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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1月2日资料古代 幌子 广告 民俗 行业49 views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这篇文章是多年前在图书馆读《史学月刊》时看到的,当时复印下来回家录入,一晃就快十年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可不象昨天的事么,还能看到自己骑着自行车乱逛呢。那时的我在3asian开了一个论坛,出于责任找一些这样的文章来发,便是这一篇,因论坛是繁体,所以可见这篇论文全部转成了现在的样子,当时知识浅薄得很,繁简转换时一定有很多错误。前几天写文章时正好写到幌子,便上网搜寻,却发现那个论坛早已没了影子,网上也无处可搜,后悔当初没在其他地方另发。今天查看硬盘,五六层目录下来,突然看到这样的名字,亲切之极,以前的一幕又出现在眼前。更可喜的是文前还有一段幼稚的按语,看了不禁一笑,我是个有点怀旧的人,权把它留在这里了,其他也一仍其旧。chinaandersen案: 中国古代店铺前的幌子是极富民族特色的一种民俗文化,其源流久远,曾出现过无店不招,无店不幌的盛况。影响所及,就是在现在,民间也还留有它的影子。而且它还常常进入诗歌作为一种点缀,以招摇情性;在小说中写到它时又是极有情致的一景。<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一文,虽著眼点在”广告”二字,却也写出了幌子的大致流变,颇能使人瞭解”幌子”这一中国特有的民间文化。看到这篇论文时特别欢喜,故抽空将其录出。由於原文比较长,一时不宜录完,便以原文章节析之,分为五次发帖。为便於查考,每帖均附原文参考资料於後。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幌子广告溯源 本文录自<史学月刊>2002年第九期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杨海军(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关键字]幌子广告;图腾崇拜;行业标志;民俗文化[摘要]中国古代幌子广告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幌子广告的出现与原始人的图腾崇拜有著最直接的渊源关系。幌子广告的发展则与行商坐贾的分化不无关系。中国古代幌子广告类型众多,但概括起来,主要分为形象幌子,标志幌和文字幌三种基本类型。幌子广告具有鲜明的行业特点,是中国古代民俗文化的载体。[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9-0087-06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YANG Hai-jun(News &.Media School,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Henan China)Key Words:sign advertisement;totem worship;industry mark;custom cultureAbstract: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 had a long of sign advertisement had direct causality to totem worshiped by primitive people,while development of sign advertisement had close connection with tradesmen diverse in kind,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 mainly consists of three sorts:image sign,mark sign and written word sign,Advertisement is the body carrying Chinese ancient culture and had salient industry feature.幌子广告是我国古代最具民族特色的广告表现形式之一。因其造型独特,形式各异且多出自民间而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幌子广告蕴含著丰富的民俗文化,在我国古代广告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幌子广告溯源幌子广告伴随著人类的信息交流活动而产生,在商业贸易活动中其表现形式逐渐多样化。人类在长期的生产活动及与自然的抗争中开始用形体语言进行交流和沟通,用纹身艺术和佩带饰物表达喜怒哀乐和传递信息,用特殊的气味,颜色和形象进行识别,这些,都是幌子广告产生的物质基础。其中,幌子广告的出现与原始人的图腾崇拜有著最直接的渊源关系。图腾崇拜产生於母系氏族早期,其特点是人们把某一种动物或植物及某种自然现象当著氏族的亲属或祖先,或当著本氏族的保护神加以崇拜。图腾崇拜发生於人类社会的狩猎,采集时代,因此,崇拜的对象以动物占大多数。如美洲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联盟的塞纳卡部落有8个氏族,他们的图腾分别是狼,龟,海狸,熊,鹿等,各氏族还以这些动物的名字作为氏族的名称⑴。我国<诗经>中也有”天命玄鸟,降而生汤”的记载⑵,说明商族的图腾是”玄鸟”,即今天所说的燕子。图腾崇拜是世界各地普遍存在著的历史现象,对於氏族来说,具有精神纽带作用,起著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利益的功效。同时,共同的信仰也有利於氏族成员形成共同的心理,风气。更为重要的是,图腾往往又是氏族的名称和标记,对外具有氏族徽号的性质,具有识别功能。这些徽号,可视为原始幌子广告的雏形。国家形成後,一些国家的国徽,族徽,王冠的图形仍使用动,植物的图案,因比较多地使用在旗帜上,也可以看作是非商品性质的幌子广告。幌子广告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中形式逐渐多样化。具体来说,传达商品信息的幌子广告的出现与行商坐贾的分化直接关联。春秋战国时期,商人阶层开始分化为行商和坐贾。关於行商和坐贾,古籍有这样的描述:”商之为言章也,章其远近,度其有无,通四方之物,故谓之为商也;贾之为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待以民来,以求其利者也。故通物为商,居卖曰贾”⑶。行商走村串寨进行交易,所使用的多为口头广告和现场演示广告。坐贾则固定在一定的场所或租用固定的店铺进行经营;为了招徕顾客,商人们开始把陈列於市的实物悬挂在货摊上或店铺上以吸引买主,这样,在实物陈列广告的基础上,演变和发展成了招牌,幌子等广告形式。关於较早的幌子广告,古籍中也多有描述,<韩非子>曾记载了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无不陷也’。”⑷(难一)这裏所提到的矛和盾实际上是幌子广告的原始形态,而实物招幌的记载在古籍中也能见到。<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一>载:”君使服之於内,犹悬牛首於门,而卖马肉於内也。”⑸这种实物幌子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较为成型的幌子广告的出现,即表,帜,帘等,这类形式的幌子广告实际上是对实物幌子高度抽象化的结果,这种较成型的幌子广告在古籍中也有记载:”宋人有沽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⑹(外储说右上)这些记载充分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出现由陈列广告演化而来的实物幌子广告,实物幌子广告高度抽象化,不仅使实物广告的类型更加丰富多样,也使表,帜,帘等成为这一时期较为定型的幌子广告表现形式。* 该文为河南省教委社科资助项目”中外广告史研究”选题之一。参考文献:⑴摩尔根.古代社会[M].三联书店,1978.⑵林耀华,原始社会史[M].中华书局,1984.⑶白虎通义[M].⑷韩非子[M].⑸曲彦斌.中国招幌与招徕市声[M].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⑹新华字典[M].商务印书馆,1980.⑺阵培爱.中外广告史[M].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⑼施耐庵.水浒[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⑽翟灝.通俗编[M].⑾中国风俗词典[Z].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⑿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⒀尚洁.天津的商业招幌[J].民俗研究,1990.(4)⒁曲彦斌.古今招幌[J].百科知识[J],1990.(11)⒂余明阳,陈先红.广告学[M].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⒃张则忠,古今中外广告集趣[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幌子”释义的衍化 本文录自<史学月刊>2002年第九期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杨海军(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幌子”释义的衍化从幌子的溯源可以看出,所谓幌子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由图腾崇拜演化而来,传达政治,文化信息的幌子广告,这类幌子主要传达的是政治或军事信息;另一种类型则是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中产生,由陈列广告演化而来的实物广告的高度抽象化且较为成型的表,帜,帘等幌子广告形式。这种类型的广告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幌子的”幌”是指帐幔,帘帷,也就是表,帜,帘的不同说法。但这种理解显然过於狭隘,没能把握住幌子广告的内涵和外延。国内也有的学者把招牌和幌子放在一起来描述,称之为招幌,并解释如下:”招幌,是’招牌’与’幌子’的复合式通称,是工商等诸行业用以宣传所经营的内容,特点,档次等招徕信息的视觉标识”⑸;有的学者则把幌子广告与招牌广告混为一谈,认为幌子就是指商店门前的一种标志物尚好理解,但说幌子是商店门前的招牌却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此,我国学者也对幌子广告与招牌广告进行了区分,如有的学者认为:”招牌最初是一种无字的布帘,以後帘上题写了店铺名号,继而又以木牌代替布帘,在木牌上题写文字,多用以指示店铺的名称和字号,可称为店标。幌子原指布幔,後被引申为酒旗的别称,并逐渐扩展为各种行业标记的专称。幌子主要表示经营的商品类别或不同的服务项目,可称为行标。”