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楚辞研究论文

屈原的《楚辞》不是议论文。楚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即在文学中属于诗歌词赋类别。并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其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因此后世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

恩。。比如对理想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对家国山川百姓最朴素的热爱和依恋比如生死瞬息人生无常，短暂的生命里，停驻点也许比起始更为重要和摄人心魄。再有呢，作为浪漫主义的重要代表，他的一生虽然和政治千丝万缕，但对于“举贤任能，立法富国”的理想从未放弃。现实与理想的不融合。所以才有“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的倔强感概和“屯抑郁于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无奈叹息。这是诗人的悲哀和政治家的痛苦。如果从反面说呢，屈原的死并非那么悲壮。英雄为恨死而不得其实，死而不得其所。上下求索，求而不得，为了昏庸的政治陪上性命。如果活下去，如果可以雾里看花清晰辨别，或许会有更多的成就。不过就不符合他的气节了。古人的追求往往是理想的，是清高单纯的。再有是说笑了，他的投江促成了粽子的诞生，也算是文化产业的支流吧～可见名人伟人所带动的相关产业发展势如破竹啊～

屈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与《楚辞》到底是什么关系？ @铁山青士（笑独行）[辑编]铁山青士按：从廖平、胡适到朱东润、铃木修次、三泽玲尔，再到龚鹏程，辑编四位中国学者与两位日本学者的“屈原否定论”以及屈原“重构”论观点。清末民初经学家廖平（字季平，1852-1932）是第一个屈原否定论者（编纂有《楚辞新解》、《楚辞讲义》，“屈原”否定论出自大约编纂于1912年的《楚辞讲义》，今已不可见）。廖季平的“屈原否定论”系于民国12年（1923年）经谢无量的《楚辞新论》介绍于世。 谢无量《楚辞新论》称：“我十年前在成都的时候见着廖季平先生。他拿出他新著的一部《楚辞新解》给我看，说‘屈原并没有这人’。他第一件说《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不对的。细看他全篇文义都不连属，他那传中的事实前后矛盾，既不能拿来证明屈原出处的事迹，也不能拿来证明屈原作《离骚》的时代。……他第二件拿经学眼光说《楚辞》是《诗经》的旁支。……他第三件说《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是秦始皇的自序。其他屈原的文章多半是秦博士所作。” ——铁山青士摘编自黄鹄所撰《廖季平从<楚辞新解>到<楚辞讲义>的变化》一文（《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4年第2期）屈原是谁？……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为什么我要疑心呢？因为：第一，《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 ……司马迁[为汉武帝时人，]何能知[汉昭帝]孝昭的谥法？一可疑。孝文之后为景帝，如何可说“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二可疑。 《屈原传》叙事不明。…… 第二，传说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曾生在秦汉以前。 ‘屈原’明明是一个理想的忠臣，但这种忠臣在汉以前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战国时代不会有这种奇怪的君臣观念。…… 传说的屈原是根据于一种“儒教化”的《楚辞》解释的。