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建筑保护突出问题研究论文

【世纪末的中国建筑史研究 】

论文摘要： 自70 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

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

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

关键词： 中国建筑史 现状 对我们这些青年学者群来说，整个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方法论的年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亦不例外。

自70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

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

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

在这些方法论的影响下，青年学术导向着眼于对建筑历史的宏观概括，抽象思辨，及大胆的诠释和推论，希冀启迪现实，预见未来，而不甘于传统的考据与实证式的“做学问”。

一批才华横溢，西学中用，推古论今的佳作就此涌现出来。

但是在正统的历史科学看来，正如任何历史理论研究一样，建筑史研究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其目的都应是解决某种问题，引发某种思考，或提供某种借鉴。

而如果没有较深厚的实证基础和学术素养，各种有关建筑的“历史哲学”、“理论框架”、“模式”等终不过是昙花一现，多雷电而少雨露。

因为推论仓促，于史无补；思辩高寒，于世无缘。

这些看法对青年学子未免苛刻了些，也未必就能言中，但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对建筑哲理的“论”偏多，尽管其中层次高下悬殊，而对建筑史的探究则少人问津，至于对建筑现实的评论更是少的可怜。

这里先撇开“论”，从“史”的一方面来说，应该承认，哲学方法论层次上对逻辑实证的批判与具体问题研究上对实证方法的否定从来不是一回事，建筑历史研究上的“先锋派”是很难担当的。

确实，10余年来以这些“新方法论”、“新角度”来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高水平成果并不多。

这是否说明，方法论本身虽自有其生命力，但建筑史研究上片面对待方法论的时代却应该结束了。

然而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真正危机还不在于此。

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为例即可说明。

首先，这方面研究的任何实质性进展，都倚重于扎实的实物及文献资料功底，有时甚至还会借助于音韵、训诂等旧国学考证方法。

但实际情况则往往是“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尤其对于不少青年学者来说，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在这方面显得薄弱。

其次，“全国一盘棋”的协作奉献式研究局面已难维持。

而造就信息共享的当代研究条件却为期尚远。

再加上社会乃至有关机构对建筑史研究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经费来源的枯竭等。

使这门学问愈来愈显冷僻、萎缩，且后继乏人。

尽管如此，近些年来中国建筑史研究方面依然成绩裴然，令人振奋。

如傅熹年先生对元、明清皇家建筑型制、构图与象征的研究。

杨鸿勋先生对古代著名建筑的复原研究，潘谷西先生、郭湖生先生及其学术梯队分别进行的建筑文化和中外建筑关系系列研究，汪宁生先生对古代明堂的文化人类学分析，龙庆忠先生及其学术梯队的古建筑防灾系列研究，陆元鼎先生、黄汉民先生、路秉杰先生等各自对华南一些典型传统民居的调查研究、曹汛先生对古建命题的缜密考证，张良皋先生对华夏建筑亚文化圈的推论，萧默先生的敦煌建筑研究，王其亨先生等对风水内涵的发掘诠释，以及各地民居和古建筑的研究拓展等，当然还应特别提到汪坦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陈志华先生等所进行的乡土建筑调查研究等。

凡此种种，举不一一，都对中国建筑史的领域拓展和深化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即将付梓的五卷集《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艺术史》将全面反映近年来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水平和成果。

前景 建筑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建筑所包含的思想和技巧（或曰意匠），其时空发展序列，其历史价值以及对后世、对现实以至对未来的影响。

太史公的“究天入之际、通古今之变”至今也依然是治建筑史的要旨。

当然还可以加上“辨中外之异同”等。

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仍存在两大方面。

一是史的方面，以中国古代建筑史为例，近 l0余年来随着新的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加，如大汉口原始社会建筑群遗址和广汉上古三星堆遗址的性质，郑州邙山早期城市遗址对版筑技术的上移。

歧山周原遗址对造砖技术的推前，始皇陵遗址对陵寝制度的佐证，唐九成宫建筑布局和型制的发现，以及各地民居的深入研究等，都为补充和部分改写中国古代建筑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基础。

应该指出的是，未来的中国建筑史或应更多地渗入和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史、艺术史、科技史等相关学科的知识、方法和研究经验。

另一个方面的研究涉及建筑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面向社会，接触实践，是使建筑历史研究走出困境的契机。

如乡土建筑的研究，不仅是对民居资料的调查，也不仅是对人文景观的记录，而且应该是在乡村迅速的城市化中，对一些曾与自然生态相适应的中国传统聚居方式进行保护性改造的对策研究。