⑺这种表述指出了招牌广告与幌子广告的不同,对於我们理解幌子释义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我国学者大多数人认为实物幌子只是幌子广告的雏形,即使是抽象化的实物幌子也不具有代表性。他们认为幌子的原始含义就是指布幔,是商人高悬在摊位或店铺上方的长方形布幔,作招徕顾客之用。因形状像门或窗帘,也称之为帘帷。初始有的有文字,图案,有的则无,多为青色,称为青帘。这种认识强化了幌子在特定时期内以表,帜,帘为主体的特殊形态,而忽视了幌子从原始的实物雏形到较为成熟的”酒旗”和各种类型的高度抽象化的实物幌子的演变过程。唐代饮酒之风日盛,酒店多悬挂长方形布幔,中间书写斗大的”酒”字,幌子就被引申为酒旗的别称,称为酒幌。因数量众多,渐成风气,便有了”酒旗风”之说。在中国古代文献裏,对酒幌的称谓不同,较常见的有”望子”, ”招旗”, ”引招”, ”换招”, ”拦路旗”等称呼。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裏就有”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之说。⑻(中秋)<水浒传>中也有:”当日晌午时分,走得肚中饥渴,望见前面有一个酒店,挑著一面招旗在门前”的记载⑼。关於酒幌,有两个问题需特别说明:其一是唐宋时期酒幌普遍存在且称谓众多,这裏的酒幌主要是指酒旗,酒旗虽是这一时期酒幌的主要形式,但其他类型的酒幌也依然存在,如酒葫芦,醉仙,草帚等,在文献裏均有记载。关於草帚,<水浒传>裏有这麼一段文字:”远远地杏花深处,市梢尽头,一家挑出个草帚儿来。智深走到那裏看时,却是个傍村的小酒店。”⑼这裏的草帚,就是小酒店的招幌。其二是酒旗经过历代发展,到宋时作为幌子其表现形式虽已相当成熟,但作为其原始形态的青帘或者说是青布酒旗这种原始形态却被较好地保存下来。<水浒传>记载:”宋江……正行到一座酒楼前过,仰面看时,旁边竖著一根望竿,悬挂著一个青布酒旗子……”⑼这段文字说明,直至宋代,青帘作为酒幌依然存在。以上提到的只是名称和类型的变化,实际上,从原始的布幔出现开始,幌子广告就逐渐发展,衍化,从形式到内容都逐步走向成熟。首先是形状的变化。葫芦形,铜钱形,帽形,灯笼形,三角形,菱形,及各种实物形状的幌子广告的出现,打破了布幔特有的长方形形状,使幌子广告的表现形式日益丰富多彩。因不同形状的幌子广告均有特定的含义,代表不同商品的经营类别,因此,幌子广告逐渐成为各种行业的特殊标记。这裏需要提出的是,因幌子的类型不断增多,其形状便逐渐固定下来,有些具有鲜明行业特徵的幌子广告实际上就是店家所售商品放大或缩小的模型,有的就乾脆悬挂商品实物,前文提到的:”君使服之於内,犹悬牛首於门,而卖马肉於内也”,客观反映了以实物作幌子的事实。因此,也有人称此类幌子广告为悬物广告或实物广告。其次是制作材料的变化。制作幌子广告的材料,由最初的布质逐渐向木质,铜质,铁质,棉,绒,线,及复合材料扩展,使幌子广告制作的工艺更为复杂,外形更加美观,除了识别作用外,其装饰作用也日趋明显。在诸多制作幌子广告的材料中,木质材料使用较为广泛,许多悬挂在店铺门前,用木质材料制成,写有简单文字如”茶”,”当”或绘有简单图形的平面幌子广告往往被人们视为招牌广告或招牌广告的原始形态。参考文献:⑴摩尔根.古代社会[M].三联书店,1978.⑵林耀华,原始社会史[M].中华书局,1984.⑶白虎通义[M].⑷韩非子[M].⑸曲彦斌.中国招幌与招徕市声[M].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⑹新华字典[M].商务印书馆,1980.⑺阵培爱.中外广告史[M].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⑼施耐庵.水浒[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⑽翟灝.通俗编[M].⑾中国风俗词典[Z].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⑿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⒀尚洁.天津的商业招幌[J].民俗研究,1990.(4)⒁曲彦斌.古今招幌[J].百科知识[J],1990.(11)⒂余明阳,陈先红.广告学[M].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⒃张则忠,古今中外广告集趣[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幌子的不同称谓及分类 本文录自<史学月刊>2002年第九期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杨海军(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幌子的不同称谓及分类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对幌子有不同的称谓,古籍中也有不同的表述,如前所述,较常见的为”幌”或”招幌”,较固定的则为”表”, ”帜”, ”帘”等。其馀的称谓还有”旗”, ”标”, ”望”, ”招”, ”牌”等。幌,幌子,招幌的称谓最为常见。这种称谓何时出现,何时又为人们广泛使用而约定俗成,似乎无从考证,但人们还是对其出处进行了一番探究。清翟灝认为”幌”有可能是”望”的讹音,他指出:”按今江以北,凡市贾听悬标识,悉呼望子。讹其音,乃云幌子。”⑽(器用)有些学者指出,这种解释有些勉强,认为幌本指帷帘,人们根据酒旗形制如帘而引申称酒幌,进而泛指各种招幌,至於这种情形何时出现,人们根据明代<如梦录>中曾有”铁鞋幌”的记载,推断至少在明代已开始以幌泛指酒招之外的一般招幌子⑾。但是”幌”的用法却很早,如晋张景阳<文选•七命>有”重殿叠起,交绮对幌”的记载,唐陆龟蒙在<和初冬偶作>中也有”小炉低幌还遮掩,酒滴灰香似去年”的诗句。表。多指酒旗,或是酒旗的别称。对於这种称谓,古书也有提及,如<晏子春秋•内篇•问上>就曾写道:”人有酤酒者,为器甚洁清,置表甚长,而酒酸不售。”这裏的”表”显然是指酒旗,酒幌。帜。也为酒旗的别称。如前所述,<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描述如下:”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帘,青帘,布帘,帷帘。多指酒旗,也可视为酒旗的别称,也称酒帘,酒幌。这种称谓较为固定,在古人的诗词中,多有提及。唐李中<江边吟>:”闪闪酒帘招醉客,深深绿树隐啼莺。”刘禹锡<鱼复江中>:”风樯好往贪程去,斜日青帘背酒家”等,均提到这种称谓。标。指草芥,草标,草帚。一般插在所售物品上,作为出售的标志物,由於在民间交易过程中被广泛使用,便约定俗成地成为具有特定意义的招幌。<水浒传>曾提到草标:“杨志当日将了宝刀,插了草标,上市去卖。”这裏的草标就成为特定意义的招幌。望,望子,酒望,望竿等。也是酒店门前的酒旗,酒幌。如前所述,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秋>中曾描述:”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招,引招,换招。招幌的简称,因有招徕顾客之意,故称之为”招”。既可以指酒旗,也可以指能携带,可移动的有字招幌。<水浒传•供人头武二郎设祭>载:”那婆子取了招儿收拾了门户,从後头走过来。”这裏的”招儿”指的是酒店的酒幌。牌。招牌的简称。这裏的招牌,指的是书写有店名,字型大小或经营内容的字招,也称之为标志幌,既有招牌的特点,又具有幌子的功能。关於二者的区别,下文有详细敍述,这裏不再赘述。多年来,我国学者对幌子广告进行了不同的分类,由於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因此,分类方法上有较大差别,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乌丙安在<中国民俗学>一书中将幌子分为七种不同的类型:实物幌,模型幌,商品附属物幌,暗示幌,灯具幌,旗帘幌和文字匾牌⑿。尚洁在<天津的商业招幌>一文中将幌子分为九类:实物幌,模型幌,包装物幌,暗示幌,灯具幌,旗帘幌,文字幌,图案幌及图文并茂的幌子⒀。曲彦斌在<古今招幌>一文中将招幌分为五大类:即实物幌,模型幌,象徵幌,特定标志幌和文字幌⒁。尽管我国学者对幌子广告的分类存在著认识上的差异,但对某一类具体幌子广告的解释却有许多共同之处,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实物幌:一般被认为是悬挂在商店或店铺上方的实物商品,所售物品。有些稍加修饰,有些则保持商品的原貌。模型幌:这是在实物幌的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的较为成型的广告形式,主要是把商品实物加以放大,缩小,夸张,变形,形成较为固定的形状,这类幌子,有的夸张甚巨,有的则更加美观,精致。制作材料以木质为主,它辅以和商品相关联的其他材料。象徵幌:是模型幌高度抽象化的结果,象徵幌可分为借代性象徵幌。如酒店挂酒坛,悬酒壶等;隐喻性象徵幌。如饭店挂笊篱等;图画幌。图画内容抽象或直接反映经营的品种,类型或内容。特定标志幌:以特定的标志来代表经营的类别或经营的品种,这裏所说的特定就是指约定俗成,经营者和顾客均能理解的特定标志,如寿衣店门前逾尺高的黑靴子,理发店门前的白布帘,清真馆门前的蓝色布帘等。文字幌:在布帘,酒旗或实物,抽象的模型上书写特定文字的幌子广告。又分为单字,双字,多字文字幌。这种类型的幌子广告为数众多,如典当铺的”当”字,旅馆的”店”字,酒店的”酒”字。有的字数甚多,如<水浒传•景阳岗武松打虎>就提到景阳岗山脚下酒店的酒旗上上书”三碗不过岗”五字,更有甚者,如老北京德爱堂药房的冲天招牌上面写有”德爱堂沈家祖传七代小儿七珍丹,只此一家”,多达十馀字,创文字招幌字数较多的记录。统观以上分类及对不同类型幌子广告内容的说明。笔者认为,从幌子广告的起源及幌子广告的性质看,幌子广告可以分为传达社会生活信息的幌子广告和传达商品信息的幌子广告,由於传达商品信息的幌子广告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占据著重要地位且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因而,其表现形式也较之前一种类型的幌子广告更加丰富多彩。笔者认为,从其自身发展,演化的规律看,传达商品信息的幌子广告可以概括为形象幌,标志幌和文字幌三大类型。参考文献:⑴摩尔根.古代社会[M].三联书店,1978.⑵林耀华,原始社会史[M].中华书局,1984.⑶白虎通义[M].⑷韩非子[M].⑸曲彦斌.中国招幌与招徕市声[M].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⑹新华字典[M].商务印书馆,1980.⑺阵培爱.中外广告史[M].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⑼施耐庵.水浒[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⑽翟灝.通俗编[M].⑾中国风俗词典[Z].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⑿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⒀尚洁.天津的商业招幌[J].民俗研究,1990.(4)⒁曲彦斌.古今招幌[J].百科知识[J],1990.(11)⒂余明阳,陈先红.广告学[M].