但我们知道这种“儒教化”的古书解是汉人的拿手戏…… 依我看来，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与黄帝、周公同类，与希腊的荷马同类。怎样叫做‘箭垛式’的人物呢？古代有许多东西是一班无名的小百姓发明的，但后人感恩图报，或是为便利起见，往往把许多发明都记到一两个有名的人物的功德簿上去。……我想，屈原也许是二十五篇《楚辞》之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后来渐渐被人认作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但这时候，屈原还不过是一个文学的箭垛。 后来汉朝的老学究把那时代的“君臣大义”读到《楚辞》里去，就把屈原用作忠臣的代表，从此屈原就又成了一个伦理的箭垛了。 ……补《史记》的人很多，最晚的有王莽时代的人，故《司马相如列传》后能引扬雄的话；《屈原贾生列传》当是宣帝时人补的，那时离秦亡之时已一百五十年了……《九歌》与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舞歌[，可以看作最古的南方民族文学]。剩下的，只有《离骚》、《九章》与《远游》了。 依我看来，《远游》是模仿《离骚》作的；《九章》也是模仿《离骚》作的。 《九章》中，《怀沙》载在《史记》，《哀郢》之名见于《屈贾传论》，大概汉昭宣帝时尚无“九章”之总名。《九章》中，也许有稍古的，也许有晚出的伪作。我们若不愿完全丢弃屈原的传说，或者可以认《离骚》为屈原作的，《九章》中，至多只能有一部分是屈原作的。《远游》全是晚出的仿作。《楚辞》注家分汉、宋两大派。汉儒最迂腐，眼光最低，知识最陋，他们把一部《诗经》都罩上乌烟瘴气了。一首“关关雎鸠”明明是写相思的诗，他们偏要说是刺周康王后的，又说是美后妃之德的！所以他们把一部《楚辞》也“酸化”了。这一派自王逸直到洪兴祖，都承认那“屈原的传说”，处处把美人香草都解作忠君忧国的话，正如汉人把《诗三百篇》都解作腐儒的美刺一样！ 宋派自朱熹以后，颇能渐渐推翻那种头巾气的注解。朱子的《楚辞集注》虽不能抛开屈原的传说，但他于《九歌》确能别出新见解。《九歌》中，《湘夫人》、《少司命》、《东君》、《国殇》、《礼魂》各篇的注与序里皆无一字提到屈原的传说；其余四篇，虽偶然提及，但朱注确能打破旧说的大部分，已很不易得了。……我们须要认明白，屈原的传说不推翻，则《楚辞》只是一部忠臣教科书，但不是文学。——铁山青士摘自胡适先生1922年8月28日所撰《读<楚辞>》一文（见载《胡适文存二集》卷一）建国后“否屈”的学者主要为朱东润。从1951年3月17日到5月12日，朱东润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于《光明日报》的“学术”栏中发表了四篇关于“否定论”的文章，依序为《楚歌及楚辞》、《离骚底作者》、《淮南王安及其作品》、《离骚以外的“屈赋”》。这四篇文章均在1957年被作家出版社编辑部收入《楚辞研究论文集》一书。四文“否屈”的观点综合起来主要为： 1.《离骚》的作者为淮南王刘安，其写作年代在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134年）十月，《史记》未记载刘安创作《离骚》，既有可能为司马迁的疏忽，也有可能是司马迁有所顾忌。其依据则主要着眼于《离骚》的内容，认为：第一，被写进《离骚》中的一些传说人物与历史人物没有一个为楚国的先王先公，而全是中原地区即黄河流域的人物。第二，《离骚》中所涉及的地名与植物等都是南方的，从这一点看，《离骚》的作者大概是一位了解中原文化而不甚了解楚文化但对南方的情况相当熟悉的作家，而淮南王刘安恰好具备了这一条件。 2.传说中的屈原有可能存在，并且亦创作了一篇《离骚》，但这一《离骚》不是被历代文学家所称颂的那首，即其并非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楚辞》中的《离骚》。 3.《天问》很可能是战国时代楚人的作品，但其创作年代和屈原的存在与否未必是一个要相符合的问题。日本国立广岛大学教授铃木修次于1968年在其任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导言中即写道：“我认为，《楚辞》是从宋玉以后才开始有个人之作的。屈原名下的那些作品，则是围绕着屈原的传说，经过了一个时期，由不确定的多数人集约而成的文艺。” 在这里，作者的“认为”所反映的是其“否屈”的三个观点：1.楚国有个体作家进行诗歌创作的年代乃在宋玉以后；2.