对立呈现出来，当淳于棼说“齐家治国，只用孔夫子之道，这佛教全然不用。”之时，瑶芳公主进行了辩说，更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俺国里从来没有孔子之道”，然而却安定有序，使得驸马淳于棼只好笑着同意。 然而，在周弁堑江一役战败拒擒之时，又是“老君王令旨旗”使他“伏”，他说：“这是俺为臣子识高低。”儒家所谓“君臣之道”正可由此窥见。可第三十五出“芳陨”中，蚁王一句“这是前生注定了今生也。”又把佛教的“生死轮回”之理以王之口加以肯定。 汤显祖对儒佛之道既有认同虔诚之心，同时又能作为时代的先行者对此二者进行反思与扬弃。这可以在他“晚年犹存的入世观念同不断增长的出世思想矛盾斗争的形象化”中窥见一斑。就淳于棼来说，他先是“岂贪图挂印封侯”，而后“喜今朝腾达飞黄”，最终乃大彻大悟。结局收尾未免显得仓促，契玄禅师三言两语便使得淳于棼凡心脱尽、立地成佛，“醍醐灌顶”之速度着实过快。只不过，既然在梦中，所以儒佛思想即使有所龃龉也能因梦而化；既然在戏中，那么淳于棼最后的“峰回路转”也就有所依傍。 佛学尤其是禅具有对感性生命重视的特点，其情、理的思想也从反面促使汤显祖主情思想的形成；汤显祖的家世、交游影响了其精神世界“儒”与“佛”的二重归属，儒家具有“士志于道”的传统，“道”同时具有人间性格，汤显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作为个性思潮中的特出人物，在《南柯记》中又体现出强烈的反思精神，反映了整体社会道德的失落以及土人出路的迷惘。成佛成仙是对现实存在的否定，它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禅作为宗教的同时，仍然保持对感性世界的兴趣，而不能简单地把佛教思想归为逃避消极一类，佛禅都对个体自由作了肯定，佛禅的积极影响也不可忽视。 参考书目： [1] 汤显祖：《南柯梦记》，钱南扬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本文所引汤显祖《南柯记》文字皆出自此版本。 [2]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3] 何苏仲：《应当重新评价〈南柯梦〉与〈邯郸梦〉》，《汤显祖研究论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 [4] 杨忠、张贤蓉：《厌逢人世懒生天——汤显祖晚年思想及“二梦”创作刍议》，《汤显祖研究论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 [5] 石凌鹤：《汤显祖剧作改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