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⒃张则忠,古今中外广告集趣[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形象幌,标志幌和文字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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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出处】 近代史研究,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成都平原是租佃制度发达的地区,押租制度在此地十分流行,不仅对该区域的农村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其自身的一些特点,也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通过对一些县级档案资料和土改档案资料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到近代成都平原的押租与押扣,并非如有关学者所说的仅仅是加强剥削的手段,它们有着更广泛的内涵,是该地区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环境的产物。缴纳押租,佃农不仅获得了土地的佃种权,而且通过押扣的方式使自己交出去的押租金获得了一定的利息。从制度上看,租佃双方的经济关系比清代以前更趋平等。 --------------------------------------------------------《“预备立宪”百年祭——祭晚清预备立宪中的政治妥协》作者中文名】 江国华; 【文献出处】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晚清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史上鲜有的政治妥协的产物。尽管这种妥协是有限的,但正是这种有限的政治妥协,成就了预备立宪,并在实际上拉开了近代中国政治史上最深刻的一次政治变革的序幕。从其宣布、发展到失败的三个阶段,预备立宪经历了多次不同程度的政治妥协。其中新政派与立宪派的妥协,促成了出洋考察政治之决定;反宪派与亲宪派的妥协,成就了仿行立宪上谕之颁布;当权派与立宪派的妥协,催助了《钦定宪法大纲》之问世;预备立宪派与速即立宪派的妥协,达成了国会提前召开之共识;预备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妥协,导致了“十九信条”之出台。对于当时的晚清政府而言,这种妥协或许是被动的,因而也是有限的。但是在其百年之后的今日,我们再来祭奠这段历史的时候,或许应当有更多的启示。 ----------------------------------------------《晚清江苏民变中的反地方自治现象探析》【作者中文名】 杨涛; 【文献出处】 史学月刊,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6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晚清江苏地方自治的推行在当时堪称典型。但由于统治者对自治本意的歪曲及对官办模式的偏重;由于严重的财政危机,国地税改革的功利性与不断加重的捐税;由于下层群众被排除在文化资源拥有者之外,民智民力水平的低下;由于官府与新、旧士绅对基层政治资源的争夺;加之统治者处理民变措施的失误,地方自治陷于困厄并引发江苏省反自治民变。其突出表现为抗捐抗税、反对户口调查、捣毁学校与自治公所等。反地方自治民变表现的社会动员的缺乏、国家—社会关系失序的教训十分深刻。 --------------------------------------------------《晚清地方城市治安管理制度与运作脱节之分析》【作者中文名】 杨发源; 刘敏; 文献出处】 社会科学辑刊, Social Science Journal,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4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管理制度与实际运作之间脱节是古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清代城市管理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现象。清代地方城市管理制度受到政治体制的制约,而管理执行者素质低下、敷衍塞责,导致晚清地方城市治安管理制度与管理运作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 -----------------------------------------------------------《翁同龢晚年思想述论》【作者中文名】 周立人; 【文献出处】 历史教学问题, History Teaching and Research, 编辑部邮箱 2008年 0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正>爱国政治家翁同龢(1830-1904)是近代中国颇具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他因主张革新、支持变法事业,1898年7月遭顽固派开缺革职乃至编管严惩的政治迫害。至1904年7月去世前,翁同龢在故乡常熟度过了人生最后 ———————————————————————————————《张謇与晚清社会变迁》【作者中文名】 谢俊美;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上海; 【文献出处】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晚清社会变迁; 爱国政治家; 民族性; 【英文关键词】 social vicissitude of late Qing Dynasty; patriotic statesman; national features; 【摘要】 作为近代中国的杰出人物,张謇在晚清社会变迁中充当了重要角色。他由实业而教育,由教育而政治,几乎参与了晚清社会的重大活动。无论是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还是“东南互保”,清末宪政,抑或辛亥革命,乃至民主共和政治的创建、清帝退位等等,无不看到他的身影和他所起的重大作用。他追踪时代,顺应潮流,与时俱进,致力于谋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不失为近代中国的一位爱国政治家。张謇的人生事业是近代社会变迁的留痕,带有强烈的民族特性。他的政治理念及其实践活动直到今天仍不失其借鉴和启示。 -------------------------------------《张謇庚子年间东南意识略议》【作者中文名】 刘学照; 【作者英文名】 LIU Xue-zhao(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上海; 【文献出处】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2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张謇; 庚子年; 东南意识; 【英文关键词】 Zhang Jian; the year of 1900; consciousness of Southeast China; 【摘要】 庚子年(1900年)间,上海报刊时论凸显出一种从上海、东南和南方的视角立论的东南意识,表现出上海和东南绅商关心时局发展和国家命运的社会主体思想。张謇作为江苏和东南地区的上层绅商代表,他在庚子年向东南督抚的陈言献策中,也显露出与上海庚子报刊时论类同的东南意识。特别是他提出的“西北”与“东南”的“名、实”互存论,是一种深涵政治哲理的时局观,它为我们考察张謇的政治思想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自立军事件中唐才常与张之洞关系考》【作者中文名】 张小强; 【作者单位】 广西钦州学院政治与经济系 副教授; 【文献出处】 史学月刊,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4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在自立军事件中,历来流行这样的观点:在起义前唐才常曾通过日本人与张之洞联络,表示自立军拥立张之洞据两湖独立,而张之洞犹疑莫决,对自立军的早期准备活动持默认态度。如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及张篁溪在《自立会始末记》两文献中均有记述,说“唐至汉,以北方无政府为辞,借日本人通殷勤于鄂督张之洞,讽以自立军将拥之挈两湖宣布独立。张犹疑莫决,然对于党人之活动虽有所闻,未尝予以发觉,似非全无好意者”(均转见杜迈之编《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9页、76页)。黄鸿寿著《清史纪事本末》也说,“方才常在汉也,尝借日本人为通殷勤于鄂督张之洞,讽以自立军将拥之挈两湖宣布独立。之洞先颔之”(同上书,第26页)。更有学者据此得出张之洞后来捕杀唐才常是杀人灭口、销毁罪证的结论。如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说,“唐才常在准备起义前,还曾经过日本人去同张之洞联系,表示自立军可以拥戴张之洞据两湖而宣布独立。张之洞没有马上答复他”。后来因“东南互保已经成立,他不需要借助于唐才常。在军官告密以前,其实他已经知道自立军的谋划,因此,他很容易地把这场起义扑灭掉。他立即把唐才常等人处死,显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南地区精英阶层社会心态探析》【作者中文名】 周学文; 【作者英文名】 ZHOU Xue-wen (School of Sociology;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6; China); 【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 江苏 苏州; 【文献出处】 涪陵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Fuling Teachers College,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2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义和团运动; 东南地区; 社会心态; 精英阶层; 【英文关键词】 the Boxer Campaign; southeastern China; social psychology; elite class; 【摘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代中国,当北方义和团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时,南方却相对的比较平静。出现这一强烈差异的原因,与南北地区由于经济上的南富北穷、政治上的南松北紧、文化心态上的南新北旧而使得各自的精英阶层产生不同的社会心态有着密切的联系。 ————————————————————————《清“东南互保”前期地方对外政策》【作者中文名】 李崇德; 【作者单位】 安徽大学 安徽合肥; 【文献出处】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Mudanji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4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东南互保; 地方督抚; 自主外交; 【摘要】 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政府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走上了对外宣战的道路,而地处东南的督抚们根据地方实际需要和全局形势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中央的对外政策。这种全新的自主外交方式虽“背经离道”,但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评一代奇人赵凤昌及其藏札》【作者中文名】 孔祥吉; 【作者英文名】 Kong Xiang ji; 【作者单位】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 【文献出处】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7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赵凤昌; 张之洞; 辛亥革命; 信札; 【摘要】 赵凤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传奇式人物,他长期担任张之洞幕僚,积累了大量函札,被革职后又在上海参与了庚子事变中的东南互保,预备立宪,以及辛亥革命前后的重大事件,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将珍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室的《赵凤昌藏札》原稿36函109册影印出版之前,作者考述了赵凤昌跌宕起伏的人生,揭示了其藏札中精彩的篇章。 ————————————————————————————《风雨四十年——对清朝总理衙门的浅析》【作者中文名】 刘琛;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文献出处】 大众科学(科学研究与实践), Public Science, 编辑部邮箱 2008年 0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总理衙门; 近代化; 清政府; 洋务运动; 【摘要】 文章针对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第一个专门外交机构--总理衙门作了粗浅的分析,全文分为三部分,先是探讨了总理衙门设立的原因,包括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然后简要分析了其主要职能,最后探讨其意义。鉴于对总理衙门的意义历来都备受争议,所以文章重点放在第三部分,并在其中渗透作者的倾向。 ——————————————————————《社会生活史图像试题解析》【作者中文名】 郭子其; 【文献出处】 历史学习, History Learning, 编辑部邮箱 2008年 0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正>从近年来的高考试题中,可以明显地发现,除了有关政治史、经济史与文化史试题外,还有社会史试题,高考命题者采用社会史的新范式来命题,给高考试题增添了耳目一新的意境与面貌,也有效地发挥了高考的 ————————————————————《中国工业化路径初始选择的失误》【作者中文名】 王云秀; 【作者英文名】 WANG Yun-xiu(Schoo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China Petroleum University; Beijing 102249; China); 【作者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北京; 【文献出处】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编辑部邮箱 2008年 01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工业化; 路径; 初始; 失误; 【英文关键词】 industrialization; option; mistake; 【摘要】 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选择了一条以军事国防为中心的工业化路径,民用工业成为军事工业的附属和补充,"求强"高于"求富";"求富"服务于"求强"。由于路径选择的失误,不仅军事工业注定不会成功,本该发展的民用工业也非常滞后,致使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遭受严重挫折。 ————————————————————————————《《盛宣怀传(图文版)》前言》【作者中文名】 夏东元;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文献出处】 历史教学问题, History Teaching and Research, 编辑部邮箱 2008年 0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正>我在半个世纪前专门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工作之始,即确定以学术界少人间津的洋务运动作为研究重点。与此同时,将与洋务运动关系较深的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三人作为洋务历史人物重点研究对象,其中尤以盛宣怀作为重中之重。这是为什么?这要从1861年至1901年40年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及盛宣怀对洋务事业的巨大贡献谈起。 ————————————————————《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政府守旧派思想研究》【作者中文名】 黄庆林; 【导师】 史革新; 【学位授予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 【学科专业名称】 中国近现代史 【学位年度】 2006 【论文级别】 博士 【网络出版投稿人】 黄庆林 【网络出版投稿时间】 2008-03-13 【关键词】 义和团运动时期; 清政府; 守旧派; 思想; 【英文关键词】 Yihetuan movement; Qing government; conservational group; thought; 【中文摘要】 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朝政府守旧派是指通过镇压维新运动执掌朝政大权、维护传统旧体制、排斥西方文化、利用义和团以灭洋泄愤的封建政治文化派别。他们活跃在戊戌政变后到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华时期,要求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继承传统,保守旧有的政治文化秩序。这些人主要包括载漪、载勋、载濂、徐桐、刚毅、崇绮、赵舒翘、启秀、英年、董福祥、毓贤、李秉衡等清朝王公大臣。 严格说来,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清政府守旧派已经不能算是纯粹的守旧派了,相对于洋务运动时期的守旧派,他们的思想有了一定的变化。他们要求在保证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前提之下学习西方,求得国家的强大和发展;他们也曾要求奉守与列强签订的和约,保障列强在中国的使臣和传教士的安全,力求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进行国家建设;他们自觉要求保护国家权益,防止利权流失。因此,他们的思想实际上与早期的洋务派相似。 尽管守旧派思想落后、守旧、排外,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但不可否认,其中有某些积极的内容:他们对于国家利权的维护、对于民生休戚的关怀、对于内政建设的意见... ————————————————————————《北洋海军中的闽籍将领》【英文题名】 Officers from Fujian in Beiyang Navy 【副题名】 对晚清一个特殊军事群体的研究Research about an Special Military Group in Late Qing Dynasty 【作者中文名】 黄建平; 【导师】 王民; 【学位授予单位】 福建师范大学; 【学科专业名称】 中国近现代史 【学位年度】 2007 【论文级别】 硕士 【网络出版投稿人】 福建师范大学 【网络出版投稿时间】 2007-11-06 【关键词】 北洋海军; 闽籍将领; 群体; 派系; 军事素质; 【英文关键词】 Beiyang navy; fujian navy officer; group; clique; military qualities; 【中文摘要】 从某种角度看,晚清中国海军闽人群体可以称为在近代中国所形成的几个带有明显地缘性的军事集团之一。虽然这个集团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性较弱,不同于湘军、淮军等这样的政治与军事集团。但鉴于这个群体的出现以及其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特征,对其作整体考察和研究也具有特别意义。在晚清发展最为成熟和力量最为强大的北洋海军中,闽人占据了重要地位,其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海军将领群体。在晚清北洋海军的兴起、发展过程中,这个群体始终是与其联系在一起的;晚清北洋海军建设中处处有他们的身影,海军建设的兴衰成败也从一开始就与他们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在近代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问题上他们也成为倍受争议的群体;这个群体形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其出现是晚清洋务运动,特别是海军建设的重要成果;同时,他们的表现和作为也成为检验这场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这个群体的基本概况、形成过程、所作贡献以及历史局限性研究,除了从回顾这个群体的历史,展现其全貌的角度有其意义。同时,这种系统研究的视点也延伸向了另外一角,即晚清海军建设成败的经验。 ————————————————————————《近百年来李鸿章研究著作述评》【作者中文名】 章育良; 曹正文; 【作者单位】 湘潭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文献出处】 湖南社会科学, Hunan Social Sciences,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李鸿章从1862年率淮军进入上海并担任江苏巡抚起到1901年签定《辛丑条约》后去世,在晚清政坛上沉浮近40年,尽管他去世已有100多年了,但盖棺尚未定论,史学界对他的评价至今仍是褒贬不一,毁誉参半。誉之者冠以“地主阶级改革派”,“东方之俾斯麦”的美称;毁之者斥之为“汉奸”,“刽子手”,“卖国贼”等。正如梁启超所说:“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1]由于李鸿章这个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和争议性,对他的研究所涉及的面也就比较广,本文仅就近百年来有关李鸿章的研究著作作一简要述评,以期有助于李鸿章研究的发展。一、中国大陆研究根据百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特点,中国大陆的研究可以相应地分为三个阶段:解放前(1901—1949)、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8)、改革开放后至今(1979—)。(一)解放前(1901—1949年)这一阶段研究李鸿章的著作要首推梁启超的《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再版)。这部传记是在李鸿章去世后不到两个月写成的,也是第一部研究李鸿章的专著。梁启超分别从军事、洋务和外交等方面对李鸿章进行了剖析和评价。在军事方... ————————————————————————《探析中日近代化结局殊异之因》【作者中文名】 姚晓玫; 【作者单位】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安徽芜湖; 【文献出处】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uaibei Coal Industry Teachers' College(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近代化; 洋务运动; 明治维新; 国家干预经济; 【摘要】 近代化是指从传统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转型过程。中日两国近代化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科学文化开始,到变革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都经历了较为近似的路径,但结局却迥然不同。究其原因,可从社会变革的力度、对待东西方文化的态度和国家干预经济的措施三个方面找到答案。 ——————————————————————《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文化的几种解读》【作者中文名】 秦英君; 【作者英文名】 QIN Ying-jun(Editorial Board; Journal of CNU; Beijing 100037; China); 【作者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北京; 【文献出处】 史学月刊,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近代; 西方科学文化; 文化解读; 特征; 【英文关键词】 modern era;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feature; 【摘要】 近代以来,中国从传统的科学和技术向近代的科学和技术转变,是在西方科学文化影响下完成的。这一过程亦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认知过程。这一认知过程中,不同人物对接纳西方科学文化有或深或浅的解读,其中,“道器”与“体用”的文化认知模式是近代中国人解读西方科学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认识、处理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与逻辑》【作者中文名】 易杰雄;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北京; 【文献出处】 学术界, Academics in China,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蛮、夷、戎、狄”; “法、术、艺”; “西学”; “新学”; 新文化运动; 【摘要】 中国认识、处理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下述这样四个阶段:一是认为中华以外均不学无术的“蛮、夷、戎、狄”,他们无任何值得我们吸取的东西可言的阶段;接着是认为西方的坚船利炮乃“法、术、艺,不足以言学”的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借法自强”、搞洋务运动,引进西方近代工业,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展经济的方法;第三阶段是认为西方文化也是一种学问—“西学”,不过它仍不能与中国文化相提并论,只是一种次要的学问,而且就是这些学问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这就是所谓的“西学中源论”。与此相对应的社会运动是想改变社会制度,先是搞“戊戌变法”,想引进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然后想搞“民主共和制”;第四阶段是把西方文化称作“新学”,与此相对应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旧学”,于是出现了“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必须改变其社会文化土壤,“全盘西化”。开始是全盘“法兰西化”,接着是“全盘俄罗斯化”。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后,这些国家都放弃了“俄罗斯文明”,重新回归“西方文明”,经过七八十年的重大曲折,对照苏、东易帜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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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桑坊蚕被店

古人云:“当仁不让于师。”西哲亦云:“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可见,东西方都有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也都有“不让于师”的学术风范。悠悠历史表明:只有二者的结合才能开辟学术发展的佳境。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百舸争流,正是一个最好不过的例证。汉武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造成长期万马齐喑、一家独 鸣的不正常局面。西方何尝不如此?中世纪政权、神权的联合统治同样黑暗残酷(最突出的例证是活活烧死伽利略),而文艺复兴才开创了欧洲文明的新时代。 中国的“五四”运动是东方的文艺复兴,它高举“科学”与“民主”两大旗帜,猛烈冲击了禁锢中国人民几千年、使中国长期停滞、落后、任人宰割的封建统治和封建礼教,开辟了中国历史、中国文明的新时代。 “五四”文学革命是整个“五四”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个重要侧面,它同样揭开了中国文学史的新的一页,开辟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新时代。“五四”之后,作家辈出,佳作如林,“五四”新文学成了世界新文学的一支劲旅,闪耀着熠熠光彩。 “五四”新文学一开始便呈现了两大特征:一是风格流派纷呈,二是学术争鸣热烈。写实派、浪漫派、现代派、魔幻派、象征派、未来派……都在施展浑身解数,在文坛占领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在学术上,则出现了一个直追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的新时代。1935年,为了总结“五四”文学革命第一个十年(1919-1929)的丰硕成果,在“五四”文化名人蔡元培、胡适、鲁迅、郭沫若、周作人、茅盾、郑振铎、叶圣陶、郁达夫等人的大力支持下,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编辑出版了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而它专列一集的《文学论争集》则尽力收录了名家名派(包括“五四”新文学的反对派)的学术观点,充分反映了“五四”文学革命中各持己见、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 正是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的榜样引导下,我将自己自1959年至今的50余篇(非全部)学术论争文章编成了《袁良骏学术论争集》(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以飨读者,希望得到更多的批评指正。该“集”共分四篇,即:第一篇鲁迅文学论争;第二篇现当代文学论争;第三篇港台文学论争;第四篇史学、未来学论争。文章俱在,本不必再饶舌;这里需要补充的,只有一点,即关于《要客观地评价曹操》一文的写成和发表。 此文发表于1959年3月5日的《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已是46年前的旧作了。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正在念三年级。知何历史?懂何曹操?这篇小文章(仅千余字)纯粹是一篇即兴之作,是郭老(郭沫若先生)长文《替曹操翻案》的读后感。郭老文章滔滔汨汨,才华横溢,但也的确有言过其实之处。他说曹操镇压了黄巾农民起义正是发展了黄巾农民起义军的事业,便让人感到费解,感到强词夺理。对比之下,我感到还是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得好:曹操是一个英雄,戏台上的白鼻子曹操不是真正的曹操;但他毕竟是一代封建帝王,为了夺取王位,他也不能不残民以逞过。镇压黄巾起义,自然是曹操的丰功伟绩之一;但血腥镇压本身应该说比较复杂。农民起义矛头是指向封建统治的,是代表被压迫农民利益的,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曹操对黄巾起义的镇压和剿灭,代表的正是封建统治的利益,可以说是反动的,怎么能说是代表了黄巾起义的利益、发展了黄巾起义的事业呢?我直感到郭老把问题混淆了,翻案“翻”过头了。“初生犊儿不怕虎”,便斗胆写下了《要客观地评价曹操》这篇小文章,并被破格录用了。 