这一任务可能部分地要由中国建筑史研究来担当。

当然这些工作需要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乡村规划等方面的知识准备。

再如文物建筑的保护及其技术研究，国外许多建筑院系都设有建筑保护专业 （preservation），笔者曾在科伦坡参加“国际纪念遗址理事会”（ICOMOS）第十届大会，亲眼看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其历史建筑具有很强的保护意识，保护措施中技术含量很高，研究相当深入。

这些研究主要由考古学家和建筑史专家来完成。

而且不仅是保护文物建筑本身，随着城乡改造的大规模开展，历史地段人文景观的保护性改造与开发利用课题亦会愈来愈多，是改造项目一揽子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

因而想到我国的一流建筑院系亦应设置历史建筑保护专业，以便深入进行这方面研究，和培养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提供基地。

这一领域应引入电脑辅助研究，建立历史建筑数据、图像库等，以配合维修、复原及保护性设计。

此外，还有对建筑文化和现实建筑创作关系的讨论，这也是未来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的一大领域。

一些建筑文化理论常用“三段式”，先释何为“文化”，再论何为“建筑文化”。

最后再谈及一点建筑。

其实建筑自古就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史留下烙印最集中、最深刻的东西。

建筑文化的讨论应从建筑本身谈开去，然后向其他相关文化领域延展与交织，并且形成关于社会、文化，与空间、建筑间相互关系的评论及批评氛围。

应该指出，建筑历史和建筑文化研究与现实创作脱节的最明显表征之一，就是近几年来北京高层建筑上泛滥的“小亭子”。

建筑学界由于对大半个世纪的传统与创新之争没有一个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总结与升华，缺乏城市空间及其历史理论的多元批评和价值判断；城市设计控制作用的滞后，对使传统建筑语言转译为现代建筑语言的迷茫，从而导致修辞手法上的平庸与退化；以及决策方面在城市景观历史意识与现代观念上的误解和误导，从而提出对古今生硬“嫁接”的强制性要求等。

都使现在的“高层十小亭子”形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犹如旧“民族形式”概念的回光返照，但又远不及中国现代建筑史上几次复古思潮及其作品来的明亮。

这显然也涉及今后一个重要的历史理论研究课题——城市景观脉络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是一个“古都风貌”如何保留的问题。

中国建筑史研究如能从一个角度对此有所贡献将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需要顾后而瞻前，领会整体而又深谙一隅，在总结古今建筑意匠的同时，并对形成新的城乡景观脉络关系进行探索。