中国文学史上的屈原是一位传说人物；3.现存《楚辞》的作者均非屈原所作，而是由“多数人集约而成”的结果。这三个观点所构成的一个总结论乃是历史人物屈原在中国古代是根本不存在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重庆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发表了分别为日本关西大学、神户外国语大学、八代学院大学、神户商科大学讲师的[日本女学者]三泽玲尔所撰《屈原问题考辨》（韩国基译）一文。此前，作者曾于1968年在神户亲观察发行会发行的《亲观察》复刊第一号上发表过《古代楚国的悲剧》一文。该文认为，存在于中国文学史上的屈原只不过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他与《楚辞》本身的文学价值毫无关系。 《考辨》一文由“问题的存在”、“《离骚》的民族歌谣性质”、“屈原神话的传说性质”三部分构成，而其“否屈”的核心则是在第二部分即“《离骚》的民族歌谣性质”一节中。 综观《考辨》全文，作者首先认为，被载入《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家屈原是一位人们“想象中的作家”，而历史上即《史记》中的屈原“并不存在”，因为在秦统一六国以前即先秦典籍中找不到任何言及屈原的记载。继而，作者从五个方面入手，“判断”了《离骚》绝非《史记》中的屈原的作品： 其一是认为《离骚》构思过于符合屈原的传说。“据此推测，《离骚》的主人公是一个浪荡于幽明之际的精灵，如果认为《离骚》是屈原之作，则意味着屈原确实预知自己不幸的死亡。” 其二是指出《离骚》所运用的是一种“超越世俗的执拗的表达方式，若认为是反映现实中特定的个人心情”，则其不仅与“儒家礼仪不相符合”，而且也与“道家的处世态度相违背”，“这对于自战国时代至汉代初期的文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 其三是以游国恩《〈楚辞〉女性中心说》一文为立足点，指出《离骚》中多“以女性为中心作喻同时又高唱自己作为男性的高洁”，这种无视男女性别的比喻的使用与“历来的屈原形象不相称”乃是不言而喻的。 其四是认为《离骚》有四分之一的押韵无规律，其押韵不规则所占比例过大的事实表明，《离骚》应为多数作者所作的作品。 其五是举出《离骚》中的有关植物名如“薋菉葹”都是恶草名，认为最好把它们看作诙谐语，并由此推出《离骚》不可能是“传说中的屈原”“发愤而作”。 在作出这五个方面的“判断”后，作者又以总结性的形式最后陈述其观点：《离骚》是经过古代中国多数诗人之手，“一点一点地加工而流传下来的一种民族歌谣”，是一种“来自古代迎春仪式的民族歌谣”，其作者是“具有丰富的宗教和历史知识的《离骚》的作者们，大概是受繁荣于公元前四世纪后半期战国时代的齐国都域的‘稷下学派’影响的人，并且是公元前三世纪以后的人。” ——铁山青士摘编自【王辉斌：中国究竟有没有屈原_天津第九中学心语会的新浪博客2017-02-27 20:58】士之荣辱，皆不能自主，系于人主之爱恶，因此士的精神是抑郁的、屈辱的。一切理想及个人生命价值若欲实现，皆须仰待君王之赏识。而此种赏识，因是不能真正尊重并成就士之生命价值与个体尊严的，故士在本质上遂有生命之苍凉与失落之感。汉代辞赋，乃以此而一方面体现着士人在一个大一统的伟大帝国中的喜悦，开阔宏肆、宣畅着纵横驰骛的精神想象；一方面又在具体的境遇中觉察到难以为怀的失落。 所谓以诗统骚，是指宋人把屈骚纳入“诗经解释学”的传统中去看。例如晁补之〈离骚新序〉反驳班固对屈骚的批评，说你班固都晓得司马相如的赋里那些虚饰夸诞之辞略如《诗》之风谏，可你为什么偏要怀疑屈骚里的夸饰呢？以“经”来责屈之夸诞，并不合理：“原之辞，甚者称开天门、驾飞龙、驱云役神，周流乎天而来下。其诞如此，正尔托谲诡以谕志，使世俗不得以其浅议已，如庄周寓言者，可以经责之哉？”（鸡肋集·卷三六） 以诗经批评楚骚，乃汉唐论屈之主流，故晁以诗之风喻替屈辩护。名为“新论”，正可见以往皆不如此看。宋人论屈，大抵均由此取径，至朱熹《楚辞集注》而集其大成。 据《浩然斋雅谈》载黄山谷章子厚之说云：“九歌盖取诗国风，九章盖取诸二雅，离骚盖取诸颂”，已与这种解释相似。先解释《诗》，再将屈骚一一比附于《诗》之传统中，形成一种诗化了的楚辞学。 由汉到唐，论屈原失志而怨悱为文者很多，却几乎没有人称扬屈原的忠爱。也就是说，屈原显示的是一种个人性的哀怨，以致成为士不遇的代表。 