文章发表后,颇引起了一点风波。《人民日报》在学术报道中,几乎全文引录了我的文章,似乎我成了与郭老分庭抗礼的“史学大家”,闹得我惴惴不安。果然,郭老的第二篇文章出来了:《再论替曹操翻案》。虽然未点我的名,但说到“有的人不读书好求甚解”,显系指我这个三年级大学生而言。这个中肯的批评,我虽然感情上有些压力,但理智上还是接受的。比起郭老来,我读过几本书?我那篇小文章不是“不读书好求甚解”又是什么? 然而,不读书诚然不对,但“好求甚解”者未可一概否定。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旁观者的“好求甚解”往往可以意料之外地破“当局者”之“迷”。郭老在替曹操翻案的基础上,写出了话剧《蔡文姬》,剧中的曹操不再是白鼻子,而成了丰功伟绩而又亲切感人的正面英雄人物。遗憾的是,戏中的曹操十几年盖一条棉被,艰苦朴素超过了“老红军”、“老八路”,这就又开了历史的玩笑了。我想:假如当年郭老从我的“好求甚解”中吸收一点积极因素,对曹操多一点一分为二的分析,是否就不会闹曹操十余年盖一条棉被的笑话了呢? 我的小文章发表后,我才知道当时《光明日报·史学》专刊的主编是邓广铭先生,而邓先生正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著名教授。邓先生何以会发表一个中文系学生的小文章来开罪郭沫若先生?我想,这是否也是一种学术争鸣精神的支撑呢?毕业留校任教后,我有幸认识了邓先生并向他当面表示了感念之情。现在,郭、邓二先生都早已驾鹤西去,我只有敬祷他们在天之灵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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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做我的部门。”西格亦云:“爱,我的爱,我爱的真相。”可见,大优良传统,东方与西方的尊重,但也分学术风格。悠久的历史:两者的结合,探索学术发展的佳境。竞争争夺它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春秋。后汉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导致长期固定拉响一个不寻常的情况下分开。西方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中世纪的制度,在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文明的政教合一的联合统治的黑暗和残酷(最突出的例子是被活活烧,伽利略),并创建一个新的时代。 “54东方的文艺复兴时期,高举”科学“和”民主“两个横幅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拘留,中国的长期停滞多年的猛烈冲击,慈悲的封建背后统治和封建伦理道德,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中国历史,中国文明。“54”“五四”文学革命的运动,它在中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学的历史转向了新的一页,开起来的“人民文学”,“一个新时代的平民文学”五四“运动后,生下如森林,强大的新文学”54“的作家成为世界文学的杰作,闪烁熠熠光彩。 五四新文学的开始将呈现两大特点:首先,流派,学术争鸣的激情。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魔幻阵营,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施展浑身解数,在文学的世界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学术赶上与新时代的战国争在1935年的第一个十年(1919年至1929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总结了文学革命“54”,“54”文化名人郭沫若,鲁迅,蔡元培,胡适,周作人,茅盾续约,叶圣陶,郁达夫的大力支持下,由上海友联出版公司编辑出版了10卷本“中国新文学火车集”文艺争鸣“企图搜集响亮的名字发送(包括“54”,“学术观点的反对新文学的观点),充分体现了”五四“文学革命不同意,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 新文学的文学论争的例子我自己的指导,建立自1959年以来到目前的50篇文章(不是全部)的学术辩论文章“消失,并退出学术争鸣集(中国文史出版社) ,给读者的批评,并希望得到更多。“集”分为四种类型,即:首届鲁迅文学奖文学辩论,现代和当代文学辩论第二广播三台文学的争论,历史学家,未来学争议文章在俱乐部,它不有,说唱,这里需要补充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客观地评价曹操”1959年3月发表的一篇文章,“光明日报”,写作和出版历史学家本质上说,是46岁,我是北京大学,正在研究的第三个层次,但什么样的历史?了解如何曹操(1000字以上)的这篇小文章是纯粹的即兴书评代表郭老(郭)的长篇文章“曹操”翻案。郭老文章涌动话筒,有才华,但真的很夸张,他说,曹操镇压农民起义黄巾起义黄巾农民起义军的职业发展,他们很难理解,觉得任何韵或理由。相比之下,我鲁迅“风格晋药物和酒精的关系,”他说:曹操是一个英雄,白色的鼻子曹曹的阶段,是不是真的曹操,但他是,后所有代表封建帝王,为了夺取王位,他不能失败,其余的人民,为了要成功镇压黄巾,自然是曹操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应该说,越是复杂的血腥镇压反对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代表被压迫的农民的利益,也有一定意义上的进步。曹操压制和消灭黄巾,代表的利益,封建统治,可以说是反动的,你怎么能说黄巾黄巾职业发展,代表他们的利益呢?直郭老混乱翻案“到”过头“。没有太多的孩子不怕虎,我们大胆地写上“曹操专场招聘客观评价。文章,包括一些争议。”人民每日“的学术报告,几乎整个文本逐字我的文章,我似乎成为郭老对手的历史学家,提出我感到不安。果然,郭老条的规定:”代表曹操扭转判决“虽然没有一点我的名字,但是当它涉及到:“有些人不读好找沉杰,我小学三年级学生的一个重要手段。中肯的批评,情绪压力,但理性还是可以接受的。比郭老来,我已经读了几本书?寻找沉杰不读我的文章“什么?但是,有没有阅读是一个真正的权利,但”好找沉杰“不知道拒绝。常言道:”父亲,像儿子“旁观者”寻找沉洁“往往是意想不到的突破”当局“粉丝”剧集剧曹操曹操翻案的基础上,郭老写的是不再是一个白鼻子,成为一个伟大的成就,并密切正英雄。不幸的是,该剧横跨曹操十,舒适,简单的生活比老红军,八路军,开起了玩笑历史。我想:从我的“曹操的积极因素,多一点一秒分析的”郭老吸收沉杰,不会麻烦曹操笑话,十余年来盖一床被子? 我,我不知道“光明日报”,历史学家精华编辑总唐明亮,邓小平先生是一个著名的教授,历史系。唐先生如何以及为什么他得罪郭沫若先生的文章发表了一系列的中国学生?想想,这是否也是一个学术争鸣的精神支柱吗?毕业后留校任教,我有幸知道邓小平先生在他的脸对脸表达了感谢。现在,郭先生,唐,驾鹤西去,长去了,我只有国王祈祷,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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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视角的总体史式审视 将近代中国铁路作为一个整体,从某一个侧面来加以研究、审视,这种总体式的史学研究成果不少,其中有论述铁路的作用、影响的,有关于铁路发展方面的,有涉及外债问题的,此乃学界着意的大要所在。铁路的影响:学界在谈及此问题时,强调了三个方面,即城市化、农业、民俗。探讨铁路的城市化作用的文章有两篇:李占才所著《铁路与近代中国城镇变迁》(《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第5期)、姜益和徐精鹏合著《铁路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作用探析》(《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两文指出,铁路促进了客货运输,人口流动,市场扩大,经济发展及城市的变迁:一些新兴城镇崛起,一些古城镇的功能发生变化,一些不通铁路的古城镇衰落。关于铁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李占才著有两文:《铁路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同济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铁路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趋向》(《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5期)。两文阐述的主体意思是:铁路运输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扩大,从而也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区域化倾向的发展,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从民俗角度看铁路的影响,这是较为新颖的探索。这方面李占才之文《铁路与近代中国民俗的嬗变》(《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及《铁路与中国近代的民俗嬗变》(《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认为:铁路引发了民俗心理的更新,导致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的变迁,促使相见礼、婚礼、丧礼等礼仪风尚演变,推动了国人娱乐、纪年、剪辫放足等习俗的进化,尽管民俗嬗变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但总体而论,是朝着进步、健康的方向发展。 另外,王旭章还著文《走向市场的中国铁路向历史借鉴什么》(《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指出铁路当之无愧是市场经济的主动脉,其表现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沿线资源的规模经营,加快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产业的转移,促使统一的全国市场逐步形成和国内外市场的接轨,经济区域化趋势发展。朱从兵著文《铁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4期)相对要冷静一些,该文认为:铁路与沿线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需要的互动关系,铁路对沿线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是以工业为中介的,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铁路建成后还需有正确的政策导向,完善配套的规章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 铁路发展:包括商办铁路、修筑及管理特色、政府政策、不发展的原因等方面的内容。 