笔者认为，这是未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论文天下

中国 拉萨布达拉宫 1994年被认定为世界遗产，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区分布有许多佛教寺庙、宫殿。从7世纪起，历代活佛都居住在此。拉萨成为西藏的宗教、政治中心。 拉萨西北部的红山上耸立有闻名世界的布达拉宫。宫殿依山而立，直至山顶。这座雄伟的宫殿初建于7世纪，是西藏吐蕃王为迎接唐朝文成公主所建造的9层共1000个房间的宫殿，命名为布达拉宫。 克里姆林宫和红场 不提及克里姆林宫，无从谈论俄罗斯的历史。克里姆林宫是历代俄罗斯的皇宫，追溯克里姆林宫的历史，最初是1156年在莫斯科河左岸修建的木结构城堡。1367年为了防御蒙古人的袭击，又建造起石壁石塔的城塞。 15世纪后期，被称为雷帝的伊万四世招集了意大利、俄罗斯最有名的建筑家增修和扩建，使皇宫逐渐形成了今日可见的、显示权力的豪华和壮观。 杰内古城 被世人美喻为“尼日尔河谷的宝石”的杰内古城，坐落在尼日尔河与巴尼河交汇处，在14～16世纪末被摩洛哥军征服前，这里是西非最为美丽的商业城。尤其值得夸耀的是古城中央的那座高11米、周长56米，用椰树木为骨架，用粘土建造造型奇特的清真寺。该清真寺向外突出的房架巧妙地起到了装饰效果，这是1907m1909年按15世纪苏丹建筑风格重建的。 重建的清真寺被视为非洲建筑史上的一大杰作，也是西非伊斯兰教的象征，不过只有伊斯兰教徒才能入内。壮美的清真寺建筑，每周一的大集市以及女人鲜艳夺目的服饰是杰内古城的魅力所在。 拉利贝拉岩石教堂 传说12世纪埃塞俄比亚第七代国王拉利贝拉梦中得神谕：“在埃塞俄比亚造一座新的耶路撒冷城，并要求用一整块岩石建造教堂”。于是拉利贝拉按照神谕在埃塞俄比亚北部海拔2600米的岩石高原上，动用2万人工，花了24年的时间凿出了11座岩石教堂，人们将这里称为拉利贝拉。 从此，拉利贝拉成为埃塞俄比亚人的圣地。至今，每年1月7日埃塞俄比亚圣诞节，信徒们都将汇集于此。 贝宁阿波美王宫 贝宁南部的阿波美城曾是西非海岸以贩卖奴隶而繁荣一时的达荷美王国的首都。这个地区在历史上与“象牙海岸”、“黄金海岸”相并列被称为“奴隶海岸”。阿波美王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 圣米歇尔山及其海湾 1979年被认定为世界遗产，位于诺曼底地区一个小岛上的教堂，高出海面150米。退潮时小岛则变成与陆地相连的山丘。教堂的诞生有段神奇的传说。8世纪初主教欧勃尔按照梦中大天使米歇尔的授意在山丘上修建了这所教堂。 奇特的是完工后不久山丘被海水淹没从而形成了今日可见的海中浮岛。11世纪起对教堂进行扩建，足见逐渐新添了罗马式、哥德式、文艺复兴式等风格各异的建筑。 挪威卑尔根 卑尔根市位于挪威西海岸，那里不仅是著名的古建筑集中地，也是汉萨同盟海外行商的惟一例证，还是城市发展初始阶段和北欧木建筑的宝贵遗迹。卑尔根市是挪威第二大港湾城市。1070年挪威王在此建都。 斯凯利格－迈克尔岛 1996年认定为世界遗产，斯凯利格．迈克尔修道院在爱尔兰西南部12海里外的一座仅平方公里的远海孤岛上。建于公元7世纪，为欧洲现存最古老的修道院之一。是反映基督教初期时代的建筑风格的重要史迹。房屋形如蜂窝，沿凸凹不平的岩地而建，没有丝毫的修饰痕迹，惟有十字架显示着这是基督教建筑。 从出土文物和菜地遗迹略可了解当时修道士们在这绝海岛上艰辛的生活状况。由于孤岛与陆地隔绝的缘故，修道院鲜有人造访，故而至今保存着原始状态。此外，岛上又是野鸟栖生的乐园。 埃夫伯里巨石遗址 英格兰南部索尔滋伯里平原上的这座环形排列的巨石遗址直径约为100米。据考证是新石器时代的建造物，有5000年的历史。四层同心圆的石圈中央的祭奠石和旁边被称为脚跟(Hee1-stone)石的玄武石，在每年夏至这一天，两个石头与地平线彼岸升起的太阳连成一线这个建造物的目的是什么还存有众多的猜测：亦或是崇拜太阳的神殿、亦或是天文台、亦或是与宇宙联系的通信点等等，至今仍是个千古之谜。 多瑙河及布达城堡区 1987年认定为世界遗产，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被多瑙河分为东西两岸。13世纪起匈牙利帝国在西岸布达建造王宫，西岸从此而辉煌起来。布达市内哥德式建筑与巴洛克式建筑点缀在窄道两旁。东岸佩斯则逐渐形成商业、学术与市民文化的中心地。 也门希巴姆老城 1982年被认定为世界遗产，在阿拉伯半岛的沙漠中央拔地而起的一片高层建筑群给人一种海市蜃楼般不可思议的感觉。那简练的外观，雷同的造型不由让人联想到纽约的摩天大楼。这些用土坯为建材的建筑群高达30米，在中世纪来说的确堪称高层建筑。 但是，我市的文物现状不容乐观，古关帝庙、城隍庙等很多文物年久失修、面貌破旧；有的被工厂、学校、民居占用，保护工作不落实，重点保护不突出；基本建设对地上和地下文物破坏严重；有的开山造田等对文物也有一定的危害；有部分古建筑与周围建筑环境不协调，对传统文化构成了损害，影响到城市的地方特色；文物保护与开发没有很好结合，有的文物被拆除，有的文物保护点孤立地存在，失去了其传统的风采和内涵。 失去这些历史遗存，2500年历史的古城也就难符其实了。消失的，无法挽回，树立和加强文物保护意识，做到建设和保护和谐发展，为历史、为后代保留一份宝贵的遗产，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