可是宋以后，对士的要求乃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个人穷通，非所萦怀，关心的是家国兴衰、天下治乱。故屈原就应该如杜甫般，每饭不忘君，不能再……只作为一个生不逢辰的象征。 [洪兴祖]秉此信念而注《楚辞》，其内容当然就跟古代迥异，如《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王逸注：“伤己命禄，多忧患也”，洪注则说：“此原忧世之词”。又总括屈骚之旨，曰：“离骚二十五篇，多忧世之语”。洪兴祖也注过杜诗，有《杜诗辨证》二卷，在他的诠释下，杜甫和屈原都是感时忧国的典范。 ——铁山青士摘自【龚鹏程：楚辞？爱国诗人？说说屈原这笔糊涂帐_龚鹏程大学堂_凤凰国学2017-05-26 11:20】

做好自己做不成尼罗河的深邃幽远，也甘愿化为清冽的溪水畅游在山涧；不能拥有太平洋的广袤浩瀚，那就做一簇洁白的浪花淹没在它无垠的蔚蓝。娇憨地构筑着自己的梦，沐浴在阳光的辉煌灿烂，纵使青春会逝去，也要留给自己一个无悔的誓言。学做伟人太难，不如做好自我悠闲。做好自己，不等于没有理想，只是在生活的道路上少了几处海市蜃楼，多了几片沙中绿洲。海市蜃楼固然壮观，但它始终是难以寻求的彼岸；绿洲虽小，但它能补给资源，使自己在一望无际的荒漠上走的更远。做好自我是一种塌实为人的表现。超级名模萨莎在还为出道时曾有人问她“你最想成为谁？谁是你的偶像？”她就十分笃定地回答到：“我从来也没有偶像，至少现在没有。我了解我自己，我就做我自己。”正是她这肯定的一答，注定她将有所成就，因为她为人现实。做好自己，不等于一意孤行，而是坚定自己为人的本分和原则。“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就是始终做好自我的人。屈原在遭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有人劝他离开楚国。只要他离开，便有享受不尽的荣华。然而耿耿丹心的屈原却是“去国不忍”。他报国未遂，远离楚宫，仍“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愿离开生他养他的故土。屈原精神的伟大，在于他可以出走而坚决不走。“鸟飞返故乡，狐死必首丘”的爱国情怀，在他自身的行为中坚持不渝。不管其它人是如何的求全卖国，官场是如何的暗无天日，君王是如何的昏庸无能，屈原依旧“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凭着一腔报国热血，奔波于救国救民的事业之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正是他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感动了华夏，感动了世界，五千年后的今天，他——屈原这个名字依旧铭记在我们的心中。做好自己，是走向成功的阶梯。柳永做好了自己，当初他在“黄金榜”上偶失龙头，却没有因为看到周围达官显贵煊赫之势而自卑，却在词坛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于是脍炙人口的“杨柳岸晓风残月”便也流传至今；陶渊明做好了自己，官场黑暗，就隐居田园，洁身自好，在那趋炎附势的封建社会中固守着自己的情操，于是有了“暧暧远人村，依依虚里烟”的名句传诵千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1用自己的能力打造自我，用自己的行动感化他人，用自己始终不渝的信念去照亮辉煌的人生。那时，可能山涧的溪水汇成了长江，洁白的浪花击出了海洋。做好自己是过程，走向成功才是最终的目的。

屈原，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即使在他投江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仍然受到人们的敬仰和怀念，他所创造的楚辞体经久不衰，永垂史册。但是对于他投江而死却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屈原之死重于泰山；有人则认为屈原之死轻如鸿毛。其实这恰恰反映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该怎样正确理解和认识人的价值。在我认为，屈原之死，死得其所。 屈原之死，死于爱国。