商办铁路的研究是学界的弱项,对此问题宓汝成著文(《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民间创业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通过对民间投资铁路史的梳理,得出如下结论:民间资本有投资铁路的意愿,其压抑力量主要来自列强资本,其次才是封建势力;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不是商办资本铁路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二者的因果关系恰恰应该颠倒;商办铁路资本在清政府国有化政策影响下零碎化是历史的倒退。 关于铁路管理问题,芮坤改之文《晚清对官办铁路的管理述论》(《保定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厘清了晚清朝廷逐渐将最初由地方大臣管理的“官办”铁路收归朝廷统一管理的过程。对于我国近代铁路的修筑及管理特色,胡正民、李占才著文(《强人筑路以线设局——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特色》,《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将之归纳为:强人筑路,以线设局,铁路的修筑及管理权掌握在实力派官僚的手中,因而非常混乱和纷繁。 论及清政府的铁路政策,骆向韶著文(《清政府的铁路政策》,《湘潭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1863—1889年、1889—1900年、1900—1911年。孙自俭之文《晚清铁路政策的官办与商办之争》(《安庆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则主要讨论了官办还是商办的问题。该文指出: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确立了官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关于铁路干线国有问题,马陵合著文(《论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该政策出台的原因有二:一是盛宣怀建立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野心,二是立宪派社会舆论宣传的推动。 论述铁路权为外资侵夺的文章有谢撼澜之文《近代列强对中国铁路利权的疯狂掠夺》(《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年第6期)。探讨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缓慢的原因的文章较多,其中归咎于内因的有三篇:祝曙光所著文《近代中日两国铁路发展比较研究》(《贵州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尹铁所著《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延误原因探析》(《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李文耀、王成林之文《近代中国农民对铁路态度的变化》(《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归咎于外因的有宓汝成所著文《中国产业近代化为什么徘徊不前——以中国铁路的建设和运营(1895—1927年)为中心作一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铁路外债: 丁永刚在《论近代清政府建设中的外债问题》(《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中,将清政府借用外债修铁路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甲午战前、甲午到《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到辛亥革命前。借债筑路符合历史趋向,功不可没,不应片面地认定是“卖国主义”行经。张九洲也著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一文,类之。孔永松、蔡佳伍之文《晚清铁路外债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将清政府借外债修路划分为四个阶段:1881年唐胥铁路的修成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到190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1903年到1911年5月10日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911年5月10日到10月10日武昌起义;外债的类别有筑路、赎路、路政借款三种;借款抵押有一个从以路为抵向以地方厘金税捐抵押的转变。基于解读近代国人外债观的努力,马陵合著文《经济民族主义的悖论——关于近代中国对铁路外债认识历程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概念支撑,道出了外债观中的超经济性质,及其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功利。否定经济民族主义,有利于理性阐释铁路外债问题。马陵合另著文《略论清季东北铁路外债的超经济特质——以均势外交为中心》(《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类此。 从外债角度重新审视芦汉铁路的收回,马陵合之文《论芦汉铁路的外债问题》(《历史教学》1996年第5期)认为其意义要打折扣。马陵合之另文《文明排外与赎路情结》(《安徽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也指出:文明排外是20世纪初中国收回铁路利权的基本口号,它较集中地体现了近代国人的赎路情结,文明排外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维持国权与引进外资的两难抉择。至于《潜流: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重新估价》(《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一文,马陵合的主体意思是:晚清最后几年,收回利权运动趋于式微。而从经济学理角度就债论债,肯定借款筑路的积极作用,逐渐为人注意。只是它的声音是微弱的,难以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同。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部分认同,应是近代中国在维护主权与利用外资之间难以取舍的真实体现。在借款模式方面的研究中,马陵合著文《“浦口条件”:近代中国铁路借款模式的变与不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以1908年中国与英、德签定的、以地方税捐为担保而非以路作抵的《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为研究对象,集中论述了学界忽视的有关条约的运用情况及其如何被弃用等问题。从政策角度研究外债,王致中之文《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认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时在甲午战败之后。决策背景为筹筑卢汉铁路,铁路发展定为国家“实政图强”要务,但国库“点金乏术”,商资筹招落空,铁路资金来源仅有外债外资一途。政策要点乃“洋债”由国家铁路总公司统筹,路借路还,以路作抵,拒招洋股,“路权仍属于我”。 二、铁路与地方的区域史式探析 铁路与地方的关系研究,属于个案式、区域式的史学研究。京汉铁路作为晚清时期修筑的第一大动脉,此前学界已予以较多注目,对此,田伯伏从直隶采煤业人手,著文《京汉铁路与直隶沿线近代采煤业的起步》(《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分析了京汉铁路修建对直隶煤矿业如井陉、临城、磁州等的影响,指出铁路作用体现在运输速度的提高和运费的降低扩大了煤的销售市场,此外,铁路本身就是煤的固定消费者。我国近代的铁路网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苏生文著文《晚清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的形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1年第1期),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专题研究,该文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路风气已经大开,清政府在北方地区修筑了京奉铁路、京汉铁路、京张铁路和津浦铁路四条主干线和一些支线,构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 西北铁路发展在近代属于落后地区,有关研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赵志龙著文《近代西北铁路规划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从晚清到民国,西北铁路规划经历了一个内容由简到繁,地位由次要到主要的发展过程,西北铁路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任军利著文《铁路与近代陕西的商品经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主要分析了铁路所导致的陕西经济变化。 正太铁路是山西近代第一条铁路,自如雪之文《正太铁路建筑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7年增刊),阐述了该路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并指出其对山西经济的影响如下:运输量很大且逐年递增,收益可观屡有盈余,促进了工厂的建立。 滇越铁路对封闭的云南来说,高势能的影响之大可以相象。顾继国、杨金江合著《滇越铁路与云南近代进出口贸易》(《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指出:滇越铁路开通后,云南形成了与世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相对独立于国内市场的云南地方市场。