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文化研究论文

近日收到陕西青年作家柳育龙先生的《家谱与寻根》一书的征询稿，这是作者根据现存柳姓家谱资料和相关历史文献编纂的一部近50万字的巨著，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该书共分为三部分，一是绪论，主要从研究综述、研究作用和意义、柳姓播迁及分布等方面进行阐述柳氏家谱；二是上篇，主要从新旧家谱的对比系统梳理家谱的体例，同时，详细介绍了家谱的内容、编纂流程、真伪和现存问题，这对当前宗族成员及修谱者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三是下篇，主要以散文的形式探寻宗族寻根的各种情感历程，感情充沛，思想丰满，情系家谱，心满寻根，作者并详细介绍了当前寻根方式和寻根基地，这对当前宗族寻根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柳育龙先生于2009年萌生编纂该书的念头，从2013年开始正式撰写，遍访陕西各地柳氏后裔，下江南，上山西，历时三年，终于完成这一巨著。编纂家谱这项工作，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事情，尤其是靠一己之力更是如此。编纂者多在由权威人士组成的谱局主持下进行编纂工作，并且要有充足的资金做后盾，此外，对于编纂者而言，至少还需要以下几个条件：一是有谱可依且谙熟宗族历史；二是古文功底深厚，方可编纂出好的家谱；三是时间充沛，编纂家谱是耗时耗力的事情，在这样一个年代，能够像柳育龙先生这样沉下心来做事情的人越来越少。2006年，我开始系统接触家谱，先后到过孟津县、洛宁县、伊川县、宜阳县、嵩县等地方搜集家谱，在搜集的过程中，访问过诸多编纂家谱的老者，大多半途而废。要么资金不够，要么缺乏追根溯源的勇气，修谱工作大多开始激情高涨，最终却不了了之，甚是可惜。时至今日，我一直比较关注家谱研究的发展动向，做过几个这方面的课题，现在在研的家谱项目是2017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家谱叙事中话语与权力表达研究》。柳育龙先生的这部《家谱与寻根》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下面我就从这个方面肤浅的谈谈。 时至今日，家谱到底有多少种呢，武新立先生认为：“目前我们所能知道的中国家谱的收藏情况是：内地约有28500余种，台湾有10613种，香港有700种，日本有1750种，美国有1430种，共计42993种。假如我们估计其中有五分之一的重复部分，那么尚有三万四千多种。” 王鹤鸣先生在《<中国家谱总目>的编纂》指出：“汇总到上图的家谱著录表共达76781份，其中约40%为复本，扣除复本，则家谱种数达47000余种。”并且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家谱散藏于民间，粗略估计，当前家谱种数5万余种应该不为过。如此浩繁的家谱，其定义也是多种多样，柳育龙先生通过梳理家谱的定义，最终坚持了王鹤鸣先生的观点,这一观点也是当前学术界比较认可的一种观点，所以，从学理的角度分析，该著作是具有学术价值的。此外，当前，王鹤鸣先生、冯尔康先生、常建华先生、钱杭先生、杜靖先生、王华北先生在家谱研究方面建树颇丰。 ​该著作以柳姓为例，在绪论中，系统梳理当前柳氏家谱的现存状况，柳育龙先生认为:就目前柳氏家谱来说，一是数量少，二是体例与内容不健全，就研究来说，虽然论文较多，牵涉的面也较广，但未形成系统性的、全面性的、整体性的研究。这或许也是柳先生编纂这部《家谱与寻根》的一个初衷，这部著作对柳姓的开基祖、源流、播迁、发展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同时对通谱的编纂也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就家谱谱系存在的错误原因及《中华柳氏通谱》需要解决的遗留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上篇，系统梳理了新旧家谱的体例与内容，柳育龙先生为柳下惠后裔，重点考察了《胶东郡望——福山高瞳柳氏家谱》，此外，在浙江青田一支考证中，该支为正宗柳宗元后裔。值得一提的是柳育龙先生在第四编现代家谱编撰流程中，系统整理了当前编纂家谱一般过程，这对家谱的编修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下篇，通过散文的形式寻根谒祖，收集了柳姓关于寻根谒祖的一些散文，主要有柳广辉先生的《古稀老人理清家族脉络传承世代遗风》、柳哲先生的《搜集家谱、历尽艰辛》、柳春垓先生的《寻找祖墓几十年》、柳梅先生的《家谱，一缕写不完的乡愁》、柳锦承先生的《修谱！修谱！何其难矣？》、柳忠秧先生的《楚歌》、柳小民先生的《我希望我们能完成祖辈的心愿》、柳育龙先生的《起名的烦恼——字辈实行的困难性》、《二十年后无村志》、《对方言文化的忧虑》、《我为何钟情于文史写作》、《故乡，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等，其中柳小民先生为柳育龙先生的父亲，叙述了本家柳姓近代的发展轨迹，同时表达了修谱寻根的心愿。柳育龙先生在《起名的烦恼——字辈实行的困难性》一文中，编纂了本族字辈，一是实录祖上字辈；二是以明世系，并且以亲身体验为个案说明字辈推行实施的困难；在《对方言文化的忧虑》中，柳育龙先生表达了对关中方言渐渐消失的忧虑；在《故乡，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一文中，详细说明了该书中为何刻意描述柳公权的墓地位置，又进一步阐明了柳家村与柳庄的关系。下篇中还详细介绍了寻根指南、寻根基地以及家谱中的常识性问题，这对寻根谒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家谱与寻根》是柳姓修谱和寻根谒祖的指南，对于柳姓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其他姓氏而言，也极具参考价值。 一部家谱，一个姓氏，细细品味，那一抹浓浓族史，走远，又归来。 