屈原面对楚国上下昏庸，郢都破灭，没有卖国求荣，而是凭着一颗“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忠肝义胆，与楚国共存亡。他将国家兴衰置于自己得失之上，这种精神永远激励着爱国志士，鞭挞着卖国之人，有如此深远之影响，有如此深远之意义，怎能说死得“轻如鸿毛”呢?郭沫若同志说过：“屈原的死是为民殉国难，是一种为国捐躯精神的再现，他是为正义而死，为真理而死，死得其所。” 屈原之死，死于一种热忱，死于一种抗争。在他生命旅途的最后一站，将生命与信念的光辉和伟大展现给世人；他用生命守住他的灵魂：他用他的死告诉世人，追求信念与自由是永恒的主题；他给芸芸众生以震撼；他在“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郁闷空气中注入了一股热浪。这种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民主革命宣传家，思想家陈天华或许受了屈原之死的感染吧!他的《猛回头》、《警世钟》成为刺向清政府的两刃利剑，而他为了抗议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迫害，愤然投海而死。老舍也倍受屈原的感染吧!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堪忍受邪恶势力的迫害，愤然投湖自杀，这是对文革动乱的抗争，是对‘文革”的控诉，他们和屈原—样，以自己的生命警醒人们要奋发，要觉醒。他们把生命的意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正是死的价值所在。 屈原之死给时空注释新的含义。这一道闪光的利剑划破了千年长空，给生与死赋予新的内容。他的精神流淌在每一个中华赤子的热血里，融入炎黄子孙的灵魂中。死已不是一种结束，而是一个伟大的起点。文天祥虽死犹生，丹心照汉青；史可法，身殉孤城，忠心可鉴；更有于谦，千锤万凿，清白人间。选择死亡，并不是平淡的沉沦，更不是无能的表现。屈原之死是一种力量，一种发奋的力量，它如长夜中划空而过的流星，闪出一生最璀璨的光辉。我说，屈原之死，价值永恒，价值无限。虽然人生的意义在于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人生中也有为了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在某种条件下，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续生命的音响和光彩。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峰，绝妙的音乐、多是悲壮的旋律。而高尚的情操，却在壮烈的牺牲中。人生留迹于大地之间，本应该有惊人之举。卓尔不群的泰山睥睨群峰，汪洋恣肆的长江啸傲百川，佰剑于长城的秦皇汉武，在史册中群视千秋。 生命的长短无关紧要，紧要的是生命的意义。屈原不随俗而毅然沉江，以身殉国，生命之光与日月争辉，长与短，因之失去意义。古往今来，多少生命在历史的星河中默默产生，又默默消亡，而又有几颗能够像屈原这样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熠熠闪烁。他的死，有力地维护了他那不随波逐流，不苟且偷生的人格尊严；他的死，充分显示了他的忠贞爱国，至死不渝的高尚情操；他的死真正体现了他那昭真理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人生价值。鲁迅曾经说过，人的生命是可贵的，但真理更可贵。屈原虽死，而真理传于四方，这样的死，死得其所。生与死，是一对矛盾。孟子说过：“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也如裴多斐所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也就是说，为了真理，自由，正义，牺牲自己的生命是值得的。但同时，我们要珍惜生命。罗曼•曼兰说过：“以死来鄙薄自己，背叛自己，否定自己的信念是世界上最大的错过。” 屈原投江是一曲壮烈的悲歌，一捶击破昏暗的响鼓，一声震撼历史长河的惊雷，屈原是矗立于人类心中的永远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