王文成也著文《滇越铁路与近代云南对外贸易——兼谈云南与东南亚间的通道建设和经济技术合作》(《经济问题探索》1994年第1期)做了相似的分析。而张轶群之文《滇越铁路的历史记忆——滇越铁路沿线的近代铁路社区建筑初探》(《小城镇建设》2003年第4期),则以建筑为视点。 广西铁路的发展,绅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此,陈志波著文《绅商与近代广西经济》(《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其具体表现有二:首先,从领导力量上看,政府虽然是名义上的领导者,但直接操作各项具体事务的却是绅商;其次,从路款的认集的比例来看,绅商认集的路款占绝大部分。专论龙州铁路的有朱从兵之文《广西龙州铁路筹建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南浔路是近代江西第一条商办铁路,杨会清之文《略论南浔铁路兴衰的历史命运》(《抚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分析了筑路过程中在筹款、技术、时局等诸多方面的困难,运营中有关会计制度、股东大会制度等内部管理改革,及对汀西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 沪宁铁路乃清末最为重要的铁路之一,对此,高志斌、王国平合著《晚清政府借外债修筑沪宁铁路述论》(《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阐释了借外债的原因、经过及民众抵制情形。除了上引文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文章,其中有粗涉上海铁路发展的(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工具的变迁(1840—1949)》,《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有谈论铁路与晋商兴衰关系的(谢元鲁:《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有探讨铁路对移民的助力的(周春英:《浅析近代华北移民大规模迁居东北的社会背景》,《荷泽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有研究铁路促进城市发展的(王杉:《简析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段光达:《哈尔滨早期城市特点刍议》,《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纪凤辉、张翠华:《哈尔滨近代城市的特点与作用》,《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有介绍铁路股票的(夏详烈:《清代川汉铁路股票》,《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三、关键人物与铁路发展 与铁路发展有关的近代人物主要有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詹天佑、刘铭传、盛宣怀、容闳等。在研究李鸿章与近代铁路的文章中,余明侠所著《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地位》(《徐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论述的较为全面。该文认为,李鸿章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认识,从1863—1867年的短短四年间,经历了严词拒绝、朦胧认识、正确了解和坚决实践等四个阶段。李鸿章不顾谤议丛集,独开风气之先,主张利用西方技术但必须权自我操,初步规划了铁路干路蓝图,执着不渝兴修铁路,于此可知,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此外,余明侠另著有《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前后的铁路建设——兼论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的新发展》(《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一文,类之。从铁路外债角度研究李鸿章的文章有马陵合之文《论甲午前借债筑路的开启及其困境——兼评李鸿章的铁路外债观》(《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相形亦肯亦否李鸿章的文章也有一些,如周辉湘之文《李鸿章与中国铁路业的开创》(《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在肯定了李于凇沪铁路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首倡自建铁路的同时,指出: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中法谈判中及之后的思想开始向出让路权转变,其借债修路思想损害了国家利益。此外,筑路也有发展个人实力的意图。类似的文章有赵东喜之文《论李鸿章与近代中国铁路的兴办》(《河南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朱从兵之文《李鸿章与中东铁路》(《徐州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试论李鸿章在中国铁路史上的地位》(《玉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从总体上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吴剑杰之文《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该文认为,真正能从开发利源以振兴经济的高度认识铁路的近代化价值的,张之洞是第一人,铁路成为他一生最后20年的生命主题。此外,陈晓东也著文《张之洞与晚清铁路》(《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对张之洞发展铁路的贡献作了介绍。具体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朱从兵之文《粤汉路权赎回后张之洞的自建主张与实践》(《广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吴剑杰之文《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将李鸿章与张之洞联系起来予以研究是有益的探索,这方面的文章有周辉湘所著《李鸿章和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论略》(《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研究孙中山与铁路的文章有数篇,之一是朱从兵所著《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述论》(《学术论坛》2003年第5期),该文认为:由于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时期美国的铁路建设速度最快,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以美国为主。他对近代世界铁路的发展大势、基本成就、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建设与管理体制或经验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认识,其认知水平超出了他以前的中国近代的其他先进人物。之二是冯君之文《论孙中山铁路建设的战略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此外,朱从兵另有文《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民元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新探》(《学术论坛》2002年第5期)以铁路与民生的关系为视点,来探悉民元孙中山的铁路思想。詹天佑在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如同秋瑾在近代妇女史上一样,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很值得研究。以往人们多注目于京张铁路的独立筑造,而经盛鸿等则着意于其他方面的内容,其著文《詹天佑与清末民办川汉铁路》(《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詹天佑与辛亥革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指出: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中,不仅开创了中国独立造路的奇迹,建成了震惊世界的京张铁路,而且率先支持在20世纪初兴起的民办铁路事业,并亲自主持艰险异常的民办川汉铁路。当清廷在1911年5月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后,他勇敢地支持保路运动,进而支持辛亥革命。这是他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又—伟大贡献。关于刘铭传在台湾修筑铁路问题,陈九如著文《刘铭传与台湾铁路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指出:刘铭传从御侮图强的目的出发,力主修筑台湾铁路,妥善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难题。台湾铁路的兴筑,便利了台湾的交通,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传播了近代化观念。刘铭传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吕锡生著文《盛宣怀传略》(《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关于容闳的影响,陈汉才之文《容闳的留学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华南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主要强调了他对铁路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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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买吃买吃买 4人参与回答 2023-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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