从懵懂起，至暮年归，不禁想轻轻的问一句，归属地是否安好。 家和则族兴，族兴则国昌；盛世修谱，文化传承；时光不老，寻根谒祖；略述浅薄，以抛砖引玉。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 ◆◆王忠田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①家谱的历史渊源可以看出其最原始的功能就是明辨祖宗世系传承。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人们有着把自己祖宗的事迹记录下来传给后人的习惯，这就是谱，只要有了谱书，凡与族人有关的人和事，谱上都有记载。②一部完整的家谱，都记载着姓氏渊源、始祖源流、支派迁徙、世系繁衍、人口变迁等最基本的内容。通过修谱、建谱来追根溯源，寻祖问宗，也使自己和家人受到一次很好的祖系传承的亲情教育。如果没有家谱，别说后辈不明祖宗，可说三代之后便无人知晓我辈。③家谱，引领同姓宗亲寻根问祖，是子孙的根系所在。家谱是每个家族文化之DNA的传承，也是中华文明的承载。④家谱不仅是寻根问祖的重要依据，而且具有道德教化的作用。所谓“尊谱施教”，一部家谱，就是一本教科书，它对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子孙后代的影响将会世代传承。⑤传承文化家谱的重要的意义在于文化传承。当代家谱可以作为传统文化展示，可以重温先祖的优秀文化。⑥族谱记述着中华民族由宗族团结，扩充到国家民族的大团结。

对姓氏的研究已形成一门学科。它与人口普查、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人事现代化科学管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姓氏学受到各方面的重视。现代欧美各国的姓氏，大多来源于中世纪，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帝国。早在五千多年以前，中国就已经形成姓氏，并逐渐发展扩大，世世代代延续。中国第一部解说方块文字原始形体及字源的文字学专著是《说文解字》。此书作者许慎（约公元58-147年）解释：“姓，人所生也。……因生以为姓，从姓生。”这就是说，人是母亲生的，故姓字为女旁。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制时期。姓是作为区分氏族的特定标志符号。中国的许多古代姓氏都是女字旁，这说明我们祖先曾经经历过母系氏族社会。各姓氏互相通婚，同姓氏族内禁婚，子女归母亲一方，以母亲为姓。姓的出现是原始人类逐步摆脱蒙昧状态的一个标志。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母系氏族制度过渡到父系氏族制度，姓改为从父，氏反为女子家族之用。后来，氏族制度逐渐被阶级社会制度所替代，赐土以命氏的治理国家的方法、手段便产生了。氏的出现是人类历史的脚步在迈进阶级社会。姓和氏，是人类进步的两个阶段，是文明的产物。后来，在春秋战国时期，姓与氏合一，不再区分，表明姓与氏都是姓，表明个人及其家族的符号。这就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姓氏含义。秦朝以前，姓和氏是含意不同、各有所指的两个单音词。姓字的古形字是“人”和“生”组成的，意为人所生，因生而为姓。秦国刻石《诅楚文》中，始见姓字为“女”字和“生”字的组合字，这一字形最终被汉代人许慎定形，成为会意字。氏字的出现，早在甲骨文中就有。清代文字学家朱骏声在其名著《说文通训定声》中，释“氏”字本意为木本，是植物之根，为象形字，后来被转注为姓氏的氏，取木之根本之意。夏商周三代，姓的社会职能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的称号，而氏则是从姓中派生出来的分支。《通鉴外纪》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姓起源较早，形成后也较为稳定；氏起源较晚并不断发生变化。《国语·周语》载：“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不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享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为氏。”总之，姓为氏之本，氏由姓所出。商周以前，姓用以区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说。氏用以区别贵贱，贵者有氏，而贫贱者有名无氏。氏同而姓不同，婚姻可通；同姓不可通婚。西汉时期，姓和氏的区别分野已经微乎其微。司马迁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混为一谈，成为不可分割的同一属姓了。所以，清初学者顾炎武在《田知录》中说：“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是也。”姓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若干民族组成一个原始部落，部落内各氏族又独立存在，同时，各氏族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婚姻联系，姓就作为识别和区分氏族的特定标记符号应运而生。中国最早的姓都带有“女”字，如姬、姜、妫、姒等，可以推断早在母系氏族时期，姓已经形成，是由母权制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所决定的，其作用就是便于通婚与鉴别子孙后代的归属。同姓内部禁止婚配，异姓氏族中国姓氏文化之间可以通婚，子女归母亲一方，以母姓为姓。氏最早在原始社会晚期形成。黄帝时已有“胙土命氏”。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和阶级社会、国家制度的形成，出现了赏赐封赠土地以命氏的习惯。继而，氏之源起，形成滥觞，出现以各种形式得氏的现象。至此，姓和民本意的属性分野，实质上已不太明显。